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潛在經濟增速已經下降到6.5%左右。
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中國從2008年四季度開始推出兩年的刺激政策,出臺了4萬億經濟計畫,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 推出了鋼鐵、有色等十大產業振興規劃。
從2009年一季度開始， 中國經濟快速回升， 2010年經濟增速恢復到10%左右的水準， 季度高點在2010年一季度達到12%的高點， 物價也明顯走高。
從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年中， 中國實施了緊縮性的經濟政策， 先後加了5次利息， 同時為應對外匯占款增加， 提高了12次存款準備金率。 經濟增速從2011年一季度10%逐步回落，
儘管2012年中國又兩次小幅降低利率和存准率， 但經濟增長速度仍一路下滑， 工業品價格從2012年3月來連續出現了54個的負增長， 而CPI基本上維持在1.4%-2.6%的水準。
如果畫一條長期菲力浦斯曲線， 會發現中國的供給曲線在不斷往左邊移， 說明我們的潛在增長速度在逐年下降， 工業品價格下跌是2008年以來工業投資過快、產能急劇擴張、生產嚴重過剩的結果， 不是工業品需求不足。
目前， 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已基本回落到6.7%左右， CPI在2%左右。 所以我判斷現在中國的潛在增長水準已經降到6.5%左右， 還在以每年0.1-0.2%的速度下降。
我也計算了中國工業部門的產能水準和潛在增長水準， 可以發現， 2002年以來工業產能擴張很快， 2012年以後儘管實際工業投資增長速度減慢， 但目前的潛在工業產出水準仍在8%左右的水準上。
工業品市場化出清很慢， 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工業品價格持續下降。
而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 中國實行國有企業三年脫困計畫， 1998到2000年， 工業投資連續三年負增長，
2、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的組合政策顯效。
2012年以來，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到8%以內， 工業品價格下跌， 宏觀杠杆率被動增加。
這一現象， 引發了經濟學界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政策的爭論。
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還可以保持20年8%左右的高速增長， 一種認為經濟在十三五時期會到7%左右， 還有的認為十三五時期在6.5%以下。
雖然中央先後在2013年提出中國處於“三期疊加”階段、2014年5月提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2015年11月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但對經濟速度到底會增長多快的爭論對經濟政策還是有一定的影響。
全國各地追求經濟速度的衝動沒有根本改變，
與此同時， 2013年， 國際清算銀行有個影響很大的研究， 認為一個國家的杠杆率超過180%， 或者廣義信貸占GDP比重超過趨勢值10%， 三年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是50%， 五年發生危機的概率是75%。
從2012年開始， 中國的這兩個指標都超過了這一標準， 廣義信貸占GDP比重已經超過趨勢值的20%， 國際社會對中國經濟發展也憂心忡忡， 影響了一些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信心。
2013年和2015年， 中國也出現了流動性緊張、股災、資本外流等問題。
但2016年以來中國經濟出現了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局面， 結構不斷優化， 新興動能加快成長， 金融風險得到局部釋放， 宏觀杠杆率得到初步控制。
怎麼解釋這一變化？我認為這是改革政策、結構政策、總量政策、國際經濟環境變化共同發力的結果。
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成效。
沒有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沒有經濟現在的好局面，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1997年朱鎔基總理的國企改革抓大放小有異曲同工之妙。
2016年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解決鋼鐵、煤炭產能過剩， 2017年主要依靠“環保、能耗、技術、品質、安全生產”等法制手段處置落後產能， 提高了部分行業的產能利用率， 限制了部分企業的生產， 行業和企業集中度明顯提高， 2017年前三季度全國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6.6%， 比上年同期提高3.5個百分點。
企業特別是上游企業經濟效益明顯改善， 銀行不良資產率下降。 疊加去產能引發的工業品價格由降轉升， 2016年以來中國進入加庫存週期， 拉動了經濟回升。
補短板和“放管服”不斷催生新動能，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占GDP的比重上升，2016年達到15%左右。
二是2015年以來實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動加杠杆，對投資形成了支撐。
三是出口需求回暖。
2016年下半年以來，美、日、歐盟等國家經濟復蘇動能增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國際貿易逐步恢復，國際投資日趨活躍。全球市場需求好轉帶動中國出口由負轉正，中下游工業企業生產增加，利潤改善。
2017年前三季度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由上年的負拉動0.4個百分點轉為上拉0.2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好轉，給了我們很好的時間視窗。如果這幾年用好這個機遇，可以用更大的氣力解決國內體制問題。
在經濟運行穩定性有所增強的同時，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無序擴張等問題仍然存在，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非法集資等亂象時有發生，有些問題甚至在還在不斷積累，導致中國宏觀杠杆率高企，嚴重影響中國的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金融脫實向虛問題嚴重，民營和外資企業信心不足。
第一，杠杆率問題。
從2012年開始，中國新增的名義GDP覆蓋不了利息支出。企業的投資就是靠貨幣信貸投放，沒有自我擴大再生產的能力。與2016年相比，2017年的付息和新增GDP差不多，宏觀杠杆率已經穩住了，但是居民的杠杆率在上升。
中國國企改革滯後，僵屍企業難以退出市場，依靠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化手段去產能機制沒有建立起來。主要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產能，往往一窩蜂、力度大、影響強，極易引發生產和價格的急劇波動，但卻不能根治產能過剩，還可能出現國進民退現象，影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如果去產能順利轉向市場化手段，中國經濟的品質和效益會逐步提高，宏觀杠杆率會得到有效控制，經濟會持續發展。如果轉不過去，杠杆率又得被動加上去。
第二，房地產問題。
由於投機需求旺盛，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產市場，帶動部分城市房地產價格大幅度飆升。房地產市場的扭曲已經嚴重影響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和人民切身利益。
房地產快速增長，雖然短期內拉動了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加，但卻推高了實體經濟的生產經營成本，影響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
高房價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會分化，新市民群體購房無望，影響了中國人的城市化進程。高房價也導致居民負債率迅速提高，影響居民的其它消費。目前，房價會漲的預期依然高漲，現在確實是漲也漲不得，跌也跌不得。
第三，地方政府債務問題。
2015年以來，財政政策相當寬鬆，寬鬆到什麼程度？到2014年底，地方政府債務餘額為15.4萬億。從2015年到2017年11月份，基建投資總額達到38萬億左右，其中，政府投資約7萬億，民間投資約8萬億，還剩23萬億可以認為是政府的或有債務，相當於當前GDP的10%左右。
2018年經濟形勢怎麼判斷？按照黨的十九大要求，今後3年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防範和化解重大風險、精准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從上面的分析看，2018年有四個“嚴”。
一是金融嚴監管。
想控制杠杆率一定要管住貨幣,同時加強金融監管。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之間怎麼協調？嚴監管導致的短期的流動性風險還是會有的。2018年一季度應該沒有問題，賣地那麼多錢，基建也不至於下來太快，但是二季度政府要換屆，大家都在觀望金融監管政策。
二是房地產嚴調控。
即使2018年長效機制出臺，短期內效果也難以體現，所以要保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還得嚴調控。
三是地方政府或有債務的嚴管控。
要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50號文、87號文要嚴格執行，不能像2014年的43號文形同虛設，否則會失去政策的嚴肅性和政府的公信力。目前包括電力的基礎設施投資是15.9%的增長，不包括電力是20%，非常高的速度，裡面有很多形象工程。
四是環境保護的嚴標準。
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減少，生態環境品質總體改善，重點是打贏藍天保衛戰，調整能源結構，加大節能力度和考核。
“四嚴”所帶來的結果，2018年基建投資會下來，房地產投資會下一點，但不會太大。
短期的流動性會有些波動，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環保的嚴監管，使得部分環保成本內部化，要麼政府掏錢做環保，要麼企業做環保，這樣企業的生產成本會上升，一些產品生產受到影響，價格會上漲。物價水準總體上升，名義GDP增長仍然較快，杠杆率基本穩定。
從消費看，增長穩中有降。
2017年的居民消費增長實際上是比較慢的，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較快。消費生產率為什麼上來了？我認為，2017年很重要原因是政府消費增長較快。2017年前三季度，財政收入增長9.7%，支出增長11.4%，財政預算支出對基建的投資增長不快，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工資沒有上漲漲，所以政府支出中政府消費增長比較快。
我估算，財政支出中55%用於政府消費，20%用於公共服務投資，25%左右為工資支出，政府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大概在25%左右。
2018年的消費怎麼判斷，居民消費會較為穩定，政府消費與財政政策有關，2018年財政收入速度會有所減慢，用於公共服務的投資會有所加快，政府消費支出會減慢。
從出口看，二戰以後，全球貿易量增長速度是經濟增長速度的1.5倍左右，但是過去五年全球貿易量增長速度一直比GDP要慢，這個應該怎麼解釋？
我認為，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勞動力成本在生產成本中的作用越來越小，不管是水準分工還是垂直分工，分工的深度和廣度已經慢下來了。表現出來的就是有些國家開始再產業化，外包減慢，加工貿易減慢。
分工的變化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貿易量增長速度有可能和GDP同步，甚至可能慢於GDP。當然，過去幾年，世界經濟增長主要靠出口彈性比較小的商品需求拉動，也會導致貿易下降。
2017年，WTO預測全球貿易量大概增長3.6%，2018年儘管經濟增速比上年高，但是貿易增長比上年低，大概在 3.2%。所以2018年出口不可能比上年好，但還是正增長，淨出口對中國還可能是正拉動作用。
2017年，中國出口按美元計算是8%左右，2018年能到4%-5%就相當不錯了。這樣，如果中國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不做大的調整，2018年的GDP估計在6.5%左右，同時價格，CPI往上走到2%，PPI繼續上升但漲幅回落到3.5%左右。
2018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要長期堅持。
從總量政策看，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確保對重點領域和專案的支持力度。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人民幣匯率要適當貶值，同時加強資本管制，保證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中國要用好美、日、歐經濟復蘇和美國貨幣政策緊縮的時機，對美元、歐元、日元幾個主要國家貨幣適當貶值，穩定中國的出口，給國內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創造條件。
從結構政策看，結構性政策要發揮更大作用，優化存量資源配置，強化創新驅動，發揮好消費的基礎性作用，促進有效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合理增長。
從社會政策看，要注重解決突出民生問題，積極主動回應群眾關切，加強基本公共服務，加強基本民生保障，及時化解社會矛盾。
從改革政策看，改革開放要加大力度，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大幅放寬市場准入。
未來幾年，對中國最大的挑戰是要把GDP穩在6.3%左右，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又要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把杠杆率控制住；還有提高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效益。要調節好三者關係，穩增長、防風險、提品質。
我認為需要有一個“三年計畫”，內容應包括僵屍企業退出和債務處置、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處置、金融機構改革和金融監管、金融機構注資和救助等內容。
作者：祝寶良
編輯：楊佳欣
拉動了經濟回升。補短板和“放管服”不斷催生新動能，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占GDP的比重上升，2016年達到15%左右。
二是2015年以來實行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動加杠杆，對投資形成了支撐。
三是出口需求回暖。
2016年下半年以來，美、日、歐盟等國家經濟復蘇動能增強，全球金融市場穩定，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國際貿易逐步恢復，國際投資日趨活躍。全球市場需求好轉帶動中國出口由負轉正，中下游工業企業生產增加，利潤改善。
2017年前三季度淨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由上年的負拉動0.4個百分點轉為上拉0.2個百分點。世界經濟好轉，給了我們很好的時間視窗。如果這幾年用好這個機遇，可以用更大的氣力解決國內體制問題。
在經濟運行穩定性有所增強的同時，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無序擴張等問題仍然存在，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非法集資等亂象時有發生，有些問題甚至在還在不斷積累，導致中國宏觀杠杆率高企，嚴重影響中國的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金融脫實向虛問題嚴重，民營和外資企業信心不足。
第一，杠杆率問題。
從2012年開始，中國新增的名義GDP覆蓋不了利息支出。企業的投資就是靠貨幣信貸投放，沒有自我擴大再生產的能力。與2016年相比，2017年的付息和新增GDP差不多，宏觀杠杆率已經穩住了，但是居民的杠杆率在上升。
中國國企改革滯後，僵屍企業難以退出市場，依靠企業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化手段去產能機制沒有建立起來。主要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產能，往往一窩蜂、力度大、影響強，極易引發生產和價格的急劇波動，但卻不能根治產能過剩，還可能出現國進民退現象，影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如果去產能順利轉向市場化手段，中國經濟的品質和效益會逐步提高，宏觀杠杆率會得到有效控制，經濟會持續發展。如果轉不過去，杠杆率又得被動加上去。
第二，房地產問題。
由於投機需求旺盛，大量資金湧入房地產市場，帶動部分城市房地產價格大幅度飆升。房地產市場的扭曲已經嚴重影響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和人民切身利益。
房地產快速增長，雖然短期內拉動了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加，但卻推高了實體經濟的生產經營成本，影響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
高房價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社會分化，新市民群體購房無望，影響了中國人的城市化進程。高房價也導致居民負債率迅速提高，影響居民的其它消費。目前，房價會漲的預期依然高漲，現在確實是漲也漲不得，跌也跌不得。
第三，地方政府債務問題。
2015年以來，財政政策相當寬鬆，寬鬆到什麼程度？到2014年底，地方政府債務餘額為15.4萬億。從2015年到2017年11月份，基建投資總額達到38萬億左右，其中，政府投資約7萬億，民間投資約8萬億，還剩23萬億可以認為是政府的或有債務，相當於當前GDP的10%左右。
2018年經濟形勢怎麼判斷？按照黨的十九大要求，今後3年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防範和化解重大風險、精准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從上面的分析看，2018年有四個“嚴”。
一是金融嚴監管。
想控制杠杆率一定要管住貨幣,同時加強金融監管。貨幣政策和監管政策之間怎麼協調？嚴監管導致的短期的流動性風險還是會有的。2018年一季度應該沒有問題，賣地那麼多錢，基建也不至於下來太快，但是二季度政府要換屆，大家都在觀望金融監管政策。
二是房地產嚴調控。
即使2018年長效機制出臺，短期內效果也難以體現，所以要保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還得嚴調控。
三是地方政府或有債務的嚴管控。
要切實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50號文、87號文要嚴格執行，不能像2014年的43號文形同虛設，否則會失去政策的嚴肅性和政府的公信力。目前包括電力的基礎設施投資是15.9%的增長，不包括電力是20%，非常高的速度，裡面有很多形象工程。
四是環境保護的嚴標準。
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減少，生態環境品質總體改善，重點是打贏藍天保衛戰，調整能源結構，加大節能力度和考核。
“四嚴”所帶來的結果，2018年基建投資會下來，房地產投資會下一點，但不會太大。
短期的流動性會有些波動，融資成本居高不下。環保的嚴監管，使得部分環保成本內部化，要麼政府掏錢做環保，要麼企業做環保，這樣企業的生產成本會上升，一些產品生產受到影響，價格會上漲。物價水準總體上升，名義GDP增長仍然較快，杠杆率基本穩定。
從消費看，增長穩中有降。
2017年的居民消費增長實際上是比較慢的，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較快。消費生產率為什麼上來了？我認為，2017年很重要原因是政府消費增長較快。2017年前三季度，財政收入增長9.7%，支出增長11.4%，財政預算支出對基建的投資增長不快，公務員和事業單位的工資沒有上漲漲，所以政府支出中政府消費增長比較快。
我估算，財政支出中55%用於政府消費，20%用於公共服務投資，25%左右為工資支出，政府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大概在25%左右。
2018年的消費怎麼判斷，居民消費會較為穩定，政府消費與財政政策有關，2018年財政收入速度會有所減慢，用於公共服務的投資會有所加快，政府消費支出會減慢。
從出口看，二戰以後，全球貿易量增長速度是經濟增長速度的1.5倍左右，但是過去五年全球貿易量增長速度一直比GDP要慢，這個應該怎麼解釋？
我認為，隨著人工智慧的發展，勞動力成本在生產成本中的作用越來越小，不管是水準分工還是垂直分工，分工的深度和廣度已經慢下來了。表現出來的就是有些國家開始再產業化，外包減慢，加工貿易減慢。
分工的變化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貿易量增長速度有可能和GDP同步，甚至可能慢於GDP。當然，過去幾年，世界經濟增長主要靠出口彈性比較小的商品需求拉動，也會導致貿易下降。
2017年，WTO預測全球貿易量大概增長3.6%，2018年儘管經濟增速比上年高，但是貿易增長比上年低，大概在 3.2%。所以2018年出口不可能比上年好，但還是正增長，淨出口對中國還可能是正拉動作用。
2017年，中國出口按美元計算是8%左右，2018年能到4%-5%就相當不錯了。這樣，如果中國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不做大的調整，2018年的GDP估計在6.5%左右，同時價格，CPI往上走到2%，PPI繼續上升但漲幅回落到3.5%左右。
2018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是治國理政的重要原則，要長期堅持。
從總量政策看，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確保對重點領域和專案的支持力度。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
人民幣匯率要適當貶值，同時加強資本管制，保證中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中國要用好美、日、歐經濟復蘇和美國貨幣政策緊縮的時機，對美元、歐元、日元幾個主要國家貨幣適當貶值，穩定中國的出口，給國內結構調整和深化改革創造條件。
從結構政策看，結構性政策要發揮更大作用，優化存量資源配置，強化創新驅動，發揮好消費的基礎性作用，促進有效投資特別是民間投資合理增長。
從社會政策看，要注重解決突出民生問題，積極主動回應群眾關切，加強基本公共服務，加強基本民生保障，及時化解社會矛盾。
從改革政策看，改革開放要加大力度，在經濟體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大幅放寬市場准入。
未來幾年，對中國最大的挑戰是要把GDP穩在6.3%左右，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又要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把杠杆率控制住；還有提高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效益。要調節好三者關係，穩增長、防風險、提品質。
我認為需要有一個“三年計畫”，內容應包括僵屍企業退出和債務處置、地方政府隱性債務處置、金融機構改革和金融監管、金融機構注資和救助等內容。
作者：祝寶良
編輯：楊佳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