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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飛宇:《故鄉》裡的流氓性與奴隸性

《故鄉》的故事極其簡單, “我”回老家搬家, 或者說, 回老家變賣家產。 就這麼一點破事, 幾乎就構不成故事。 《故鄉》這篇小說到底好在哪裡呢?小說的人物寫得好, 一個是閏土, 一個是楊二嫂。 楊二嫂這個人物其實是由兩個半圓構成的, 也就是兩個層面, 一半在敘事層面, 一半在輔助層面, 也就是鉤沉。 通過兩個半圓來完成一個短篇, 是短篇小說最為常用的一種手法。 雙層面的小說都要比單層面的小說厚實一些, 兩個層面之間可以相互照應。

一般說來, 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都有一件大事情要做, 那就是小說人物的性格發育。

短篇小說由於篇幅的緣故, 是不允許的。 短篇小說、中篇小說、長篇小說是三個完全不同的體制, 不是小說的長短問題。 大家都有一個共識, 短篇小說不好寫。 所謂“不好寫”恰恰來自小說的人物。 短篇小說需要鮮活的人物性格, 又給不了性格發育的篇幅, 這就很矛盾了。 短篇小說一旦超過了一萬字, 幾乎就沒法看了, 說明我們的能力達不到。 我們的眼睛看不到短篇小說“在哪裡”, 即使看到了, 手上的能力也需要跟上。 短篇小說真真正正的是手上的才華, 必須要有一手。

魯迅厲害, 在輔助層面, 也就是人物的“前史”, 給楊二嫂起了一個綽號:“豆腐西施”。 “西施”本來是一個非常好的名字, 但“豆腐西施”味道變得非常糟糕,

有了反諷的意味, 附帶著刻畫了楊二嫂——在很年輕的時候就“不是他娘的正調”。 這為敘事層面打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到了敘事層面, 楊二嫂已經是一個五十開外的女人, 我們看到的是小市民的惡俗, 刁蠻、造謠、自私、貪婪, 她的貪婪主要體現在算計上。 因為算計, 另一個綽號自然而然地就來了:是一個精准的計算工具, “圓規”。 “豆腐西施”和“圓規”這兩個綽號不只是有趣, 還有它內在的邏輯性, 其實是發展的, 不要小看了這個發展, 其實替代了短篇小說所欠缺的性格發育。

這個線性非常珍貴。 這個線性是魯迅所鞭撻的國民性之一:流氓性。 在魯迅那裡, 流氓性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魯迅一生都在批判劣根性, 這是他對國民性的一種總結。

這個劣根可以分為兩個部分, 強的部分和弱的部分。 強的部分就是魯迅所憎恨的流氓性, 弱的部分則是魯迅所憎恨的奴隸性。 最令魯迅痛心的是, 這兩個部分不只是體現在兩種不同的人身上, 在更多的時候, 它體現在同一個人的身上。 這個總結是魯迅思想重要的組成部分, 也是魯迅所做出的偉大貢獻。 必須嘆服魯迅的深刻, 流氓性通常伴隨著奴性, 奴性通常伴隨著流氓性。

“圓規”這個詞屬於科學。 當民主與科學成為兩面大旗的時候, 科學術語出現在“五四”時期的小說裡頭不足為怪。 但魯迅把“圓規”這個詞用在了楊二嫂身上的刹那, 楊二嫂這個小說人物閃閃發光了。

首先我們來看楊二嫂是誰?一個裹腳的女人。

裹腳女人與圓規之間多麼形似!我們再看楊二嫂是誰?一個工于心計的女流氓, 她的特點就是算計, 這一來楊二嫂和圓規之間就有了“某種”神似。 如果再看一遍——楊二嫂到底是誰?她的算計原來不是科學意義上的、對物理世界的“運算”, 而是人文意義上的、對他人的“暗算”。 這一來, “圓規”這個詞和科學、文明就完全不沾邊了, 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愚昧與邪惡。 楊二嫂和“圓規”之間哪裡有什麼神似?一點都沒有。 這就是反諷的力量。 一種強大的爆發力。 可以這樣說, “圓規”這個詞就是捆在楊二嫂身上的定時炸彈, 讀者一看到就會爆。 《故鄉》寫於1921年的1月, 小一百年了。 那時候, “圓規”可不是現代漢語裡的常用詞, 在“之乎者也”的旁邊,
它是高大上。 就是這麼高大上的一個詞, 最終卻落在了那樣的一個女人身上。 如果我們能夠用“歷史的眼光”去閱讀經典, 所獲得的審美樂趣要寬闊得多。

“我吃了一驚, 趕忙抬起頭, 卻見一個凸顴骨, 薄嘴唇, 五十歲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 兩手搭在髀間, 沒有系裙, 張著兩腳, 正像一個畫圖儀器裡細腳伶仃的圓規。 ”魯迅的小說能力就是這樣強。 這一段文字裡, 作者先寫自己, 把自己的動態交代得清清楚楚, 這個相當關鍵。 這一來, 作者的書寫角度就確定了, 保證了對楊二嫂的描寫不再是客觀描寫, 而成了“我”的主觀感受。 換句話說, “圓規”這個詞並不屬於楊二嫂, 只屬於“我”——你去喊楊二嫂“圓規”, 她不會答應你的, 她不知道“圓規”是什麼。 就是這麼一個角度的轉換,“圓規”,這個不相容的語詞即刻就相容了,一點痕跡都沒有。魯迅和曹雪芹,可以讓我們學習一輩子。

《故鄉》寫閏土和寫楊二嫂的筆法其實是一樣的,也是兩個半圓,一個屬於敘事層面,一個屬於輔助層面。但區別非常大。寫女流氓楊二嫂,無論在敘事層面還是輔助層面,魯迅是一以貫之的,也就是“冷眼”。魯迅寫閏土卻是抒情的和詩意的。這一點在魯迅的小說裡極其罕見。但是,這一點尤其重要。魯迅為什麼那麼不克制?寫閏土為什麼要那麼抒情?那麼詩意?

在《故鄉》裡頭,呈現流氓性的當然是圓規,而呈現奴性的呢?自然是閏土。寫楊二嫂,魯迅是順著寫的,一切都符合邏輯。寫閏土呢?魯迅卻是反著寫的。在輔助層面,魯迅著力描繪了一個東西,那就是少年的“我”和少年的“閏土”之間的關係。人與人的自然性。它太美好了。在這裡,魯迅的筆調是抒情的,詩意的,這些文字就像泰坦尼克號,在海洋裡任意馳騁。在“我”和“閏土”自然性的關係裡頭,“我”是弱勢的,而“閏土”則要強勢得多,這一點千萬不能忽略。

但是,剛剛來到敘事層面,魯迅剛剛完成了對閏土的外貌描寫,戲劇性即刻就出現了,幾乎沒有過渡,“他(閏土)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著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老爺!”

人與人的自然性戛然而止。一聲“老爺”,是階級性。它就是海洋裡的冰山,它擋在泰坦尼克號的面前。泰坦尼克號,也就是魯迅的抒情與詩意,一頭就沖著冰山撞上去了,什麼都沒能擋住。弱勢的“我”成了“老爺”,而強勢的“閏土”到底做上了奴才。魯迅在這些細微的地方做得格外好,大作家的大思想都是從細微處體現出來的,而不是相反。

魯迅為什麼一反常態,要抒情?要詩意?他的用意一目了然了。在這裡,所有的抒情和所有的詩意都在為小說的內部積蓄能量,在提速,就是為了撞擊“老爺”那座冰山。這個撞擊太悲傷了,太寒冷了,是文明的大災難和大事故。在這裡,我有六點需要補充:

第一、奴性不是天然的,是奴役的一個結果。從閏土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但是,楊二嫂是順著寫的,一切都非常符合邏輯。閏土呢?在他的天然性和奴性之間卻沒有過渡,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黑洞。這個黑洞裡全部的內容,就是閏土如何被奴役、被異化的——魯迅為什麼反而沒有寫?它其實是不需要寫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黑洞裡的內容。小說家魯迅的價值並不在於他說出了人人都不知道的東西,而是說出了大家都知道、但誰也不肯說的東西!這句話怎麼說呢?這就是小說的修辭問題了,就存在一個寫法的問題了。在《故鄉》裡頭,魯迅選擇的是抒情與詩意。這也是必然的,小說一旦失去了對閏土自然性的描繪,魯迅就無法體現“奴性是奴役的結果”這個基本的思想。

伏爾泰在總結啟蒙運動的時候說過極為重要的一句話:什麼是啟蒙?就是“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使用理性為什麼要“勇敢地”?我從魯迅那裡多少知道了一些。使用理性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性能力強不強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沒有“勇敢地”去使用我的理性。

第二、在閏土叫“我”老爺的過程中,什麼都沒有發生。也就是說,在閏土身上所發生的一切,都是非脅迫性的,它發自閏土的內心,是閏土內心的自我需求。在小說的進程裡,這座冰山本來並不存在,但是,刹那間,閏土就把那座冰山從他的內心搬進了現實,閏土搬運的速度之快甚至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我”都來不及左轉舵或右轉舵。那是閏土的本能,那是一個奴才的本能。

我喜歡“心慈手狠”的作家,魯迅就是這樣。因為嗅覺好,更因為耐力好、韌性足,魯迅追蹤的能力特別強,他會貼著你,盯住你,跑到你跑不動為止。然後,不是用標槍,而是掏出他的“匕首”——這才是魯迅。許多人受不了魯迅,乃至痛恨魯迅,不是沒有道理的。魯迅也有他的老師,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都有一個特點,不給你留有任何餘地。魯迅到底安排“我”母親出現了。“我”母親告訴閏土,“不要這樣客氣”“還是照舊(自然關係)”,閏土是怎麼做的?閏土在第一時間做了自我檢討。閏土說,“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這才是閏土內心的真實。不能說“閏土們”的內心沒有理性,有的。這個理性就是奴性需求。在這個地方有兩點很有意思:1.我們來看看奴性需求的表述方式:自我檢討;2.自我檢討的內容或者說智慧:“過去不懂事”。無論魯迅對閏土抱有怎樣的同情,他都不會給閏土留下哪怕一丁點餘地的。這個作家就是這樣,喜歡揭老底,不管你疼還是不疼。讀者喜不喜歡這樣的風格?這個我不好說。我只能告訴大家,魯迅是把這種小說風格發揮到極端的一個小說家。

什麼是“懂事”?答案很清晰,“懂事”就是喊“老爺”,就是選擇做奴才。在魯迅的眼裡,奴役的文化最為黑暗的地方就在這裡:它不只是讓你做奴才,還讓你心甘情願地、自覺地選擇做奴才,就像魯迅描寫閏土的表情時所說的那樣:又“歡喜”又“淒涼”。這是兩顆子彈,個個都是十環,是神來之筆。這兩個詞就是奴才的兩隻瞳孔:歡喜、淒涼。

第三、“五四”那一代知識份子,或者說作家,有兩個基本的命題,反帝、反封建。這個所有人都知道,也沒有任何疑問。不過,在大部分作家的眼裡,反帝是第一位的,是政治訴求的出發點,民族存亡畢竟是大事。魯迅則稍有區別,反帝,但反封建才是第一位的。反封建一直是魯迅政治訴求和精神訴求的出發點。為什麼?因為封建制度在“吃人”——它不讓人做人,逼著人心甘情願地做奴才。

第四、在變革中國的大潮中,“五四”那一代的知識份子,或者說作家,在階級批判的時候,大家都有一個基本的道德選擇,那就是站到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那一頭,批判“統治者”。這是對的。毫無疑問,魯迅也批判統治階級的,但是,有一件事情魯迅一刻也沒有放棄,甚至於做得更多,那就是批判“被統治者”、反思“被侮辱”與“被損害”。他所謂“國民性”,所針對的主體恰恰是“被統治者”。在現代文學史上,這是魯迅和其他作家區別最大的地方。從這一個意義上說,僅僅把魯迅界定為偉大的“戰士”是極不準確的,他首先是一位偉大的啟蒙者。當絕大部分的知識份子、絕大部分作家都在界定“敵人是誰”的時候,魯迅先生十分冷靜地問了一句,“我是誰?”“我是誰”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敵人是誰”。其實,一部《呐喊》,它的潛臺詞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我是誰?

第五、不得不說情感。在階級批判和社會批判的過程中,伴隨著道德選擇,無論是知識份子還是作家,尤其是作家,必然伴隨著一個情感傾向和情感選擇的問題。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現代文學就是抒情的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就是向大眾“示愛的文學”。魯迅愛,但魯迅是唯一一個“不肯示愛”的作家。他不能去示愛。一旦示愛,他將失去他“另類批判”的勇氣與效果。所以,魯迅極為克制,非常冷。這就是我所理解的“魯迅的克制”與“魯迅的冷”。

第六、價值認同問題。和知識份子比較起來,在道德選擇和情感選擇的過程中,作家非常容易出現一個誤判——價值與真理都在被壓迫者的那一邊。在這個問題上,魯迅體現出了極大的勇氣,他沒有從眾。他的小說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的。價值與真理“不一定”在民眾的那一邊,雖然它同樣“也不一定”在統治者那一邊。魯迅告訴我們,就一對對抗的階級而言,價值與真理絕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

一部中國的現代文學史,其實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一個部分是魯迅,一個部分是魯迅之外的作家。在我的眼裡,魯迅和他同時代的作家,同質的部分是有的,但是,異質的部分更多,即使在今天,當然包括我自己,我們的文學在思想上都遠遠沒有抵達魯迅的高度。

魯迅太會寫小說了。家都搬了,一家人都上路了,小說其實就結束了。就在“沒有小說”的地方,魯迅來了一個回頭望月。通過回望,補強了小說的兩位主人公,也就是“故鄉”的兩類人:強勢的、聰明的、做穩了奴隸的流氓;迂訥的、蠢笨的、沒有做穩奴隸的奴才。

通過“我”母親的追溯,我們知道了,一直惦記著“我”家家當的“圓規”終於幹了兩件事:1.明搶,搶東西;2.告密,告誰的密?告閏土的密。她在灰堆裡頭發現了一些碗碟,硬說是閏土幹的。那十幾個碗碟究竟是被誰埋起來的?是“圓規”幹的還是閏土幹的?那就不好說了。我只想說,一個短篇,如此圓滿,還能留下這樣一個懸念,實在是回味無窮的。

這一筆還有一個好處,它使人物關係變得更加緊湊,結實了。在《故鄉》裡頭,人物關係都是有關聯的,甚至是相對應的。“我”和母親,閏土和母親,少年“我”和少年閏土,成年“我”和成年閏土,母親和楊二嫂,“我”和楊二嫂,再加上一個宏兒和水生。可是,有兩個人物始終沒有照應起來,那就是楊二嫂和閏土。他們的關係是重要的,就是人民與人民的關係。很不幸,他們的關係是通過楊二嫂的告密而建立起來的,可見人民與人民並不是當然的朋友。他們的關係要比想像的還要複雜、還要深邃。這樣的關係是一個象徵,它象徵著人民與人民在共同利益面前的基本態度。

同樣是象徵的還有閏土所索要的器物,香爐和燭臺。香爐和燭臺是一個仲介,是偶像與崇拜者之間的仲介。它們充分表明了閏土“沒有做穩奴隸”的身份,為了早一點“做穩”,還要麻木下去,還要跪拜下去。無論作者因為“聽將令”給我們這些讀者留下了怎樣一個光明的、充滿希望的尾巴,那個漸漸遠離的“故鄉”大抵上只能如此。

就是這麼一個角度的轉換,“圓規”,這個不相容的語詞即刻就相容了,一點痕跡都沒有。魯迅和曹雪芹,可以讓我們學習一輩子。

《故鄉》寫閏土和寫楊二嫂的筆法其實是一樣的,也是兩個半圓,一個屬於敘事層面,一個屬於輔助層面。但區別非常大。寫女流氓楊二嫂,無論在敘事層面還是輔助層面,魯迅是一以貫之的,也就是“冷眼”。魯迅寫閏土卻是抒情的和詩意的。這一點在魯迅的小說裡極其罕見。但是,這一點尤其重要。魯迅為什麼那麼不克制?寫閏土為什麼要那麼抒情?那麼詩意?

在《故鄉》裡頭,呈現流氓性的當然是圓規,而呈現奴性的呢?自然是閏土。寫楊二嫂,魯迅是順著寫的,一切都符合邏輯。寫閏土呢?魯迅卻是反著寫的。在輔助層面,魯迅著力描繪了一個東西,那就是少年的“我”和少年的“閏土”之間的關係。人與人的自然性。它太美好了。在這裡,魯迅的筆調是抒情的,詩意的,這些文字就像泰坦尼克號,在海洋裡任意馳騁。在“我”和“閏土”自然性的關係裡頭,“我”是弱勢的,而“閏土”則要強勢得多,這一點千萬不能忽略。

但是,剛剛來到敘事層面,魯迅剛剛完成了對閏土的外貌描寫,戲劇性即刻就出現了,幾乎沒有過渡,“他(閏土)站住了,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著嘴唇,卻沒有作聲。他的態度終於恭敬起來了,分明的叫道:老爺!”

人與人的自然性戛然而止。一聲“老爺”,是階級性。它就是海洋裡的冰山,它擋在泰坦尼克號的面前。泰坦尼克號,也就是魯迅的抒情與詩意,一頭就沖著冰山撞上去了,什麼都沒能擋住。弱勢的“我”成了“老爺”,而強勢的“閏土”到底做上了奴才。魯迅在這些細微的地方做得格外好,大作家的大思想都是從細微處體現出來的,而不是相反。

魯迅為什麼一反常態,要抒情?要詩意?他的用意一目了然了。在這裡,所有的抒情和所有的詩意都在為小說的內部積蓄能量,在提速,就是為了撞擊“老爺”那座冰山。這個撞擊太悲傷了,太寒冷了,是文明的大災難和大事故。在這裡,我有六點需要補充:

第一、奴性不是天然的,是奴役的一個結果。從閏土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但是,楊二嫂是順著寫的,一切都非常符合邏輯。閏土呢?在他的天然性和奴性之間卻沒有過渡,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黑洞。這個黑洞裡全部的內容,就是閏土如何被奴役、被異化的——魯迅為什麼反而沒有寫?它其實是不需要寫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黑洞裡的內容。小說家魯迅的價值並不在於他說出了人人都不知道的東西,而是說出了大家都知道、但誰也不肯說的東西!這句話怎麼說呢?這就是小說的修辭問題了,就存在一個寫法的問題了。在《故鄉》裡頭,魯迅選擇的是抒情與詩意。這也是必然的,小說一旦失去了對閏土自然性的描繪,魯迅就無法體現“奴性是奴役的結果”這個基本的思想。

伏爾泰在總結啟蒙運動的時候說過極為重要的一句話:什麼是啟蒙?就是“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使用理性為什麼要“勇敢地”?我從魯迅那裡多少知道了一些。使用理性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理性能力強不強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沒有“勇敢地”去使用我的理性。

第二、在閏土叫“我”老爺的過程中,什麼都沒有發生。也就是說,在閏土身上所發生的一切,都是非脅迫性的,它發自閏土的內心,是閏土內心的自我需求。在小說的進程裡,這座冰山本來並不存在,但是,刹那間,閏土就把那座冰山從他的內心搬進了現實,閏土搬運的速度之快甚至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我”都來不及左轉舵或右轉舵。那是閏土的本能,那是一個奴才的本能。

我喜歡“心慈手狠”的作家,魯迅就是這樣。因為嗅覺好,更因為耐力好、韌性足,魯迅追蹤的能力特別強,他會貼著你,盯住你,跑到你跑不動為止。然後,不是用標槍,而是掏出他的“匕首”——這才是魯迅。許多人受不了魯迅,乃至痛恨魯迅,不是沒有道理的。魯迅也有他的老師,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們都有一個特點,不給你留有任何餘地。魯迅到底安排“我”母親出現了。“我”母親告訴閏土,“不要這樣客氣”“還是照舊(自然關係)”,閏土是怎麼做的?閏土在第一時間做了自我檢討。閏土說,“那時是孩子,不懂事”這才是閏土內心的真實。不能說“閏土們”的內心沒有理性,有的。這個理性就是奴性需求。在這個地方有兩點很有意思:1.我們來看看奴性需求的表述方式:自我檢討;2.自我檢討的內容或者說智慧:“過去不懂事”。無論魯迅對閏土抱有怎樣的同情,他都不會給閏土留下哪怕一丁點餘地的。這個作家就是這樣,喜歡揭老底,不管你疼還是不疼。讀者喜不喜歡這樣的風格?這個我不好說。我只能告訴大家,魯迅是把這種小說風格發揮到極端的一個小說家。

什麼是“懂事”?答案很清晰,“懂事”就是喊“老爺”,就是選擇做奴才。在魯迅的眼裡,奴役的文化最為黑暗的地方就在這裡:它不只是讓你做奴才,還讓你心甘情願地、自覺地選擇做奴才,就像魯迅描寫閏土的表情時所說的那樣:又“歡喜”又“淒涼”。這是兩顆子彈,個個都是十環,是神來之筆。這兩個詞就是奴才的兩隻瞳孔:歡喜、淒涼。

第三、“五四”那一代知識份子,或者說作家,有兩個基本的命題,反帝、反封建。這個所有人都知道,也沒有任何疑問。不過,在大部分作家的眼裡,反帝是第一位的,是政治訴求的出發點,民族存亡畢竟是大事。魯迅則稍有區別,反帝,但反封建才是第一位的。反封建一直是魯迅政治訴求和精神訴求的出發點。為什麼?因為封建制度在“吃人”——它不讓人做人,逼著人心甘情願地做奴才。

第四、在變革中國的大潮中,“五四”那一代的知識份子,或者說作家,在階級批判的時候,大家都有一個基本的道德選擇,那就是站到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那一頭,批判“統治者”。這是對的。毫無疑問,魯迅也批判統治階級的,但是,有一件事情魯迅一刻也沒有放棄,甚至於做得更多,那就是批判“被統治者”、反思“被侮辱”與“被損害”。他所謂“國民性”,所針對的主體恰恰是“被統治者”。在現代文學史上,這是魯迅和其他作家區別最大的地方。從這一個意義上說,僅僅把魯迅界定為偉大的“戰士”是極不準確的,他首先是一位偉大的啟蒙者。當絕大部分的知識份子、絕大部分作家都在界定“敵人是誰”的時候,魯迅先生十分冷靜地問了一句,“我是誰?”“我是誰”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敵人是誰”。其實,一部《呐喊》,它的潛臺詞就是這樣的一個問題:我是誰?

第五、不得不說情感。在階級批判和社會批判的過程中,伴隨著道德選擇,無論是知識份子還是作家,尤其是作家,必然伴隨著一個情感傾向和情感選擇的問題。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現代文學就是抒情的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就是向大眾“示愛的文學”。魯迅愛,但魯迅是唯一一個“不肯示愛”的作家。他不能去示愛。一旦示愛,他將失去他“另類批判”的勇氣與效果。所以,魯迅極為克制,非常冷。這就是我所理解的“魯迅的克制”與“魯迅的冷”。

第六、價值認同問題。和知識份子比較起來,在道德選擇和情感選擇的過程中,作家非常容易出現一個誤判——價值與真理都在被壓迫者的那一邊。在這個問題上,魯迅體現出了極大的勇氣,他沒有從眾。他的小說告訴我們,不是這樣的。價值與真理“不一定”在民眾的那一邊,雖然它同樣“也不一定”在統治者那一邊。魯迅告訴我們,就一對對抗的階級而言,價值與真理絕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

一部中國的現代文學史,其實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一個部分是魯迅,一個部分是魯迅之外的作家。在我的眼裡,魯迅和他同時代的作家,同質的部分是有的,但是,異質的部分更多,即使在今天,當然包括我自己,我們的文學在思想上都遠遠沒有抵達魯迅的高度。

魯迅太會寫小說了。家都搬了,一家人都上路了,小說其實就結束了。就在“沒有小說”的地方,魯迅來了一個回頭望月。通過回望,補強了小說的兩位主人公,也就是“故鄉”的兩類人:強勢的、聰明的、做穩了奴隸的流氓;迂訥的、蠢笨的、沒有做穩奴隸的奴才。

通過“我”母親的追溯,我們知道了,一直惦記著“我”家家當的“圓規”終於幹了兩件事:1.明搶,搶東西;2.告密,告誰的密?告閏土的密。她在灰堆裡頭發現了一些碗碟,硬說是閏土幹的。那十幾個碗碟究竟是被誰埋起來的?是“圓規”幹的還是閏土幹的?那就不好說了。我只想說,一個短篇,如此圓滿,還能留下這樣一個懸念,實在是回味無窮的。

這一筆還有一個好處,它使人物關係變得更加緊湊,結實了。在《故鄉》裡頭,人物關係都是有關聯的,甚至是相對應的。“我”和母親,閏土和母親,少年“我”和少年閏土,成年“我”和成年閏土,母親和楊二嫂,“我”和楊二嫂,再加上一個宏兒和水生。可是,有兩個人物始終沒有照應起來,那就是楊二嫂和閏土。他們的關係是重要的,就是人民與人民的關係。很不幸,他們的關係是通過楊二嫂的告密而建立起來的,可見人民與人民並不是當然的朋友。他們的關係要比想像的還要複雜、還要深邃。這樣的關係是一個象徵,它象徵著人民與人民在共同利益面前的基本態度。

同樣是象徵的還有閏土所索要的器物,香爐和燭臺。香爐和燭臺是一個仲介,是偶像與崇拜者之間的仲介。它們充分表明了閏土“沒有做穩奴隸”的身份,為了早一點“做穩”,還要麻木下去,還要跪拜下去。無論作者因為“聽將令”給我們這些讀者留下了怎樣一個光明的、充滿希望的尾巴,那個漸漸遠離的“故鄉”大抵上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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