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史導論》｜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

錢穆先生在此書前言中就指出“除卻歷史， 無從談文化”。 

圖片發自簡書App

《中國文化史導論》以縱向的時間軸為線索， 從“地理背景”談及“中西接觸與文化更新”，

雖是自唐虞至明清近代的單線講述， 但並非以朝代為切斷的點與點的分立。 而是在一種向內看的文化主張下， 以“傳統”為隱線， 從中國人的人生道德觀深入感知中國文化的內在精神， 結合歷史的演進， 形成一種“史”的深度。 且時時與西方文化作比， 在相對的形成中突出中國文化“吸收、融合、擴大”之特徵， 以區別“分裂、鬥爭與消滅”的文化發展面貌。

從地理背景入手指出中國文化發生所依憑的黃河各支流， 以小區域文化發展為基礎， 在程度相當後， 自然而然地藉此進入大水系， 並保有相互間親密頻繁的接觸， 由此闡述出中國文化伊始便易進入一個大局面。

而“大局面”概念在之後的文化發展劃分中也是一個基礎的論調。

中國文化常由大處落墨， 先擺佈一個大局面， 再逐步融凝固結， 向內裡充實。

其“大局面”便是先秦儒家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大理想， 將秦漢時代文治政府下的平等社會發展視為第一步充實， 隋唐時代平民日常的文藝發展為第二步充實。 並非就文化而談文化， 這種有地理淵源的歷史性文化本就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基本落腳點。

作者自持清晰的文化史結構， 所書條理分明， 其文化發展的劃分能清晰地沿著歷史的演進而被感知。 不論是先秦、秦漢、隋唐、宋以下的大層次的劃分， 或是先秦國家凝成和民族融合時期的五階段劃分法， 都顯示出一種自然的承繼沿襲， 此歸功於作者“史”的把握。

中國文化包括很多方面，

但歸根究底都保留著一個傳統精神， 其演進也是在這個傳統中演進， 不論是政治化了宗教、倫理化了政治、文學化了倫理， 人生化了文學， 最終都折回到人生方面來。

錢穆先生處處提點著這一個大傳統， 讓我們看問題能更加透徹， 譬如莊老哲學不能走上自然哲學科學的路， 正是循著中國民族文化的大傳統；亦或秦漢以下， 封建貴族、軍人貴族相繼敗落之後， 中國並不能從封建社會發展成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而形成商業資本富人中心（雖然在西漢初以“商賈”、“任俠”為代表頗有顯著跡象）， 卻是形成了文治“士族門第”的變相新貴族， 也是這一大傳統的影響， 中國人的經濟理論， 完全如其政治理論， 同樣根據人生理想為出發，

歸宿到人類內心之實際要求上， 並不曾就經濟而論經濟。 之後的平民化社會發展更是合乎這一傳統精神， 這種種都要歸於“禮治”的範疇， 而追溯之， “禮”亦是西周封建“歷史”系統的文化意味。

中國文化“尚會通”， 錢穆在文化基礎上形成通史觀念， 注重強調歷史事件的聯繫性， 傾向於“先務大體”的歷史系統觀， 對於歷史進路的關照也必然照應在文化關照上。

如上舉， 他的這種博通理念在此書中也深有體現， 而這不同于陳寅恪先生重專深的關照角度， 其側重對歷史的橫切面考察， 如他在1932年秋所論“晉至唐文化史”中， 把握這一歷史時期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之關係。 精神生活包括思想、哲學、宗教、藝術、文學等；物質環境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組織等，

論及上述內容時， 絕不輕易講因果關係， 而更著重條件。 講因果關係是講“為什麼”的問題；而講“條件”關注的是“有什麼、是什麼”的問題， 後者實側重對歷史橫切面的考察， 由這一斷面切入歷史本身的廣度、多樣性和豐富的可能性， 在一個多遠立體的歷史空間中重建信史脈絡， 他旁搜史料， 著意於對史料本身的考辨糾繆、對勘互證， 這種學風同後來滋害流毒的“以論代史”的學風， 相差不可以道裡計。 而前者則注重貫通古今式的照察， 關注問題某種確定的狀態或某種固定的本質， 一如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中所把握的“大局面”。

錢穆極力強調文化與歷史異名同質的關係， 在他看來文化就是全部歷史之整體， 歷史便是文化的展開和演進，文化的真正意義，無非是在歷史的整體內來尋求歷史的大進程。

錢穆在“才、學、識、德”的基礎上提出了“史心”論，強調一番廣大的心胸和遠大的眼光，肯定“站在歷史之外研究歷史”的當代意義。

而此書中亦不乏基於“史心”的文化關照。

其對“焚書”事件，認為這是追隨戰國以來“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時代思潮而努力求其實現，而非出於政治上之陰謀與私心，就政治與社會論均是一種同一的文化追求；

對“排斥百家”也從自然的文化發展角度定義為是一種有見識的整頓進步，是文治政府建設中學術與政治密切合作的要求；

或能夠純從文化史的立場來看魏晉南北朝時代，認為彼時中國文化演進依然有活力，依然在向前，並沒有中衰。

這些觀點都不啻為是一個史學家把握住文化“大局面”，從歷史陰謀論的桎梏中跳脫出來的豁然之見。

綜上，本書分十個部分論述中國文化的歷史發展，而於每一處都有存心著墨，能揪出表像下的中國文化之內在精神，終成一個大局面，體現文化的完整性、複雜性與發展性。

歷史便是文化的展開和演進，文化的真正意義，無非是在歷史的整體內來尋求歷史的大進程。

錢穆在“才、學、識、德”的基礎上提出了“史心”論，強調一番廣大的心胸和遠大的眼光，肯定“站在歷史之外研究歷史”的當代意義。

而此書中亦不乏基於“史心”的文化關照。

其對“焚書”事件，認為這是追隨戰國以來“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時代思潮而努力求其實現，而非出於政治上之陰謀與私心，就政治與社會論均是一種同一的文化追求；

對“排斥百家”也從自然的文化發展角度定義為是一種有見識的整頓進步，是文治政府建設中學術與政治密切合作的要求；

或能夠純從文化史的立場來看魏晉南北朝時代，認為彼時中國文化演進依然有活力，依然在向前，並沒有中衰。

這些觀點都不啻為是一個史學家把握住文化“大局面”，從歷史陰謀論的桎梏中跳脫出來的豁然之見。

綜上，本書分十個部分論述中國文化的歷史發展，而於每一處都有存心著墨，能揪出表像下的中國文化之內在精神，終成一個大局面，體現文化的完整性、複雜性與發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