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財經》記者 王延春/文
2017-03-14
美國前財長保爾森應邀出席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7年會， 在論壇召開前夕， 保爾森受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邀請分享了他關於中國改革的看法。
作為華爾街投行高盛的前掌門人、美國前財政部長， 保爾森基金會主席亨利•保爾森多年來與中國交往頻繁。 他所撰寫的《與中國打交道》一書， 在中美政商兩界都十分暢銷， 那些渴望深入瞭解對方的人， 將此書視為神會交往“門道”的秘笈。 這本書通俗幽默， 讀來引人入勝， 保爾森憑藉豐富的政商經歷， 在書中描述了諸多鮮為人知的故事。
這位先後訪華100多次、與中國打交道近27年的大個子， 在中國政商兩界積累了深厚人脈， 就像亨利•基辛格一樣， 與中國各方面淵源頗深。 多年來， 他斡旋於中美之間， 還熱衷中國的環境治理、濕地保護和國家公園制度的推動等。
他曾以旁觀者的姿態多次提出，
在保爾森看來， 只有對阻滯中國經濟活力的國有企業進行更徹底的改革， 包括允許部分國企倒閉， 中國經濟將爆發出內生的增長動力。
忙碌工作之餘， 他還是一位和善的觀鳥者和環境保護者。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 保爾森和美國大自然保護協會一起在中國開展環境保護活動， 他曾和妻子、女兒一道深入中國雲南等偏遠山區考察，
《財經》：在《與中國打交道》一書中， 你描述了很多交往細節， 你怎麼看中國經濟下一步的發展方向？
亨利•保爾森：首先， 中國已開始採取行動， 努力推動11萬億美元之巨的龐大經濟體繼續增長， 從投資和出口驅動的模式轉變為基於服務和消費的模式。 這是一項歷史性的任務， 絕非輕而易舉之事， 在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時候更是難上加難。
習近平主席對市場在經濟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承諾令人備受鼓舞。 如果能夠全面落實， 那麼市場化的競爭和定價就會推動經濟轉型， 並驅動經濟更加健康和理性地增長， 這才是長期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我與中國領導人和企業交往已久，
《財經》：今年中國“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要以提高核心競爭力和資源配置效率為目標， 推進一系列改革。 你對中國下一步經濟改革有什麼建議？
亨利•保爾森：中國迫切需要推進全面和徹底的結構性改革。 在我看來， 中國面臨的短期、中期及長期挑戰都是切實而嚴峻的：在短期， 政府面臨資本外流和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挑戰。
中期來看， 中國的高負債水準是不可持續的， 會為企業和經濟帶來重大風險。 我認為企業債， 某種程度上還有地方債， 是中國的財政可持續性和可持續增長的最大挑戰之一。 而長期的挑戰在於， 中國必須找到新的增長引擎並進行結構調整， 向之前提到的新模式轉型。
解決短期、中期和長期挑戰的方案基本上是一樣的：採取切實措施推動改革。 這樣做， 不但能在近期提振市場信心， 還能推動中國在長期走向新的增長模式。 換言之， 中國必須加大改革力度並加快改革速度。
《財經》：從外部來看，中國的經濟改革還可以採取那些策略？
亨利•保爾森：首要的一點是，那些業績不佳、低效的國有企業必須認真進行改革。另外，要大幅度削減鋼鐵、煤炭等行業的過剩產能。應該允許一部分國有企業倒閉，而不是通過慣用的企業合併，來解決虧損國企的問題。
國企改革不容易，但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體現政府對國際國內市場擔憂因素的積極回應，另一方面可以推動長遠來看十分必要的結構性改革。習主席最近關於僵屍企業改革的舉措令我備受鼓舞。我認真閱讀了他在近期中央領導小組會議上的講話，習主席號召各部門齊心協力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經濟還存在許多類似的艱難挑戰。
《財經》：中美正在進入新的政治經濟環境。過去幾年，中國赴美投資攀升，中美兩國之間的資本流動已經規模驚人，在美投資創造了當地的就業崗位和成長資本。但是特朗普總統曾不止一次控訴中國“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並主張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征45%的關稅。你怎麼看中美未來的雙邊投資和貿易關係？
亨利•保爾森：面對變化的經濟和政治局勢，顯然要及時做出調整。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其市場對來自其他國家的出口商品是高度開放的，但在中國市場上，美國最具競爭力的一些出口產品受到的限制還是太多了。我們沒有看到中國市場對美國商品的全面開放，尤其是沒有看到中國改革議程描述的、我們期待的對美國企業的開放。特朗普政府在貿易領域最為看重的是保障公平競爭。
儘管市場環境的變化使得一些美國企業放慢了對華投資的腳步但仍有許多美國公司十分願意在華投資，只是無法付諸實施。因為美國市場對中國企業開放的某些領域，在中國市場並不對美國企業開放，儘管去年中國對美國的投資是淨增長，而且創了歷史新高，但這種情況仍然加劇了雙方政治上的緊張局勢。
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審視其投資審核政策，相關立法的修訂議案即將提交國會討論。我希望政策調整是寬泛的，而不是僅僅針對中國。如果中國能夠努力拓寬開放領域，那麼很顯然，這種討論的範圍和性質就會有所收斂，目前的局勢是，美國對於提高其投資政策“互惠性”的呼聲日益高漲。我個人非常支持在公平基礎上通過真正的競爭來促進貿易與投資。這也是我作為美國財政部長和保爾森基金會主席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之一——我致力於促進投資，鼓勵通過基金會的案例研究汲取經驗教訓，並始終支持雙方努力達成雙邊投資協定。
中方要採取行動，彰顯進一步開放、提升競爭力的決心。中共十九大之後，我希望中國能夠朝著習近平主席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目標繼續前進，讓市場在經濟和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推動政府治理的現代化，我也希望他運用不斷提升的影響力，推動更為持久的市場化經濟改革。
《財經》：很多人擔心，能否更好地維護中美貿易關係？
亨利•保爾森：要採取實質性的措施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讓國外企業和國內民營企業能夠參與競爭。這樣才能讓美國人相信，中美關係是以真實、有意義的競爭為基礎的，而不是建立在政府命令的基礎上。開放市場還會使中國企業變得更加強大，因為他們將在市場上接受競爭的洗禮，並與最優秀的全球性企業一較高下。假以時日，這種競爭必將增強它們的實力，讓它們在國際舞臺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目前，中美關係面臨著新的壓力和考驗，我們不能讓兩國關係退化為一種彼此消耗和傷害的競爭關係。否則對兩國及全世界都有害無益。如果我們能夠通過多樣化的貿易關係和更加豐富的投資機遇等，來強化雙方的經濟關係，那必將大有裨益。
《財經 》：你同中國打交道26年多，非常瞭解中國國情。如何看待新階段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和潛力，雙方有哪些新的著力點？中國政府應該如何和特朗普政府打交道？
亨利•保爾森：中美關係始終面臨壓力，在今後一個時期，這種壓力將更加沉重。目前我們應該謹慎從事，認真考慮一下穩定、建設性的雙邊關係為何對兩國都有利。我說過，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儘管兩國在戰略上和經濟上是競爭對手，但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雙方仍必須尋找到合適的途徑來合作應對恐怖主義等全球性的安全挑戰，同時，還必須與各合作夥伴共同努力，支撐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美國商界一直支持發展建設性的中美關係，但時至今日，許多美國企業都認為外商在華的經營環境有所變化。政府加強了管制，增強了監督，對許多領域給予保護，而且針對商業企業，包括美國的商業企業，出臺了一些新的法律法規，這將影響到美國企業的經營和發展機遇。讓美國企業受害尤其深重的是智慧財產權網路盜版問題。這削弱了美國企業對中美關係的支持，降低了它們與中國合作的意願。
歷史上，商界合作一直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幫助我們度過了不少艱難歲月。中美兩國應共同努力，促進商界合作。
《財經》：你認為中美經濟關係可以在哪些領域拓展和深化？
亨利•保爾森：未來前景可期的商業合作領域是，探索能夠改善資源利用效率的經濟增長新動力。保爾森基金會合作發起的的可持續城鎮化CEO理事會由來自中美兩國頂尖企業的19位首席執行官組成，旨在探索能夠提高資源效率的智慧型城鎮化發展方案。我們希望，理事會成員企業正在合作開展一些項目能夠成為樣板，在中國各地推廣。
中美兩國非常有必要合作創建新的國際融資機制，動員私人資本投資能夠提高資源效率的專案和實踐，以推動經濟增長，這也是巨大的機遇之所在。保爾森基金會正在與中國人民銀行合作，為建設綠色專案融資市場制定發展路線圖。同時，基金會還以非商業顧問機構的身份，參與發起了“中美建築節能與綠色發展基金”，探索政府與私營資本合作模式。
儘管全球經濟向低碳模式轉型需要巨額資金支援，但我們別無選擇，也無法承擔不轉型的後果。這方面的需求非常巨大。據測算，十三五期間中國要為此投入1.6萬億美元，但政府表示只能承擔10%。中美兩國——從企業界到政府——可以合作助力綠色發展。
《財經》：你離開美國財政部後，創立了保爾森基金會，致力於“推動中美兩國的可持續增長”。你認為中美雙方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應如何加強溝通和協調？過去多年美國與中國的交流策略有何變化？
亨利•保爾森：我一直認為，中美兩國要保持定期、坦率的高級別對話，以避免誤會和錯誤的行動。另外，以我20年來的經驗，我認為發展私人關係也有助於解決複雜的問題。我在美國財政部時，我們啟動了戰略經濟對話，為一些緊迫的經濟問題尋求長期的解決方案。離開財政部後，我創立了保爾森基金會，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我們致力於推動私營部門的專案合作，為繼續開展這類對話搭建平臺。
過去幾年，兩國經濟不斷發展，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保持定期溝通也變得越發重要。我相信美國新一屆政府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並將繼續與中方保持某種高級別的雙邊對話。
《財經》：忙碌工作之餘，聽說你還是一位觀鳥者和環境保護者，如何看中國的霧霾天，為了保護環境，經濟增速和繁榮是不是應該放慢腳步？
亨利•保爾森：我終生支援生態保護事業，同時也堅信市場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我認為兩者並不矛盾。我相信，要想實現真正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必須有一個健康的環境。當然，我也認識到，中國在短期內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這種挑戰尤其嚴峻：如何在向著更環保、更可持續的發展模式轉變的同時，保持經濟增長。
這需要中國馬上採取必要的措施，從長遠角度保障人民健康、保護環境，促進經濟良性增長。向低碳經濟的轉型將帶來新的、清潔的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可能會遭到一些損失，但如果我們今天不採取行動，未來就將面臨更嚴重的經濟、政治和環境破壞惡果。
中國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不會一帆風順，但這是向服務和消費驅動模式轉型的必要內容。中國領導人曾表示，過去幾十年那種依靠國家投資和出口實現的高速增長，長期看來已經不可持續，無論是從經濟角度還是環境角度來看都是如此。政府能夠承諾經濟轉型，努力形成一種使經濟增長與自然資本保護更加平衡的經濟模式，這是令人鼓舞的，希望這一承諾儘快落到實處。
以上內容選自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與媒體《財經》雜誌聯手，於2017年推出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論壇2017年會會前刊》內文。
《財經》：從外部來看，中國的經濟改革還可以採取那些策略？
亨利•保爾森：首要的一點是，那些業績不佳、低效的國有企業必須認真進行改革。另外，要大幅度削減鋼鐵、煤炭等行業的過剩產能。應該允許一部分國有企業倒閉，而不是通過慣用的企業合併，來解決虧損國企的問題。
國企改革不容易，但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體現政府對國際國內市場擔憂因素的積極回應，另一方面可以推動長遠來看十分必要的結構性改革。習主席最近關於僵屍企業改革的舉措令我備受鼓舞。我認真閱讀了他在近期中央領導小組會議上的講話，習主席號召各部門齊心協力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經濟還存在許多類似的艱難挑戰。
《財經》：中美正在進入新的政治經濟環境。過去幾年，中國赴美投資攀升，中美兩國之間的資本流動已經規模驚人，在美投資創造了當地的就業崗位和成長資本。但是特朗普總統曾不止一次控訴中國“偷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並主張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征45%的關稅。你怎麼看中美未來的雙邊投資和貿易關係？
亨利•保爾森：面對變化的經濟和政治局勢，顯然要及時做出調整。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其市場對來自其他國家的出口商品是高度開放的，但在中國市場上，美國最具競爭力的一些出口產品受到的限制還是太多了。我們沒有看到中國市場對美國商品的全面開放，尤其是沒有看到中國改革議程描述的、我們期待的對美國企業的開放。特朗普政府在貿易領域最為看重的是保障公平競爭。
儘管市場環境的變化使得一些美國企業放慢了對華投資的腳步但仍有許多美國公司十分願意在華投資，只是無法付諸實施。因為美國市場對中國企業開放的某些領域，在中國市場並不對美國企業開放，儘管去年中國對美國的投資是淨增長，而且創了歷史新高，但這種情況仍然加劇了雙方政治上的緊張局勢。
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審視其投資審核政策，相關立法的修訂議案即將提交國會討論。我希望政策調整是寬泛的，而不是僅僅針對中國。如果中國能夠努力拓寬開放領域，那麼很顯然，這種討論的範圍和性質就會有所收斂，目前的局勢是，美國對於提高其投資政策“互惠性”的呼聲日益高漲。我個人非常支持在公平基礎上通過真正的競爭來促進貿易與投資。這也是我作為美國財政部長和保爾森基金會主席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之一——我致力於促進投資，鼓勵通過基金會的案例研究汲取經驗教訓，並始終支持雙方努力達成雙邊投資協定。
中方要採取行動，彰顯進一步開放、提升競爭力的決心。中共十九大之後，我希望中國能夠朝著習近平主席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目標繼續前進，讓市場在經濟和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推動政府治理的現代化，我也希望他運用不斷提升的影響力，推動更為持久的市場化經濟改革。
《財經》：很多人擔心，能否更好地維護中美貿易關係？
亨利•保爾森：要採取實質性的措施進一步開放中國市場，讓國外企業和國內民營企業能夠參與競爭。這樣才能讓美國人相信，中美關係是以真實、有意義的競爭為基礎的，而不是建立在政府命令的基礎上。開放市場還會使中國企業變得更加強大，因為他們將在市場上接受競爭的洗禮，並與最優秀的全球性企業一較高下。假以時日，這種競爭必將增強它們的實力，讓它們在國際舞臺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目前，中美關係面臨著新的壓力和考驗，我們不能讓兩國關係退化為一種彼此消耗和傷害的競爭關係。否則對兩國及全世界都有害無益。如果我們能夠通過多樣化的貿易關係和更加豐富的投資機遇等，來強化雙方的經濟關係，那必將大有裨益。
《財經 》：你同中國打交道26年多，非常瞭解中國國情。如何看待新階段中美合作的重要性和潛力，雙方有哪些新的著力點？中國政府應該如何和特朗普政府打交道？
亨利•保爾森：中美關係始終面臨壓力，在今後一個時期，這種壓力將更加沉重。目前我們應該謹慎從事，認真考慮一下穩定、建設性的雙邊關係為何對兩國都有利。我說過，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儘管兩國在戰略上和經濟上是競爭對手，但作為全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雙方仍必須尋找到合適的途徑來合作應對恐怖主義等全球性的安全挑戰，同時，還必須與各合作夥伴共同努力，支撐全球經濟的持續增長。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美國商界一直支持發展建設性的中美關係，但時至今日，許多美國企業都認為外商在華的經營環境有所變化。政府加強了管制，增強了監督，對許多領域給予保護，而且針對商業企業，包括美國的商業企業，出臺了一些新的法律法規，這將影響到美國企業的經營和發展機遇。讓美國企業受害尤其深重的是智慧財產權網路盜版問題。這削弱了美國企業對中美關係的支持，降低了它們與中國合作的意願。
歷史上，商界合作一直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幫助我們度過了不少艱難歲月。中美兩國應共同努力，促進商界合作。
《財經》：你認為中美經濟關係可以在哪些領域拓展和深化？
亨利•保爾森：未來前景可期的商業合作領域是，探索能夠改善資源利用效率的經濟增長新動力。保爾森基金會合作發起的的可持續城鎮化CEO理事會由來自中美兩國頂尖企業的19位首席執行官組成，旨在探索能夠提高資源效率的智慧型城鎮化發展方案。我們希望，理事會成員企業正在合作開展一些項目能夠成為樣板，在中國各地推廣。
中美兩國非常有必要合作創建新的國際融資機制，動員私人資本投資能夠提高資源效率的專案和實踐，以推動經濟增長，這也是巨大的機遇之所在。保爾森基金會正在與中國人民銀行合作，為建設綠色專案融資市場制定發展路線圖。同時，基金會還以非商業顧問機構的身份，參與發起了“中美建築節能與綠色發展基金”，探索政府與私營資本合作模式。
儘管全球經濟向低碳模式轉型需要巨額資金支援，但我們別無選擇，也無法承擔不轉型的後果。這方面的需求非常巨大。據測算，十三五期間中國要為此投入1.6萬億美元，但政府表示只能承擔10%。中美兩國——從企業界到政府——可以合作助力綠色發展。
《財經》：你離開美國財政部後，創立了保爾森基金會，致力於“推動中美兩國的可持續增長”。你認為中美雙方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應如何加強溝通和協調？過去多年美國與中國的交流策略有何變化？
亨利•保爾森：我一直認為，中美兩國要保持定期、坦率的高級別對話，以避免誤會和錯誤的行動。另外，以我20年來的經驗，我認為發展私人關係也有助於解決複雜的問題。我在美國財政部時，我們啟動了戰略經濟對話，為一些緊迫的經濟問題尋求長期的解決方案。離開財政部後，我創立了保爾森基金會，作為一個非營利組織，我們致力於推動私營部門的專案合作，為繼續開展這類對話搭建平臺。
過去幾年，兩國經濟不斷發展，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保持定期溝通也變得越發重要。我相信美國新一屆政府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並將繼續與中方保持某種高級別的雙邊對話。
《財經》：忙碌工作之餘，聽說你還是一位觀鳥者和環境保護者，如何看中國的霧霾天，為了保護環境，經濟增速和繁榮是不是應該放慢腳步？
亨利•保爾森：我終生支援生態保護事業，同時也堅信市場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性。我認為兩者並不矛盾。我相信，要想實現真正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必須有一個健康的環境。當然，我也認識到，中國在短期內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這種挑戰尤其嚴峻：如何在向著更環保、更可持續的發展模式轉變的同時，保持經濟增長。
這需要中國馬上採取必要的措施，從長遠角度保障人民健康、保護環境，促進經濟良性增長。向低碳經濟的轉型將帶來新的、清潔的經濟增長，經濟發展可能會遭到一些損失，但如果我們今天不採取行動，未來就將面臨更嚴重的經濟、政治和環境破壞惡果。
中國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過程不會一帆風順，但這是向服務和消費驅動模式轉型的必要內容。中國領導人曾表示，過去幾十年那種依靠國家投資和出口實現的高速增長，長期看來已經不可持續，無論是從經濟角度還是環境角度來看都是如此。政府能夠承諾經濟轉型，努力形成一種使經濟增長與自然資本保護更加平衡的經濟模式，這是令人鼓舞的，希望這一承諾儘快落到實處。
以上內容選自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與媒體《財經》雜誌聯手，於2017年推出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論壇2017年會會前刊》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