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時代， 讀書人想要謀求仕進， 須通過童子試、鄉試、會試、殿試幾個級別的考試。 在最高級別的殿試上， 由皇帝親自主持策問， 以決定考生的名次， 名列一甲第一名為狀元， 第二名為榜眼， 第三名為探花， 名列二甲的賜進士出身， 三甲為同進士出身。 但很多時候， 皇帝都是委派大臣主持殿試， 自己只是審核最後的結果， 閱卷大臣也是可以直接決定考生命運的人。
清代前期， 任閱卷大臣的多為皇帝的寵臣， 甚至是皇帝獎掖功臣的一種方式。 如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 定邊將軍兆惠因平叛新疆有功， 被委任為辛巳恩科的首席閱卷大臣， 另派協辦大學士劉統勳等九人為輔。 兆惠是滿人， 對漢文不甚了了， 根本無法評定文章的優劣。 但乾隆對另九位閱卷大臣事前有過交代， 讓他們在審閱過的試卷上粘一張小紙條， 紙上以圈點表示優劣， 然後又告知兆惠， 讓他根據眾人的圈點判斷，
到了晚清， 隨著政體的日趨腐朽， 科舉考試已經變得黑幕重重。 有些考生事前就揣測某官可能會被任命為殿試的閱卷大臣， 提前就托人走關係， 打通關節。 屆時， 先把自己的字樣送上， 讓閱卷大臣熟悉， 等到出場之後， 再將自己試卷的前四句寫到紙上， 派人輾轉送到閱卷大臣的手裡， 謂之“送詩片”。
而在閱卷大臣之間， 也有預設通行的“潛規則”。 各閱卷大臣乃是以朝廷委派的名次先後為序， 排位第一的閱卷大臣， 錄取的第一卷就是狀元；排位第二的閱卷大臣， 錄取的第一卷則為榜眼；排位第三的閱卷大臣， 錄取的第一卷則為探花， 依此類推。 如果閱卷大臣總共有八個人， 排位第一的閱卷大臣， 錄取的第二卷就是第九名。 這一暗定的規矩， 向為各方所恪守， 謂之“憲綱”， 意為不可踰越。 當然， 也偶有破例的時候。 光緒年間， 翁同龢與徐樹銘都被任命為閱卷大臣，
除了禮讓， 翁同龢亦有僭越之時。 光緒十五年(1889)的己醜科， 首席閱卷大臣為李鴻藻， 次席為翁同龢。 翁同龢仗自己是光緒的老師， 想錄取費念慈為狀元， 就去和李鴻藻商量。 而李鴻藻也已打算錄取張教謙為狀元， 加之兩人的政見不同， 平時就是各行其是， 於是堅辭不允。 雖然翁同龢深獲光緒的信任， 但李鴻藻是同治帝的老師， 資格比翁同龢更老， 在朝中也頗有威望， 翁同龢亦是難奈他何。 兩人相執不下， 最後只得採取折中之法——兩人錄取的人都不用， 狀元和榜眼被改為了張建勳和李盛鐸。
另外， 閱卷大臣中也有迂腐的冬烘先生， 取卷只憑自己的一時好惡， 而非依據文章的正誤曲直。 清人羅惇融的《賓退隨筆》載， 光緒年間， 理藩院尚書裕德每次充當閱卷大臣， 只要看到試卷中有犯其家人名諱的字， 就會肅衣整冠， 對著試卷行禮， 然後把試卷擱置一旁， 不再複閱。所以凡是遇到裕德主試，人們就會詳細打探他家人的名諱，然後私下告知親友，考試時切莫寫犯其家人名諱的字，以免失去被錄取的機會。
通常來說，閱卷大臣進呈的試卷，皇帝很少更改名次。但也有特例。清人錢泳的《履園叢話》載，乾隆辛巳恩科，乾隆審閱試卷的時候，見第一名為江南人趙翼，第二名為浙江的胡高望，第三名為陝西人王傑。由於陝西在此之前還從沒有出過狀元，而辛巳科又是為了慶祝皇太后七十壽辰加開的恩科，為了地域平衡，營造率土同慶的氛圍，乾隆便召來閱卷大臣，把王傑取為了狀元，趙翼則被改為了探花。
此外，光緒二十一年(1895)的乙未科，蕭榮爵本來名列一甲的第一名，駱成驤為二甲的第一名，名列第四。試卷進呈後，光緒見駱成驤的試卷首語為“臣聞殷憂所以啟聖，多難所以興邦”。當時正值大清甲午之戰新敗於日本，光緒心為此語所感，遂將駱成驤取為狀元，蕭榮爵則被改為了第四。
很多時候，考生的幸與不幸，也就在於閱卷大臣和皇帝的一念之間。
不再複閱。所以凡是遇到裕德主試，人們就會詳細打探他家人的名諱，然後私下告知親友，考試時切莫寫犯其家人名諱的字，以免失去被錄取的機會。通常來說，閱卷大臣進呈的試卷，皇帝很少更改名次。但也有特例。清人錢泳的《履園叢話》載，乾隆辛巳恩科，乾隆審閱試卷的時候，見第一名為江南人趙翼，第二名為浙江的胡高望，第三名為陝西人王傑。由於陝西在此之前還從沒有出過狀元，而辛巳科又是為了慶祝皇太后七十壽辰加開的恩科，為了地域平衡，營造率土同慶的氛圍，乾隆便召來閱卷大臣，把王傑取為了狀元，趙翼則被改為了探花。
此外，光緒二十一年(1895)的乙未科，蕭榮爵本來名列一甲的第一名，駱成驤為二甲的第一名，名列第四。試卷進呈後，光緒見駱成驤的試卷首語為“臣聞殷憂所以啟聖，多難所以興邦”。當時正值大清甲午之戰新敗於日本，光緒心為此語所感，遂將駱成驤取為狀元，蕭榮爵則被改為了第四。
很多時候，考生的幸與不幸，也就在於閱卷大臣和皇帝的一念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