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最不像”東野圭吾的小說， 《解憂雜貨店》沒有懸疑、推理等東野圭吾式創作裡的熟悉配方， 卻被讀者讚歎為是他最有溫度、最接地氣、最能撫慰人心的作品。
浪矢爺爺的雜貨店仿佛有著神奇的力量， 通過時空縫隙， 各個人物用收寄信的方式產生聯繫， 將過去與未來交匯一處， 不同的小故事， 獨立成章卻又彼此交織， 讓人感歎作者腦洞之大， 讀罷回味無窮， 流覽文字時的線性邏輯更是容易使人沉浸其中。
而用電影語言把這部小說改編為一部稱得上優秀之作的電影事實上難度不小， 導演首先要考慮貼合原著，
《解憂雜貨店》劇照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背景下， 劇中的每個人都找到了心靈的方向， 三個年輕人也收到了對於自己困惑的解答。 最初韓傑並不想接下這部影片， 他覺得無法駕馭好東野圭吾以犯罪和推理著稱的作品， 甚至有點“抵制”， 但讀過《解憂雜貨店》後， 他發現自己誤解這部小說， “原來它是這麼溫暖， 讓你感動的一部小說， 充滿他的哲學思想。 ”
除了感動， 也許對他來說， 還存在結合自身經歷而產生的那份共鳴， 1977年韓傑生於山西孝義,1996年畢業于雲南省昆明地質學校電腦系，
在書中， 主人公們將困惑寫成信投進雜貨店， 有些信件可以說成是能夠改變命運的鑰匙， 在人生的岔路口， 選擇顯得彌足珍貴， 對韓傑而言， 寫信是他迷茫時期找出口的方式之一， 他給諸多前輩寫過信， 寄給能為導演之路提供轉機的人，
加入賈樟柯的團隊契機就是韓傑用一張“小紙條”牽了線， “我在畢業之後給他寫過紙條， 貼在門口， 寫的是‘我的作品寄上， 不知您收到沒有， 希望您以後看一下， 希望以後能加入您的團隊’， 他看到以後就把我叫去成為他團隊的成員了。 ”後面他們更是合作了《三峽好人》等多部影片， 談及賈樟柯對他的影響， 韓傑說：“我們一起工作十年了， 他是無比熱愛電影的， 是他教會我如何保護電影， 熱愛電影， 為電影拼命。 ”
導演韓傑
【對話】
最重要是找到中國情感， 做接地氣的中國故事
澎湃新聞：接到這個暢銷書項目的時候的第一反應是怎麼樣的？
韓傑：找我的時候， 我是推掉的， 我覺得東野圭吾的小說類型是懸疑推理， 加一些犯罪， 虐殺的那種。 我是自覺“抵制”這種題材， 因為我不適合拍他的小說。
過了一個月， 一個製片人朋友說你還是看一看， 這是東野圭吾小說系列中唯獨不一樣的一部小說， 因為小說很溫暖， 很勵志。 那我看了以後發現自己過去錯誤地理解了這部小說， 原來它是這麼溫暖，它既有青春的氣息，又有勵志溫暖的這功效。情感上也對基礎也足夠好，還有哲學觀。所以我沒有任何的疑問適合不適合拍，能不能拍好，到底給我什麼條件才能拍好，我就敞開心扉希望能把它拍出來。
澎湃新聞：這部小說本身分了很多的章節，結構裡原來的幾條線索也比較複雜，創作本身上，您覺得這次經歷對自己有哪些挑戰和收穫？
韓傑：對，確實是這個小說的結構對於改編成電影來說是一個最重要的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對於我的創作經驗來說，這也是一個全新的經驗，因為我之前的電影結構上沒有這麼複雜過。創作電影的時候，我跟編劇團隊一起一直解決的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結構的問題，現在看來這個結構其實跟原小說是差不多，原小說是按人物和主題來分的這個小說結構，它也是貫穿人物，也有篇章式的人物，所以我們在電影裡也保留這樣的結構，只是小說和電影的閱讀感是不一樣的。小說可以有鋪開很長的章節，序列排列都非常豐富。但在電影兩個小時裡頭，我們不可能豐富到一次去展現，所以在人物上，在結構上我們其實都做了刪減，保留了原來最明晰的結構，按主題來劃分，同時它是一個表現人物的結構，還是一段段的小故事。
藝術顧問韓寒（中）
澎湃新聞：電影很明顯的改變之一就是把三個男生就是換成了兩男一女，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考量？
韓傑：我自己以及這次的藝術顧問韓寒，我們倆拍的電影裡邊其實挺多都是“三人行”，三個男孩去找一個女孩或者三個男孩去流浪，我第一部電影也是這樣，所以三人行在電影劇作上成為一種常見模式之後，我自己有點想反這個東西了，老拍三個男孩在一塊，缺一點趣味和情感上的東西，缺乏一個契機，觀眾觀感上也會單一化，所以在大家討論之下，我們決定把其中一個人物改成女孩。這樣人物的反差拉大了，男女的反差，還有理想上，對於未來每個人從事的職業等問題，男女有別，會有明顯的反差，趣味性也會有不一樣，這是我改動之後的收穫吧。
《解憂雜貨店》劇照，王俊凱飾演小波
《解憂雜貨店》劇照，迪麗熱巴飾演彤彤
《解憂雜貨店》劇照，董子健飾演阿傑
澎湃新聞：對電影的本土化改編部分做了哪些努力？
韓傑：還是要找到中國式情感，人物也好，事件也好，這種情感是普遍性的，有一些它又是帶有日本時代特點的，所以基於這方面的考慮，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抽取最能表現中國情感的內容，一定要讓這個電影要接好地氣，不能懸在空中，或者不能是一個進口的文化商品，比如拍一個日本式的電影，我們很清晰地知道我們要什麼。
我們選擇了三組人物，背景是1990年代，我們為什麼要設在90年代，因為90年代它是最能表現我們的，1970年代講不出雜貨店這樣的故事，那個時候是政治運動為主，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會有很多問題出現，比如理想，財富。所以就是依照我們中國的國情，我們自然會對應到三種關係，所以我選擇了可以表現年輕人財富觀的人物。
另外一個是秦朗，他像魔岩三傑、高曉松還有老狼這樣的民謠歌手，這樣的一種身份能代表中國1980年代的文藝人物，表達他們的理想，這跟小說是高度對應的；中間最核心的就是解憂雜貨店裡的老爺爺，他跟一個小孩富家子的故事。富家子在中國什麼時候會比較有典型性？恰恰也是改革開放時期產生的，就像大量的家庭瞬間暴富，不管財富從哪裡來，但明顯好多人就是像鄧小平說的那種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我們對應從這個小孩寫信給老爺爺，這個小孩兒就是這樣的家庭，父親瞬間暴富這樣一種家庭的小孩，講他的成長史，這都是對應中國社會的又有時代感的情感故事，這是講愛的，典型的中國問題，典型的中國時代聲音。
原本參加冬奧會那對情侶的愛情故事，因為很難嫁接上中國的背景，就放棄了。
《解憂雜貨店》劇照，李鴻其飾演秦朗
拍熱門IP壓力大，青年演員被“過度保護”
澎湃新聞：面對一個熱門IP，肯定會有很多的原著黨跳出來說怕導演“毀原著”，作為導演這方面的壓力是怎麼樣的？
韓傑：客觀講確實有壓力，IP會集中大量的聲音和關注，換一種表述形式，一定會損耗一些東西。先別說你對IP有沒有創造新的東西，關鍵是說有沒有喪失原來的東西，怎麼做都會有一些懷疑批判甚至是否定的聲音，這個我是早有準備的，我在心態上就一直沒有把這部小說當成是IP小說，我沒有這樣的急功近利的心態，只是這個小說真的打動我了，我覺得這作為中國導演，完全可以拍這個文化上共通的故事。
澎湃新聞：所以在取捨上有沒有一些糾結，比如要從書迷的角度出發？
韓傑：沒有，我的態度是它一定是為一部好電影準備的。在具體合作過程中一定會考慮到原著作者和出版商，他們對自己作品進行保護，這個是合作當中要注意的，除此之外，我們創作這個故事改成中國電影，其實還是很自由的狀態，甚至我們是帶著探索的心態去拍這部電影。所以我覺得一方面遵照原著的精神，也遵照團隊的對作品的保護意識，同時還是要創新，不可能拍一部所有書迷都滿意的電影。
《Hello！樹先生》劇照
澎湃新聞：除了原著黨的挑戰之外，另外對於商業製作，也存在用演員的一個挑戰。這次用了當紅的“小鮮肉”“小花”，應該和之前用王寶強拍《Hello！樹先生》非常不同吧？
韓傑：王寶強和我那個時候合作還是很樸素的關係，導演選個好劇本，然後演員看到一個好劇本需要和導演擦出創作的火花，但是寶強的時候也頂著壓力，也有經紀公司。現在每個演員背後都有強大的經紀公司，所以確實有難度。
這些年輕演員他們確實會有受保護的這種色彩，有時候會阻礙到片場的創作，這是確實有的。我就舉個例子，在拍電影時我喜歡真實的質感，就拿面孔來說，面孔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情境下，他的面孔質感是不一樣的，我在拍的時候，實際上演員還是很愛惜自己的臉的，有時候不一定是演員自己愛惜這張臉，就像可能是這些公司過多地對演員的呵護。這個其實大家要商量出一個度，也別丟掉人物，別過度偶像化。
澎湃新聞：所以以前對於導演來說，只需要選一個符合人物的演員，調動他最好的表演狀態就好，但今天好像作為一個商業片導演，你覺得需要的東西越來越多嗎？
韓傑：對，合作更加多邊化，考慮的這些層面也越來越多，所以好的團隊會顯得重要。
其實任何身份的演員，任何輩分，不同名氣，不同量級的演員在我看來都是各有所長和各有所短的。我覺得就相對應有什麼題材，導演能拿來什麼體量的投資環境，然後我們來決定爭取什麼樣的演員，我倒沒有一定要用大牌，一定要有流量明星，在我看來是哪個人適合演，我們就去努力。因為這是一個商業製作，所以必須要把演員的人氣考慮在內，這也是我們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
《解憂雜貨店》劇照，秦昊飾演浩博
寫信改編命運，沒覺得自己轉型
澎湃新聞：影片裡面有一條線索是年輕人去追逐夢想的，那假設你年輕一點的時候也有機會可以給這個雜貨店寫信諮詢問題，會想諮詢什麼呢？
韓傑：我的人生當中理想是很重要的命題，其實我自己也是有用這樣的方式來改變自己，我也寫信，不是給老爺爺寫信，我是給以前給老師寫信，寫我該怎麼辦，要學什麼專業？我最早學的電腦，學了電腦之後發現我自己跟這個社會格格不入，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前途，你看不到前景，也看不到理想。所以我是在經過畢業之後3、4年的折磨中度過我的職業生涯的，之後我決定開始改變自己的命運，投石問路，其實很像電影中的這些小年輕，在迷茫的時候怎麼辦，問前輩，解憂雜貨店裡面是問老爺爺，我是問前輩老師。
澎湃新聞：有收到一些讓您覺得受益匪淺的回信嗎？
韓傑：童年時代有，前輩的鼓勵讓我改變命運，真是這樣。只不過一部分是基於寫信，一部分是去不恥下問，問前輩我該怎麼辦，所以我是放棄我之前的專業，然後來北京考這個影視專業，才算改變我的命運。
澎湃新聞：和賈樟柯導演開始合作的契機，也是寫信寫來的嗎？
韓傑：也給他寫過，我在畢業之後給他寫過紙條，貼在門口，寫的“我的作品寄上，不知您收到沒有，希望您以後看一下，希望加入你的團隊”後來他看到以後就把我叫去成為他團隊的成員了。
澎湃新聞：通過和他合作的經歷，您覺得他的風格對你有影響嗎？
韓傑：他主要在我上學的時候對我有啟發和影響，我上學的時候正是他探索最旺盛的時候，他拍了《小武》、《月臺》、《任逍遙》，所以那個時候正好是我來北京求學的時候，確實對我產生啟發，而且不只我，其實我們70後包括之後一點80後的導演，很多人也受他的啟發和影響，因為賈樟柯導演他代表一種身份的轉換，一種職業身份，一種是階層的身份，這個是中國繞不開的一種現實，之前是電影代表一種權利，第五代往往是跟權力相關的，進了電影廠就意味著權力。那在2000年的時候賈樟柯導演開始用DV拍電影，找回了平民孩子的權力，也打破了學院派的這種繁榮，所以他給我們啟發不單是電影，也是人的態度上的。
我們一起工作十年，這個經驗很重要，他是無比熱愛電影的，是他教會我如何保護電影，熱愛電影，為它拼命。
澎湃新聞：從《hello，樹先生》到《解憂雜貨店》，你是希望從一個作者化的導演向更職業化方向轉型嗎？
韓傑：我“職業化”狀態很早就確定了，我第一部電影是非常成熟的製作，雖然預算很低。在我們行業裡面有一個所謂的觀念，說導演過去拍文藝片然後轉型什麼的，這個在我這其實不存在，雖然有時候會有口頭的說辭，說這是自己的一個轉型之作，但在我的內心覺得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的，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轉型過，我也從來沒有覺得自己一直拍文藝片的。對電影我覺得是從始至終都是探索的，至於探索出來什麼結果，有時候可能是藝術上的結果，有時候可能是商業和票房口碑上的結果，那個是後續的問題，我不存在職業導演或者是作者導演具體上的劃分。
原來它是這麼溫暖，它既有青春的氣息，又有勵志溫暖的這功效。情感上也對基礎也足夠好，還有哲學觀。所以我沒有任何的疑問適合不適合拍，能不能拍好，到底給我什麼條件才能拍好，我就敞開心扉希望能把它拍出來。澎湃新聞：這部小說本身分了很多的章節，結構裡原來的幾條線索也比較複雜，創作本身上，您覺得這次經歷對自己有哪些挑戰和收穫？
韓傑：對，確實是這個小說的結構對於改編成電影來說是一個最重要的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對於我的創作經驗來說，這也是一個全新的經驗，因為我之前的電影結構上沒有這麼複雜過。創作電影的時候，我跟編劇團隊一起一直解決的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結構的問題，現在看來這個結構其實跟原小說是差不多，原小說是按人物和主題來分的這個小說結構，它也是貫穿人物，也有篇章式的人物，所以我們在電影裡也保留這樣的結構，只是小說和電影的閱讀感是不一樣的。小說可以有鋪開很長的章節，序列排列都非常豐富。但在電影兩個小時裡頭，我們不可能豐富到一次去展現，所以在人物上，在結構上我們其實都做了刪減，保留了原來最明晰的結構，按主題來劃分，同時它是一個表現人物的結構，還是一段段的小故事。
藝術顧問韓寒（中）
澎湃新聞：電影很明顯的改變之一就是把三個男生就是換成了兩男一女，為什麼要做這樣一個考量？
韓傑：我自己以及這次的藝術顧問韓寒，我們倆拍的電影裡邊其實挺多都是“三人行”，三個男孩去找一個女孩或者三個男孩去流浪，我第一部電影也是這樣，所以三人行在電影劇作上成為一種常見模式之後，我自己有點想反這個東西了，老拍三個男孩在一塊，缺一點趣味和情感上的東西，缺乏一個契機，觀眾觀感上也會單一化，所以在大家討論之下，我們決定把其中一個人物改成女孩。這樣人物的反差拉大了，男女的反差，還有理想上，對於未來每個人從事的職業等問題，男女有別，會有明顯的反差，趣味性也會有不一樣，這是我改動之後的收穫吧。
《解憂雜貨店》劇照，王俊凱飾演小波
《解憂雜貨店》劇照，迪麗熱巴飾演彤彤
《解憂雜貨店》劇照，董子健飾演阿傑
澎湃新聞：對電影的本土化改編部分做了哪些努力？
韓傑：還是要找到中國式情感，人物也好，事件也好，這種情感是普遍性的，有一些它又是帶有日本時代特點的，所以基於這方面的考慮，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要抽取最能表現中國情感的內容，一定要讓這個電影要接好地氣，不能懸在空中，或者不能是一個進口的文化商品，比如拍一個日本式的電影，我們很清晰地知道我們要什麼。
我們選擇了三組人物，背景是1990年代，我們為什麼要設在90年代，因為90年代它是最能表現我們的，1970年代講不出雜貨店這樣的故事，那個時候是政治運動為主，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後，會有很多問題出現，比如理想，財富。所以就是依照我們中國的國情，我們自然會對應到三種關係，所以我選擇了可以表現年輕人財富觀的人物。
另外一個是秦朗，他像魔岩三傑、高曉松還有老狼這樣的民謠歌手，這樣的一種身份能代表中國1980年代的文藝人物，表達他們的理想，這跟小說是高度對應的；中間最核心的就是解憂雜貨店裡的老爺爺，他跟一個小孩富家子的故事。富家子在中國什麼時候會比較有典型性？恰恰也是改革開放時期產生的，就像大量的家庭瞬間暴富，不管財富從哪裡來，但明顯好多人就是像鄧小平說的那種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我們對應從這個小孩寫信給老爺爺，這個小孩兒就是這樣的家庭，父親瞬間暴富這樣一種家庭的小孩，講他的成長史，這都是對應中國社會的又有時代感的情感故事，這是講愛的，典型的中國問題，典型的中國時代聲音。
原本參加冬奧會那對情侶的愛情故事，因為很難嫁接上中國的背景，就放棄了。
《解憂雜貨店》劇照，李鴻其飾演秦朗
拍熱門IP壓力大，青年演員被“過度保護”
澎湃新聞：面對一個熱門IP，肯定會有很多的原著黨跳出來說怕導演“毀原著”，作為導演這方面的壓力是怎麼樣的？
韓傑：客觀講確實有壓力，IP會集中大量的聲音和關注，換一種表述形式，一定會損耗一些東西。先別說你對IP有沒有創造新的東西，關鍵是說有沒有喪失原來的東西，怎麼做都會有一些懷疑批判甚至是否定的聲音，這個我是早有準備的，我在心態上就一直沒有把這部小說當成是IP小說，我沒有這樣的急功近利的心態，只是這個小說真的打動我了，我覺得這作為中國導演，完全可以拍這個文化上共通的故事。
澎湃新聞：所以在取捨上有沒有一些糾結，比如要從書迷的角度出發？
韓傑：沒有，我的態度是它一定是為一部好電影準備的。在具體合作過程中一定會考慮到原著作者和出版商，他們對自己作品進行保護，這個是合作當中要注意的，除此之外，我們創作這個故事改成中國電影，其實還是很自由的狀態，甚至我們是帶著探索的心態去拍這部電影。所以我覺得一方面遵照原著的精神，也遵照團隊的對作品的保護意識，同時還是要創新，不可能拍一部所有書迷都滿意的電影。
《Hello！樹先生》劇照
澎湃新聞：除了原著黨的挑戰之外，另外對於商業製作，也存在用演員的一個挑戰。這次用了當紅的“小鮮肉”“小花”，應該和之前用王寶強拍《Hello！樹先生》非常不同吧？
韓傑：王寶強和我那個時候合作還是很樸素的關係，導演選個好劇本，然後演員看到一個好劇本需要和導演擦出創作的火花，但是寶強的時候也頂著壓力，也有經紀公司。現在每個演員背後都有強大的經紀公司，所以確實有難度。
這些年輕演員他們確實會有受保護的這種色彩，有時候會阻礙到片場的創作，這是確實有的。我就舉個例子，在拍電影時我喜歡真實的質感，就拿面孔來說，面孔不同的人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情境下，他的面孔質感是不一樣的，我在拍的時候，實際上演員還是很愛惜自己的臉的，有時候不一定是演員自己愛惜這張臉，就像可能是這些公司過多地對演員的呵護。這個其實大家要商量出一個度，也別丟掉人物，別過度偶像化。
澎湃新聞：所以以前對於導演來說，只需要選一個符合人物的演員，調動他最好的表演狀態就好，但今天好像作為一個商業片導演，你覺得需要的東西越來越多嗎？
韓傑：對，合作更加多邊化，考慮的這些層面也越來越多，所以好的團隊會顯得重要。
其實任何身份的演員，任何輩分，不同名氣，不同量級的演員在我看來都是各有所長和各有所短的。我覺得就相對應有什麼題材，導演能拿來什麼體量的投資環境，然後我們來決定爭取什麼樣的演員，我倒沒有一定要用大牌，一定要有流量明星，在我看來是哪個人適合演，我們就去努力。因為這是一個商業製作，所以必須要把演員的人氣考慮在內，這也是我們在達成共識的基礎上。
《解憂雜貨店》劇照，秦昊飾演浩博
寫信改編命運，沒覺得自己轉型
澎湃新聞：影片裡面有一條線索是年輕人去追逐夢想的，那假設你年輕一點的時候也有機會可以給這個雜貨店寫信諮詢問題，會想諮詢什麼呢？
韓傑：我的人生當中理想是很重要的命題，其實我自己也是有用這樣的方式來改變自己，我也寫信，不是給老爺爺寫信，我是給以前給老師寫信，寫我該怎麼辦，要學什麼專業？我最早學的電腦，學了電腦之後發現我自己跟這個社會格格不入，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也不是我想要的前途，你看不到前景，也看不到理想。所以我是在經過畢業之後3、4年的折磨中度過我的職業生涯的，之後我決定開始改變自己的命運，投石問路，其實很像電影中的這些小年輕，在迷茫的時候怎麼辦，問前輩，解憂雜貨店裡面是問老爺爺，我是問前輩老師。
澎湃新聞：有收到一些讓您覺得受益匪淺的回信嗎？
韓傑：童年時代有，前輩的鼓勵讓我改變命運，真是這樣。只不過一部分是基於寫信，一部分是去不恥下問，問前輩我該怎麼辦，所以我是放棄我之前的專業，然後來北京考這個影視專業，才算改變我的命運。
澎湃新聞：和賈樟柯導演開始合作的契機，也是寫信寫來的嗎？
韓傑：也給他寫過，我在畢業之後給他寫過紙條，貼在門口，寫的“我的作品寄上，不知您收到沒有，希望您以後看一下，希望加入你的團隊”後來他看到以後就把我叫去成為他團隊的成員了。
澎湃新聞：通過和他合作的經歷，您覺得他的風格對你有影響嗎？
韓傑：他主要在我上學的時候對我有啟發和影響，我上學的時候正是他探索最旺盛的時候，他拍了《小武》、《月臺》、《任逍遙》，所以那個時候正好是我來北京求學的時候，確實對我產生啟發，而且不只我，其實我們70後包括之後一點80後的導演，很多人也受他的啟發和影響，因為賈樟柯導演他代表一種身份的轉換，一種職業身份，一種是階層的身份，這個是中國繞不開的一種現實，之前是電影代表一種權利，第五代往往是跟權力相關的，進了電影廠就意味著權力。那在2000年的時候賈樟柯導演開始用DV拍電影，找回了平民孩子的權力，也打破了學院派的這種繁榮，所以他給我們啟發不單是電影，也是人的態度上的。
我們一起工作十年，這個經驗很重要，他是無比熱愛電影的，是他教會我如何保護電影，熱愛電影，為它拼命。
澎湃新聞：從《hello，樹先生》到《解憂雜貨店》，你是希望從一個作者化的導演向更職業化方向轉型嗎？
韓傑：我“職業化”狀態很早就確定了，我第一部電影是非常成熟的製作，雖然預算很低。在我們行業裡面有一個所謂的觀念，說導演過去拍文藝片然後轉型什麼的，這個在我這其實不存在，雖然有時候會有口頭的說辭，說這是自己的一個轉型之作，但在我的內心覺得是不存在這個問題的，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轉型過，我也從來沒有覺得自己一直拍文藝片的。對電影我覺得是從始至終都是探索的，至於探索出來什麼結果，有時候可能是藝術上的結果，有時候可能是商業和票房口碑上的結果，那個是後續的問題，我不存在職業導演或者是作者導演具體上的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