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結構性失衡是中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 重大結構性失衡有三個方面表現：第一， 中國實體經濟內容失衡。 第二， 實體經濟與金融關係失衡。 第三， 實體經濟與房地產失衡。
中央非常明確地指出解決重大結構性失衡的辦法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並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主線來推進， 強調“用改革的辦法來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兩條原則：
第一， 供給側結構改革不搞強刺激， 不搞大水漫灌。 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問題， 某種意義上講是貨幣超發問題。 因此要實行穩健偏中性的貨幣政策。
第二， 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搞所謂新型化經濟， 而是從供給總量與結構兩方面同時進行糾偏， 也就是去產能去杠杆， 提升實體經濟供給品質。 在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前提下，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以提高行業內部主要的大企業， 尤其是國有大企業的市場績效和業績， 來彌補歷史欠帳， 改造基礎設備， 歸還銀行貸款等等。 如果順利推進， 企業杠杆下降， 實體經濟將逐漸恢復競爭力。 企業杠杆下降競爭力恢復， 將使得銀行不良貸款率下降， 財政收入增加， 職工工資收入改善。 這種正向變化， 將極大地降低發生大規模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概率。 一旦做得不好， 則會導致行業惡化， 企業負債率上升，
問題的關鍵在於用何種方法提高行業架構。 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踐中， 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有的地方沒有進行一定區分， 以行政手段簡單化操作， 導致這一改革舉措走偏。 出現三個問題：第一是行政手段下指標、下命令為主， 忽視了經濟手段、法律手段；第二是去產能過程中， 不做區分， 以民營企業為主；第三是導致大宗原材料價格上漲趨勢過猛。
新時代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應該以政府“精兵簡政”來推動， 即以財政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個基礎， 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而不是用下指標的方式推進。
對政府進行改革， 特別是對行政事業單位進行改革， 會產生兩種效應。 第一， 產生放權效應。 第二， 產生減稅降費效應。 這兩個效應必然刺激企業投資能力的恢復和擴張， 以及居民收入增加、消費能力提升。 企業投資能力加上居民消費能力就是中國內需， 釋放兩種效應的結果是刺激內需擴大， 而內需擴大必然產生四個效應。 一是消化過剩產能。 二是穩定投資者預期。 三是增加民眾獲得感。 四是降低資本外流壓力。
政府改革要以“精兵簡政， 優化服務”為著力點。 可用4句話32個字進行簡單說明。
第一， 簡化職能， 精兵強體。 減稅要精兵， 繼續維持龐大政府規模和事無巨細的政府職能， 無法打破剛性支出。 政府職能不減， 規模不減，
第二， 減低稅費， 分配改革。 與其他國家相比， 中國稅費不高， 但從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角度來看， 稅費較高。 降稅費有兩層含義， 一個是降下來的稅費可以用於減稅空間， 這個是可以選擇的。 二是把結構性減稅降稅返給民眾， 實現結構性改革， 這是增加實體經濟回報、增加實體經濟吸引力的手段。
第三， 放管結合， 優化服務。 一是放， 地方政府少承擔一點可以由企業做的事務， 可能對於降低政府投資規模、降低地方債可能性、降低對房地產依賴起很大作用。
第四， 擴大內需， 新型動能。 改革結果必然是擴大內需， 內需會促進自主創新形成。 以外需為主的情況下， 中國做的是代工， 企業做的是為跨國公司研發設計好的圖紙加工， 其本身沒有研發能力， 沒有創新動力。 內需需要自主創新， 只有基於國內市場做自己的品牌才有這個能力。 自主品牌、自主技術、自主創新， 只有在內需環境當中才能夠形成。 隨著中國自主創新成為主流， 經濟新動能， 高新技術產業， 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成為我們國家發展主要動力，國家經濟就必然正向迴圈了。
（□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 劉志彪）
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製造業成為我們國家發展主要動力，國家經濟就必然正向迴圈了。（□ 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 劉志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