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渡：文言是我們的“家”嗎？

編者按：文白之爭，在1949年以前，大的、公開的論戰大約有過兩次，小的、私下的就難計其數了。

五四前後的大論戰，使白話文得到全面推廣，並促成了言文合一的“國語運動”。 20世紀30年代關於大眾語文的論戰，進一步鞏固了白話的地位，使白話更加接近大眾的口頭語言。這兩次大的論戰，都以文言的節節敗退而告終。魯迅于1927年曾言， “文言和白話的優劣的討論，本該早已過去了，但中國是總不肯早早解決的，到現在還有許多無謂的議論”。然而，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年那些攻擊文言的大師級人物，莫不是受了文言的薰染，

無一不舊學深厚。

最近，一套由中國計畫出版社推出的《現代語文》讀本又公開與現行中小學語文教學方式和教材叫板，稱在語文教學活動中應減少文言文的分量，認為文言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與鮮活的生命脫離，現代語文才是與我們的生命活動密切相關的言語形式，讀本所選篇章即全部為現代作者的白話作品。本報記者以此事切入，質疑《中小學生應不應該遠離文言文？》，一時間硝煙四起，引發了眾人的爭議。這場爭議，使我們得以在魯迅宣告“已經過去”將近80年後，又躬逢文白論戰的盛事。近日，韓軍先生又發表《沒有文言，我們找不到回家的路》，激烈抨擊“重白輕文”一說，而《現代語文》主編之一、詩人西渡則予以相應回應。

學術論爭向是難有結果。本版刊發西渡先生此文，以期求教于方家，為重開戰事的“文白之爭”能有圓滿收束。

韓軍先生髮在中國教育報上的大作《沒有“文言”我們找不到回“家”的路》，提出“文言教育造就了白話大師，文言學習形成純粹、典雅的漢語語感，文言是白話的根基”，進而主張“在中小學階段全面恢復文言教育，全面實行‘通過文言’來學習‘運用白話’”， “白話、文言，各占半壁江山，適度加大中小學階段文言的課文比例，而且是小學、初中、高中循序漸進地增加，至高中階段在課文篇目數量上應當略高於50%”。 2004年4月24日

韓先生又以為， “文言是一種有著幾千年歷史淵源的語言，而白話是一種歷史極短的語言。文言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

‘積澱’了數量巨大的極富表現力的典故、語彙、辭章，而全民使用白話自‘五四’誕生至今不過百年。白話還沒有創造出自己‘輝煌’、‘豐厚’的歷史‘積澱’，白話基本源自文言，當今白話的基本語彙幾乎依附于、脫胎于文言······”我想請問韓先生，如果白話真是一種歷史極短的語言，那麼未有白話之前，我不知道中國人每日所說的都是什麼語言？即令那時中國人滿嘴都是“之乎者也”的“純粹、典雅”的文言，那麼，不知未有文言之前，中國人嘴裡所說的又是什麼語言，總不至於中國人是有了文字之後才開口說話的吧？韓先生說白話還沒有自己“輝煌”、“豐厚”的歷史，我卻仿佛記得《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金瓶梅》這些中國文學的皇皇巨著都是白話作的呀，

難道韓先生所讀竟是文言的不成？所以，粗粗算來，白話文的歷史怎麼也不止百年呀，何況我聽說宋元話本也都是白話文呢！按照韓先生的說法， “白話基本源自文言，當今白話的基本語彙幾乎依附于、脫胎于文言”，那麼白話基本就是文言，真是這樣，又何勞韓先生勞心費力再來提倡文言呢！

韓先生又道，是文言教育造就了白話大師，並一連列舉了魯迅、胡適、梁實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語堂、穆旦、張愛玲等十人，說他們“光華四射、文采灼灼”。這我又不懂了。我記得韓先生是認為白話還沒有創造出自己“輝煌”的“歷史積澱”，怎麼在20世紀上半葉一下子又湧現了那麼多的白話大師呢？我不記得這十人中有哪位是主張恢復文言，

提倡復古的，相反力排文言、宣導白話的鬥士倒不少。老舍、巴金、曹禺、穆旦、張愛玲諸位實在與文言扯不上多大的關係。就說張愛玲吧，似乎與舊書有點關係，而那與她發生關係的，也實在不過是幾部“粗鄙”的白話小說，而不是什麼正宗的“典雅、純粹”的文言。魯迅、胡適、郭沫若幾位大概是與文言關係最密切的吧。魯迅曾經痛切地陳言， “我們此後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魯迅還說過， “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該墮入地獄，也將決不悔改”。針對當時一些人“不讀古書，白話是做不好的”的歪論，魯迅在1926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過是保古家們“祖傳的成法”：“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必須殲滅的，待到他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才尋出它原來‘聖教同源’。”胡適更是宣導白話的第一人，他說“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郭沫若的主要文學成就在一本《女神》，《女神》的突出之處在於它在初期白話詩中，離文言、離舊詩最遠，真正是白話的“天風海濤”，而殘剩的一些舊語彙還不免在某種程度是拖累了它。我要問，為什麼恰恰是這些反對文言最力的人，成了得到韓先生嘉許的白話大師呢？韓先生還說，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文壇“頓失光彩”，乃是因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中小學階段截斷了系統的文言教育的‘血脈’。”韓先生似乎忘了，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我們所中斷的豈止是系統的文言教育，白話的教育不也同樣中斷了嗎，外國文化的輸入不也同樣中斷了嗎？怎麼就斷定，文言教育的中斷就是中國文壇“頓失光彩”的原因呢？事實上，隨著白話文教育和外國文化輸入的恢復，中國文壇迅速恢復了活力，湧現了許多優秀的作家和詩人，他們也許現在還不是大師，但足能證明，白話文學並不要待文言來拯救。

韓先生還有一個有趣的論點，“文言是白話的根基”，文言和白話的關係是“一母一子，一本一末”。這又如何說呢？根據我所瞭解的一點粗淺的語言學常識，人類的語言總是先有“話”，後有“文”。“話”是“文”的源頭活水，“文”是對“話”的記錄。隨著時代的變遷，人們身處的物質環境在不斷變化，人們的精神世界更是日趨豐富、複雜、精緻，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使用的語言無論是“話”還是“文”，也都在不斷發生變化。由於“話”和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繫更緊密，變化也更快。“文”雖然也在不斷變化，但是由於它有一定的保守性，對環境變遷的反應就要遲鈍一些。這樣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話”和“文”之間就會產生某種程度的脫節。當這個脫節累積到一定程度，就一定會發生“語言革命”，廢棄已經脫離現實生活的“文”，使“言”“文”重新趨向一致。世界各主要語種在近代都經歷了這樣一個過程。可見，“話”才是“文”的根基。如果說文言和白話的關係是“一母一子，一本一末”，那“母”和“本”恰恰是白話，而所謂的文言恰恰“子”和“末”，而不是韓先生所認定的那樣，“文言是白話的根基”。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眾語論戰中，曹聚仁曾經給那些主張恢復文言的遺老遺少們當頭棒喝：根本不存在他們所謂的“文言”這樣一個東西！因為先秦有先秦的文，兩漢有兩漢的文，唐宋也各有唐宋的文，它們各個都是吸收當時的“白話”形成的，並沒有什麼穿越古今而獨存的“文言”。譬如韓先生極為膺服的司馬遷，他寫作《史記》所用的語言並非先秦古文，而恰恰是把先秦古文譯成了“當時人語”。從源頭來考察，從《詩經》《楚辭》到諸子散文，又何嘗不是用當時的白話寫成，而唐詩、宋詞中那些留傳千古的名篇傑作，又有幾篇是用古字僻詞寫成的呢！

遙想新文化運動初起時，幾個無權無勢的學者、文人，在一本小小的《新青年》雜誌上發表了幾篇倡白話廢文言的既非詔書也非誥令的小小文章，居然獲得舉國回應，未幾就使白話文成為全國通用的標準書面語。這在“搬動一張桌子也要流血的中國”（魯迅語），是怎樣一個偉大的、令人神往的奇跡呢！韓先生以為，文言是我們的“家”。我卻以為，一個正在成長的人、一個有出息的民族，他的家永遠在前方，而不是後方。只有不斷地前進，不斷地創造，我們才會擁有自己的家。

白話是做不好的”的歪論，魯迅在1926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過是保古家們“祖傳的成法”：“新起的思想，就是‘異端’，必須殲滅的，待到他奮鬥之後，自己站住了，這才尋出它原來‘聖教同源’。”胡適更是宣導白話的第一人，他說“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郭沫若的主要文學成就在一本《女神》，《女神》的突出之處在於它在初期白話詩中，離文言、離舊詩最遠，真正是白話的“天風海濤”，而殘剩的一些舊語彙還不免在某種程度是拖累了它。我要問，為什麼恰恰是這些反對文言最力的人，成了得到韓先生嘉許的白話大師呢？韓先生還說，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文壇“頓失光彩”，乃是因為“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開始，中小學階段截斷了系統的文言教育的‘血脈’。”韓先生似乎忘了，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我們所中斷的豈止是系統的文言教育，白話的教育不也同樣中斷了嗎，外國文化的輸入不也同樣中斷了嗎？怎麼就斷定，文言教育的中斷就是中國文壇“頓失光彩”的原因呢？事實上，隨著白話文教育和外國文化輸入的恢復，中國文壇迅速恢復了活力，湧現了許多優秀的作家和詩人，他們也許現在還不是大師，但足能證明，白話文學並不要待文言來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