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日， 上海浦山新金融發展基金會（PSF）與中國世界經濟學會（CSWE）在上海聯合舉辦了浦山基金會首屆年會暨“浦山獎”頒獎大會， 並召開了“十年展望：未來的世界經濟政治新格局”和“十年展望：未來的對外開放形勢與對策”兩場主題研討會。 與會嘉賓認為， 全球經濟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復蘇緩慢， 人口老齡化和和生產率增速放緩為全球經濟帶來了壓力。 隨著特朗普成為新一屆美國總統， 全球面臨的不確定性加大。
就內部而言， 中國不合理的收支結構和海外資產負債結構將會帶來新挑戰， 中國應該增加匯率的靈活性並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
全球經濟處於低位， 不確定性上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全球經濟低位運行。 危機後全球GDP增長持續下滑， 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僅為3.1%。 未來世界經濟的潛在增長率由投資、勞動力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潛在增長率決定。 全球投資的潛在增長速度在放慢， 資本投資急劇下跌；勞動力潛在增長率因為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在下跌；全球勞動生產率水準在過去十年也在下降。 所以在未來幾年裡， 全球經濟很可能仍將維持低位。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成為2016年最大的“黑天鵝”事件， 這將對全球經濟帶來難以預測的影響。 特朗普的大規模基建投資、減稅等經濟政策以及其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改變了市場預期， 成為推動全球經濟金融改變的重要拐點。 美國加息後與日本和歐洲在貨幣政策上開始分化。 美國逐漸退出量化寬鬆， 未來將會更多地依靠財政政策， 這些都會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
未來10年， 全球經濟將發生根本性的結構變化並迎來一系列拐點， 全球經濟金融將面臨再次調整， 全球治理問題需要引起重視。 儘管出現反全球化的聲音， 但是未來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依然會提升。 全球化的利益如何在不同國家之間進行分配，
中國國際收支結構不合理， 應增加匯率靈活性
中國國際收支結構與一般國家非常不同， 曾長期呈現出雙順差和外匯儲備日益積累的特徵。 具體來看， 中國國際收支結構存在五大問題：第一， 中國在人均收入400美元的時候就是淨資本輸出國， 保持大量的貿易順差。 第二， 作為世界第三大引資國， 所出售的股權被轉化為美元債權， 而不是轉化為進口。 第三， 中國儲備資產的價值面臨美元下跌的威脅。 第四， 中國的淨資產收益率是負的。 第五， 資本淨輸出並未轉化為海外淨資產， 儘管依然保持經常項目順差， 但海外淨資產卻沒有增加。
近幾年中國的投資收益為負， 甚至最大值達到-600多億美元。 這是因為中國的海外負債主要是FDI， 但是資產端卻持有太多美國國庫券， FDI的回報率非常高， 有研究發現美國在華企業的投資回報率為33%。 但是美國國庫券的收益率卻只有2-3%， 金融危機時期還出現了虧損的情況。 這就導致中國儘管是淨資本輸出國， 但是投資收益卻為負。 日本雖然處於老齡化階段， 但可以用海外淨資產的收益彌補貿易逆差， 從而得以避免陷入債務陷阱。 而中國不合理的國際收支結構和海外資產負債結構將給二、三十年後老齡化的中國帶來一系列挑戰。
中國國際收支結構不合理同匯率缺乏彈性密切相關。 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下的資本專案自由化過程中，
系統性金融風險上升， 需處理好長短期關係
經過幾十年的高速增長， 中國已形成相對穩定的金融體系， 然而系統性風險卻不斷上升。 中國經濟增長正在結構性放緩， 更為不利的是， 經過前一輪的刺激， 無論是財政政策還是貨幣政策， 其空間都越來越小。 國際清算銀行曾提出“風險性三角”的概念來描述很多國家宏觀經濟面臨的挑戰：一是杠杆率大幅上升， 二是生產率明顯下降，三是宏觀經濟政策空間大幅收縮。中國的現狀符合這個描述。
在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和國際上以特朗普為代表的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範是下一輪經濟金融工作的重點。這需要處理好三個方面的關係：
一是恰當處理短期增長和長期增長之間的關係；
二是需要考慮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之間的關係；
三是需要考慮保持金融穩定和適當釋放金融風險點的關係。
為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長期的經濟增長，我們應該能夠接受一定程度短期增長速度的降低。短期內可逐漸釋放一些風險點，需要違約就違約，需要破產就破產，不要讓政府為所有風險兜底。
應進一步實現金融開放，建立宏觀審慎管理框架
我國“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要推動中國金融業的雙向開放，並有序地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這就要求我們，在開放過程中需要構建一個宏觀審慎的管理框架。從國際上看，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管理並不違反國際規則，無論是新興市場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在實行或考慮實行宏觀審慎管理。亞洲金融危機倒逼政府通過技術創新，解決了經常專案用匯的真實性審核問題。這次可趁勢建立起一套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的宏觀審慎安排。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用市場的手段調節居民個人的用匯；二是用金融交易稅或者費的安排調節跨境資本流動；三是研究從反洗錢、反避稅、反恐融資的角度，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管理。
雖然當前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盛行，但中國金融業應進一步實行對外開放。下一步，中國金融業需要繼續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需要加快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網路化佈局的建設，進一步鞏固、加強人民幣儲備貨幣的地位，完善與儲備貨幣發行國地位相適應的宏觀政策框架，並積極參與國際經濟金融治理。
二是生產率明顯下降，三是宏觀經濟政策空間大幅收縮。中國的現狀符合這個描述。在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和國際上以特朗普為代表的不確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對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防範是下一輪經濟金融工作的重點。這需要處理好三個方面的關係：
一是恰當處理短期增長和長期增長之間的關係；
二是需要考慮宏觀審慎監管和微觀審慎監管之間的關係；
三是需要考慮保持金融穩定和適當釋放金融風險點的關係。
為了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長期的經濟增長，我們應該能夠接受一定程度短期增長速度的降低。短期內可逐漸釋放一些風險點，需要違約就違約，需要破產就破產，不要讓政府為所有風險兜底。
應進一步實現金融開放，建立宏觀審慎管理框架
我國“十三五”規劃明確提出要推動中國金融業的雙向開放，並有序地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這就要求我們，在開放過程中需要構建一個宏觀審慎的管理框架。從國際上看，加強對跨境資本流動管理並不違反國際規則，無論是新興市場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都在實行或考慮實行宏觀審慎管理。亞洲金融危機倒逼政府通過技術創新，解決了經常專案用匯的真實性審核問題。這次可趁勢建立起一套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的宏觀審慎安排。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一是用市場的手段調節居民個人的用匯；二是用金融交易稅或者費的安排調節跨境資本流動；三是研究從反洗錢、反避稅、反恐融資的角度，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管理。
雖然當前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盛行，但中國金融業應進一步實行對外開放。下一步，中國金融業需要繼續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需要加快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網路化佈局的建設，進一步鞏固、加強人民幣儲備貨幣的地位，完善與儲備貨幣發行國地位相適應的宏觀政策框架，並積極參與國際經濟金融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