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財富積累到一定水準後， 怎麼花錢比怎麼掙錢對人生來說更重要。
“人們理財的第一定理是什麼？”（也就是人們理財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上個星期我和一個大佬共進午餐時， 他提了這個問題。 我說， 大概是幸福。
大佬並不認同我的回答， 他認識好多財務自由的人， 但那些人並不怎麼幸福。 這個大佬是和我一起吃飯並聊天的人裡最有錢的， 他的財富大概能排進福布斯中國前50， 對富人的瞭解當然比我多。 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只好重新思考。
不過， 結果和一開始是一樣的。 只不過在這個問題上， 人們需要更詳細的解釋。
既然人們理財的目的是為了幸福， 為什麼很多財務自由的人沒有感受到幸福呢？
財務自由為什麼不能和幸福劃等號？
在講這個問題之前， 我們先來認識一位元古人， 丹尼爾·伯努利。 從17××年起之後的幾百年時間裡， 伯努利類似於現在的Google或者百度，
當時， 丹尼爾·伯努利的堂兄， 另一位伯努利提出了一個難以解釋的概率問題， 聖彼德堡悖論。 這是個關於金錢期望值的難題。 丹尼爾為了解釋這個悖論， 提出了邊際效用遞減理論。
簡單一點說， 丹尼爾認為， 人們在風險不確定背景下追求的最佳狀態， 並不是以金錢為標誌的收益最大， 而是所謂的效用最大， 也就是說， 在效用最大時， 人們最滿足。 而在以效用和金錢為坐標軸的二維世界裡， 一開始， 效用隨著金錢的增加而增長， 達到頂峰後開始下降——那個曲線看上去就像一個羅馬戰士的頭盔。
根據邊際效用遞減理論， 在積累初期， 財富增長給人帶來的幸福感（也就是效用）是非常大的；而在到達極值之後，
有些實現財務自由的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失去了目標感：掙錢沒意思了， 接下來做什麼呢。 為了讓自己的內啡肽重新噴薄而出， 很多財務自由的人反而走上了邪路。
難道人們追求財務自由就是這樣一條“絕路”嗎？那麼成功的理財投資者就是以最理性的方式高效率地走進墳墓？
當然不是這樣的。 就像我們以前說過的， 理財即生活， 理財除了要學會怎麼掙錢、怎麼投資， 還要學會怎麼花錢。 而且怎麼花錢這個問題隨著人們的財富增長，
對於足夠聰明的人來說， 轉化財務問題的權重是順理成章的事。 比如全球最大的富翁， 比爾·蓋茨和沃倫·巴菲特。 蓋茨在關於巴菲特的新書《跳著踢踏舞上班》的序中寫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我們現在都在為慈善事業而努力。 無論如何， 我們的下一代都只能繼承一小部分財產， 因為我們都相信， 把大筆財富裝進子女的口袋， 既對他們自己無益， 也對社會無益……
所以， 一個人， 特別是有錢人， 培養自己更高品質的情操， 受益者終歸是自己。 套用特蕾莎修女的敘事風格就是：那是你和上帝之間的事。
當然， 像我等還未達到絕對財務自由的人，
最後還要說一句， 因為我沒有對那麼多富有的人做更詳盡的調查， 這個關於個人財務生活終極問題的答案還停留在假說階段。 希望以後能夠採訪100個財務自由的人， 把這個答案落實成一本書， 那將是更有趣的事。
崔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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