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7年10月7日， 歐洲十位保守主義傾向的學者和知識份子， 以九種語言同時發佈一份連署聲明， 即《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宣言。 宣言文本共計三十六條， 從憤懣到失落， 從理念到實踐表達了他們對目前歐洲危機的看法， 以及對歐洲未來的原則性構想。 這份宣言呼籲人們理解已近沉淪的歐洲真正的傳統與個性， 意在積極打撈所謂歐洲傳統中最好的遺產。
在宣言簽署的第三日， 華東師範大學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將其譯本公之於世， 一時間引起了國內學界對其廣泛關注。
本文為清華大學國學院劉東教授對此《宣言》的批評性解讀。
文明一如山海， 巍峨浩瀚而又道盡良莠。 唯有密思審度， 周察不比方得真昧。
1. 從10月9日的新聞中， 讀到了這份表達著保守主義訴求的聲明。 首先我要講， 從保護“異國情調”或欣賞“多元之美”的意義上， 或者乾脆從作為旅遊者的意義上， 自己可以同情地理解這些人的發聲。 確實， 不能把這個世界弄得千城一面、千邦一面。 即使我並不常常走進那些教堂， 可是如果走到哪個歐洲的城鎮，
2. 進一步說， 無論是在歷史教學的意義上， 還是在藝術理解的意義上， 我也都能同情地理解這份聲明。 就在幾天前， 我還在自己的課堂上說起， 不要把貝多芬的交響樂， “從一到九”都順順溜溜、心不在焉地聽下來， 那就有可能忽略掉深藏的文化意涵， 比如《第三交響樂》跟《普羅米修士的生民》的關聯， 以及《第九交響樂》跟《莊嚴彌散》的關聯， 以及貝多芬當年在這兩極之間的艱難掙扎。 同樣的道理， 無論你走進了盧浮宮還是聖彼得大教堂， 如果想看懂那些以《聖經》為題材的繪畫， 或者聽懂哪怕是遲至巴赫時代的管風琴音樂，
3. 再進一步說， 即使只是面對當今歐洲的現實困境， 我也照樣能同情地理解這份保守主義的聲明。 如今在道格拉斯·諾斯的意義上， 人們張口閉口都在談論著“路徑依賴”， 以此來理解文明進程的自身連貫性。
4. 當然還要補充性地指出， 這類“要麼左、要麼右”的比喻性說法， 往往容易造成人們理解的混亂， 也常常會閃出供人鑽營的“空子”， 就像我在一篇文章的題記中所說——“面對著鏡中的人物， 他伸出自己的左手， 卻抓住了你的右手”。 而事實上， 有時候這種“右”字確實在指方位， 或是指社會分層中的空間分佈；而有時它卻只是個時間向度， 也即在文化價值上逆轉或倒退。
5. 正因為這樣， 我緊跟著又要說明一下， 我頂多也只願在“保護多元”意義上，
6. 更有甚者， 如果我們在討論以賽亞·伯林的著作時， 還主要是聚焦在“自由主義與多元主義”有無矛盾的話題上， 那麼， 當我們今番又從保守主義者那裡聽到這種聲明時， 卻發現了一種從形態上更加返古的立場， ——也就是說， 這些人實則是站在古代的立場上， 在同時反對這兩種主要的當代思潮了。
7. 這就更足以讓我們的頭腦開始鬆動了——甚至即使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中國人，到這裡只怕也會感到無所適從了吧？長期以來，那些珍視“歐洲價值”的人們，大概正因為這種先入為主的“珍視”，也就不再能同情地理解中國人對於家藏的同樣珍視，由此別人的這種珍視就會被他們、以及他們教出來的中國弟子們，批評為思想上、或文化上的頑固與“保守”。當然在這樣的語境下，“保守”一詞是帶有明顯貶義的，並且這種貶義還並非因為他們理解了別人的什麼，而只是因為他們已把自身的選擇視為天然普世性的，故此只要不去追隨他們就屬於天大的錯誤。
8. 也正因為這樣，鑒於本次全球化本身是由西化（或歐化）所引起的，也是由打從歐洲起始的科技創新、經濟創新與制度創新所支撐的，所以一般來說，就往往是由非西方的文明來對抗全球化，引起了所謂“樹枝被壓彎”後的、表現為文化多元主義的反彈。也正因為這樣，歐洲的文明——無論是它從前的代表基督精神，還是它後來的代表自由主義——就往往是站到了文化多元主義的對立面。
9. 反諷的是，現在竟輪到由這些歐洲人來大聲疾呼：就連西方自己也感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壓力了，甚至保守不住自己的原生態了！這按說確實有點好笑，但我們卻不要報復性地嘲笑他們，因為他們這種即使是有些遲來的反應，仍然值得人們去同情地理解；而且至少，他們眼下也不再把自己的文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說成是“普世性”的了，——正相反，只要還能被視作應予保守的某種殊別文化，或者作為全球多元文化之一的地方文化，那就已經足以讓他們感到慶倖、以手加額了。
10. 既然如此，那麼這些來自歐洲的、具有勇氣的知識份子，要不要反省一下自己前輩的作為，乃至替他們說聲“對不起”呢？想當年，也正是出於他們想要保守的價值，他們的前輩才如此活躍地投入了殖民運動中，其中當然也包含了像“傳教”這樣的文化殖民活動。由此，那場規模空前的向外航海運動，其指歸就絕沒有對準過什麼“多元化”。
11. 更加棘手的是，即使他們現在轉而採取守勢、只想要保守自家的價值了，可那究竟是指歐洲的哪一種價值呢？要知道，歐洲精神是在不斷變化的。因此，那價值為什麼非要表現為這篇聲明所主張的、實則早被大部分歐洲人所拋棄了的基督教呢？難道說，啟蒙運動的傳統、科學理性的擴張、存在主義的運動、世俗主義的思潮等等，就統統算不上歐洲的文化價值嗎？恐怕在這一點上，他們需要先去跟自己的同胞廝混清楚。
12. 反過來說，就算那些礙手礙腳的“政治正確”信條，作為新興的、不可越雷池一步的戒律，也的確弄得人們動輒得咎，然而這樣的清規戒律，也同樣是沿著歐洲的主導價值，逐漸地被推導和傳播出來的；而且，在那些正被波及的、位於歐洲以外的地區，它們也正同樣作為“文明與否”的標準，或者說，是作為歐洲文明的另一種優勢，往往弄得我們既無所措手足，又哭笑不得。
13. 而說到這種“政治正確”的僵化信條，我當然也可以同情地理解，作為其中的簽名者之一，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肯定對之感到厭惡。不過即便如此，我還是很難相信或想像，他怎麼會同意簽署這份聲明，既然它竟這麼無保留地讚美歐洲的宗教。——我畢竟讀過他以前的著作，知道他曾明確地拒絕宗教的獨斷，即使它曾以這種獨斷的包袱皮，保藏過很多積極的要素，比如人類自己創造的道德與藝術等等。
14. 我所以要抓住這一點不放，是基於下面的這番考慮：如果從撒母耳·亨廷頓的角度來看，那麼，無論是這份聲明正在針對的困境，還是由又要繼續挑起的紛爭，都正乃“文明衝突”在歐洲內部的體現；照此說來，必然要分成各種教派的宗教思想——這裡主要是指所謂“亞伯拉罕宗教”——就恰正是當下衝突的主要造因。可他們現在倒好，反把它當成急需保守或挽救的東西了，或者乾脆說，他們是以打算以加倍挑起宗教衝突的形式，來挽救原本由宗教衝突所造成的亂局！
15. 這樣一來，從一位中國思想家的角度來看，我首先關心的問題就表現在，既然歐洲人本身並無一成不變的立場，而且每次都採取了跟以往決裂的態度，那麼，為什麼他們不管發展到了哪一步，都非要別人去亦步亦趨地跟從自己呢？具體而言就是，如果在昨天，他們還自問願意篤信獨斷的宗教，就馬上認定“無宗教”狀態是不可容忍的，哪怕中國人照樣表現得“有道德”也不行；而如果在今天，他們又決計破除這種無理的東西，別人又必須馬上就仿效這一點，學習他們用來取代宗教的東西——那麼明天呢？
16. 而更進一步的問題則是，借一個傑克·古迪愛用的術語，為什麼即使到了今天，還只提一個“我們可以信靠的歐洲”呢，而不是“我們可以共居的歐亞大陸”呢？須知在歷史上，這塊大陸從未這麼壁壘森嚴過，就連你們此刻想要保守的基督教，以及你們想要排斥的伊斯蘭教，原本也都並不屬於你們想要封閉的歐洲，而統統來自位於西亞那個小城——耶路撒冷。
17. 當然，除了“兩希文明”中的希伯來精神，你們也順帶地、不很熱情地提到了希臘精神，由此也就讓我們從這篇聲明中，仿佛回到了馬修·阿諾德的那個年代，重溫到了他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一書中，天真表達出的那種“珠聯璧合”式的浪漫。可到了今天，你們果真還能保持住那份天真嗎？難道你們根本就忘記了或不相信，正如列夫·舍斯托夫尖銳指出的——“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麼關係？”如果真是沒什麼關係，那麼你們到底要捨棄哪一個呢，是希臘精神，還是希伯來精神？
18. 由此總結起來，正如我們在歐洲晚近的多次選舉中見到的，由於急速“向右轉”已經匯成了潮流，所以，這份表達了保守主義立場的聲明，也就典型地代表了對於當下混亂處境的某種應激反應，儘管在這番急就的反應中，也同樣摻雜著種種的斷裂與混亂。——至於說，這種應激的病狀本身，能不能也算作一種藥方，而人們又是否可以信賴這種簡單退回去的藥方，或者，即使信了它又是否會收到預期的療效，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19. 此外，從清華國學院的立場出發，我還不免有些擔心的是，一旦這種來自歐洲的應激反應，被原封不動地迻譯到中國來，又要被那些一直在追隨歐洲價值的人們，用來簡單地比附我們這裡的“國學熱”了。的確，就它們都想要呵護本土的價值而言，在這兩者間存在著似是而非的相似性。然而，一旦稍作深思卻會發現：在歐亞大陸的這一邊，只不過是旨在恢復曾被歐洲人摧毀或夷平的傳統，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邊，則是企圖保住自家曾經表現為強勢、而眼下才剛剛稍有頓挫的傳統。
20. 實際上，特別是跟這份聲明想要保守的那種傳統相比，古代中國的價值正好開出了截然相反的路向。這是因為，早從軸心時代的那次主動創造開始，我們就做出了“無宗教而有道德”的價值選擇，而且唯有這種源自“先秦理性主義”的價值選擇，在當今才既是我們須臾不可少離的財富，也是我們得以崛起於當代的最大機運。正因為這樣，就算我們可以同情地理解別人的回望，但我們自己卻既不可能、也沒必要，再絕望地退回那種愚昧、迷信與盲從中去了。
作者簡介
劉東教授，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早歲師從思想家李澤厚，曾先後任教於浙大、南大、中國社科院、北大，講學足跡遍及亞美歐澳各洲；除國學領域外，所治學科依次為美學、比較文學、國際漢學、政治哲學、教育學，晚近又進入藝術社會學；發表過著譯作品十七種；創辦並主持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及《中國學術》雜誌。
7. 這就更足以讓我們的頭腦開始鬆動了——甚至即使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中國人，到這裡只怕也會感到無所適從了吧？長期以來，那些珍視“歐洲價值”的人們，大概正因為這種先入為主的“珍視”，也就不再能同情地理解中國人對於家藏的同樣珍視，由此別人的這種珍視就會被他們、以及他們教出來的中國弟子們，批評為思想上、或文化上的頑固與“保守”。當然在這樣的語境下，“保守”一詞是帶有明顯貶義的，並且這種貶義還並非因為他們理解了別人的什麼，而只是因為他們已把自身的選擇視為天然普世性的，故此只要不去追隨他們就屬於天大的錯誤。
8. 也正因為這樣，鑒於本次全球化本身是由西化（或歐化）所引起的，也是由打從歐洲起始的科技創新、經濟創新與制度創新所支撐的，所以一般來說，就往往是由非西方的文明來對抗全球化，引起了所謂“樹枝被壓彎”後的、表現為文化多元主義的反彈。也正因為這樣，歐洲的文明——無論是它從前的代表基督精神，還是它後來的代表自由主義——就往往是站到了文化多元主義的對立面。
9. 反諷的是，現在竟輪到由這些歐洲人來大聲疾呼：就連西方自己也感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壓力了，甚至保守不住自己的原生態了！這按說確實有點好笑，但我們卻不要報復性地嘲笑他們，因為他們這種即使是有些遲來的反應，仍然值得人們去同情地理解；而且至少，他們眼下也不再把自己的文化，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說成是“普世性”的了，——正相反，只要還能被視作應予保守的某種殊別文化，或者作為全球多元文化之一的地方文化，那就已經足以讓他們感到慶倖、以手加額了。
10. 既然如此，那麼這些來自歐洲的、具有勇氣的知識份子，要不要反省一下自己前輩的作為，乃至替他們說聲“對不起”呢？想當年，也正是出於他們想要保守的價值，他們的前輩才如此活躍地投入了殖民運動中，其中當然也包含了像“傳教”這樣的文化殖民活動。由此，那場規模空前的向外航海運動，其指歸就絕沒有對準過什麼“多元化”。
11. 更加棘手的是，即使他們現在轉而採取守勢、只想要保守自家的價值了，可那究竟是指歐洲的哪一種價值呢？要知道，歐洲精神是在不斷變化的。因此，那價值為什麼非要表現為這篇聲明所主張的、實則早被大部分歐洲人所拋棄了的基督教呢？難道說，啟蒙運動的傳統、科學理性的擴張、存在主義的運動、世俗主義的思潮等等，就統統算不上歐洲的文化價值嗎？恐怕在這一點上，他們需要先去跟自己的同胞廝混清楚。
12. 反過來說，就算那些礙手礙腳的“政治正確”信條，作為新興的、不可越雷池一步的戒律，也的確弄得人們動輒得咎，然而這樣的清規戒律，也同樣是沿著歐洲的主導價值，逐漸地被推導和傳播出來的；而且，在那些正被波及的、位於歐洲以外的地區，它們也正同樣作為“文明與否”的標準，或者說，是作為歐洲文明的另一種優勢，往往弄得我們既無所措手足，又哭笑不得。
13. 而說到這種“政治正確”的僵化信條，我當然也可以同情地理解，作為其中的簽名者之一，斯克魯頓（Roger Scruton）肯定對之感到厭惡。不過即便如此，我還是很難相信或想像，他怎麼會同意簽署這份聲明，既然它竟這麼無保留地讚美歐洲的宗教。——我畢竟讀過他以前的著作，知道他曾明確地拒絕宗教的獨斷，即使它曾以這種獨斷的包袱皮，保藏過很多積極的要素，比如人類自己創造的道德與藝術等等。
14. 我所以要抓住這一點不放，是基於下面的這番考慮：如果從撒母耳·亨廷頓的角度來看，那麼，無論是這份聲明正在針對的困境，還是由又要繼續挑起的紛爭，都正乃“文明衝突”在歐洲內部的體現；照此說來，必然要分成各種教派的宗教思想——這裡主要是指所謂“亞伯拉罕宗教”——就恰正是當下衝突的主要造因。可他們現在倒好，反把它當成急需保守或挽救的東西了，或者乾脆說，他們是以打算以加倍挑起宗教衝突的形式，來挽救原本由宗教衝突所造成的亂局！
15. 這樣一來，從一位中國思想家的角度來看，我首先關心的問題就表現在，既然歐洲人本身並無一成不變的立場，而且每次都採取了跟以往決裂的態度，那麼，為什麼他們不管發展到了哪一步，都非要別人去亦步亦趨地跟從自己呢？具體而言就是，如果在昨天，他們還自問願意篤信獨斷的宗教，就馬上認定“無宗教”狀態是不可容忍的，哪怕中國人照樣表現得“有道德”也不行；而如果在今天，他們又決計破除這種無理的東西，別人又必須馬上就仿效這一點，學習他們用來取代宗教的東西——那麼明天呢？
16. 而更進一步的問題則是，借一個傑克·古迪愛用的術語，為什麼即使到了今天，還只提一個“我們可以信靠的歐洲”呢，而不是“我們可以共居的歐亞大陸”呢？須知在歷史上，這塊大陸從未這麼壁壘森嚴過，就連你們此刻想要保守的基督教，以及你們想要排斥的伊斯蘭教，原本也都並不屬於你們想要封閉的歐洲，而統統來自位於西亞那個小城——耶路撒冷。
17. 當然，除了“兩希文明”中的希伯來精神，你們也順帶地、不很熱情地提到了希臘精神，由此也就讓我們從這篇聲明中，仿佛回到了馬修·阿諾德的那個年代，重溫到了他在《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一書中，天真表達出的那種“珠聯璧合”式的浪漫。可到了今天，你們果真還能保持住那份天真嗎？難道你們根本就忘記了或不相信，正如列夫·舍斯托夫尖銳指出的——“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麼關係？”如果真是沒什麼關係，那麼你們到底要捨棄哪一個呢，是希臘精神，還是希伯來精神？
18. 由此總結起來，正如我們在歐洲晚近的多次選舉中見到的，由於急速“向右轉”已經匯成了潮流，所以，這份表達了保守主義立場的聲明，也就典型地代表了對於當下混亂處境的某種應激反應，儘管在這番急就的反應中，也同樣摻雜著種種的斷裂與混亂。——至於說，這種應激的病狀本身，能不能也算作一種藥方，而人們又是否可以信賴這種簡單退回去的藥方，或者，即使信了它又是否會收到預期的療效，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19. 此外，從清華國學院的立場出發，我還不免有些擔心的是，一旦這種來自歐洲的應激反應，被原封不動地迻譯到中國來，又要被那些一直在追隨歐洲價值的人們，用來簡單地比附我們這裡的“國學熱”了。的確，就它們都想要呵護本土的價值而言，在這兩者間存在著似是而非的相似性。然而，一旦稍作深思卻會發現：在歐亞大陸的這一邊，只不過是旨在恢復曾被歐洲人摧毀或夷平的傳統，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邊，則是企圖保住自家曾經表現為強勢、而眼下才剛剛稍有頓挫的傳統。
20. 實際上，特別是跟這份聲明想要保守的那種傳統相比，古代中國的價值正好開出了截然相反的路向。這是因為，早從軸心時代的那次主動創造開始，我們就做出了“無宗教而有道德”的價值選擇，而且唯有這種源自“先秦理性主義”的價值選擇，在當今才既是我們須臾不可少離的財富，也是我們得以崛起於當代的最大機運。正因為這樣，就算我們可以同情地理解別人的回望，但我們自己卻既不可能、也沒必要，再絕望地退回那種愚昧、迷信與盲從中去了。
作者簡介
劉東教授，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早歲師從思想家李澤厚，曾先後任教於浙大、南大、中國社科院、北大，講學足跡遍及亞美歐澳各洲；除國學領域外，所治學科依次為美學、比較文學、國際漢學、政治哲學、教育學，晚近又進入藝術社會學；發表過著譯作品十七種；創辦並主持了“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人文與社會譯叢”及《中國學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