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樹理和李長之的一場筆戰

“山藥蛋派”作家群體與“京派”作家瓜葛不大，但其中兩員主將趙樹理和李長之，早年卻因筆頭勤快、相知不多而無端打了一場單方面的筆戰。這場筆戰雖然你來我不往，看似無聊，但兩人所闡釋的觀點，已隱隱預示著此後的文藝創作和評論的道路了。再加上兩人一個為現代文學大家，一個為新文學批評健將，這場爭論過去並不曾為學界關注，因而，說說這場筆戰並非毫無意義。

1934年8月20日，李長之的文章《不成問題》在《北平晨報》副刊第719號“北晨學園”刊登，文中李長之對當時文壇熱烈討論的中國的“偉大作品何以不能產生”的問題，

做了激烈批評，他認為那根本不是一個問題。因為“何以沒有偉大的作品？很簡單，只因為作家根本渺小。 ”他認為“什麼生活壓迫，什麼文化統治，什麼言論不自由”，都是“飾詞”和“遮羞”，並舉例說明高爾基在壓迫中創造偉大作品，因為沒有偉大作品，只因為作家本身“不偉大”。其實李長之特別推崇“天才說”，高揚人的天賦與勤奮。他自己甚至因這些觀點而被胡風和魯迅戲稱為“李天才”。

李長之這篇文章，相信很快為趙樹理所閱讀到了。彼時的趙樹理偏居山西，但作為一個文學青年，想必他對北平的文化動態一定相當關心，且很快閱讀到了那份《北平晨報》。於是他很快在自己主編的《山西黨訊副刊》8月25日版上以“何化魯”的筆名發表了《嗚呼！李長之教授》，

文中，趙樹理反駁李長之：“但我們的大批評家李長之教授，卻高喊著自傲的誇大之聲，說這是不成問題的……看李教授這股子神氣，像這些小問題，當然放不在眼中。 ”趙樹理認為“何以沒有偉大的作品”是很值得討論的問題。他認為高爾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經過實際生活的磨礪，而逐漸偉大的，卻不像李長之認為是“人偉大，所以雖然受了許多苦，仍然能產生偉大的作品。 ”趙樹理認為的是“中國作家想要有偉大的作品產生，必然的得把現在的生活改變一下，從現實生活中創造自己，創造作品。 ”

遺憾的是，因為《山西黨訊副刊》是當時國民黨山西黨部的刊物，影響力有限，因而李長之並未作進一步回應。

二人的爭議由此並未形成你來我往的有趣場面。

從行文看，趙樹理稱呼李長之為“李長之教授”，顯然說明趙樹理對李長之的身份很不瞭解。其實，李長之在1934年，還只是清華大學哲學系一位大三學生。之所以讓趙樹理誤以為是教授，乃是因為李長之還在清華就讀時，就十分活躍，不但自己主持《清華週刊》的副刊，還和鄭振鐸等人一起創辦了《文學季刊》。他熱衷於撰寫各類書評，並宣導“大批評觀”，以為一切文藝作品都應該經過批評檢驗，故而極力宣導“批評精神”，處處寫文章申明自己的主張。彼時清華哲學系教授張申府對1931級清華哲學系學生印象深刻，曾撰文表揚周輔成和李長之都年少才高，時時能在報刊撰寫萬字長文。

的確，李長之常在《北平晨報》《大公報》《論語》《現代》《再生》《國聞週報》《文藝月刊》等刊物發表文章，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其文章數量之多，以至於他的好友吳組緗勸他放慢筆頭，以免找來無端的非議。或許正是文章數量多，且都刊登于當時北平重要文藝刊物上，故而造成了趙樹理的誤會。看來，吳組緗真有先見之明啊。

不過，在這場筆戰之後，二人並沒有更多的交集。李長之隨後輾轉雲南、重慶等人教書、編刊，直至1946年底回北京師範大學任職。而趙樹理不久就到解放區，以後創作出《小二黑結婚》等名作。兩人再次有了文字的交集，則是李長之注意到趙樹理了。其時李長之於1946年底到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從此一直留在北京。

1949年底，李長之撰寫《關於一九四九年的文藝動態的幾個考察》一文，對全國文藝活動做了一次巡覽，介紹到解放區作家時，就提到“就小說的創作說……趙樹理發表了《傳家寶》。 ”這一年，趙樹理也進北京到新大眾報社任職。兩人都隸屬於中國作協，雖然不清楚兩人何時交往，但起碼在1957年兩人已經頗為熟悉了。因為有文獻記載， 1957年6月1日，趙樹理與老舍、張恨水等人聯名邀請在京文藝工作者如沈從文、李長之、鐘敬文等100多人，擬創辦《大眾文學》雜誌，但似乎並沒有成功。二人此後是否還有交集，我們無從得知了。

這場筆戰，于李長之而言，可能並不知道兩人之間曾經發生過這樣一次觀點交鋒。但對趙樹理來說，卻記憶很深。據他的學生栗金馬回憶， 1963年，趙樹理在指導他寫作要貼近現實生活時，還興致勃勃地指出：“30年前，我在《嗚呼，李長之教授》一文中就曾寫道，我始終不承認一個偉大人物，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可見，他對那場論戰，還頗有些自得。

1963年，趙樹理在指導他寫作要貼近現實生活時，還興致勃勃地指出：“30年前，我在《嗚呼，李長之教授》一文中就曾寫道，我始終不承認一個偉大人物，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可見，他對那場論戰，還頗有些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