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科幻小說能走出讀者的小圈子， 成為輿論關注的公共話題， 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劉慈欣《三體》系列小說卻輕鬆做到了這點，
2015年， 劉慈欣所創作的科幻小說《三體》獲得第73屆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 這是亞洲人首次獲得雨果獎。 2016年， 郝景芳憑藉《北京折疊》摘得中短篇小說獎。 如果劉慈欣在2017年再度折桂， 這將是中國作家連續三年獲得這一獎項。 這部作品有何獨到魅力， 竟引得全球科幻界目光連續多年的關注？
知名科幻作家韓松曾言：“理解中國科幻， 成了中國現代化的一把鑰匙。 ”只有在現代性投射的角度上理解《三體》， 才能超出一般文本內部的視野去思考它的價值， 也更能理解它和時代與文學周邊的奇特關聯。
當我們談及《三體》的時候， 多會沉醉于劉慈欣營造的宏大壯闊的史詩氛圍與令人拍案叫絕的想像力。 而當將《三體》置於當今時代的文化話語場域中， 我們才可真正領會到劉慈欣的敘事“野心”與文本旨意所蘊含的巨大能量。 《三體》孕誕於一個全球化與民族主義相互搏擊的時代， 西方與中國在文化、政治、經濟上的紛爭與融合空前激烈。 劉慈欣並沒有繞開當下社會對作家的“時代之邀”， “正面強攻”的敘事姿態令大量的象徵與寓言筆法充溢於《三體》中。
如果不將《三體》的故事置於民族寓言的敘事結構中， 我們未免就太小看劉慈欣的“野心”了。 在《三體》第一部原版封面上， 赫然印出了“一部以光年為尺度重新解讀中國現代史的作品”的宣傳標語。
比如， 在《三體》的敘事中， “自我”與“他者”的矛盾與帶有對抗性的二元結構貫穿了全書。 在三體艦隊到來前的幾百年內， 來自外域的壓迫感給地球人莫名的恐懼。 而當太陽系的座標暴露在“黑暗森林”裡後， “神級文明”對地球人和三體人的壓迫感更為嚴重。 這種敘事主體面對現實與想像中的“他者”的焦慮感充斥著全書。
頗為吊詭的是， “他者”的形象儘管逐步由三體人演變為更加強大的敵人， 但主體始終扮演著“被衝擊與被傷害”的形象， 但與此同時， “自我”意識萌發後的敘事主體也會做出一些或大或小的“回應”與“反思”。 這一“衝擊—回應”的敘事結構令我們聯想到中國在百年來面對西方影響時的歷史軌跡。 事實上， 我們在劉慈欣的敘事中， 也可以隱約窺到他所汲取的歷史資源。
劉慈欣在《三體》中的敘事能力被體現得淋漓盡致。 更重要的是， 他筆下呈現出了中國的民族性與西方現代性衝突的語境， 這種衝突的張力時常表現為時間與空間的衝突。
西方主導的現代性一旦植入後發國家的土壤， “時間征服空間”便成了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
在《三體》的敘事中， 每當敘事主體面對更加強大的敵人的威脅時， 首當其衝的便是對時間的焦慮感。 這種急於走向發達科技與文明世界的急迫感並非敘事主體自然生髮的， 而是被“他者”硬生生植入的， 但卻在本體內生成了對未來的想像。 在後發國家的文本中， “欠發達的現代主義被迫建立在關於現代性的幻想與夢境上， 和各種幻象、各種幽靈既親密又鬥爭， 從中為自己汲取營養。 ”
《三體》故事中的核心矛盾並不固定， “衝擊—回應”式的結構令它隨著文本敘事的進展而不斷擴大。隨著劉慈欣敘事的不斷深入，地球人面對的是三體人的入侵，星球間的矛盾成了最大的問題。
在這個矛盾置換的過程中，三體人拋給了地球人一個“時間表”，在“危機紀元(西元201X年——2208年)”時代裡，地球人的航太技術被鎖死，只好啟用“面壁人”計畫，試圖開掘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在這期間，敘事空間的主體由民族國家意識轉變為人類意識。而到了《死神永生》中，“智子”將地球人驅趕到澳洲孤域中，又給了殘存的人類“死亡倒計時”。這種對時間的緊迫感充斥在文本當中。
在“廣播紀元(西元2272年——2332年)”開啟後，地球人和三體人唇亡齒寒，敘事主要矛盾焦點落在了如何面對茫茫宇宙更高級文明的打擊上。
“掩體”計畫成了敘事主體不得不選擇的道路，但這一次空間的擴大並沒有給人類帶來永遠的安寧，在“掩體紀元(西元2333年——2400年)”的末期，人類依然沒有逃過被“二維化”的悲慘命運。但好在程心與艾AA借助曲率驅動引擎逃離了“掩體”，向更加廣闊的宇宙進發，才得以倖存下來。而這一次敘事空間的擴大，也使主體獲得了全新的想像力。
值得慶倖的是，劉慈欣始終給敘事主體以“中華形象”，無論是早期的葉文潔、羅輯，還是後期的關一帆、程心，這些“死神/救世主”式的人物都是中國人，其“中華形象”不只在於他們的中文名字，更重要的在於其性格特質皆帶有中華文化的影子。
被稱為“聖母”的程心，在《三體》後期算得上是牽連主線的人物，卻在所謂的“善良”與“和平主義”裡一次又一次摧毀了種族和文明，這裡面是否帶有劉慈欣對傳統文化的暗諷，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信的是，《三體》的敘事主體始終沒有游離開“中華形象”。
在這頗為有趣的構思中，我們似乎可以嗅到劉慈欣創作時的一種情結：對中國歷史與民族主體性的強烈認同感。在這樣一種對本土立場的強調上，我們才看到了與西方國家科幻小說不同的風貌。
也正因此，《三體》系列小說吸引著來自國內外讀者的目光，也征服了歐美科幻圈的評委，讓它能成為當代中國科幻文學的經典作品。
《三體》更大的意義在於，它打破了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界限，讓作為類型文學的科幻作品既成為街頭巷議的公共話題，又成為學院派的文學批評家們高頭講章的內容，此前的作品能做到這點的十分罕見。
另一方面在於，《三體》中呈現的“中華形象”和宏大視野，讓它走出了純文學的局限空間，其中蘊藏的哲理和思想被不少學者、媒體人乃至創業者、企業家熱捧。看著《星球大戰》《駭客世界》等美國科幻大片長大的年輕一代佔據了《三體》粉絲的重要部分，當他們看到書中的宏大場面時，便會自覺聯想到世界頂級科幻作品裡的類似場景，這讓《三體》從誕生之初，就有別於其他視野狹窄的作品，成為許多人心目中衝擊科幻桂冠的明日之星。
文/黃帥
“衝擊—回應”式的結構令它隨著文本敘事的進展而不斷擴大。隨著劉慈欣敘事的不斷深入，地球人面對的是三體人的入侵，星球間的矛盾成了最大的問題。在這個矛盾置換的過程中，三體人拋給了地球人一個“時間表”，在“危機紀元(西元201X年——2208年)”時代裡，地球人的航太技術被鎖死，只好啟用“面壁人”計畫，試圖開掘更廣闊的生存空間。在這期間，敘事空間的主體由民族國家意識轉變為人類意識。而到了《死神永生》中，“智子”將地球人驅趕到澳洲孤域中，又給了殘存的人類“死亡倒計時”。這種對時間的緊迫感充斥在文本當中。
在“廣播紀元(西元2272年——2332年)”開啟後，地球人和三體人唇亡齒寒，敘事主要矛盾焦點落在了如何面對茫茫宇宙更高級文明的打擊上。
“掩體”計畫成了敘事主體不得不選擇的道路，但這一次空間的擴大並沒有給人類帶來永遠的安寧，在“掩體紀元(西元2333年——2400年)”的末期，人類依然沒有逃過被“二維化”的悲慘命運。但好在程心與艾AA借助曲率驅動引擎逃離了“掩體”，向更加廣闊的宇宙進發，才得以倖存下來。而這一次敘事空間的擴大，也使主體獲得了全新的想像力。
值得慶倖的是，劉慈欣始終給敘事主體以“中華形象”，無論是早期的葉文潔、羅輯，還是後期的關一帆、程心，這些“死神/救世主”式的人物都是中國人，其“中華形象”不只在於他們的中文名字，更重要的在於其性格特質皆帶有中華文化的影子。
被稱為“聖母”的程心，在《三體》後期算得上是牽連主線的人物，卻在所謂的“善良”與“和平主義”裡一次又一次摧毀了種族和文明，這裡面是否帶有劉慈欣對傳統文化的暗諷，我們不得而知，但可以確信的是，《三體》的敘事主體始終沒有游離開“中華形象”。
在這頗為有趣的構思中，我們似乎可以嗅到劉慈欣創作時的一種情結：對中國歷史與民族主體性的強烈認同感。在這樣一種對本土立場的強調上，我們才看到了與西方國家科幻小說不同的風貌。
也正因此，《三體》系列小說吸引著來自國內外讀者的目光，也征服了歐美科幻圈的評委，讓它能成為當代中國科幻文學的經典作品。
《三體》更大的意義在於，它打破了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界限，讓作為類型文學的科幻作品既成為街頭巷議的公共話題，又成為學院派的文學批評家們高頭講章的內容，此前的作品能做到這點的十分罕見。
另一方面在於，《三體》中呈現的“中華形象”和宏大視野，讓它走出了純文學的局限空間，其中蘊藏的哲理和思想被不少學者、媒體人乃至創業者、企業家熱捧。看著《星球大戰》《駭客世界》等美國科幻大片長大的年輕一代佔據了《三體》粉絲的重要部分，當他們看到書中的宏大場面時，便會自覺聯想到世界頂級科幻作品裡的類似場景，這讓《三體》從誕生之初，就有別於其他視野狹窄的作品，成為許多人心目中衝擊科幻桂冠的明日之星。
文/黃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