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第一人

近代對中國古代思想發展的系統研究，算起來大概要從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開始。之前的有梁啟超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其中對諸家學說的本身卻沒有詳細闡述。有人說，胡適著《大綱》的初衷，就是想替梁啟超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我看未必。胡適興之所致，有論必出，無梁也會有胡。

胡適為人歷來多有褒貶，有說堪稱師表，有說卑鄙無恥。

這裡以學論人，別不多說。胡有一口號：“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於是大膽疑古，大膽貶華；古籍多偽作，司馬遷多胡說。於是隨著考古發現，一遍遍小心地自抽嘴巴。胡另一高論救國：“西化”。而今中國並沒有像胡適說的那樣，不知大師有知，做何感想？可見胡適作為宗師，其為學之法，略顯淺薄。大師學貫中西，非我等工匠可比。原本不敢評說，然而事實如此，不敢不說。

或許正因為如此，胡不僅難與同時代的魯迅等相比，

即便是為人如馮友蘭者，後來寫的《中國哲學史》，也較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略勝一籌。胡適被人稱之為“善作半卷書”者，其《中國哲學史大綱》、《白話文學史》，都只有上卷。有人說是為盛名所累，多少有些道理，現時就有位“易大師”也是如此。可見為人為學，既有關係，有無關係。老子說：“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時不時地臭硬一下，未必不是個好主意。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原是胡適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經過整理，蔡元培作序，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在1919年出版。轟動一時。該書是中國人第一次採用西方的邏輯分析研究方法，對中國哲學史進行研究，在當時確實堪稱是具有開創意義。以至於胡適本人說：“我自信，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科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

休想站得住。 ”

當年的北大校長蔡元培評價此書有四種特長：

第一，證明的方法。

第二，扼要的手段。

第三，平等的眼光。

第四，系統的方法。

梁啟超評此書：“這書處處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他那敏銳的觀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都是不廢江河萬古流的”。馮友蘭也因此說：“在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適創始之功，是不可埋沒的”。

然而，事物往往都是多方面的。一個學說，要能夠經受長時間的考驗，才能夠看得出優劣。《中國哲學史大綱》，今日看來，其偏頗與謬誤也是很多的。雖然今天很少有學者對研究“史”本身沒有多大興趣，僅就胡適在此書中的研究方法，以及有此得出的孔子和老子的思想的得失，進行一番探討。

胡適在《大綱》導言中講到哲學史史料時，是有其取捨審定原則的：

史事，與人物所處年代是否相符；

文字，尤其是各個時代語言的特色；

文體，同一個哲學家的文體自成特色，出入太大定是偽作；

思想，一家之言必定能夠前後連貫，若一本書中自身觀點相左，也是偽作；

旁證，是從別的書裡尋找佐證。以上互為印證，方可證明一學說的真實性。

這些方法本事似乎並沒有大的問題。問題在於，“史事”與人物所處年代並非沒有爭議；文字語言的特色，是因人喜好不同而異，不完全取決歷史年代；文體，同一個人寫哲學和文學詩歌，文體也非一成不變；思想的連貫是沒有錯，問題在於一個人的思想並非完全一成不變，何況如果讀者自己都沒有讀懂（如胡對老子用弱的理解是一味示弱），依此來判斷是偽作豈非太過？如此以來，所謂的，佐證，都還不是自己主觀意識說了算？

關於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爭議很多（學術本來就是爭帶有議的），有學者認為胡適的如此“截斷眾流”，在客觀實際上讓中華文化，成了無源之水。

討論中國哲學，胡適卻根本沒有按照現代哲學的思維來看待國學，無論是本體論，方法論，認識論，自然的把握，存在的概念，等等現代哲學的概念全都沒有，哪還談什麼中國哲學史研究呢？有學者一針見血的指出，胡適“完全把哲學史當成了文學史研究了”。

也是偽作；

旁證，是從別的書裡尋找佐證。以上互為印證，方可證明一學說的真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