《尚書·說命中》裡有雲"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 '"孔傳曰：“言知之易， 行之難”。
當儒學被“孔孟之道”代稱時， 竊一直認為孔子名滿天下，
做孔子易， 做孟子難!孔家與孟家， 誰沾誰的光?
當年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 “入太廟每事問”， “述而不作”， 為人和藹可親， 彬彬有禮， 父親是“鄒邑(今天鄒城前身)大夫”的光環， 弟子三千， 名滿魯國及當世;而孟子， 自小沒有父親， 是母親紡織為業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 被稱頌後世的“孟母三遷”其實是童年顛沛流離的美化。
孔子當世， 儘管禮崩樂壞， 但他“述而不作”， 是有周代的“官學”教材供他刪改， 比如把千餘篇的《詩》修減到305篇， 比如把魯國的史書改成有鮮明觀點的《春秋》， 魯國保留了西周最全的“禮樂”，
孟子當世， 已經是戰國， 各國已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治理模式， 楊墨之言已經“盈(贏)天下”， 這時記載孔子言行的標本《論語》還沒成書， 鄒國還是魯國的附庸國， 再收弟子教學也蓋不過孔子的高大。
再看後世， 在漢代孔子就被尊為“先師”， 後來孔子被尊為聖人時， 顏回也被尊為“亞聖”。 直到唐代孟子也是“諸子”之一。 孟子有什麼優秀的地方還沒被後世挖掘到。
算啦， 還是要從評價一個人的幾個方面來鑒別做誰更難吧。
中國歷史上評價一個人物， 往往從這樣幾個方面比較：做人、做事、成效、後果。
做人， 是圓通還是敢作敢為， 是八面玲瓏還是敢立潮頭。
孔子做人， 先以周公為準繩， 知道規矩之道， 尤其是知道什麼可為，
所以， 到今天， 孔子給我們普通人的感覺是“和藹可親彬彬有禮”， 孟子卻是“錚錚鐵骨浩然正氣”!
做事 ， 就從他倆都從事過的教學說吧， 孔子講求的是“因材施教、有教無類”， 實際就是素質教育的前身：見賢思齊焉， 見不賢內省也”(強調榜樣的作用);“以友輔仁”(強調社會關係的重要性);“不遷怒不貳過”(強調受教育者端正態度的重要性， 不要遷怒他人， 知錯能改);“訥于言而敏於行”(強調嚴於律己)。
孟子的教育境界就大大的不同了：要求當政者要身體力行，
忽然想起《北周書·盧誕傳》裡說“經師易求， 人師難得”的故事， 孔子是在理順六經方面成為經師，
可以這樣說， 終其一生， 弟子三千， 孔子教育的對象大多是平民百姓， 他的弟子大都是在他的教育下逐步成為春秋各個諸侯國的棟樑而逐步踐行他的社會治理理念， 而孟子， 在與各個學生探討社會治理理念時， 更是敢於與諸侯當權者進行對話， “予豈好辯在哉?予不得已也”。 孔子重禮， 講禮就要講謙讓。 所以孔子之與人相處， 親切和藹， 尊老者， 撫幼小， 對學生是循循善誘， 即使對待不同意見或者有所厭惡的人， 也往往委婉表達，不作直面交鋒。孟子論辯之時，氣勢淩厲，咄咄逼人，並不避諱語言的尖銳，鋒芒畢露，相當地張揚。一個“嫂溺不援”的故事，就充分說明了這點：孔子曾言：“非禮無視，非禮無聽，非禮無言，非禮無動。”而對於儒學的禮制，淳於髡顯然有不同的看法，就故意設置一個嫂嫂溺水、小叔子怎麼辦的事例來作挑釁。他先不說出難題，卻先以問題使孟子確認男女授受不親是儒家禮制，然後再提出難題：此時救吧，小叔子違禮;不救吧，嫂嫂喪命;而當小叔子伸手之際，嫂嫂接還是不接呢?同樣還是一個難題。淳於髡的難題設置得很高明，提問的方式則是先鞏固陣地，要讓孟子自己樹好靶，卻無法去攻靶，左右為難。
但是，孟子的回答毫不含糊，明確地說明要救生命，清晰地表明禮一定要遵行，但是不廢權變，禮與生命不是同一層面的問題，因此，當生命與禮制發生衝突之際，生命是第一位的。面對挑釁，如果是孔子，恐怕會用溫和的態度與平緩的語言將道理說清楚，如此而已;可是孟子就不是這樣，他在說明事理時，將“嫂溺不援”者斥之為“豺狼”，意思是：人之善也，如何有此歹毒之意!這樣的設想，不僅不當問，想都不當想;人而有這種想法，就無異於禽獸。
那麼，儒學被稱為“孔孟之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漢代所謂的“獨尊儒術”，其實是把周公作為“先聖”孔子作為“先師”禮奉的。後來把孔子作為先聖時，以孔子時代的六經為主，後來到對經學一味的訓詁、闡釋，缺乏對文化創新的漢代經學，無論如何繁榮都已經撐不起漢代的文化脊樑，魏晉時期佛教的衝擊，有文化使命的學者們把儒學、道學等中國原有的思想，結合佛教的有益成分，探求思索，開創了“魏晉玄學”的輝煌，但是魏晉玄學無論如何都無法成為社會治理的主流思想。加上六朝佛教的氾濫，以六經為主的中國本土學問，無法在新時期的社會治理(文治)擔當中承擔有效職能，唐代韓愈以自己的影響力，發起古文運動，從孟子的學問中發現了道統，更在《孟子》裡找到了對沖佛教衝擊的“心”理學問，在《送王秀才序》中,他說:“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漢代儒學建立的以綱常禮教外在力量制約人們行為的倫理政治體系,至唐後期在戰亂和異端思想的雙重打擊下,已趨於解體。所以,韓愈稍前和同時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如楊綰、權德輿、陸贄等人,已開始從較重視個體內在修養的儒家經典中,尋求重構儒學政治體系的可能性,於是《孟子》、《中庸》、《大學》逐漸為人重視。《原道》中引用《大學》“修齊治平”的學說,以駁斥佛老為修養心性而置國家社會於不顧的悖理,也同樣表現了儒學的這種動向。所以陳寅恪先生說《原道》中這段文字是“吾國文化史上最有關係之文字”,因為它把“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既儘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將外在社會政治結構的基礎建立在個體心性自覺的基礎之上,這正是宋代儒學的發展方向。(《韓愈，尊崇孟子第一人》飛哥的博客)
社會治亂的根本在於人心。因此，要從根本上達到社會的治理，就應當從人心的治理入手，孔子尋求周公之夢，尋找到的只是禮儀之道，孟子卻“開來學”，從“人心向善”入手，開創了後世之“人心向背”之道!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任人解釋時，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誰能亂解附會?
故而，在孔子為大旗的文化正統外衣下，孟子的思想撐起了儒家的脊樑。
到了宋代，孔子後人，做了兗州知府的孔子45代孔道輔，感恩孟子思想對孔子世家的支撐，遍尋孟子遺跡後人，曾有“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之說。孔道輔知兗州，借機訪求孟子墓於四基山之陽,並“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醜、萬章之徒配”。訪墓立廟。
是為孔孟一家的聯誼之始。
因此，我認為，真正的“孔孟之道”的融合昇華，應該是：
做人，平治天下，就該有孟子的“內聖”之道：“浩然正氣、舍我其誰”，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做事，待人接物，應該持有孔子的“彬彬有禮、溫良恭儉讓”的“外王”之道。
孔子，讓我們做個好人;孟子，讓我們做個男人!
孔子說，學而時習之，我們能夠做得到;
孟子說，人皆可為堯舜，我們，幾人做到了?
非常期待，今後孔孟不再並稱，省的在一些人討伐文化之弊之際，針砭時儒，動輒孔孟，孟子無辜陪綁。
作者簡介：
馮彬，“鄒魯文明”文化概念首倡者，鄒魯聖地孔孟故里人，1982年畢業于濟甯師專中文系，山東省尼山書院首批講師，濟甯市鄉村儒學講師。
也往往委婉表達，不作直面交鋒。孟子論辯之時，氣勢淩厲，咄咄逼人，並不避諱語言的尖銳，鋒芒畢露，相當地張揚。一個“嫂溺不援”的故事，就充分說明了這點：孔子曾言：“非禮無視，非禮無聽，非禮無言，非禮無動。”而對於儒學的禮制，淳於髡顯然有不同的看法，就故意設置一個嫂嫂溺水、小叔子怎麼辦的事例來作挑釁。他先不說出難題，卻先以問題使孟子確認男女授受不親是儒家禮制，然後再提出難題：此時救吧，小叔子違禮;不救吧，嫂嫂喪命;而當小叔子伸手之際，嫂嫂接還是不接呢?同樣還是一個難題。淳於髡的難題設置得很高明，提問的方式則是先鞏固陣地，要讓孟子自己樹好靶，卻無法去攻靶，左右為難。但是，孟子的回答毫不含糊，明確地說明要救生命，清晰地表明禮一定要遵行，但是不廢權變，禮與生命不是同一層面的問題，因此，當生命與禮制發生衝突之際，生命是第一位的。面對挑釁，如果是孔子，恐怕會用溫和的態度與平緩的語言將道理說清楚，如此而已;可是孟子就不是這樣，他在說明事理時，將“嫂溺不援”者斥之為“豺狼”，意思是：人之善也，如何有此歹毒之意!這樣的設想，不僅不當問，想都不當想;人而有這種想法，就無異於禽獸。
那麼，儒學被稱為“孔孟之道”，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漢代所謂的“獨尊儒術”，其實是把周公作為“先聖”孔子作為“先師”禮奉的。後來把孔子作為先聖時，以孔子時代的六經為主，後來到對經學一味的訓詁、闡釋，缺乏對文化創新的漢代經學，無論如何繁榮都已經撐不起漢代的文化脊樑，魏晉時期佛教的衝擊，有文化使命的學者們把儒學、道學等中國原有的思想，結合佛教的有益成分，探求思索，開創了“魏晉玄學”的輝煌，但是魏晉玄學無論如何都無法成為社會治理的主流思想。加上六朝佛教的氾濫，以六經為主的中國本土學問，無法在新時期的社會治理(文治)擔當中承擔有效職能，唐代韓愈以自己的影響力，發起古文運動，從孟子的學問中發現了道統，更在《孟子》裡找到了對沖佛教衝擊的“心”理學問，在《送王秀才序》中,他說:“自孔子沒,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漢代儒學建立的以綱常禮教外在力量制約人們行為的倫理政治體系,至唐後期在戰亂和異端思想的雙重打擊下,已趨於解體。所以,韓愈稍前和同時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如楊綰、權德輿、陸贄等人,已開始從較重視個體內在修養的儒家經典中,尋求重構儒學政治體系的可能性,於是《孟子》、《中庸》、《大學》逐漸為人重視。《原道》中引用《大學》“修齊治平”的學說,以駁斥佛老為修養心性而置國家社會於不顧的悖理,也同樣表現了儒學的這種動向。所以陳寅恪先生說《原道》中這段文字是“吾國文化史上最有關係之文字”,因為它把“抽象之心性與具體之政治社會組織可以融會無礙,既儘量談心說性,兼能濟世安民”。將外在社會政治結構的基礎建立在個體心性自覺的基礎之上,這正是宋代儒學的發展方向。(《韓愈，尊崇孟子第一人》飛哥的博客)
社會治亂的根本在於人心。因此，要從根本上達到社會的治理，就應當從人心的治理入手，孔子尋求周公之夢，尋找到的只是禮儀之道，孟子卻“開來學”，從“人心向善”入手，開創了後世之“人心向背”之道!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任人解釋時，孟子的“民為貴，君為輕”，誰能亂解附會?
故而，在孔子為大旗的文化正統外衣下，孟子的思想撐起了儒家的脊樑。
到了宋代，孔子後人，做了兗州知府的孔子45代孔道輔，感恩孟子思想對孔子世家的支撐，遍尋孟子遺跡後人，曾有“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之說。孔道輔知兗州，借機訪求孟子墓於四基山之陽,並“命去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醜、萬章之徒配”。訪墓立廟。
是為孔孟一家的聯誼之始。
因此，我認為，真正的“孔孟之道”的融合昇華，應該是：
做人，平治天下，就該有孟子的“內聖”之道：“浩然正氣、舍我其誰”，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做事，待人接物，應該持有孔子的“彬彬有禮、溫良恭儉讓”的“外王”之道。
孔子，讓我們做個好人;孟子，讓我們做個男人!
孔子說，學而時習之，我們能夠做得到;
孟子說，人皆可為堯舜，我們，幾人做到了?
非常期待，今後孔孟不再並稱，省的在一些人討伐文化之弊之際，針砭時儒，動輒孔孟，孟子無辜陪綁。
作者簡介：
馮彬，“鄒魯文明”文化概念首倡者，鄒魯聖地孔孟故里人，1982年畢業于濟甯師專中文系，山東省尼山書院首批講師，濟甯市鄉村儒學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