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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貫碑帖 具足莊嚴——談啟功、沙孟海、趙朴初三位先生的書法

融貫碑帖 具足莊嚴

——談啟功、沙孟海、趙朴初三位先生的書法

鄧寶劍

在二十世紀, 沙孟海(1900-1992年)、趙朴初(1907-2000)、啟功(1912-2005)三位先生幾乎身跨整個世紀,

曾相繼擔任西泠印社社長, 既仁且壽, 人書俱老, 對當代書畫界乃至文化界影響巨大。 華辰拍賣公司在2013年秋拍之際, 彙集三位大家的墨寶, 用心可貴。 在此, 筆者願不揣淺陋, 略陳學習心得, 以就教于方家。

清代以來, 有所謂“碑學”與“帖學”, 人們談論書法, 言必稱碑派、帖派。 從風格上看, 沙孟海先生的書法雄強生辣, 趙朴初、啟功二先生的書法秀雅溫和, 書壇或稱沙孟海先生為“碑派”, 啟功、趙朴初二先生為“帖派”。 然而事實上, 碑、帖之辨已被他們重新審視, 其格局遠不能被清人的“碑學”、“帖學”所囿了。

清人講實證, 在他們看來, 歷代法帖幾經翻刻, 並不可信;唐人碑刻久經捶拓, 亦已失真;唯獨南北朝碑刻或新出土, 或未經捶拓, 可以展現古人筆法的原貌。

清代包世臣、康有為諸家篤信南北朝碑刻展現了真實的古法, 為了追求碑刻字跡的形態, 他們從執筆運筆的方法、碑刻範本的風格系統諸多方面進行了全新的探索和描述。 清代碑學振起了一種力追古樸的藝術風氣, 但千慮而一失的是, 清人沒有考慮刀刻對墨蹟形態的改變。 這種情形由於二十世紀晉人殘紙、經卷的出土而改變, 人們發現, 諸種碑刻、造像記、摩崖石刻和真實的書寫形態頗有不同, 而歷代的摹本、刻帖與晉人遺墨並無太大差別, 於是, 原先被清人捆綁起來的南北朝碑與古法之間的紐帶一下子被解開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 書學界的有識之士對清代碑學進行消化與反省, 產生了新的理論和創作成果。

在這其中, 啟功、沙孟海先生的著述與創作堪為代表。 趙朴初先生是一位宗教領袖, 對書法的討論並不多, 但他含蓄深穩的書作以及關於書法的隻言片語透露出他對碑、帖之辨亦有獨到的體認。

嚴格審視碑刻與墨蹟的不同, 啟功先生對此最為著力。

他從執筆、運筆、點畫形態諸多方面還原書法史的真相, 破除清代以來人們對於碑刻的“迷信”。 他告誡學書者說:“學書如不知刀毫之別, 夜半深池, 其途可念也”[1]。 分辨碑刻與墨蹟的不同、重視從墨蹟學習筆法, 自然是啟功先生對“碑學”的辨正之功。 然而筆者以為, 啟功先生真正的貢獻, 並不是區別碑刻與墨蹟, 而是在此基礎上重新建立二者的聯繫。 前人之多覽墨蹟者, 亦能深明碑刻與墨蹟之不同, 如米芾曾說“石刻不可學, 但自書使人刻之, 已非己書也。 故必須真跡觀之, 乃得趣”[2], 董其昌亦雲“作書最要泯沒棱痕, 不使筆筆在紙素成板刻樣”[3]。 而啟功先生的“學書別有觀碑法, 透過刀鋒看筆鋒”[4], 乃發前人之所未發。
細審之, 比起“運筆要看墨蹟, 結字要看碑誌”[5]來, “透過刀鋒看筆鋒”更有一層深意。 從墨蹟學習筆法、從碑刻把握結構固然重要, 然而這並非學書之完成。 因為有些古代書家的傳世作品只有碑誌而沒有墨蹟, 比如歐陽詢的楷書便只有碑刻, 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他人墨蹟中的筆法照搬過來。 古人用筆固然有相通處, 然而諸家畢竟各有特點。 若要逼近原汁原味的晉唐筆法和結構, 還應當對碑刻有“透過一層觀”。 由於有了臨習古人墨蹟的經驗, 我們便可以通過合理的想像, 將碑刻中被改變、被忽略的筆法細節進行盡可能的還原。 比如, 我們可以通過臨習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蹟而深化對筆法的認識, 帶著這種用筆經驗而體察歐陽詢、柳公權諸碑, 便可對歐、柳各自的筆法進行相當程度的還原。還原之後的筆法與智永有相通之處,亦有相異之處。啟功先生對柳公權的《玄秘塔碑》臨習多遍,他的臨本堪稱“透過刀鋒看筆鋒”的典範。其實,除了柳公權,還有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乃至南北朝碑刻、晉人小楷,甚而漢代隸書碑刻,皆有待我們作“透過刀鋒看筆鋒”的功夫。啟功先生對漢碑、魏碑亦多有討論,其一以貫之的思路是參照墨蹟而盡力還原碑誌的原初書寫形態。“透過刀鋒看筆鋒”汲取了碑學對漢魏碑刻的重視,卻又開啟了學習古代碑刻的一條新路徑,它是一個學術結論,更應成為某種富有新意的藝術實踐的起點。

據沙孟海先生自述,他學習書法曾“轉益多師”、“窮源竟流”,於歷代墨蹟、刻帖、碑刻多所臨習。在近世書家中,沈曾植、康有為、吳昌碩對他深有影響,吳昌碩更是對他親自指點。他說:“在我廿五歲至廿八歲四年中間,得到吳先生指教較多。聽他議論,看他揮毫,使我胸襟更開豁,眼界更擴大。我從此特別注意氣魄,注意骨法用筆,注意章法變化,自覺進步不少。”[6]對氣魄、骨法的注重貫穿其一生的學書歷程,無論師法帖、師碑刻、師墨蹟,都運以雄強的氣魄。

雖然沙孟海先生從魏碑之中汲取了寶貴的營養,但是他並不像清人那樣篤信碑上的字樣即古法。他說:“字經過刻,不論是書丹或摹勒,多少總有些差異,有的甚至差異極大。我們學碑,必須估計到當時刻手優劣,才不會上當(這裡必須補充幾句:儘管有些碑版寫手刻手不佳,由於它或多或少帶來幾份天趣,從另一角度看,同樣可以作為我們學習的參考。近代書法家有參法《爨寶子碑》峻拔可喜者,便是一個例子)。”[7]明確地意識到碑刻與墨蹟之不同,這是沙孟海先生不同于清代碑學之處;認為書刻不佳而富有天趣者亦可取法,而非一味以古人墨蹟為標準衡量書法,這又是其消化碑學而有所發揚之處。

用毛筆表現碑刻般的厚重,本身是一個難題。由於對碑刻和墨蹟之不同有深入的瞭解,沙孟海先生在發揚碑刻中的“金石氣”時,特別注重保持自然的書寫狀態。他並未採用清代鄧石如“逐步頓挫”的方法,而是在流暢的用筆中表現蒼渾和生辣。這種特色,一方面得力于吳昌碩,一方面也源於自己的深刻體悟。

對於趙朴初先生的書法,啟功先生評價說:“朴翁擅八法,于古人好李泰和、蘇子瞻書,每日臨池,未曾或輟,乃知八法功深,更無怪手書韻語之罕得傳為家寶者矣。”[8]從結構上看,趙朴初先生的書法得法于蘇軾最多。與蘇軾不同的是,趙朴初先生的書法少了些率意放達,而多了些沉靜含蓄。他寫於一九九八年的詩句“老年作書用退筆,不求妍潤存骨力”[9]透露出其藝術旨趣。筆者亦曾在友人處見到趙朴初先生書寫的小條幅:“逆入、澀行、緊收是行筆要法。”此語本于清人劉熙載《書概》:“逆入、澀行、緊收是行筆要法。如作一橫畫,往往末大於本,中減於兩頭,其病坐不知此耳。豎撇捺亦然。”“逆入”可使鋒藏,鋒藏故而含蓄;“澀行”可使筆劃中段飽滿,“緊收”可使結尾處不虛,點畫飽滿、不虛故能有骨力。這和他晚年喜用退筆、以骨力為尚的追求是可以相印證的。逆入、澀行之說,清代包世臣、康有為諸家講之尤甚。趙朴初先生雖取法蘇軾,但頗能汲取碑學的某些用筆趣味,從而自成一格。

由上所論,三位先生皆以自身的方式得力於清代碑學,而又能揚棄碑、帖之爭而另開新境。正如他們深入反思、借鑒前代的書學一樣,我們亦當對諸先生的藝術和理論成果致以敬意。

[1] 啟功:《論書劄記》,見啟功:《論書絕句》,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第264頁。

[2] 米芾:《海岳名言》。

[3]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第540頁。

[4] 啟功:《論書絕句》,第64頁。

[5] 啟功:《論書劄記》,見啟功:《論書絕句》,第262頁。

[6] 沙孟海:《我的學書經歷和體會》,見《沙孟海論書叢稿》,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第201-202頁。

[7] 沙孟海:《碑與帖》,見《沙孟海論書叢稿》,第163頁。

[8] 啟功:《<趙朴初詩詞曲手跡選>後記》,《書法世界》,2003年第9期。

[9] 殷實:《不求妍潤存骨力——趙朴初先生和他的書法藝術》,《收藏家》,2007年9月。

便可對歐、柳各自的筆法進行相當程度的還原。還原之後的筆法與智永有相通之處,亦有相異之處。啟功先生對柳公權的《玄秘塔碑》臨習多遍,他的臨本堪稱“透過刀鋒看筆鋒”的典範。其實,除了柳公權,還有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乃至南北朝碑刻、晉人小楷,甚而漢代隸書碑刻,皆有待我們作“透過刀鋒看筆鋒”的功夫。啟功先生對漢碑、魏碑亦多有討論,其一以貫之的思路是參照墨蹟而盡力還原碑誌的原初書寫形態。“透過刀鋒看筆鋒”汲取了碑學對漢魏碑刻的重視,卻又開啟了學習古代碑刻的一條新路徑,它是一個學術結論,更應成為某種富有新意的藝術實踐的起點。

據沙孟海先生自述,他學習書法曾“轉益多師”、“窮源竟流”,於歷代墨蹟、刻帖、碑刻多所臨習。在近世書家中,沈曾植、康有為、吳昌碩對他深有影響,吳昌碩更是對他親自指點。他說:“在我廿五歲至廿八歲四年中間,得到吳先生指教較多。聽他議論,看他揮毫,使我胸襟更開豁,眼界更擴大。我從此特別注意氣魄,注意骨法用筆,注意章法變化,自覺進步不少。”[6]對氣魄、骨法的注重貫穿其一生的學書歷程,無論師法帖、師碑刻、師墨蹟,都運以雄強的氣魄。

雖然沙孟海先生從魏碑之中汲取了寶貴的營養,但是他並不像清人那樣篤信碑上的字樣即古法。他說:“字經過刻,不論是書丹或摹勒,多少總有些差異,有的甚至差異極大。我們學碑,必須估計到當時刻手優劣,才不會上當(這裡必須補充幾句:儘管有些碑版寫手刻手不佳,由於它或多或少帶來幾份天趣,從另一角度看,同樣可以作為我們學習的參考。近代書法家有參法《爨寶子碑》峻拔可喜者,便是一個例子)。”[7]明確地意識到碑刻與墨蹟之不同,這是沙孟海先生不同于清代碑學之處;認為書刻不佳而富有天趣者亦可取法,而非一味以古人墨蹟為標準衡量書法,這又是其消化碑學而有所發揚之處。

用毛筆表現碑刻般的厚重,本身是一個難題。由於對碑刻和墨蹟之不同有深入的瞭解,沙孟海先生在發揚碑刻中的“金石氣”時,特別注重保持自然的書寫狀態。他並未採用清代鄧石如“逐步頓挫”的方法,而是在流暢的用筆中表現蒼渾和生辣。這種特色,一方面得力于吳昌碩,一方面也源於自己的深刻體悟。

對於趙朴初先生的書法,啟功先生評價說:“朴翁擅八法,于古人好李泰和、蘇子瞻書,每日臨池,未曾或輟,乃知八法功深,更無怪手書韻語之罕得傳為家寶者矣。”[8]從結構上看,趙朴初先生的書法得法于蘇軾最多。與蘇軾不同的是,趙朴初先生的書法少了些率意放達,而多了些沉靜含蓄。他寫於一九九八年的詩句“老年作書用退筆,不求妍潤存骨力”[9]透露出其藝術旨趣。筆者亦曾在友人處見到趙朴初先生書寫的小條幅:“逆入、澀行、緊收是行筆要法。”此語本于清人劉熙載《書概》:“逆入、澀行、緊收是行筆要法。如作一橫畫,往往末大於本,中減於兩頭,其病坐不知此耳。豎撇捺亦然。”“逆入”可使鋒藏,鋒藏故而含蓄;“澀行”可使筆劃中段飽滿,“緊收”可使結尾處不虛,點畫飽滿、不虛故能有骨力。這和他晚年喜用退筆、以骨力為尚的追求是可以相印證的。逆入、澀行之說,清代包世臣、康有為諸家講之尤甚。趙朴初先生雖取法蘇軾,但頗能汲取碑學的某些用筆趣味,從而自成一格。

由上所論,三位先生皆以自身的方式得力於清代碑學,而又能揚棄碑、帖之爭而另開新境。正如他們深入反思、借鑒前代的書學一樣,我們亦當對諸先生的藝術和理論成果致以敬意。

[1] 啟功:《論書劄記》,見啟功:《論書絕句》,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第264頁。

[2] 米芾:《海岳名言》。

[3] 董其昌:《畫禪室隨筆》,《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第540頁。

[4] 啟功:《論書絕句》,第64頁。

[5] 啟功:《論書劄記》,見啟功:《論書絕句》,第262頁。

[6] 沙孟海:《我的學書經歷和體會》,見《沙孟海論書叢稿》,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87,第201-202頁。

[7] 沙孟海:《碑與帖》,見《沙孟海論書叢稿》,第163頁。

[8] 啟功:《<趙朴初詩詞曲手跡選>後記》,《書法世界》,2003年第9期。

[9] 殷實:《不求妍潤存骨力——趙朴初先生和他的書法藝術》,《收藏家》,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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