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風箏》：唯有信仰牽繫，風箏方能高飛

一件好的敘事作品， 要有三層境界， 第一層， 是故事；第二層， 是情感、信念；第三層， 是哲學觀念。 很多敘事作品， 至多能做到第二層，

也就是傳遞情感和信念。 而能夠觸碰某種哲學觀念的， 則可能成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經典。 人們很容易會忘記作為載體的故事， 卻會牢牢記住作品所傳達的觀念。

楊健、秦麗編劇， 柳雲龍導演和主演的電視劇《風箏》， 在觸碰哲學觀念方面， 做了有益嘗試。 它試圖探討一些深奧的問題：人何以為人， 一個人為什麼會是“這個人”， 信念有沒有可能是一個人的本質需求。 這些觀念和故事並行， 拔高了故事， 也讓故事獲得無窮意味。

《風箏》講述的是潛伏在軍統的共產黨情報人員鄭耀先的故事。 鄭耀先代號“風箏”， 身居軍統高位， 卻時刻不忘使命。 在殘酷鬥爭中， 他失去和組織的聯繫， 無法證明自己的身份。 他憑著一腔信念， 在隱蔽戰線工作30年，

做出重大犧牲， 也最終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

楊健和柳雲龍在2006年合作拍攝《暗算》， 這部戲成功引發“諜戰戲”熱潮。 這股熱潮並非毫無來歷， 其先聲是上世紀50年代和70年代的兩次“反特片”潮流， “反特片”為中國電影貢獻了許多經典作品和形象， 到90年代， 演變成“諜戰片”， 從形式到內容都發生巨大變化。 《暗算》吸收推理、冒險、職場小說和密室遊戲的故事元素， 人物形象更富有個性， 博弈過程是高智商式的， 由此給出全新的“諜戰片”法則， 此後的“諜戰戲”大都沿襲這個模式。

《風箏》對“諜戰片”又有推進， 它並不是一步步增強故事力度， 也沒有讓主人公的處境一步步變得危險， 而是在一開始， 就亮明鄭耀先的身份， 把他放在最危險的境地。

鄭耀先身邊的同志， 在前幾集就接連犧牲， 他和組織的聯繫， 越來越細弱， 此後每個段落， 他都要在高強度的困境中擺脫嫌疑， 並且完成使命。 對創作者來說， 這種做法非常冒險， 但對觀眾來說， 這種做法卻帶來了強烈的觀劇體驗。

可以說， 編劇和導演在一開始就做了一個哲學意義上的觀念設定， 那就是， 信念對一個人來說， 到底是不是本質需求， 信念在一個人成為“這個人”的過程中， 發揮什麼作用。 這個信念， 比身份是否暴露更為重要， 它使得焦點轉移了， 也使得緊張感更強烈。

鄭耀先是個天才情報員， 他正直、善良、對未來充滿希冀， 渴望“回家”（共產黨的根據地）， 以至於在以記者身份返回延安的時候， 他真情流露。 但他又充滿野性，

有著為了信仰奮不顧身的一面。 特殊的工作， 讓他走上了危險的荒野， 就像劇中所說的那樣， “成功的潛伏者， 同時都是天才的演員”。 為了這份工作， 他必須“此生隱姓埋名， 爛入泥沙”。

他把屬於自己的角色演得很成功， 不管是從日常舉止、生活習慣、為人處世， 還是在權力博弈的方法上， 都給自己打上了環境賦予的獨特烙印， 因為“演出”太成功了， 以致他的聯絡員被假像迷惑， 根據地的戰友、遊擊隊員的家屬， 也對他恨之入骨。 隨著唯一聯絡人， 也是唯一能夠證明他身份的戰友的犧牲， 他和組織的聯繫切斷了， 更重要的是， 他就處在一個人性的路口， 失去約束， 失去牽絆， 善惡的選擇從此全部交予他。

旁證已死， 自證有險， 他只好走上“心證”之路，

我知道我是誰， 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為什麼而做， 在假面生涯之外， 時刻捂著一顆心， 讓它不變色。 當他領悟了“心證”訣竅後， 反而自由了， 輕鬆了， 就此走過死地， 並且獲得重生。

作為劇名的“風箏”， 也是鄭耀先的代號， 具有強烈象徵意義。 牽繫風箏的， 只有細細的一條線， 一旦這條線掙斷， 風箏就會“掙扎在茫茫險惡的空中， 隨時會跌落到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地方”。 但在風箏線斷開之後， 鄭耀先已有了一條心靈上的繩索， 這條繩索依舊在給出方向， 指引家鄉， 指引希望， 指引光明和未來。

這才是這個故事的價值所在， 它在特殊時代的正邪博弈背景上， 加上了這樣一條線， 這樣一個哲學觀念上的追求。 緊張的故事、生動的人物， 都在為這條線服務，都讓這條線更充實。而當我們一想起這個故事，想起鄭耀先那載滿故事的臉，都會想起藍天下一隻高飛的風箏，它悠游自在，不為烏雲和風暴所擾。

因為，牽繫著它的，是一根牢不可破的信念之線，那是一個人最本質的需求，是一隻風箏能夠獲得自由的、最本質的條件。

都在為這條線服務，都讓這條線更充實。而當我們一想起這個故事，想起鄭耀先那載滿故事的臉，都會想起藍天下一隻高飛的風箏，它悠游自在，不為烏雲和風暴所擾。

因為，牽繫著它的，是一根牢不可破的信念之線，那是一個人最本質的需求，是一隻風箏能夠獲得自由的、最本質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