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好的敘事作品， 要有三層境界， 第一層， 是故事；第二層， 是情感、信念；第三層， 是哲學觀念。 很多敘事作品， 至多能做到第二層，
楊健和秦麗編劇、柳雲龍導演和主演的電視劇《風箏》， 就在碰觸某種哲學觀念這方面， 做了很多努力。 它試圖探討一些深奧的問題， 那就是人何以為人， 一個人為什麼會是“這個人”， 信念有沒有可能是一個人的本質需求。 這些觀念， 和故事並行， 拔高了故事， 也讓故事獲得了無窮意味。
《風箏》講述的是潛伏在軍統的共產黨情報人員鄭耀先的故事， 鄭耀先代號“風箏”， 身居軍統高位， 卻時刻不忘自己的使命， 但在殘酷的鬥爭中， 他失去了和組織的聯繫，
楊健和柳雲龍， 是“諜戰戲”的先行者， 他們在2006年合作拍攝了《暗算》， 這部戲的巨大成功， 引發了“諜戰戲”的熱潮。 不過， 這股熱潮並非毫無來歷，
楊健和柳雲龍合作的《暗算》， 是“諜戰片”潮流中的里程碑作品， 它吸收了推理、冒險、職場小說和密室遊戲的故事元素， 人物形象也更更時尚和富有個性， 博弈過程也是高智商式的， 由此給出了全新的“諜戰片”法則。 此後的“諜戰戲”都沿襲了這個模式， 而大量“諜戰戲”的出現， 也讓這個故事類型， 成為競爭性最強的故事門類， 創作者們必須不斷提高自己的創作能力，
《風箏》在已有的創作成就上， 對“諜戰片”有了進一步的推進， 它一反“諜戰片”的敘事套路， 並不是一步步增強故事力度， 也沒有讓主人公的處境一步步變得危險， 而是在一開始， 就亮明瞭鄭耀先的身份，
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 是因為編劇導演高明的劇作技巧， 也是因為演員的精彩表演， 柳雲龍扮演的鄭耀先風流倜儻、亦正亦邪， 表演放得開收得住， 內心像有大海在翻騰；羅海瓊扮演的韓冰質樸可愛， 聰慧篤定， 作為女演員， 為了貼近角色， 她穿上了沒有時裝化的軍服， 臉上畫上了西北人特有的“紅二團”；雷漢扮演的陸漢卿， 愛恨分明， 詼諧熱鬧， 一口四川話， 給這部緊張的戲增添了不少笑點。
更重要的是，編劇和導演，在一開始就做了一個哲學意義上的觀念設定。那就是，信念對一個人來說，到底是不是本質需求，信念在一個人成為“這個人”的過程中，起了什麼作用。
這個信念，比身份是否暴露更為重要，它使得焦點轉移了，也使得緊張感更強烈了。
鄭耀先是個天才情報員，他正直、善良、對未來充滿希冀，渴望“回家”（共產黨的根據地），以至於，在以記者身份返回延安的時候，他不由自主真情流露，“跟鄉親們諞閑傳，越諞越親熱，就像多年沒見面的親人，特別熱愛黃土，抓上一把黃土，一看就是半天，還動上感情了。”但他又充滿野性，有著為了心中堅守奮不顧身的一面，特殊的工作，也讓他走上了一個危險的荒野，就像劇中所說的那樣：“成功的潛伏者，同時都是天才的演員”，“如果沒有獸性，如何逃出野獸的魔掌，所謂的與狼共舞，如果沒有豺狼之心，何舞可共。”為了這份工作，他必須“此生隱姓埋名，爛入泥沙。”
他也的確把屬於自己的角色演得很成功，不管是從日常舉止、生活習慣、為人處世，還是在權力博弈的方法上，都給自己打上了環境賦予的獨特烙印，也正是因為他的“演出”太成功了，讓他的聯絡員都被他給出的假像迷惑了，甚至對他有了想法，而根據地的戰友，遊擊隊員的家屬，也對他恨之入骨。隨著唯一聯絡人，也是唯一能夠證明他的身份的戰友的犧牲，他和組織的聯繫切斷了，更重要的是，他就處在了一個人性的路口，失去了約束，失去了牽絆，善惡的選擇從此就全部交給他一個人了。
旁證已死，自證有險，他最後只好走上“心證”之路，我知道我是誰，我知道我在做什麼，為什麼而做，在假面生涯之外，我時刻捂著我的一顆心，讓它不致變色，不致被格式化。當他領悟了“心證”的訣竅之後，他反而自由了，輕鬆了，他就此走過了死地，並且獲得了重生。
作為劇名的“風箏”，也是鄭耀先的代號，這個名字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牽繫風箏的，只有細細的一條線，一旦這條線掙斷，風箏就會“掙扎在茫茫險惡的空中，隨時會跌落到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地方”。而現實中，這根線必然是要斷的，隨時隨地，隨便哪股力量，都會導致風箏失去方向。但在風箏線斷開之後，鄭耀先已經有了一條心靈上的繩索，這條繩索依舊在給出方向，指引著家鄉，指引著希望，指引著光明和未來。
這才是這個故事的價值所在，它在特殊時代的陣營對壘、正邪博弈的背景上，加上了這樣一條線，這樣一個哲學觀念上的追求，讓這個故事獲得了更大的空間，也獲得了更多的意味。緊張的故事、生動的人物，都在為這條線服務，都讓這條線更充實。而當我們一想起這個故事，想起鄭耀先那載滿故事的臉，都會想起藍天下，一隻高飛的風箏，它悠游自在，不為烏雲和風暴所擾。
因為，牽繫著它的，是一根牢不可破的信念之線，那是一個人最本質的需求。是一個風箏能夠獲得自由的，最本質的條件。
更重要的是，編劇和導演，在一開始就做了一個哲學意義上的觀念設定。那就是，信念對一個人來說，到底是不是本質需求，信念在一個人成為“這個人”的過程中，起了什麼作用。
這個信念，比身份是否暴露更為重要，它使得焦點轉移了，也使得緊張感更強烈了。
鄭耀先是個天才情報員，他正直、善良、對未來充滿希冀，渴望“回家”（共產黨的根據地），以至於，在以記者身份返回延安的時候，他不由自主真情流露，“跟鄉親們諞閑傳，越諞越親熱，就像多年沒見面的親人，特別熱愛黃土，抓上一把黃土，一看就是半天，還動上感情了。”但他又充滿野性，有著為了心中堅守奮不顧身的一面，特殊的工作，也讓他走上了一個危險的荒野，就像劇中所說的那樣：“成功的潛伏者，同時都是天才的演員”，“如果沒有獸性，如何逃出野獸的魔掌，所謂的與狼共舞，如果沒有豺狼之心，何舞可共。”為了這份工作，他必須“此生隱姓埋名，爛入泥沙。”
他也的確把屬於自己的角色演得很成功，不管是從日常舉止、生活習慣、為人處世，還是在權力博弈的方法上，都給自己打上了環境賦予的獨特烙印，也正是因為他的“演出”太成功了，讓他的聯絡員都被他給出的假像迷惑了，甚至對他有了想法，而根據地的戰友，遊擊隊員的家屬，也對他恨之入骨。隨著唯一聯絡人，也是唯一能夠證明他的身份的戰友的犧牲，他和組織的聯繫切斷了，更重要的是，他就處在了一個人性的路口，失去了約束，失去了牽絆，善惡的選擇從此就全部交給他一個人了。
旁證已死，自證有險，他最後只好走上“心證”之路，我知道我是誰，我知道我在做什麼，為什麼而做，在假面生涯之外，我時刻捂著我的一顆心，讓它不致變色，不致被格式化。當他領悟了“心證”的訣竅之後，他反而自由了，輕鬆了，他就此走過了死地，並且獲得了重生。
作為劇名的“風箏”，也是鄭耀先的代號，這個名字具有強烈的象徵意義。牽繫風箏的，只有細細的一條線，一旦這條線掙斷，風箏就會“掙扎在茫茫險惡的空中，隨時會跌落到自己都意想不到的地方”。而現實中，這根線必然是要斷的，隨時隨地，隨便哪股力量，都會導致風箏失去方向。但在風箏線斷開之後，鄭耀先已經有了一條心靈上的繩索，這條繩索依舊在給出方向，指引著家鄉，指引著希望，指引著光明和未來。
這才是這個故事的價值所在，它在特殊時代的陣營對壘、正邪博弈的背景上，加上了這樣一條線，這樣一個哲學觀念上的追求，讓這個故事獲得了更大的空間，也獲得了更多的意味。緊張的故事、生動的人物，都在為這條線服務，都讓這條線更充實。而當我們一想起這個故事，想起鄭耀先那載滿故事的臉，都會想起藍天下，一隻高飛的風箏，它悠游自在，不為烏雲和風暴所擾。
因為，牽繫著它的，是一根牢不可破的信念之線，那是一個人最本質的需求。是一個風箏能夠獲得自由的，最本質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