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遺址的發現將華夏文明史提前了300年， 等於給中國歷史續上‘家譜’， 中國的歷史教材將因此而修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對中新網記者說。
在國務院新聞中心舉行“山西·陶寺遺址發掘成果新聞發佈會”， 向民眾介紹山西省臨汾市襄汾縣陶寺遺址考古重大收穫， 證實陶寺遺址就是最早的“中國”。 該遺址的發現， 將華夏文明史從夏王朝又提前300年。
“在唐堯之時， 中華早期文明的國家觀念、王權觀念、私有觀念、禮制和曆法等已形成， 其中很多被後來的夏商周王國文明所繼承和發展。 有理由認為， 堯舜禹時期的華夏早期文明為後來的中華文明奠定了基礎， 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主脈。 ”王巍介紹說。
陶寺遺址重大考古成果表明， 在距今4000多年前， 在晉南地區已經出現了王權和國家， 進入了初期文明社會。 陶寺文明的年代早于夏代，
從1978年往後的7年間， 陶寺遺址發掘墓葬一千餘座， 其中大貴族墓葬6座， 表明當時已出現王權， 此發現引起海內外學術界關注。 1999年開始，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隊與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汾市文物局合作， 在陶寺的考古工作圍繞“尋找城牆”為中心。 2002年之後陶寺遺址發掘納入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2012年之後又納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
近40年來的陶寺遺址考古發掘與研究， 初步揭示出陶寺遺址是中國史前功能區劃最完備的都城， 由王宮， 外郭城、下層貴族居住區， 倉儲區， 王族墓地(王陵)， 觀象祭祀台、工官管理的手工業作坊區、庶民居住區構成，
王族墓地隨葬的陶鼓、鼉鼓、石磬、銅鈴、漆柷等禮樂器表明史上最早的禮樂制度形成。 遺址和墓地出土的銅鈴、容器口沿、齒輪形器、環、蟾蜍等五件銅器構成中國史前時期最豐富的紅銅鑄造禮樂銅器群。
王巍說， 一系列的考古證據鏈表明， 陶寺遺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遺址的內涵、規模和等級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 都與堯都相當契合。 在學術界， 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 陶寺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堯的都城。 雖未發現一錘定音的確證， 但不容否定的事實是， 堯都正在通過考古發掘和研究， 走出傳說時代， 逐漸向信史轉變。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表示， 堯舜禹時代是在中原地區華夏文明形成和早期“中國”誕生的關鍵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