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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師大學堂編書局譯書局:儒典西學,官修官譯(下)韋力撰

徐國萍在《京師大學堂教科書編譯活動研究》一文中稱編譯機構的組成總計有四個部門:譯書局、上海譯書分局、譯學館和編書處。 譯書局建成後不久就因為八國聯軍攻打北京而隨同京師大學堂一併停辦, 到光緒二十八年十月譯書局恢復原有編制, 直到光緒三十年停辦。

而上海譯書分局則是成立於光緒二十八年五月, 關於此局的開辦原因及其任務可由《籌辦奏章》得以瞭解“今宜在上海等處開一編譯局, 取各種普通學盡人所當習者, 悉編為功課書……局中集中西通才, 專司編譯。 其言中學者, 薈萃經子史之精要,

及與時務相關者編成之, 取其精華, 去其糟粕。 其言西學者, 譯西人學堂所用之書, 加以潤色, 既勒為定本, 除學堂學生每人給一份外, 仍請旨頒行各省學堂, 悉遵教授, 庶可以一趨向而廣民智。 ”上海譯書分局的開辦地點, 金梅所撰《長天集》中有京師大學堂設在上海的譯書局一文提到了這一點“綜合各種史料推斷, 這個京師大學堂的附屬機構, 亦在江南製造局之內, 而且是在其原有的同文館和翻譯館的基礎上建起來的, 也可以說, 它的基本構成, 即是同文館和翻譯館的骨幹人員。 由此亦可推斷, 翻譯局作為京師大學堂的附屬機構, 其位址, 就在江南製造局所在地高昌廟, 即現在的高雄路一帶。 ”

北河沿大街路牌

金梅推論上海譯書分局就是開辦在了江南製造局內, 而此地我曾到現場探訪。 雖然找到了該局, 然而如今那裡的工作人員也不知道這裡曾經開設過京師大學堂的譯書分局, 回來後細想說不定此分局的工作人員跟江南製造局內的翻譯人員是一批人馬兩塊牌子。

而對於上海分局的總辦, 金梅稱是沈兆祉, 並且該文中還稱“分局下麵設有一所印書局, 負責印製京師大學堂編譯的所有書籍。 在不長的時間中, 上海譯書分局翻譯和出版了數十種書, 如《東洋倫理學史》、《國民教育愛國心》、《垤氏實踐教育學》、《學校改良論》、《歐美教育觀》、《美國通史》、《教育古典》、《財政學》、《地文學》、《經濟統計學》、《今世歐洲外交史》、《天文淺說》、《博物學教科書》(植物部、生理部兩種)等。 ”

譯書局之外京師大學堂還開辦有譯學館, 其實譯學館就是京師同文館合併而來者, 而該館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外交人才, 同時他們也引進國外的相關書籍進行翻譯。 而譯學館內的翻譯機構其名稱為“文典處”, 朱志瑜、黃立波所著《中國傳統譯論——譯名研究》中“晚清政府設立的第一個官方譯名統一機構是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的文典處。

”光緒三十年同文館併入京師大學堂同時改名為譯學館, 而轉年就設立了文典處。 關於該名稱的來由, 《譯名研究》中稱“文典以品匯中外音名, 會通中外詞意, 集思廣益, 勒成官書為宗旨”。 其實文典處的主要任務就是編纂詞典。

徐國萍在其文中提到的京師大學堂第四個出版機構就是編書處, 對於該處的任務, 光緒三十年《大學堂編書處章程》中寫的十分明確。 此章程中提到的編纂宗旨為“一曰端正學術, 不墮畸邪;二曰歸於有用, 無取氾濫;三曰取酌年限, 合于程途;四曰博采群言, 標注來歷。 ”當然這都是一些總體要求,

但它說明了教育對於國家的重要性。 而對於具體的編纂方法, 該章程中則稱“各門課本, 擬分兩項辦法:一最簡之本, 為蒙學及尋常小學之用;二較詳之本, 為高等小學及中學之用。 惟兩項課本, 相因為用, 詳略之間, 宜勘酌妥善, 不當過涉複重, 至精深完博, 則原則具存, 以待專門學堂自行抉擇。 ”看來大學堂所編制課本不僅僅是對大學生同時也會面對中小學生, 而對於大學課本的編纂則由章程中所提到的人員安排可知“編書處既經奏明辦理, 自應剋期開辦。 除總辦兩員外, 擬經學一門, 派分纂兩員。 史學一門, 派分纂兩員。 地理一門, 派分纂兩員。 修身倫理一門, 派分纂兩員。 諸子一門, 派分纂一員。 文章一門, 派分纂一員, 詩學一門, 派分纂一員。每員各給書手一名。總辦處給書手四名。”

另一側的街道名

對於譯書局,在光緒二十八年同樣有獨立的章程,本章程的第一個欄目是設員,此欄目中規定了譯書局內相應的人數和職責“總譯一人,以總司譯事。凡督率、分派、刪潤、印行及進退譯員等事,皆主之。分譯四人,分司迻譯。其不住局而領譯各書者,無定數。筆述二人,以佐譯員漢文之所不及。校勘二人,即以筆述之員兼之。潤色二人,分司最後考訂潤色及印書款式之事。圖畫二人,一洋一華,司繪刻圖式。監刷一人,主刻刷印行之事。書手四人,司抄錄。司賬一人,司支應及發行書籍。”

從這些職責中可知其中有專人負責刻印刷版印行等出版事物,而印書局內的人員組成在《京師大學堂同學錄》中有如下記載“印書局總纂兼考校處李希聖;輿地總纂兼考校處鄒代鈞;分瑜韓朴存、孫寶瑄、桂植等;正校馬浚年;分校陳毅。譯書局總辦兼考校處嚴複;分譯常彥、曾宗顰、胡文悌、魏易、筆述林紓、陳希彭。”看來編書局的負責人是李希聖,而譯書局的總辦則是前面提到的嚴複,而在譯書局中還有著名人物林紓。而林紓進入譯書局正是受到了他的同鄉好友嚴複的聘請,雖然林紓不懂外文但他卻是一位著名的翻譯家,而他翻譯出的國外小說在社會上大為風行,他跟嚴複被世人並稱為“譯才並世數嚴林”。

維納斯之美

因為京師大學堂設有師範館,為此譯書館還翻譯了不少日本的相關著書,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所編《北京大學史料》中提到譯書局編譯過師範著作如下“日本鷹村太郎之《東西洋倫理學史》、穗積八吏之《國民教育愛國心》、佐藤傳藏之《中學礦物學教科書》、藤代楨輔之《垤氏實踐教育學》、清水直義之《實驗教育行政法》、小林歌吉之《教育行政法》、大瀨甚太郎、杉木富槌之《兒童教育法》、育成會之《歐美教育觀》、澤柳政太郎、立法銑三郎之《格式特殊教育學》、小山左文二之《教授法各論》、寺田勇吉之《學校改良論》、谷本富之《新體歐洲教育史要》、江口高邦之《獨逸教授法》、清水直義之《實驗教育行政法》。”

由以上可知當年的京師大學堂編書局和譯書局,出版過大量的著作,而這些著作因為屬於實用之書雖然到如今僅有一百餘年的歷史,然而他們編的這些書卻並不容易尋得,而當年的編書處和譯書處到如今也同樣找不到痕跡。

北河沿大街

關於京師大學堂編書局和譯書局的具體位置,如奕劻所言乃是地安門內的馬神廟,這樣的說法顯然有些籠統。於是我給北大的欒偉平老師去電話,因為欒老師幫我審校過《得書記》和《失書記》,我知道她做事極其仔細認真。她幫我查證之後,告訴我編譯書局就處在北大老的法學院也就是後來的北大三院,而後她給我發來截屏乃是《北大校園的變遷》一文。該文中稱:“法學院(北大三院)位於東華門北河沿54號,原為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所在地。”而後她給我又發來了一九零三年六月七日《申報》第二頁,此頁刊載的內容正是《京師大學堂譯學館開辦章程》而此章程中的第二節中稱:“本館建于大學堂附近北河沿,乃大學堂購置房產……”以此可證《北大校園的變遷》中所說的北河沿54號應該就是其確切地址。

有確切地址當然尋找就會方便許多,於是驅車前往此處,幾年未從此經過,沒想到這條路已然整修一新。北河沿大街很長,我在路上慢慢地開,注意到其右旁已經建成了城牆遺址公園,而左側大多數為國家重要的機關部門。因為門牌號較為清晰,所以一路上可以數著號碼前行,而左側的這些門牌號一率為單號,我的車一直開到了此路的北端,此時的號碼已經是一百餘號。我想找個地方將車停下來仔細查看,然在這一帶轉了兩圈後無停車處。之後兩次拐入旁邊的小胡同,裡面早已停滿了汽車。在路上我已看到了大量的探頭,看來想把車隨意停下已然沒有可能,一咬牙只好開車離去,前去探訪其它地點。

看到一處古建築

三天之後,正趕上了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我決定打車前往。出租司機跟我走的路線完全不同,但他還是開到了北河沿大街北端這一帶。下車之後,穿過城牆公園,遠遠地看到公園的另一側有文保牌。十幾年的尋訪讓我對文保牌特別的敏感,每見此物就心生歡喜,於是迅速地跑到近前。這個文保牌上寫著“原中法大學”,真希望此牌去掉前三個字而後再加上個堂字。站在這個大門前看到的是一處中西結合式的老建築,這裡沒有門牌號碼,我推了推門無法打開。於是沿著側牆向北走幾十米後,又看到了一個仿古院落,到此時才明白中法大學的入口處改在了這裡,而今這裡成了一些部門的辦公場所。我想走進院內瞭解這裡是否跟京師大學堂編譯館有關係,而保安將我攔下,他說不知道我問的是什麼問題,但我卻不能進內。

原來是中法大學

文保牌

中法大學入口

無奈繼續前行,在此看到了社區辦事處,於是進內打問,一位女工作人員跟我說,城牆遺址公園的右側道路是東黃城根北路,而我找的北河沿大街則在公園的西側,他讓我到那一帶去尋找。無奈只好穿過公園,又穿過北河沿路,沿著對面的街區慢慢探訪,然而門牌號從“北河沿31號”直接跳到了77號,而我要找的54號就處在這已然消失的範圍內。

北河沿西側全部改成了花壇

昨天欒偉平給我發微信問我是否找到了這處尋訪之地,我對她說停車太困難,但我還會再次訪之。欒偉平建議我向北大教授白化文先生去請教,因為白先生對北大的校史特別的瞭解。而今我站在了北河沿路上想起了欒老師給予我的提醒,於是我給白先生家打了個電話。接電話者是師母,她說白先生正在睡覺,聞聽此言我馬上說自己沒事,只是打電話問候老先生。

進入此條胡同

安靜

放下電話後沿著北河沿西側道路繼續北行,這一帶畢竟保留下了許多老房子,但既然在街面上看不到我要尋找的門牌號,於是我穿入了一條小巷。在胡同口看到此巷的名稱為“水簸箕胡同”,沿此胡同慢慢行走,在這裡看到了“黑芝麻胡同小學”。而這一帶所建均為單號,穿過此巷見到了一處正在整修的綠地,此處的地面上滿布著厚木板,不知下面是怎樣的設施。沿此路向西,看到了“吉祥社區居委會”,推了推鐵門竟然沒有上鎖,於是走進院內在其房間裡遇到了一位工作人員。我向他出示自己的尋訪名單,他看後明確的跟我說北河沿雙號的部分早在十七年前就已經拆掉了,其位置就是現在的城牆遺址公園。

這所小學也是單號

找到了居委會

正在綠化之中

這個結果當然令我十分沮喪,但也是無奈的現實,於是向這位工作人員道謝後又重新穿過馬路來到了公園之中。此公園的北頭部分還保留了一段老牆,旁邊有介紹牌,這個介紹牌上稱此處為“明清皇城東牆北段”。細看上面的介紹文字完全沒有提到京師大學堂編書處和譯書處的問題,這兩處重要的人文遺址究竟處在公園的什麼位置呢?看來只能向白先生請教了。今日是假期的第一天,看來老先生也在做修整,我當然不能唐突的打擾他的休息,於是我決定先在這一帶轉一翻,磨蹭一段時間後再給老先生打電話。

僅餘了這麼一段

接茬兒處

此處距著名的南鑼鼓巷不足一百米,我決定到那裡去消磨時間,可是剛走到入口處我就被嚇了回來,因為裡面的遊客已經把巷口堵滿。遠遠望過去裡面的遊客之多已經超過了下餃子,其實我一直不明白這麼多遊客為什麼要進這條胡同內去擁擠一番,因為裡面實在沒有什麼可看的景點。而我想進入此巷是因為裡面有幾家書店,雖然那裡沒有我要買之書,但畢竟新書跟古書也能稱得上是“庶幾近焉”。但今天的這個陣式讓我迅速地打消了進書店的念頭,展眼望去這一帶完全找不到能夠歇腳的地方,而正在此時一位遊客打車來此湊熱鬧。我立即登上此車,逃離了這洶湧的人海。而我所尋找的編書局和譯書局的舊址是否確切只好今後再向白老先生請教了。

附近是南鑼鼓巷

派分纂一員。每員各給書手一名。總辦處給書手四名。”

另一側的街道名

對於譯書局,在光緒二十八年同樣有獨立的章程,本章程的第一個欄目是設員,此欄目中規定了譯書局內相應的人數和職責“總譯一人,以總司譯事。凡督率、分派、刪潤、印行及進退譯員等事,皆主之。分譯四人,分司迻譯。其不住局而領譯各書者,無定數。筆述二人,以佐譯員漢文之所不及。校勘二人,即以筆述之員兼之。潤色二人,分司最後考訂潤色及印書款式之事。圖畫二人,一洋一華,司繪刻圖式。監刷一人,主刻刷印行之事。書手四人,司抄錄。司賬一人,司支應及發行書籍。”

從這些職責中可知其中有專人負責刻印刷版印行等出版事物,而印書局內的人員組成在《京師大學堂同學錄》中有如下記載“印書局總纂兼考校處李希聖;輿地總纂兼考校處鄒代鈞;分瑜韓朴存、孫寶瑄、桂植等;正校馬浚年;分校陳毅。譯書局總辦兼考校處嚴複;分譯常彥、曾宗顰、胡文悌、魏易、筆述林紓、陳希彭。”看來編書局的負責人是李希聖,而譯書局的總辦則是前面提到的嚴複,而在譯書局中還有著名人物林紓。而林紓進入譯書局正是受到了他的同鄉好友嚴複的聘請,雖然林紓不懂外文但他卻是一位著名的翻譯家,而他翻譯出的國外小說在社會上大為風行,他跟嚴複被世人並稱為“譯才並世數嚴林”。

維納斯之美

因為京師大學堂設有師範館,為此譯書館還翻譯了不少日本的相關著書,北京大學校史研究室所編《北京大學史料》中提到譯書局編譯過師範著作如下“日本鷹村太郎之《東西洋倫理學史》、穗積八吏之《國民教育愛國心》、佐藤傳藏之《中學礦物學教科書》、藤代楨輔之《垤氏實踐教育學》、清水直義之《實驗教育行政法》、小林歌吉之《教育行政法》、大瀨甚太郎、杉木富槌之《兒童教育法》、育成會之《歐美教育觀》、澤柳政太郎、立法銑三郎之《格式特殊教育學》、小山左文二之《教授法各論》、寺田勇吉之《學校改良論》、谷本富之《新體歐洲教育史要》、江口高邦之《獨逸教授法》、清水直義之《實驗教育行政法》。”

由以上可知當年的京師大學堂編書局和譯書局,出版過大量的著作,而這些著作因為屬於實用之書雖然到如今僅有一百餘年的歷史,然而他們編的這些書卻並不容易尋得,而當年的編書處和譯書處到如今也同樣找不到痕跡。

北河沿大街

關於京師大學堂編書局和譯書局的具體位置,如奕劻所言乃是地安門內的馬神廟,這樣的說法顯然有些籠統。於是我給北大的欒偉平老師去電話,因為欒老師幫我審校過《得書記》和《失書記》,我知道她做事極其仔細認真。她幫我查證之後,告訴我編譯書局就處在北大老的法學院也就是後來的北大三院,而後她給我發來截屏乃是《北大校園的變遷》一文。該文中稱:“法學院(北大三院)位於東華門北河沿54號,原為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所在地。”而後她給我又發來了一九零三年六月七日《申報》第二頁,此頁刊載的內容正是《京師大學堂譯學館開辦章程》而此章程中的第二節中稱:“本館建于大學堂附近北河沿,乃大學堂購置房產……”以此可證《北大校園的變遷》中所說的北河沿54號應該就是其確切地址。

有確切地址當然尋找就會方便許多,於是驅車前往此處,幾年未從此經過,沒想到這條路已然整修一新。北河沿大街很長,我在路上慢慢地開,注意到其右旁已經建成了城牆遺址公園,而左側大多數為國家重要的機關部門。因為門牌號較為清晰,所以一路上可以數著號碼前行,而左側的這些門牌號一率為單號,我的車一直開到了此路的北端,此時的號碼已經是一百餘號。我想找個地方將車停下來仔細查看,然在這一帶轉了兩圈後無停車處。之後兩次拐入旁邊的小胡同,裡面早已停滿了汽車。在路上我已看到了大量的探頭,看來想把車隨意停下已然沒有可能,一咬牙只好開車離去,前去探訪其它地點。

看到一處古建築

三天之後,正趕上了五一假期的第一天,我決定打車前往。出租司機跟我走的路線完全不同,但他還是開到了北河沿大街北端這一帶。下車之後,穿過城牆公園,遠遠地看到公園的另一側有文保牌。十幾年的尋訪讓我對文保牌特別的敏感,每見此物就心生歡喜,於是迅速地跑到近前。這個文保牌上寫著“原中法大學”,真希望此牌去掉前三個字而後再加上個堂字。站在這個大門前看到的是一處中西結合式的老建築,這裡沒有門牌號碼,我推了推門無法打開。於是沿著側牆向北走幾十米後,又看到了一個仿古院落,到此時才明白中法大學的入口處改在了這裡,而今這裡成了一些部門的辦公場所。我想走進院內瞭解這裡是否跟京師大學堂編譯館有關係,而保安將我攔下,他說不知道我問的是什麼問題,但我卻不能進內。

原來是中法大學

文保牌

中法大學入口

無奈繼續前行,在此看到了社區辦事處,於是進內打問,一位女工作人員跟我說,城牆遺址公園的右側道路是東黃城根北路,而我找的北河沿大街則在公園的西側,他讓我到那一帶去尋找。無奈只好穿過公園,又穿過北河沿路,沿著對面的街區慢慢探訪,然而門牌號從“北河沿31號”直接跳到了77號,而我要找的54號就處在這已然消失的範圍內。

北河沿西側全部改成了花壇

昨天欒偉平給我發微信問我是否找到了這處尋訪之地,我對她說停車太困難,但我還會再次訪之。欒偉平建議我向北大教授白化文先生去請教,因為白先生對北大的校史特別的瞭解。而今我站在了北河沿路上想起了欒老師給予我的提醒,於是我給白先生家打了個電話。接電話者是師母,她說白先生正在睡覺,聞聽此言我馬上說自己沒事,只是打電話問候老先生。

進入此條胡同

安靜

放下電話後沿著北河沿西側道路繼續北行,這一帶畢竟保留下了許多老房子,但既然在街面上看不到我要尋找的門牌號,於是我穿入了一條小巷。在胡同口看到此巷的名稱為“水簸箕胡同”,沿此胡同慢慢行走,在這裡看到了“黑芝麻胡同小學”。而這一帶所建均為單號,穿過此巷見到了一處正在整修的綠地,此處的地面上滿布著厚木板,不知下面是怎樣的設施。沿此路向西,看到了“吉祥社區居委會”,推了推鐵門竟然沒有上鎖,於是走進院內在其房間裡遇到了一位工作人員。我向他出示自己的尋訪名單,他看後明確的跟我說北河沿雙號的部分早在十七年前就已經拆掉了,其位置就是現在的城牆遺址公園。

這所小學也是單號

找到了居委會

正在綠化之中

這個結果當然令我十分沮喪,但也是無奈的現實,於是向這位工作人員道謝後又重新穿過馬路來到了公園之中。此公園的北頭部分還保留了一段老牆,旁邊有介紹牌,這個介紹牌上稱此處為“明清皇城東牆北段”。細看上面的介紹文字完全沒有提到京師大學堂編書處和譯書處的問題,這兩處重要的人文遺址究竟處在公園的什麼位置呢?看來只能向白先生請教了。今日是假期的第一天,看來老先生也在做修整,我當然不能唐突的打擾他的休息,於是我決定先在這一帶轉一翻,磨蹭一段時間後再給老先生打電話。

僅餘了這麼一段

接茬兒處

此處距著名的南鑼鼓巷不足一百米,我決定到那裡去消磨時間,可是剛走到入口處我就被嚇了回來,因為裡面的遊客已經把巷口堵滿。遠遠望過去裡面的遊客之多已經超過了下餃子,其實我一直不明白這麼多遊客為什麼要進這條胡同內去擁擠一番,因為裡面實在沒有什麼可看的景點。而我想進入此巷是因為裡面有幾家書店,雖然那裡沒有我要買之書,但畢竟新書跟古書也能稱得上是“庶幾近焉”。但今天的這個陣式讓我迅速地打消了進書店的念頭,展眼望去這一帶完全找不到能夠歇腳的地方,而正在此時一位遊客打車來此湊熱鬧。我立即登上此車,逃離了這洶湧的人海。而我所尋找的編書局和譯書局的舊址是否確切只好今後再向白老先生請教了。

附近是南鑼鼓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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