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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色鹿
作為社科文獻推出的全新圖書品牌， “九色鹿”已相繼推出《新出土中古有關胡族文物研究》《蒙古帝國中亞征服史》， 近日“九色鹿”的第三本書《重釋內亞史》新鮮出爐， 跟著作者鐘焓一起品評這部內亞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吧~
近百年來內亞史發展歷程的觀察結論
文 / 鐘焓
我們不能忽視， 像伯希和、斯坦因這一代主要生活在20世紀前期的學者， 他們的學術工作往往與殖民時代的歷史大環境息息相關。 換言之， 政治對學術的宰製在那個時期是非常普遍的現象， 隸屬于廣義“東方學”範圍下的內亞歷史與考古研究顯然無法倖免。
對此我們本應清醒地看到， 儘管那個時代確實產生過以後再也無法複製的學術巨匠， 但是並不值得人們為之憧憬留戀， 尤其是對於中國這個在歐美“東方學”擴張過程中損失珍貴文化遺產近乎最多的國家來說， 就更是如此。 殖民時代遺留的慘痛後果， 當以張承志在《從象牙塔到吐魯番》中概括得最為深刻而形象， “對中亞的主人來說， 不利是連環式的， 對過去的抗議尚未喊出聲來，
殖民時代下不可避免的崇尚功利實用的風氣以及強調為殖民政治服務的學術導向常常直接左右了學者研究的方向和深度。 斯坦因恰是憑藉著他和英印殖民政府的良好關係， 才能通過官方管道源源不斷地得到人員保障、技術支援和經費資助。 當然反過來說， 他也必須投桃報李， 盡可能地以學術考察為掩護， 在新疆一帶進行具有軍事情報刺探性質的測繪工作。 因此， 斯坦因的整個人生兼具正反兩面性， 一方面其留下的輝煌學術遺產使其無可爭辯地成為20世紀中亞考古領域中貢獻最大的一位學者，
相比之下， 正由於法國受國力所限不願在殖民事務上更多地介入中亞， 故缺乏奧援的伯希和與殖民體制的瓜葛， 相較斯坦因來說， 至少在表面上沒有那麼顯著。 伯希和僅僅得到了一次實地調研發掘的機會， 以後法國官方和私人便不願再對此類活動追加投資或者繼續贊助了， 甚至有關伯希和此次考察的學術報告也是從20世紀60年代時， 才因各種條件的具備齊全而陸續得到整理出版。
斯坦因
令人遺憾的是，殖民時代雖然在“二戰”以後壽終正寢，但是忌憚敵視新生事物的西方國家很快又製造發動了針對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冷戰”。冷戰的長期延續致使相關學者難以接近或前往社會主義國家領土中的內陸亞洲地區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考察，也無法指望和那裡的專業同行建立起穩定而有效的學術交流機制。冷戰的結束距今已經20多年了，而在這最近的20年間，西方內亞史研究經歷的最大變化應該是悄然完成了學者的代際輪換。一大批在伯希和去世前後的20世紀中葉步入學界的學人紛紛謝世。如何超越學者個案以系統總結這一代人的學術成就，並梳理揭示他們與伯希和等上代學者在學問上的各種異同，目前的時機尚不能說十分成熟。
那麼我們還可以對今後的西方內亞史研究做哪些概觀式的展望呢？
首先，從外文成果發表的語種上看，英文所占的比例已經越來越高，尤其體現在期刊論文中，以至德、法等國的傳統東方學刊物上也開始大量刊載英語論文。這反映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英文在相關學術界內的地位日益凸顯，同時也暗示了歐陸國家的傳統東方學傳統也在逐漸經歷“美國化”的蛻變。不過，對於有志於終身從事內亞史研究的學者而言，德、俄、法等小語種仍然有其難以替代之處，尤其是這些國家的學者在擬推出其篇幅較長的專著時，往往還是更傾向於選擇採用自己得心應手的母語來寫作。
其次，在研究路數和學風方面，考據性質的成果所占的比例逐步下降，而綜合運用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論著則越來越多。上述趨勢以後仍會加速延續下去，同時還會帶動厚今薄古，重視近代乃至轉入當下的強調實用的學術風氣，這對中國學者來說，或也存在有利的一面，即我們可以借此縮短在考據上和前兩代西方學者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從而改變以前那種僅僅是面受聆訓的學生地位。實現後來居上的前提則是我們在考據方法上能夠把中國傳統史學的優長和西方比較語言學的精華有機完美地整合為一體。此外，我們在吃透各種考據治史方法的同時，也不能漠視對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瞭解和學習。
再次，隨著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前突出困擾學界的圖書館因經費限制購置外文專業圖書數量不足的老大難問題，如今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緩解。可惜即使像國家圖書館這樣的大型藏書機構，依然存在書多刊少的短項，即每年訂閱的東方學專業期刊的種類尚十分有限，無以滿足專業讀者的查閱需求。而時下最感急需的莫過於編撰一部內容相對完整的內亞研究書目指南，以盡可能地全面收錄西方各主要國家在“二戰”以後出版的相關專著（含各種形式的論文集）資訊，如此甚便專業人士特別是那些正在撰寫學位論文的年輕研究生參考利用。
最後，在對外學術交流過程中，國內的相應機構和部門也應嚴格依照法律，注重對國家權益的自覺維護，切忌不可讓前述張承志控訴的歷史悲劇再度上演。堪為教訓的是，20世紀末瑞士人鮑默（Ch.Baumer）利用中國對外開放之機，居然在當地嚮導的指引下潛入新疆沙漠腹地的古代遺址，私自進行發掘並採集文物，還險些帶走其非法獲得的相關物品。可是後來我們的學者在專業學術期刊上發表書評介紹鮑默的考古活動時，就對此類嚴重侵害國家主權的行為只語未提，更未進行任何道義上的譴責。
以筆者私見，學者的遠離政治、潛心治學並不等於他要自動放棄其本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何況此事關乎國家主權。事實上早有學者直言不諱地指出，國內的許多新發現，往往是先對國外同行開放，慷慨准許其使用材料，卻對本國同行設置了種種限制和障礙，如此不平等的待遇差別業已在很大程度上妨害了中國學術的健康發展。看來當初社科院考古所的老所長夏鼐在考古開放與合作等問題上的老成持重立場，恰恰有其先見之明，絕不能輕易貶之為封閉保守，對抗時代潮流。至於薩義德對東方學政治性的揭露批判，就更值得中國學界在“自我東方化”思潮塵囂直上的當下反復吟味，認真思量。時下國內知識界對之進行的最為犀利深刻的批評當數張承志《世界與我們的學術》，張氏唯其獨有的身為北大考古專業畢業生與伯希和再傳弟子的罕見雙重教育經歷使得他對殖民主義及其遺產的省思展現出他人難以企及的知識深度和思想高度。
本文來源
品評內亞史研究大家
瞭解內亞史全貌的扛鼎之作
重釋內亞史：以研究方法論的檢視為中心
鐘焓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017年10月
68.80 精裝 / ISBN 9787520115162
九色鹿其他已出版書目
講述蒙古帝國
在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的統治下
崛起與興盛的輝煌歷史
蒙古帝國中亞征服史
內蒙古民族文化通鑒·翻譯系列
〔印度〕G. D.古拉提(G. D.Gulati) 著 / 劉瑾玉 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017年5月
48.8 平裝 / ISBN 9787520101370
“九色鹿”的第一部作品
輯錄考古學墓誌研究最新成果
新出土中古有關胡族文物研究
西部邊疆研究叢書
周偉洲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2016年12月
98.00 精裝 / ISBN 978750979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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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色鹿NineColoredDeer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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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
令人遺憾的是，殖民時代雖然在“二戰”以後壽終正寢，但是忌憚敵視新生事物的西方國家很快又製造發動了針對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冷戰”。冷戰的長期延續致使相關學者難以接近或前往社會主義國家領土中的內陸亞洲地區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學術考察，也無法指望和那裡的專業同行建立起穩定而有效的學術交流機制。冷戰的結束距今已經20多年了，而在這最近的20年間，西方內亞史研究經歷的最大變化應該是悄然完成了學者的代際輪換。一大批在伯希和去世前後的20世紀中葉步入學界的學人紛紛謝世。如何超越學者個案以系統總結這一代人的學術成就，並梳理揭示他們與伯希和等上代學者在學問上的各種異同，目前的時機尚不能說十分成熟。
那麼我們還可以對今後的西方內亞史研究做哪些概觀式的展望呢？
首先，從外文成果發表的語種上看，英文所占的比例已經越來越高，尤其體現在期刊論文中，以至德、法等國的傳統東方學刊物上也開始大量刊載英語論文。這反映出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英文在相關學術界內的地位日益凸顯，同時也暗示了歐陸國家的傳統東方學傳統也在逐漸經歷“美國化”的蛻變。不過，對於有志於終身從事內亞史研究的學者而言，德、俄、法等小語種仍然有其難以替代之處，尤其是這些國家的學者在擬推出其篇幅較長的專著時，往往還是更傾向於選擇採用自己得心應手的母語來寫作。
其次，在研究路數和學風方面，考據性質的成果所占的比例逐步下降，而綜合運用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論著則越來越多。上述趨勢以後仍會加速延續下去，同時還會帶動厚今薄古，重視近代乃至轉入當下的強調實用的學術風氣，這對中國學者來說，或也存在有利的一面，即我們可以借此縮短在考據上和前兩代西方學者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從而改變以前那種僅僅是面受聆訓的學生地位。實現後來居上的前提則是我們在考據方法上能夠把中國傳統史學的優長和西方比較語言學的精華有機完美地整合為一體。此外，我們在吃透各種考據治史方法的同時，也不能漠視對各種社會科學理論的瞭解和學習。
再次，隨著國家經濟的飛速發展，以前突出困擾學界的圖書館因經費限制購置外文專業圖書數量不足的老大難問題，如今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得到了緩解。可惜即使像國家圖書館這樣的大型藏書機構，依然存在書多刊少的短項，即每年訂閱的東方學專業期刊的種類尚十分有限，無以滿足專業讀者的查閱需求。而時下最感急需的莫過於編撰一部內容相對完整的內亞研究書目指南，以盡可能地全面收錄西方各主要國家在“二戰”以後出版的相關專著（含各種形式的論文集）資訊，如此甚便專業人士特別是那些正在撰寫學位論文的年輕研究生參考利用。
最後，在對外學術交流過程中，國內的相應機構和部門也應嚴格依照法律，注重對國家權益的自覺維護，切忌不可讓前述張承志控訴的歷史悲劇再度上演。堪為教訓的是，20世紀末瑞士人鮑默（Ch.Baumer）利用中國對外開放之機，居然在當地嚮導的指引下潛入新疆沙漠腹地的古代遺址，私自進行發掘並採集文物，還險些帶走其非法獲得的相關物品。可是後來我們的學者在專業學術期刊上發表書評介紹鮑默的考古活動時，就對此類嚴重侵害國家主權的行為只語未提，更未進行任何道義上的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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