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喜歡說兩句話：此一時， 彼一時；規則是死的， 人是活的。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造就了中國商人的無比聰慧。 這樣的聰慧， 讓中國商人喜歡走捷徑。
我們舉個歷史上的例子。 1863年， 李鴻章率淮軍和以英國人戈登為首的“常勝軍”進攻蘇州城， 蘇州城堅牆厚， 故決定嘗試策反太平軍守將。
蘇州守將郜永寬有意投降， 但心懷疑慮， 不相信李鴻章的保證， 要求有洋人作保。 於是， 常勝軍首領戈登作保， 保證太平軍官兵投降後的人身安全。 於是誘降成功， 城門大開， 清軍入城。
入城後， 李鴻章為除後顧之憂， 決定一不做二不休， 乾脆殺掉投降的太平軍首領——蘇州八大王。 次日， 郜永寬在李鴻章設的宴席中出席， 八人就座後， 開始喝起酒來。 酒席間， 李鴻章讓身邊的八個武弁手捧紅頂花的武服遞呈八人，
戈登得知殺降之事後， 大驚失色， 手捧郜永寬的首級痛哭， 又拎著手槍到處尋找李鴻章， 要用騎士決鬥的方式挽回自己的名譽。 甚至下達最後通牒， 要求李鴻章下臺， 不然他就率“常勝軍”進攻淮軍， 將蘇州還給太平軍。
同時， 他還給英國駐華公使布魯斯寫信， 要求英國政府干預， 迫使李鴻章下臺。 但李鴻章違背承諾的行為得到了清朝廷的認可， 認為“所辦並無不合”， “甚為允協”。
戈登只是英國一介武夫， 且是要錢不要命的雇傭軍頭目， 卻對“雇主”的殺降萬難接受， 其實， 這裡面體現了西方的契約規則理念跟中國的天理良心導向的差別：在中國人眼裡， 李鴻章招降、殺降， 不是為了一己私利，
放到商場上，
這並不是說中國商人就真的都是雞鳴狗盜之輩，
他們講的，
是“天理”、是“良心”。
那麼，
當面對切身的巨大利益誘惑時，
“天理良心”是否會被潛意識的自欺欺人所扭曲？
對於中國商人而言， 道義與利益， 究竟孰小孰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