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術盛行之後， 書籍的外在形式， 逐漸發生變化， 由卷軸制過渡到冊頁制度。 印刷書籍成為由一版一印的印版逐頁印刷而成。
(1)宋代刻書的版式。 宋代的刻書， 逐步形成一定的版式風格， 北宋刻本， 版面多為雙邊， 版心黑線較細或不印黑線， 稱白口， 字的行間比較寬闊， 字體較大。 南宋之後， 書口黑線由細變粗， 黑口比較流行。 版框多為單邊， 或上、下單邊、左右雙邊。 書內不固定的部分， 常印有刻書人的牌記。 宋版書中， 在版面左欄(右欄也有時有)往往刻印一小方格， 格內略記書的篇名， 稱書耳或耳子。 有的書， 把整版面分成上、下兩欄，
(2)宋代刻書的字體。 北宋時期的刻書， 多用歐陽詢體字， 歐體字形略長， 瘦勁秀麗， 筆劃轉折輕細有角。 後來逐漸流行顏真卿、柳公權體。 南宋以後， 柳體字日趨增多， 柳體比顏體略瘦， 筆劃挺拔有力， 起落頓筆、過筆略細， 橫輕直重。 從不同地區看， 浙江刻本多用歐體， 四川刻本字體多似顏體， 福建刻本多用柳體。
宋版書的字體是後世各種印刷字體的源淵。 元代承襲南宋遺風， 字體圓活， 後來多用趙孟俯字體， 更加柔軟秀媚， 被稱為"元體字"。 明代初期沿元朝風氣， 刻書字體與元代相似， 甚至難以區別。 明嘉靖年間(1506-1522年)展開復古運動，
(3)宋代刻書的刻工。 一部印刷而成的書籍， 需經過若干程式才能最後完成。 其中， 必須經由刻版工人來具體操作， 所以刻工的任務是十分重要的， 它直接影響著一部印本書的內容和版本品質。
宋代刻書， 往往在書中留有刻工的姓名(有繁有簡)。 刻工姓名大都在刻書版面中縫的下方。 刻工一般又包括有寫工、刊工、印工、表褙工等不同的任務。 寫工負責書寫原稿後貼於版面；刻工即刻版者， 也稱刻字匠；印工是負責印刷的工作；表褙即是裝幀書籍的， 又叫做裝潢匠。 有的集寫、刻、印等工序由一人完成。 也有的是分工各行其職， 通力合作。書內留有刻工姓名除表示一定的責任之外，可能在當時僅為統計工作量而領取報酬的依據，並無其它意義，但是由於一個刻工的工作有一定的時間性和地區性，因此，卻為後人考查一部書籍刻印地區或刻印時間提供了線索。如：
南宋時期，臨安府於紹興九年(1139年)刻印了宋姚銃輯《文粹》。刻書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陳然、牛實、沈紹、朱禮、何金、胡杏、弓成、王允成、王成等人。紹興間一部刻本白居易撰《白氏文集》，書中不提刻印地點，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賈琚、張通、牛實、李彥、金升、乙成、李恂等人，已知其中牛實參加過《文粹》一書的雕刻，因此可推斷本書的刻印地點是浙江杭州地區。又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國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實、賈琚、屠友、張通、蔣湮、牛宥、楊瑾、李恂、牛智等人。其中牛實、乙成、賈琚、李恂都參加了《白氏文集》的刻印，所以《三國志注》也應當是刻於杭州地區。因之，這些人多是南宋地區的一批刻書良工。據張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裝褙工》一文：宋代刻工可考者約有3千餘人。他們對保存、傳播古代圖書文化做了重要貢獻。
又據每個刻工工作的年限，為我們考查一部書的刻印時間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如：1956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管子集校》一書。對北圖收藏的宋刻本楊忱序《管子》的刻印年代提出的判斷是："楊忱本載有張嵲讀管子，文中有紹興已未，即高宗紹興九年(1139年)，而楊忱序題記大宋甲申。考紹興已未之後，有宋孝宗興隆二年(1164年)為甲申，宋甯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為甲申，再一次甲申則為元世祖二十一年，南宋之亡已五年矣。此只題大宋而不題年號，當為元世祖二十一年之甲申無疑。《序》中持尊王攘夷之義，正宥有亡國之痛。書蓋開刻于宋亡之前，而序則草成于宋亡之後，仍目為宋本，固無不可"。但是經考查該書中的刻工姓名。有牛實、張通、楊謹等，他們曾參加過《白氏文集》的刻印，楊謹還參加了紹興間淮南路轉運司刻《史記集解》。此外，該書刻工中金升曾見於南宋孝宗淳熙間嚴州刻本《通鑒紀事本末》一書中，章旼則見於紹興間臨安刻《王文忠公集》中，牛實還參加過紹興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印的《資治通鑒》。可見他們都是南宋初期的刻書工人，依刻工情況，說明楊忱序本《管子》中所提的大宋甲申，實為南宋初期孝宗隆興二年的甲申，而不可能是元初忽必烈二十一年之甲申。因為一個人的工作時間有限，這批南宋初期的刻工，怎可能在一百二十年後仍在工作呢?所以楊忱序本《管子》實為南宋初期的刻本。認為其刻印年代在宋末元初之說，完全可以排除了。而序中所謂持重尊王攘夷、亡國之痛情緒的流露，正是指北宋滅亡，金人入侵時之歷史背景。
又如：宋刻本《經典釋文》，前人因其卷後有幹德三年(965年)、開寶二年(969年)校勘官銜名，曾定為北宋監本。但書內刻工有包正、徐藏，徐升、孫勉等人，他們也是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年)杭州刻本《廣韻》的刻工。同時，還分別參加過紹興期間所刻的《樂府詩集》、《經典釋文》等書的刊刻。因此可以判定《經典釋文》為南宋紹興間的刻本，而不是北宋監本。
宋代其它地區的刻工有：四川王公、彭雲、方叔刻《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眉山張福孫、文望之、史丙刻《新刊增廣百家注唐柳文集》。建甯地區刻工蔡慶、鄧生、吳清刻《陶靖節先生詩注》，吳文、鄧生、阮生刻《張子語錄》。吉安地區刻工蔡才、熊海、余彥、蔡申、蔡章等刻《放翁先生劍南詩稿》。池州地區刻工潘暉、李卞、蔣正、王享等刻《昌黎先生集考異》。撫州刻工高安道、高文顯、周昂、余安刻《謝幼盤文集》，高志廣、蔡侃刻《王荊公唐百家詩選》等等。
(4)宋代刻書的牌記。宋代刻書的牌記，也稱木記、墨圍、書牌。宋代刻本，刻書者往往把刻書家的姓名、堂號、或書坊字型大小，刻書年、月等事項刻於書中。但是並沒有固定的模式，也無固定的部位。書內記述之事，可多可少，可詳、可略，地方常常在一書的序言、目錄之後，或正文卷中、卷末。宋代刻書留用牌記的風氣，在後世的刻書中也被承傳下來。
牌記的形式，各式各樣，不盡相同，一般只以四周刻一長方形邊框，在框內簡單地題錄有關文字。宋代以後，牌記形式有所發展、變化，有的進行藝術加工。如刻成鐘鼎式、碑式、爵式，或荷花蓮花龕式。
宋代刻本的牌記大略有以下幾種類型：
1、反映刻書人、刻書地點、時間的。如：臨安書坊陳起所刻《周賀詩集》，卷末牌記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字一行。福建蔡琪刻本《漢書集注》牌記為："建安蔡純父刻梓于家塾"(圖7-17A)雙行文字。廖瑩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卷一後有"世彩廖氏刻梓家塾"兩行篆書牌記，用亞字形框邊。又如蔡夢弼刻《史記集解索引》，三皇本紀末刻："建溪蔡夢弼傅卿親校刻梓于東塾時歲幹通七月(年)春王正上日書"雙行牌記。
2、說明版本來源，鐫刻底本依據，刻書品質。如：臨安府榮六郎刻《抱樸子內篇》卷二十之後，所刻牌記最為典型。
又如：紹熙二年建安餘氏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末刻："公羊公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浙江諸處官本參校，頗加厘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舊，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眾，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
再如：浙江王叔邊刻《後漢書注》，牌記為："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正，並寫作大字，鋟板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莫傑，伏望炳察，錢塘王叔邊謹諮"。
3、反映版權所有：隨著印書事業的深入發展，南宋後，各地營業性書坊普遍建立，書籍印刷商業化競爭現象日漸突出，出版者保護權利的問題已經萌芽。
如：宋刻本《東都事略》，目錄後有牌記："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
圖 宋代刻書牌記舉例
4、反映刻書所用成本、工價。如：嘉泰二年(1202年)紹興刻本《會稽志》，牌記題："紹興府今刊會稽志一部三十卷。用印書紙八百幅，古經紙一十幅，副頁紙一十幅，背古經紙平表十一幅，工墨錢八百文，每冊裝背口口文，右具如前，嘉泰二年俞分、俞澄、王思忠具"。又如：淳熙三年(1176年)刻本《大易粹言》牌記："一部二十四，合用紙數印造工墨錢。下項紙幅共耗一千三百張，裝背繞青紙二十張，背青白紙三十張。俊墨糊藥印背匠工等錢，共一貫三百文足，賃版錢一貫二百文足，本庫印造見成出賣每部價錢八貫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貼司胡至和具。杭州隆儒學教授李清孫校勘無差"。
5、宋代刻書的紙張。由於書籍印刷大量增多，促進了造紙事業飛速發展。宋代以後，浙江一帶的臨安、湖州、衢州仍然是產藤紙的主要地區。長江流域，用竹造紙有了新的發展。福建建陽地方是刻書中心，閩北造紙業特別發達，建陽的麻沙鎮所產紙張稱麻沙紙，色澤稍黃，厚簿韌性與麻紙類似，宋代閩刻中的麻沙本多用這種紙張。
浙江和四川地區，刻印書籍多用麻紙和樹皮紙。如南宋廖瑩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用桑皮紙印刷。吉州刻本《文苑英華》用楮皮紙。
王世貞在其所藏《漢書》中說："餘生平所購《周易》、《禮記》、《毛詩》、《左傳》、《史記》、《三國志》、《唐書》之類，過三千餘卷，皆宋本精絕，最後班範"二漢書"，尤為諸本之冠。桑皮紙白潔如玉，四旁寬廣"。
宋代刻書還採用椒紙印刷。如前所述，左司廊局內曹掌典秦玉楨奏聞奉敕以棗木椒紙雕印該局已有藏書。椒紙是用花椒水浸染過的一種加工紙，用其印書，可以防蟲蛀，以利書籍長期保存。
宋代雕版印刷發展很快，對紙張的需求也隨之逐漸增長，供不應求。為了節約用紙，刻書往往用已印過書的紙之背面，再來印刷。用紙背印書，多見於公文紙背面，這種書稱公文紙本或牘背紙本。如清代藏書家黃丕烈在其《士禮居藏書題跋續編》中，對一部宋刻本《蘆川詞》所寫跋文："宋本每頁紙背大半有字跡，蓋宋時廢紙多值錢也。此詞用廢紙刷印，審是冊籍，偶閱之，知是宋時收糧檔案，故有更幾石、需幾石，下注秀才進士官戶等字，又有縣丞提舉鄉司等字，戶籍官銜可考見"。又據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引明人所記："余獲校秘閣書籍。每見宋版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牘箋啟之故紙也。其紙極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稱也。"
宋人也有用自製紙印書的。如清幹隆時，諭鐘音察訪建安余氏後裔，奏稱其祖印書紙皆自造，在紙上印勤有堂字樣。由此可知宋刻書有的用自製紙印刷。
6、宋代刻書的避諱。避諱也稱筆諱。是一種歷史現象，封建時代，對於君主、聖賢或尊長的名字，避免直寫說出或寫出，以示尊敬。稱避諱或筆諱。它起源很早，秦漢之後，隨著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確立和發展，避諱作為一種制度也越來越完備和嚴格，避諱一般有一些規定，主要有如：
嫌名不避。所謂嫌名，指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可以不避。
二字不偏諱，如諱有二字，其中單涉一字，不算犯諱，可不避。
已祧不諱。古代祭組一般除始祖外，只祭近祖。皇帝一般祭七祖或九祖，超過七世或九世的祖先，另設廟堂，稱為祧。故凡已祧之祖，可以不避。
避諱的方法，各朝代也不盡相同，通常採用的是：
改字：凡遇帝王或所尊者之名，回避之以其它字來代替，如秦始皇名嬴政，諱"正"字，遇"正"改用"端"。有時遇到帝王名字，不直書，常用"今上禦名"、"聖上禦名"來代替。
缺筆：將與帝王或尊者名字相同之字，少寫一筆。最常見的是缺末筆，也有缺中間筆劃的。
空字：對於應避諱的字，空缺不書，或圈以墨圍。
此外，也有採用其它方法的，如因避諱改音、改名、改官名等等。
宋代避諱規定最嚴，不僅要避當代皇帝諱，七世以上君王或先人名字都要避諱。如宋太祖趙匡胤始祖名玄朗，不但玄朗二字要避，與此二字同音也要避。甚至有些特殊的字，也需避。如不得採用龍、天、君、帝、聖、皇等字為名。南宋高宗趙構，官方頒定的避諱之字，竟多達五十餘個。
宋代的刻書、印書，無論官、私，都要遵照避諱的規定。
如：兩浙西路轉運司刻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書中桓字諱作"淵聖禦名"，構字避作"今上禦名"。撫州公使庫刻漢鄭玄《禮記注》二十卷，諱字缺筆至孝宗"慎"字。
建安黃善夫刻《史記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劉元起刻《漢書注》一百二十卷。書內避諱缺筆至"敦"字(宋光宗名)，蔡琪刻《漢書集注》缺筆至"慎"字(孝宗名)。
坊間刻書，如臨安府尹家書籍鋪刻《續幽怪錄》四卷，書名原為《續玄怪錄》，因避宋帝始祖玄朗，故改玄為幽，書內文字缺筆到"廓"字(宋甯宗名趙擴，同音字"廓"也需避諱缺筆。
宋代刻書中也有避家諱的，如：陸子遹刻其父陸游《渭南文集》五十卷。遊字則缺末筆以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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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力合作。書內留有刻工姓名除表示一定的責任之外，可能在當時僅為統計工作量而領取報酬的依據，並無其它意義，但是由於一個刻工的工作有一定的時間性和地區性，因此，卻為後人考查一部書籍刻印地區或刻印時間提供了線索。如：南宋時期，臨安府於紹興九年(1139年)刻印了宋姚銃輯《文粹》。刻書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陳然、牛實、沈紹、朱禮、何金、胡杏、弓成、王允成、王成等人。紹興間一部刻本白居易撰《白氏文集》，書中不提刻印地點，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賈琚、張通、牛實、李彥、金升、乙成、李恂等人，已知其中牛實參加過《文粹》一書的雕刻，因此可推斷本書的刻印地點是浙江杭州地區。又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國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實、賈琚、屠友、張通、蔣湮、牛宥、楊瑾、李恂、牛智等人。其中牛實、乙成、賈琚、李恂都參加了《白氏文集》的刻印，所以《三國志注》也應當是刻於杭州地區。因之，這些人多是南宋地區的一批刻書良工。據張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裝褙工》一文：宋代刻工可考者約有3千餘人。他們對保存、傳播古代圖書文化做了重要貢獻。
又據每個刻工工作的年限，為我們考查一部書的刻印時間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如：1956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管子集校》一書。對北圖收藏的宋刻本楊忱序《管子》的刻印年代提出的判斷是："楊忱本載有張嵲讀管子，文中有紹興已未，即高宗紹興九年(1139年)，而楊忱序題記大宋甲申。考紹興已未之後，有宋孝宗興隆二年(1164年)為甲申，宋甯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為甲申，再一次甲申則為元世祖二十一年，南宋之亡已五年矣。此只題大宋而不題年號，當為元世祖二十一年之甲申無疑。《序》中持尊王攘夷之義，正宥有亡國之痛。書蓋開刻于宋亡之前，而序則草成于宋亡之後，仍目為宋本，固無不可"。但是經考查該書中的刻工姓名。有牛實、張通、楊謹等，他們曾參加過《白氏文集》的刻印，楊謹還參加了紹興間淮南路轉運司刻《史記集解》。此外，該書刻工中金升曾見於南宋孝宗淳熙間嚴州刻本《通鑒紀事本末》一書中，章旼則見於紹興間臨安刻《王文忠公集》中，牛實還參加過紹興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印的《資治通鑒》。可見他們都是南宋初期的刻書工人，依刻工情況，說明楊忱序本《管子》中所提的大宋甲申，實為南宋初期孝宗隆興二年的甲申，而不可能是元初忽必烈二十一年之甲申。因為一個人的工作時間有限，這批南宋初期的刻工，怎可能在一百二十年後仍在工作呢?所以楊忱序本《管子》實為南宋初期的刻本。認為其刻印年代在宋末元初之說，完全可以排除了。而序中所謂持重尊王攘夷、亡國之痛情緒的流露，正是指北宋滅亡，金人入侵時之歷史背景。
又如：宋刻本《經典釋文》，前人因其卷後有幹德三年(965年)、開寶二年(969年)校勘官銜名，曾定為北宋監本。但書內刻工有包正、徐藏，徐升、孫勉等人，他們也是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年)杭州刻本《廣韻》的刻工。同時，還分別參加過紹興期間所刻的《樂府詩集》、《經典釋文》等書的刊刻。因此可以判定《經典釋文》為南宋紹興間的刻本，而不是北宋監本。
宋代其它地區的刻工有：四川王公、彭雲、方叔刻《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眉山張福孫、文望之、史丙刻《新刊增廣百家注唐柳文集》。建甯地區刻工蔡慶、鄧生、吳清刻《陶靖節先生詩注》，吳文、鄧生、阮生刻《張子語錄》。吉安地區刻工蔡才、熊海、余彥、蔡申、蔡章等刻《放翁先生劍南詩稿》。池州地區刻工潘暉、李卞、蔣正、王享等刻《昌黎先生集考異》。撫州刻工高安道、高文顯、周昂、余安刻《謝幼盤文集》，高志廣、蔡侃刻《王荊公唐百家詩選》等等。
(4)宋代刻書的牌記。宋代刻書的牌記，也稱木記、墨圍、書牌。宋代刻本，刻書者往往把刻書家的姓名、堂號、或書坊字型大小，刻書年、月等事項刻於書中。但是並沒有固定的模式，也無固定的部位。書內記述之事，可多可少，可詳、可略，地方常常在一書的序言、目錄之後，或正文卷中、卷末。宋代刻書留用牌記的風氣，在後世的刻書中也被承傳下來。
牌記的形式，各式各樣，不盡相同，一般只以四周刻一長方形邊框，在框內簡單地題錄有關文字。宋代以後，牌記形式有所發展、變化，有的進行藝術加工。如刻成鐘鼎式、碑式、爵式，或荷花蓮花龕式。
宋代刻本的牌記大略有以下幾種類型：
1、反映刻書人、刻書地點、時間的。如：臨安書坊陳起所刻《周賀詩集》，卷末牌記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鋪"字一行。福建蔡琪刻本《漢書集注》牌記為："建安蔡純父刻梓于家塾"(圖7-17A)雙行文字。廖瑩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卷一後有"世彩廖氏刻梓家塾"兩行篆書牌記，用亞字形框邊。又如蔡夢弼刻《史記集解索引》，三皇本紀末刻："建溪蔡夢弼傅卿親校刻梓于東塾時歲幹通七月(年)春王正上日書"雙行牌記。
2、說明版本來源，鐫刻底本依據，刻書品質。如：臨安府榮六郎刻《抱樸子內篇》卷二十之後，所刻牌記最為典型。
又如：紹熙二年建安餘氏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末刻："公羊公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浙江諸處官本參校，頗加厘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與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適舊，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眾，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
再如：浙江王叔邊刻《後漢書注》，牌記為："本家今將前後漢書精加校正，並寫作大字，鋟板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莫傑，伏望炳察，錢塘王叔邊謹諮"。
3、反映版權所有：隨著印書事業的深入發展，南宋後，各地營業性書坊普遍建立，書籍印刷商業化競爭現象日漸突出，出版者保護權利的問題已經萌芽。
如：宋刻本《東都事略》，目錄後有牌記："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
圖 宋代刻書牌記舉例
4、反映刻書所用成本、工價。如：嘉泰二年(1202年)紹興刻本《會稽志》，牌記題："紹興府今刊會稽志一部三十卷。用印書紙八百幅，古經紙一十幅，副頁紙一十幅，背古經紙平表十一幅，工墨錢八百文，每冊裝背口口文，右具如前，嘉泰二年俞分、俞澄、王思忠具"。又如：淳熙三年(1176年)刻本《大易粹言》牌記："一部二十四，合用紙數印造工墨錢。下項紙幅共耗一千三百張，裝背繞青紙二十張，背青白紙三十張。俊墨糊藥印背匠工等錢，共一貫三百文足，賃版錢一貫二百文足，本庫印造見成出賣每部價錢八貫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貼司胡至和具。杭州隆儒學教授李清孫校勘無差"。
5、宋代刻書的紙張。由於書籍印刷大量增多，促進了造紙事業飛速發展。宋代以後，浙江一帶的臨安、湖州、衢州仍然是產藤紙的主要地區。長江流域，用竹造紙有了新的發展。福建建陽地方是刻書中心，閩北造紙業特別發達，建陽的麻沙鎮所產紙張稱麻沙紙，色澤稍黃，厚簿韌性與麻紙類似，宋代閩刻中的麻沙本多用這種紙張。
浙江和四川地區，刻印書籍多用麻紙和樹皮紙。如南宋廖瑩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用桑皮紙印刷。吉州刻本《文苑英華》用楮皮紙。
王世貞在其所藏《漢書》中說："餘生平所購《周易》、《禮記》、《毛詩》、《左傳》、《史記》、《三國志》、《唐書》之類，過三千餘卷，皆宋本精絕，最後班範"二漢書"，尤為諸本之冠。桑皮紙白潔如玉，四旁寬廣"。
宋代刻書還採用椒紙印刷。如前所述，左司廊局內曹掌典秦玉楨奏聞奉敕以棗木椒紙雕印該局已有藏書。椒紙是用花椒水浸染過的一種加工紙，用其印書，可以防蟲蛀，以利書籍長期保存。
宋代雕版印刷發展很快，對紙張的需求也隨之逐漸增長，供不應求。為了節約用紙，刻書往往用已印過書的紙之背面，再來印刷。用紙背印書，多見於公文紙背面，這種書稱公文紙本或牘背紙本。如清代藏書家黃丕烈在其《士禮居藏書題跋續編》中，對一部宋刻本《蘆川詞》所寫跋文："宋本每頁紙背大半有字跡，蓋宋時廢紙多值錢也。此詞用廢紙刷印，審是冊籍，偶閱之，知是宋時收糧檔案，故有更幾石、需幾石，下注秀才進士官戶等字，又有縣丞提舉鄉司等字，戶籍官銜可考見"。又據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引明人所記："余獲校秘閣書籍。每見宋版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寧五年。公私文牘箋啟之故紙也。其紙極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稱也。"
宋人也有用自製紙印書的。如清幹隆時，諭鐘音察訪建安余氏後裔，奏稱其祖印書紙皆自造，在紙上印勤有堂字樣。由此可知宋刻書有的用自製紙印刷。
6、宋代刻書的避諱。避諱也稱筆諱。是一種歷史現象，封建時代，對於君主、聖賢或尊長的名字，避免直寫說出或寫出，以示尊敬。稱避諱或筆諱。它起源很早，秦漢之後，隨著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確立和發展，避諱作為一種制度也越來越完備和嚴格，避諱一般有一些規定，主要有如：
嫌名不避。所謂嫌名，指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可以不避。
二字不偏諱，如諱有二字，其中單涉一字，不算犯諱，可不避。
已祧不諱。古代祭組一般除始祖外，只祭近祖。皇帝一般祭七祖或九祖，超過七世或九世的祖先，另設廟堂，稱為祧。故凡已祧之祖，可以不避。
避諱的方法，各朝代也不盡相同，通常採用的是：
改字：凡遇帝王或所尊者之名，回避之以其它字來代替，如秦始皇名嬴政，諱"正"字，遇"正"改用"端"。有時遇到帝王名字，不直書，常用"今上禦名"、"聖上禦名"來代替。
缺筆：將與帝王或尊者名字相同之字，少寫一筆。最常見的是缺末筆，也有缺中間筆劃的。
空字：對於應避諱的字，空缺不書，或圈以墨圍。
此外，也有採用其它方法的，如因避諱改音、改名、改官名等等。
宋代避諱規定最嚴，不僅要避當代皇帝諱，七世以上君王或先人名字都要避諱。如宋太祖趙匡胤始祖名玄朗，不但玄朗二字要避，與此二字同音也要避。甚至有些特殊的字，也需避。如不得採用龍、天、君、帝、聖、皇等字為名。南宋高宗趙構，官方頒定的避諱之字，竟多達五十餘個。
宋代的刻書、印書，無論官、私，都要遵照避諱的規定。
如：兩浙西路轉運司刻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書中桓字諱作"淵聖禦名"，構字避作"今上禦名"。撫州公使庫刻漢鄭玄《禮記注》二十卷，諱字缺筆至孝宗"慎"字。
建安黃善夫刻《史記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劉元起刻《漢書注》一百二十卷。書內避諱缺筆至"敦"字(宋光宗名)，蔡琪刻《漢書集注》缺筆至"慎"字(孝宗名)。
坊間刻書，如臨安府尹家書籍鋪刻《續幽怪錄》四卷，書名原為《續玄怪錄》，因避宋帝始祖玄朗，故改玄為幽，書內文字缺筆到"廓"字(宋甯宗名趙擴，同音字"廓"也需避諱缺筆。
宋代刻書中也有避家諱的，如：陸子遹刻其父陸游《渭南文集》五十卷。遊字則缺末筆以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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