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郝一默
梁漱溟被稱為“最後一個儒家”， 錢穆則被稱為“最後的國學大師”。 但是相對於前者的聲譽日隆， 錢穆的名字並非世人皆知， 很多人對他的印象， 恐怕僅停留在毛澤東對他的點名批評上。
怎麼找到我頭上
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尚在離華返美途中， 美國政府就發表了“中國問題白皮書”。 作為反擊， 新華社連續發表了六篇評論“白皮書”的文章， 除第一篇外， 其餘五篇都出自毛澤東之手。
在那篇著名的社論《丟掉幻想， 準備鬥爭》中， 毛澤東點名批評了胡適、傅斯年和錢穆， 說他們是“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中國反動政府”所能控制的“極少數人”。
被點名時， 錢穆正在去香港的途中。 對於這次點名， 他反應激烈。 胡適、傅斯年和國民黨政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一個跑到美國做寓公， 一個追隨國民黨去了臺灣。 錢穆的情況與他們不同， 他既沒有留學背景， 也沒有上過大學， 抗戰勝利後， 他的“足跡不到京、滬、平、津， 不在公立學校教書”， “單槍匹馬， 一介書生”， “怎麼會找到我頭上？”
如果當初錢穆選擇留在大陸， 戰犯名單上就不會有他的名字， 也不會被毛澤東點名批評。
1949年， 解放軍越過天塹長江， 開始向江南挺進， 知識份子面臨去留的抉擇，
很多人選擇留下來， 輔仁大學校長、史學家陳垣在致胡適的公開信中曾提及自己不離開北平的理由：“在北平解放的前夕，
在《師友雜憶》中錢穆提到， 當年兄長錢基博勸他留下來， 他問兄長：“君治古文辟， 看軍隊渡江的那篇佈告， 有無大度包容之象？”
錢穆提到的那篇佈告由毛澤東所寫。 毛澤東曾在湖南一師跟隨袁吉六學古文辭達六年之久， 其白話文也被胡適贊為第一。 這篇在常人看來氣勢恢宏的佈告， 被錢穆解讀出了不一樣的意思，
錢穆離開之前， 曾到嶺南大學拜訪陳寅恪， 邀請他到香港任教， 遭到拒絕。 之後他又去鄉間邀請熊十力， 對方也無意離開。 錢穆給遠在重慶的梁漱溟寫信， 沒有得到回復， 他又到中山大學見楊樹達， 楊也無意離開。
一生為故國招魂
魯迅曾經這樣告誡青年：多讀外國書， 少讀甚至不讀中國書。
在魯迅看來， 線裝書應該被扔進茅廁， 因為儒家禮教中只寫滿了“殺人”二字。
在人人追求“進步”的激進年代， 多數人沉浸在將傳統一股腦扔進“歷史的垃圾桶”的豪邁中， 為了更光明的明天， 他們可以對昨天毫無眷戀， 甚至殘忍異常。
錢穆是少數對舊世界鍾情的頑固派， 他做出了與主流知識份子截然不同的選擇。
錢穆自學成才， 36歲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先秦諸子系年》， “基本上解決了學術界長期聚訟的公案。 ”
他在鄉間當了18年小學、中學老師， 然後走向大學講臺。 推薦他的人是顧頡剛。
作為中國學術界鼎鼎大名的人物， 顧頡剛與錢穆素昧平生， 但讀過他的作品後， 對其史學功底大加讚賞：“君似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 宜去大學中教歷史。 ”
1930年， 因為顧頡剛的鼎力相薦， 錢穆進入燕京大學， 校長司徒雷登為他把“M”樓改為“穆樓”。 之後， 顧頡剛又把錢穆推薦給了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我想， 他如到北大， 則我即可不來， 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 ”錢穆成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 與胡適並稱“北胡南錢”。
錢穆所處的年代，
臺灣學者胡昌智曾對這種認同危機做過形象的說明：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裡， 有一次歐陽鋒忽然忘了自己是誰， 像得失心瘋一樣不停打轉， 不久就跌到萬仞崖下。
近代中國的歷史文化與這段故事有相似之處， 而不同在於， 人們不是忘了自己是誰， 而是想去忘掉自己是誰。
在大變局的時代中， 錢穆也有過疑惑。 上學時， 一位體育老師得知錢穆讀過《三國演義》， 對他說：“這種書以後不要再讀。 這種書一開始就寫天下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一治一亂， 這是中國歷史走上了錯路。 如今歐洲英法諸國， 合了便不再分， 治了便不再亂。 我們此後正該學他們。 ”
這番話對錢穆影響深遠，自此，“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困擾了他一生，也引發了他畢生的治學宗旨：面對近代西方文化的強勁挑戰，中國傳統文化究竟該何去何從？
面對洶湧而至的新思想，錢穆堅持不為時代潮流裹挾而去，他選擇在古籍世界裡尋找另一個世界。他始終相信，沒有什麼比歷史更能寄託中國人的智慧與情感。他寫了《國史大綱》，他說：“我把書都寫好放在那裡，將來一定有用。”
這部成書於戰火紛飛年代的歷史著作，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指定為全國大學用書，風行全國。幾十年後，歷史學家許倬雲這樣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題目。”
在《國史大綱》的開篇，錢穆對讀者提出了四項對待國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本國歷史要持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而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讓錢穆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家中最具中國情懷的一位，他的學生余英時說，錢穆的一生，是“為故國招魂”的一生。
崇洋蔑己的隱憂
“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是錢穆的理想和志業所在。
他曾經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為講題，以王安石、司馬光為例，闡述弘“道”的知識份子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結論：“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內心修養上，應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錢穆認為，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權利觀念，沒有接受他們的宗教精神，只講個人權利，不講仁愛與犧牲。
避居香港後，錢穆赤手空拳創辦了新亞書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
在租來的僅有的四間教室裡，錢穆想努力保存中國文化的氣韻。
“新亞”之名由錢穆所起，他希望藉此提倡“新亞洲”，為在香港的中國人爭取稍微光明的未來。
新亞書院成為20世紀後半葉中國教育的奇跡之一。而辦學的16年，是錢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後，錢穆到臺灣“謀建一家，以求終老”，得到了蔣氏父子的禮遇，蔣介石為他建造了素書樓，蔣經國則聘請他為“總統府”資政，在錢穆之前，沒有學者出任過此職。
晚年的錢穆依然堅持在素書樓傳道授業。有一次，他在家中為學生講課時突然說：“其實我授課的目的並不是教學生，而是要招義勇兵，看看有沒有人自願犧牲要為中國文化獻身！”
但是在“現代”的衝擊下，“傳統”早已無招架之力，錢穆所讚美的那個“禮”的世界早已崩潰。這讓錢穆的學術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國人對歷史拿出溫情的訴求，卻無法獲得商業市場的認同。
錢穆生前曾對妻子說：“自古以來的學人很少有及身而見開花結果的。在今天講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學家的發明，不論別人懂與不懂，即可獲得舉世崇拜，因為科學有一個公認的外在價值，而講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來支持自己向前，靜待時間的考驗，故其結果往往要在身後。”錢穆始終認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國文化的最大危機，學校偏重自然科學，崇洋蔑己，更是中國文化的隱憂。
(王國平摘自《都市·翻閱日曆》2010年第10期)
”這番話對錢穆影響深遠，自此，“東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困擾了他一生，也引發了他畢生的治學宗旨：面對近代西方文化的強勁挑戰，中國傳統文化究竟該何去何從？
面對洶湧而至的新思想，錢穆堅持不為時代潮流裹挾而去，他選擇在古籍世界裡尋找另一個世界。他始終相信，沒有什麼比歷史更能寄託中國人的智慧與情感。他寫了《國史大綱》，他說：“我把書都寫好放在那裡，將來一定有用。”
這部成書於戰火紛飛年代的歷史著作，被當時的國民政府教育部指定為全國大學用書，風行全國。幾十年後，歷史學家許倬雲這樣告訴學生：“這一部書中埋藏了數百篇博士論文題目。”
在《國史大綱》的開篇，錢穆對讀者提出了四項對待國史的殷切期待，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對本國歷史要持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而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讓錢穆成為20世紀中國史學家中最具中國情懷的一位，他的學生余英時說，錢穆的一生，是“為故國招魂”的一生。
崇洋蔑己的隱憂
“做一個現代中國的士”，是錢穆的理想和志業所在。
他曾經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為講題，以王安石、司馬光為例，闡述弘“道”的知識份子在歷史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得出結論：“士是中國社會的中心，應該有最高的人生理想，應該能負起民族國家最大的責任。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內心修養上，應能有一副宗教精神。”
錢穆認為，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只接受了西方的權利觀念，沒有接受他們的宗教精神，只講個人權利，不講仁愛與犧牲。
避居香港後，錢穆赤手空拳創辦了新亞書院，它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
在租來的僅有的四間教室裡，錢穆想努力保存中國文化的氣韻。
“新亞”之名由錢穆所起，他希望藉此提倡“新亞洲”，為在香港的中國人爭取稍微光明的未來。
新亞書院成為20世紀後半葉中國教育的奇跡之一。而辦學的16年，是錢穆“生平最忙碌之十六年”。之後，錢穆到臺灣“謀建一家，以求終老”，得到了蔣氏父子的禮遇，蔣介石為他建造了素書樓，蔣經國則聘請他為“總統府”資政，在錢穆之前，沒有學者出任過此職。
晚年的錢穆依然堅持在素書樓傳道授業。有一次，他在家中為學生講課時突然說：“其實我授課的目的並不是教學生，而是要招義勇兵，看看有沒有人自願犧牲要為中國文化獻身！”
但是在“現代”的衝擊下，“傳統”早已無招架之力，錢穆所讚美的那個“禮”的世界早已崩潰。這讓錢穆的學術生涯走得格外寂寞，他期待國人對歷史拿出溫情的訴求，卻無法獲得商業市場的認同。
錢穆生前曾對妻子說：“自古以來的學人很少有及身而見開花結果的。在今天講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學家的發明，不論別人懂與不懂，即可獲得舉世崇拜，因為科學有一個公認的外在價值，而講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來支持自己向前，靜待時間的考驗，故其結果往往要在身後。”錢穆始終認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國文化的最大危機，學校偏重自然科學，崇洋蔑己，更是中國文化的隱憂。
(王國平摘自《都市·翻閱日曆》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