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楊朝明先生在第二屆泰山學者洙泗論壇“論語學”研究學術研討會”上的總結發言。 由房偉根據錄音整理， 楊朝明進行了補充修改。
諸位老師、諸位同道：
大家好!
本次會議的主辦者安排我最後總結發言， 正如以前八股文的寫作最後需要來個“束股”一樣， 會議也需要有相對固定的“套路”。 於是， 今早我還專門進行了準備。 我是這樣寫的：
黃鐘應呂， 陰伏陽升。 在丁酉年的冬至日， 第二屆泰山學者洙泗論壇隆重開幕。 本次會議的主題是“正本清源——論語學研究”， 會議收到論文近90篇， 參加學者110多位。 學者們來自全國各地， 有名家碩學， 也有青年才俊。 會議內容充實， 有主題演講， 有分組研討。 我們還舉行了冬至雅集， 有樂有歌;開幕式上， 集體向孔子像行禮， 貫穿著禮樂精神。
經過與會100多位學者2天的共同努力， 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 本次會議的特點有三：首先，
在此， 我想以參加會議研討者的學者的身份， 再談一點個人的感想。 我常常感覺到， 自己成長在曲阜， 十分幸運， 也十分幸福。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這裡有極好的“論語學”研究的傳統。 我是1981年考入曲阜師範大學(當時叫曲阜師範學院)。 就在我考入大學的一前年， 我還是一名理科生， 當時對於孔子、儒學自然沒有什麼感覺。 當我拿到“曲阜師範學院”的錄取通知書後， 一位本家的兄長對我說，
從學術史的角度梳理， 特別是最近30年來， 相信孔子儒學研究者都會十分感慨!我的師兄陳東老師在現場， 我們一起讀碩士時， 我們的老師李毅夫先生寫過一篇文章《論語偽章辨析》， 這篇文章還被《人大報刊複印資料》全文複印。 我們當時對老師佩服得不得了， 我們老師竟然把《論語》裡的“偽章”也能找出來。
這就引發了我們的思考， 《論語》到底是怎麼編的?陳東師兄在日本時間很長， 他特別留意了日本的《論語》研究。他掌握了許多資料，有幾本關於日本學者的著作，包括木村英一的。當時看到木村英一，感覺他太了不起了，他竟能斷定《論語》某一篇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寫的、哪一章又是孔子三傳或四傳弟子寫的。但是，後來我們並沒有找到其論證的依據。實際上，疑古思潮盛行時期，國內也有學者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其影響所及，有的美國學者甚至認為《論語》只有第四篇的前20章可靠。有關孔子的其他的材料，關於它們的可靠性，那就更不用說了。在這樣的時期，孔夫子真的成了“空夫子”。
當然，如果這些材料不可靠，“空”也就空了。但事實上，情況完全不是這回事，中國文明的智慧之樹根紮得很牢。當初，在我的心裡邊，我總覺得這是一個很大問題。但那時候讀書不多，理解不了。但讀著那些言語，似乎這些材料與後世“有意作偽”之間拉扯不上，距離很遠。有一次，我們幾位師兄弟聊天，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在曲阜師範大學家屬區的平房，在大師兄梁方健家裡。我們聊天時間長了，我和梁方健走出來。師兄對我說，阜陽漢簡很有價值，有學者研究後認為，它能證明《孔子家語》不是偽書。那句話，我印象很深，因為我翻過這本書，對《孔子家語》很好奇，很有興趣。
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我慶倖有一個很好的氛圍。據說，曲阜師範學院剛剛建校時，院長高贊非先生就在學校成立了“孔子研究會”，下設三個小組，其中就有《論語》研究小組(另外還有“孔子教育思想”、“孔子故里文物古跡”兩個研究小組)。如果追尋歷史，孔子故里或曲阜師大的《論語》研究，這時就開始起步了。後來的歷史大家更為清楚，在“文革”之前、以後，也就是60年代中期以前及80年代以來，可以說曲阜師大的孔子儒學研究走在了全國前頭，從孔子研究室、孔子研究所、孔子文化學院、“山東省儒學研究基地”、專門史重點學科，到後來的碩士點、博士點，再到現在的“山東省一流學科”，其學術的最大特色，就是孔子與早期儒學研究。在全國範圍內，研究傳統文化的很多，但曲阜師範大學因為設學在孔子故里，其側重點在於早期儒學，毫無疑問就是要以《論語》研究為主體，不研究這些，孔子研究如何進行呢?
曲阜師範大學的孔子儒學研究沒有截斷中流，而是直接從源頭研究，這是這裡儒學研究的一大特色。孔子故里的孔子儒學研究，討論孔子思想的來源——上古三代文化尤其是周文化;討論孔子思想的載體——早期儒家文獻包括出土文獻;討論孔子思想的母體——魯文化、齊魯文化。這是必要的、必須的。假如我們從朱熹以後進行研究，或者只研究陽明學，不能顧忌後儒“宗師仲尼”的學術根本，後果就可想而知。在敘說儒學傳統是，就難免“理論漂浮”、“邏輯缺鈣”，看起來說的頭頭是道，其實經不起推敲。還學者討論是“接著講”還是“照著講”的問題?如果“照著講”，那麼你照著誰講?如果“接著講”，如果對於早期儒學的面貌不瞭解，那麼你能不能接得上?
實際上，這樣的現象是某種程度存在的。有人推尊孟子，說“孟子實在太厲害了”。是的，孟子的“厲害”、孟子的了不起誰都知道。但如果說“孟子比孔子厲害”，這可能就是對孔子的瞭解。我們不會也不該比較聖賢的高低，在聖賢的純粹面前，我們這樣做是膚淺的。但這樣的現象純粹遇到。有一次，在奧地利，我遇到一位法國學者，他覺得“孔子這個人沒什麼”，在他眼裡，孔子“比孟子差遠了”。無獨有偶，在一次國際學術活動中，有一位俄羅斯的學者大約也是這樣認為。這也難怪，不是連大名鼎鼎的黑格爾也說孔子只有一些世俗的、老練的道德說教嗎?我們可以這樣想，如果去問孟子，他與孔子到底誰厲害?不知孟子子會作何回答。我們研究孟子，不能不注意《孟子》七篇“述仲尼之意”的這個出發點，孟子研究以及對後儒的研究，都不能離開對孔子的深入研究。如果能深入瞭解孔子、結合孔子研究就會更加平和中正一些。
在曲阜師大，好多院系都有《論語》研究的專家，比如中文系的崔茂新、單承彬、高尚舉、張詒三老師;在座的丁鼎先生也是中文系畢業。歷史系更不用說，我們的前輩，除了我剛才提到的李毅夫老師，還有駱承烈老師、郭克煜老師、李啟謙老師、許淩雲老師、徐志祥老師等，他們都是我尊敬的恩師。還有黃懷信、陳東、郭沂、林存光、王鈞林諸位，他們有的走出了學校，有的還在學校，但他們學術的成長期，尤其研究孔子、《論語》、儒學，其關鍵時期都在這裡。學習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你不思考都不行。話說回來，“論語學”到底怎樣研究?《孔子家語》是真的還是假的?出土文獻發現後，我們必須認真去比較。
關於“論語學”的研究問題，我提交會議的論文只是我的初步想法。大家也注意到了，我在後面感謝了好幾個人，有宋立林、崔海鷹、房偉、楊傳召，我與他們在一起討論多次。前幾天，我的這篇論文還沒有寫成，只是很短的一些觀點的條目，後來逐漸形成了目前的樣子。當然這只是比較粗淺的、基本的梳理。在梳理的過程中，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當前的“論語學”應該好好思考怎樣研究的問題。我思考這個問題很久了，我在看《孔子家語》時就在思考：《孔子家語》與《論語》是一種什麼關係?《論語》是什麼呢?提到它的特點，大家會想到《漢書•藝文志》，劉向、劉歆的時代要比孔安國晚。孔安國在梳理兩者的關係時，認為《論語》是從眾多的孔子遺說中“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取”就是“選取”。那麼，誰來選取?這一點很重要。在我看來，是子思選取的。子思是戰國時期的大儒，或者說是“儒學宗師”。子思為什麼要這樣做?他面多眾多的材料，他一定想用這些材料來表達孔子。那麼，如何表達?是不是材料數量足夠了，就簡單的成為一卷，後續收入的成為另一卷?子思顯然要更進一步，他在思考編纂的順序。也就是說，《論語》編者面對孔子遺說，面對這麼多材料，他一定會考慮如何選取?這就是說，《論語》的編輯一定有內在的邏輯。
實際上，我認為，許多有關《論語》的基本問題我們還沒有搞清楚。包括“論語”一詞，什麼叫“論語”?這個“論”可能就是“論比其材”的“掄”，就是挑選、選擇的意思;“語”就是“論”，《說文解字》就是如此解釋。《論語》既然是“選出來的孔子論述”，放在《漢書•藝文志》裡去理解就十分清楚了。在《漢書•藝文志》中，《論語》是一類，這就是我們所講的“論語類文獻”。“論語類文獻”這個說法，郭沂早在20多年前就提出來了。我們今天所說的“論語學”研究，其研究物件就應該包括全部的“論語類文獻”。
在昨天會議的討論中，大家提到《論語》是在何時立為“經”的?時間當然很重要，需要弄清楚。但在漢代以前，經就是指“六經”。《漢書•藝文志》稱之為“六藝”。在“六藝略”中，在易、詩、書、禮、樂、春秋的後面，緊接著就是“論語”，“論語”是一類。在提交的論文中，我怕說不清楚，就把《藝文志》的這部分內容列出。包括《論語》在內的21種其實都屬於“論語類”。就像我們現在研究“易學”，必須要研究易經和易傳;研究“春秋學”，春秋經和“三傳”都在研究之列;我們研究詩，《詩》是孔子編的“詩”，除此以外的逸詩，詩學和詩教都把它們包括在研究範圍內。在孔子那裡，“六藝”是教化手段，《史記》說的很清楚：“六藝於治一也。”“六藝”用它來治理國家，目標是一樣的。《孔子家語》和《禮記》都有記載，孔子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人要全面發展，六經必須學。那麼六經是“經”，其意義擺著那裡。孔子的教學其實就是要闡明六經中蘊含的意義。
如果瞭解中國古代教育制度，《大戴禮記•保傅》篇說的很清楚，古代八歲入小學，“學小藝，履小節”;那麼到了大學，十五歲，“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大藝”和“大節”無疑就在六藝之中。六藝就是六經，緊緊排在易、詩、書、禮、樂、春秋“六藝”之後的是“論語”，足見其重要性。
我們說的“論語學”當然要研究《論語》其書。但是，如同前天“冬至雅集”中上來很多“踢場子”的人一樣，如果今天我要“踢場”的話，我說應該把橫幅上“《論語》”的書名號去掉，應該改成“論語學”。名不正則言不順，“論語學”研究其實就是研究這一類文獻。孔子“以六藝教人”，六藝就是六門學科，孔子對此進行了整理、編訂，“六藝”與“六經”的關係就很清楚了。孔子教書的目的(包括順序，即方法)很明顯。現在我們講弘揚傳統文化，從哪裡著手呢?現在很多表面化、形式化、功利化的現象，那麼，我們能不能從孔子這裡得到啟發?
孔子、儒學、論語，所關注的都是“成德”的“大藝”，都是為了培養社會的精英，由此決定的“論語學”特性。我們不能眼光局限、視野狹隘，此即《論語》中所謂“賢者識其大”。《孔子家語》中講：“孔子之施教，先之以詩書，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文德”是教育目標，“禮樂”是很好的配合。“孝道”則是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培養愛和敬，就要從孝悌開始。所以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西方(基督教)中最重視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博愛精神，一個是神聖觀念，“博愛”就是愛，“神聖”就是敬;在中國，儒家精神有兩個最重要，一個是仁愛精神，一個是敬畏觀念。剛才談到敬，要有一種敬畏之心;仁愛精神，就是“立愛自親始”，這個世界不能沒有愛，人只有“親親”，才能“不獨不獨親其親”，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泛愛眾”，才能“仁厚及於鳥獸昆蟲”。“仁後及於鳥獸昆蟲”是《孔子家語》中孔子的話。這個世界由親親之愛開始放大，從家庭倫理到政治倫理。敬畏觀念不用說，這就是孔子說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孔子家語•大昏解》講的很清楚，為政哪個最重要?愛與敬才是政之本。儒家之學當然是修身之學，但首先它是為政之學。作為為政之學，他培養的是大人、君子。儒家之學就是君子之學。
我個人的一點體會，關於“論語學”研究，剛才崔茂新老師說的好，我非常贊同。《論語》的權威地位是不能動搖的，這是不言而喻的。關於這一點，我想即使撇開學術的意義不說，僅僅兩千多年間《論語》對於中國人的價值，就不可隨隨便便去“動搖”它的地位。不過，我們不能模糊或者誤解的是，強調其他材料重要，不是為了削弱《論語》的地位;強調“論語學”應該關注所有的“孔子遺說”，不僅不是把所有材料與《論語》等量齊觀，相反，反而是為了凸顯《論語》的重要性，把《論語》的相關問題看得更清。當然，這並不排斥《論語》之外有的“孔子遺說”的重要價值。
我常常講《孔子家語》是“孔子研究第一書”，它的價值絕不在《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之下，但這並不意味著是在《孔子家語》與“四書”或《孔子家語》與《論語》之間選擇，不是因為哪一個而輕視另一個，不能因為《孔子家語》的價值極高而忽視其他。《孔子家語》是成篇的，如果瞭解《孔子家語》的價值，對《論語》認識的“歧解”就會少很多。
剛才曾海軍先生還講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有一次，孔子研究院舉辦的世界儒學大會上，大家談到這一話題，誰也說服不了誰。那麼，到底它有沒有一個確解?能不能、可不可以說服人?或者有沒有令人信服的依據?大家看這句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一個是“女子”難養，一個是“小人”難養。所謂“小人”，乃與“君子”相對，就是指普通民眾。看《尚書》《逸周書》，其中都提到“小人難保”。我讀黃懷信老師的《逸周書譯注》，其中注解說“養，保也”。後來查找，原來他依據的是《說文解字》，《說文解字》講的很清楚：“保，養也”。為什麼如此解釋呢?這就是對待一般老百姓的態度，“小人難養”原來就是要“敬德保民”，“敬德保民”是周人傳統的政治觀念，只有“敬其德”才能“保其民”，作為在位者、為政者，要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必須敬德。這就是周人“小人難保”的本義。由此，“小人難養”與“女子難養”的意思就不難理解了。為什麼說“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你如果去看《逸周書》的《官人解》這一篇，你就會知道“近”、“遠”、“無怨”是意思，你就不難理解《論語》記載的孔子的意思了。更重要的是，《孔子家語》記有孔子的話：“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又記有曾子的話：“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關於這一個句子的解釋，我已經有詳細的論述，這裡不用再囉嗦了。
我以上所講是為了說明一個問題：如果參照《孔子家語》中的這些“孔子遺說”來理解《論語》中的很多句子，相信《論語》研究會是另外一個樣子。如果我們有一個廣闊的視野，有一個開放的胸襟，理性冷靜地去對待，“論語學”也會帶來人生的改變。我們今天是學術研討會，在學術層面上去探討“論語學”的問題。但是我認為，包括《論語》在內的孔子遺說，它不是在講知識，他是在講價值、講道德，講我們的生命。我們說“論語學”屬於經學的範疇，是因為傳統上《論語》研究就從屬於經學，而且包括《孔子家語》在內的“孔子遺說”也不可等閒視之。這是一個關係到孔子思想義理研究與認識的大問題。
實證研究最終是為了思想的開掘與應用。例如我們會議開幕會上向孔子行鞠躬禮，說大了，這涉及到孔子祭祀問題、涉及到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態度問題。似乎現在只要提到尊孔、讀經，提到孔廟、祭祀，馬上有人會想到這是不是封建的、落後的、保守的。但孔子、儒家對祭祀的意義講的很清楚，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什麼意思呢?我們進行傳統文化教育時，《孔子家語》記載的孔子施教“觀之于禮樂”就值得借鑒。如何理解?我認為，這個“祭如在”的這個“如在”很重要，《中庸》也講“如在”。《中庸》說：“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這個“如在”值得細細品味。我們每年都公祭孔子，祭祀孔子是“表演”嗎?有些人去祭祀孔子是為了“表演”，是為了搞一次文化“活動”，這不對。那麼，應該怎樣舉辦這樣的“活動”，是否應該以“如在”的心境去賦予它“神聖”的意義，更多地保持內心的“溫情與敬意”，否則，這樣的祭祀就一點意義都沒有。祭祀孔子和文廟的時候，“如在”就是與孔子、與聖賢哲儒進行對話，祭祀的意義就是與聖賢建立連結，讓我們的心靈深度融入，去體驗、去思考、去感知聖賢的教誨，從而使我們的生命變得有意義。
總之，“論語學”研究應放在中國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應該放在中國學術發展的大視野中去思考，應該放在當今中國文化的特殊時代去省思。我們要正確把握“論語學”的特性和特質，如果不瞭解“論語學”與儒學的背景，不瞭解孔子思想“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不瞭解孔子和儒學的形成有一個廣闊的背景，“論語學”研究就不會有時代的高度。
我們舉行的洙泗論壇今年是第二次。第一次論壇主題是“追隨梁漱溟”，用梁漱溟先生的話講，“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裡，孔子以後的中國文化又差不多都從孔子那裡出來。”孔子的意義是什麼?孔子的深度和高度恰恰基於中華文明幾千年的背景，我們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與我們進行“論語學”等傳統學術的研究，其間的關聯十分緊密。
根據學者們的期望和要求，我們要儘快成立曲阜的“論語學研究中心”。我們會先先把孔子故里的學術力量團結起來，以後大家就會有更多的機會進行交流。我們可以組織一個學會，如果現在申請學會手續比較複雜的話，可以向中華孔子學會進行申請，看看可否作為中華孔子學會的二級學會。我們還要創辦一個“論語學”研究的刊物，可以以書代刊，不定期出版。
這次會議總體上很成功，我是參會者，也算是主辦方。我代表參加會議的諸位向魏衍華、宋立林二位表示感謝，是他們以個人的“泰山學者青年專家”專項經費主辦並細心組織了會議。此次會議孔子研究院是主辦方，我還可以代表孔子研究院衷心感謝大家的光臨。孔子研究院是研究院幾十位同事的研究院，也應該是包括諸位學者們在內的中國文化研究者們的“家”。孔子研究院等研究機構應該是很好的平臺，這個平臺屬於大家。
謝謝大家!
(作者：楊朝明，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他特別留意了日本的《論語》研究。他掌握了許多資料，有幾本關於日本學者的著作，包括木村英一的。當時看到木村英一，感覺他太了不起了，他竟能斷定《論語》某一篇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寫的、哪一章又是孔子三傳或四傳弟子寫的。但是，後來我們並沒有找到其論證的依據。實際上，疑古思潮盛行時期，國內也有學者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其影響所及，有的美國學者甚至認為《論語》只有第四篇的前20章可靠。有關孔子的其他的材料，關於它們的可靠性，那就更不用說了。在這樣的時期，孔夫子真的成了“空夫子”。當然，如果這些材料不可靠，“空”也就空了。但事實上，情況完全不是這回事，中國文明的智慧之樹根紮得很牢。當初，在我的心裡邊，我總覺得這是一個很大問題。但那時候讀書不多，理解不了。但讀著那些言語，似乎這些材料與後世“有意作偽”之間拉扯不上，距離很遠。有一次，我們幾位師兄弟聊天，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在曲阜師範大學家屬區的平房，在大師兄梁方健家裡。我們聊天時間長了，我和梁方健走出來。師兄對我說，阜陽漢簡很有價值，有學者研究後認為，它能證明《孔子家語》不是偽書。那句話，我印象很深，因為我翻過這本書，對《孔子家語》很好奇，很有興趣。
在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我慶倖有一個很好的氛圍。據說，曲阜師範學院剛剛建校時，院長高贊非先生就在學校成立了“孔子研究會”，下設三個小組，其中就有《論語》研究小組(另外還有“孔子教育思想”、“孔子故里文物古跡”兩個研究小組)。如果追尋歷史，孔子故里或曲阜師大的《論語》研究，這時就開始起步了。後來的歷史大家更為清楚，在“文革”之前、以後，也就是60年代中期以前及80年代以來，可以說曲阜師大的孔子儒學研究走在了全國前頭，從孔子研究室、孔子研究所、孔子文化學院、“山東省儒學研究基地”、專門史重點學科，到後來的碩士點、博士點，再到現在的“山東省一流學科”，其學術的最大特色，就是孔子與早期儒學研究。在全國範圍內，研究傳統文化的很多，但曲阜師範大學因為設學在孔子故里，其側重點在於早期儒學，毫無疑問就是要以《論語》研究為主體，不研究這些，孔子研究如何進行呢?
曲阜師範大學的孔子儒學研究沒有截斷中流，而是直接從源頭研究，這是這裡儒學研究的一大特色。孔子故里的孔子儒學研究，討論孔子思想的來源——上古三代文化尤其是周文化;討論孔子思想的載體——早期儒家文獻包括出土文獻;討論孔子思想的母體——魯文化、齊魯文化。這是必要的、必須的。假如我們從朱熹以後進行研究，或者只研究陽明學，不能顧忌後儒“宗師仲尼”的學術根本，後果就可想而知。在敘說儒學傳統是，就難免“理論漂浮”、“邏輯缺鈣”，看起來說的頭頭是道，其實經不起推敲。還學者討論是“接著講”還是“照著講”的問題?如果“照著講”，那麼你照著誰講?如果“接著講”，如果對於早期儒學的面貌不瞭解，那麼你能不能接得上?
實際上，這樣的現象是某種程度存在的。有人推尊孟子，說“孟子實在太厲害了”。是的，孟子的“厲害”、孟子的了不起誰都知道。但如果說“孟子比孔子厲害”，這可能就是對孔子的瞭解。我們不會也不該比較聖賢的高低，在聖賢的純粹面前，我們這樣做是膚淺的。但這樣的現象純粹遇到。有一次，在奧地利，我遇到一位法國學者，他覺得“孔子這個人沒什麼”，在他眼裡，孔子“比孟子差遠了”。無獨有偶，在一次國際學術活動中，有一位俄羅斯的學者大約也是這樣認為。這也難怪，不是連大名鼎鼎的黑格爾也說孔子只有一些世俗的、老練的道德說教嗎?我們可以這樣想，如果去問孟子，他與孔子到底誰厲害?不知孟子子會作何回答。我們研究孟子，不能不注意《孟子》七篇“述仲尼之意”的這個出發點，孟子研究以及對後儒的研究，都不能離開對孔子的深入研究。如果能深入瞭解孔子、結合孔子研究就會更加平和中正一些。
在曲阜師大，好多院系都有《論語》研究的專家，比如中文系的崔茂新、單承彬、高尚舉、張詒三老師;在座的丁鼎先生也是中文系畢業。歷史系更不用說，我們的前輩，除了我剛才提到的李毅夫老師，還有駱承烈老師、郭克煜老師、李啟謙老師、許淩雲老師、徐志祥老師等，他們都是我尊敬的恩師。還有黃懷信、陳東、郭沂、林存光、王鈞林諸位，他們有的走出了學校，有的還在學校，但他們學術的成長期，尤其研究孔子、《論語》、儒學，其關鍵時期都在這裡。學習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你不思考都不行。話說回來，“論語學”到底怎樣研究?《孔子家語》是真的還是假的?出土文獻發現後，我們必須認真去比較。
關於“論語學”的研究問題，我提交會議的論文只是我的初步想法。大家也注意到了，我在後面感謝了好幾個人，有宋立林、崔海鷹、房偉、楊傳召，我與他們在一起討論多次。前幾天，我的這篇論文還沒有寫成，只是很短的一些觀點的條目，後來逐漸形成了目前的樣子。當然這只是比較粗淺的、基本的梳理。在梳理的過程中，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當前的“論語學”應該好好思考怎樣研究的問題。我思考這個問題很久了，我在看《孔子家語》時就在思考：《孔子家語》與《論語》是一種什麼關係?《論語》是什麼呢?提到它的特點，大家會想到《漢書•藝文志》，劉向、劉歆的時代要比孔安國晚。孔安國在梳理兩者的關係時，認為《論語》是從眾多的孔子遺說中“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取”就是“選取”。那麼，誰來選取?這一點很重要。在我看來，是子思選取的。子思是戰國時期的大儒，或者說是“儒學宗師”。子思為什麼要這樣做?他面多眾多的材料，他一定想用這些材料來表達孔子。那麼，如何表達?是不是材料數量足夠了，就簡單的成為一卷，後續收入的成為另一卷?子思顯然要更進一步，他在思考編纂的順序。也就是說，《論語》編者面對孔子遺說，面對這麼多材料，他一定會考慮如何選取?這就是說，《論語》的編輯一定有內在的邏輯。
實際上，我認為，許多有關《論語》的基本問題我們還沒有搞清楚。包括“論語”一詞，什麼叫“論語”?這個“論”可能就是“論比其材”的“掄”，就是挑選、選擇的意思;“語”就是“論”，《說文解字》就是如此解釋。《論語》既然是“選出來的孔子論述”，放在《漢書•藝文志》裡去理解就十分清楚了。在《漢書•藝文志》中，《論語》是一類，這就是我們所講的“論語類文獻”。“論語類文獻”這個說法，郭沂早在20多年前就提出來了。我們今天所說的“論語學”研究，其研究物件就應該包括全部的“論語類文獻”。
在昨天會議的討論中，大家提到《論語》是在何時立為“經”的?時間當然很重要，需要弄清楚。但在漢代以前，經就是指“六經”。《漢書•藝文志》稱之為“六藝”。在“六藝略”中，在易、詩、書、禮、樂、春秋的後面，緊接著就是“論語”，“論語”是一類。在提交的論文中，我怕說不清楚，就把《藝文志》的這部分內容列出。包括《論語》在內的21種其實都屬於“論語類”。就像我們現在研究“易學”，必須要研究易經和易傳;研究“春秋學”，春秋經和“三傳”都在研究之列;我們研究詩，《詩》是孔子編的“詩”，除此以外的逸詩，詩學和詩教都把它們包括在研究範圍內。在孔子那裡，“六藝”是教化手段，《史記》說的很清楚：“六藝於治一也。”“六藝”用它來治理國家，目標是一樣的。《孔子家語》和《禮記》都有記載，孔子說：“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人要全面發展，六經必須學。那麼六經是“經”，其意義擺著那裡。孔子的教學其實就是要闡明六經中蘊含的意義。
如果瞭解中國古代教育制度，《大戴禮記•保傅》篇說的很清楚，古代八歲入小學，“學小藝，履小節”;那麼到了大學，十五歲，“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大藝”和“大節”無疑就在六藝之中。六藝就是六經，緊緊排在易、詩、書、禮、樂、春秋“六藝”之後的是“論語”，足見其重要性。
我們說的“論語學”當然要研究《論語》其書。但是，如同前天“冬至雅集”中上來很多“踢場子”的人一樣，如果今天我要“踢場”的話，我說應該把橫幅上“《論語》”的書名號去掉，應該改成“論語學”。名不正則言不順，“論語學”研究其實就是研究這一類文獻。孔子“以六藝教人”，六藝就是六門學科，孔子對此進行了整理、編訂，“六藝”與“六經”的關係就很清楚了。孔子教書的目的(包括順序，即方法)很明顯。現在我們講弘揚傳統文化，從哪裡著手呢?現在很多表面化、形式化、功利化的現象，那麼，我們能不能從孔子這裡得到啟發?
孔子、儒學、論語，所關注的都是“成德”的“大藝”，都是為了培養社會的精英，由此決定的“論語學”特性。我們不能眼光局限、視野狹隘，此即《論語》中所謂“賢者識其大”。《孔子家語》中講：“孔子之施教，先之以詩書，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文德”是教育目標，“禮樂”是很好的配合。“孝道”則是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培養愛和敬，就要從孝悌開始。所以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西方(基督教)中最重視的兩個方面，一個是博愛精神，一個是神聖觀念，“博愛”就是愛，“神聖”就是敬;在中國，儒家精神有兩個最重要，一個是仁愛精神，一個是敬畏觀念。剛才談到敬，要有一種敬畏之心;仁愛精神，就是“立愛自親始”，這個世界不能沒有愛，人只有“親親”，才能“不獨不獨親其親”，才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泛愛眾”，才能“仁厚及於鳥獸昆蟲”。“仁後及於鳥獸昆蟲”是《孔子家語》中孔子的話。這個世界由親親之愛開始放大，從家庭倫理到政治倫理。敬畏觀念不用說，這就是孔子說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孔子家語•大昏解》講的很清楚，為政哪個最重要?愛與敬才是政之本。儒家之學當然是修身之學，但首先它是為政之學。作為為政之學，他培養的是大人、君子。儒家之學就是君子之學。
我個人的一點體會，關於“論語學”研究，剛才崔茂新老師說的好，我非常贊同。《論語》的權威地位是不能動搖的，這是不言而喻的。關於這一點，我想即使撇開學術的意義不說，僅僅兩千多年間《論語》對於中國人的價值，就不可隨隨便便去“動搖”它的地位。不過，我們不能模糊或者誤解的是，強調其他材料重要，不是為了削弱《論語》的地位;強調“論語學”應該關注所有的“孔子遺說”，不僅不是把所有材料與《論語》等量齊觀，相反，反而是為了凸顯《論語》的重要性，把《論語》的相關問題看得更清。當然，這並不排斥《論語》之外有的“孔子遺說”的重要價值。
我常常講《孔子家語》是“孔子研究第一書”，它的價值絕不在《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之下，但這並不意味著是在《孔子家語》與“四書”或《孔子家語》與《論語》之間選擇，不是因為哪一個而輕視另一個，不能因為《孔子家語》的價值極高而忽視其他。《孔子家語》是成篇的，如果瞭解《孔子家語》的價值，對《論語》認識的“歧解”就會少很多。
剛才曾海軍先生還講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有一次，孔子研究院舉辦的世界儒學大會上，大家談到這一話題，誰也說服不了誰。那麼，到底它有沒有一個確解?能不能、可不可以說服人?或者有沒有令人信服的依據?大家看這句話：“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一個是“女子”難養，一個是“小人”難養。所謂“小人”，乃與“君子”相對，就是指普通民眾。看《尚書》《逸周書》，其中都提到“小人難保”。我讀黃懷信老師的《逸周書譯注》，其中注解說“養，保也”。後來查找，原來他依據的是《說文解字》，《說文解字》講的很清楚：“保，養也”。為什麼如此解釋呢?這就是對待一般老百姓的態度，“小人難養”原來就是要“敬德保民”，“敬德保民”是周人傳統的政治觀念，只有“敬其德”才能“保其民”，作為在位者、為政者，要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必須敬德。這就是周人“小人難保”的本義。由此，“小人難養”與“女子難養”的意思就不難理解了。為什麼說“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你如果去看《逸周書》的《官人解》這一篇，你就會知道“近”、“遠”、“無怨”是意思，你就不難理解《論語》記載的孔子的意思了。更重要的是，《孔子家語》記有孔子的話：“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民無怨。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又記有曾子的話：“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關於這一個句子的解釋，我已經有詳細的論述，這裡不用再囉嗦了。
我以上所講是為了說明一個問題：如果參照《孔子家語》中的這些“孔子遺說”來理解《論語》中的很多句子，相信《論語》研究會是另外一個樣子。如果我們有一個廣闊的視野，有一個開放的胸襟，理性冷靜地去對待，“論語學”也會帶來人生的改變。我們今天是學術研討會，在學術層面上去探討“論語學”的問題。但是我認為，包括《論語》在內的孔子遺說，它不是在講知識，他是在講價值、講道德，講我們的生命。我們說“論語學”屬於經學的範疇，是因為傳統上《論語》研究就從屬於經學，而且包括《孔子家語》在內的“孔子遺說”也不可等閒視之。這是一個關係到孔子思想義理研究與認識的大問題。
實證研究最終是為了思想的開掘與應用。例如我們會議開幕會上向孔子行鞠躬禮，說大了，這涉及到孔子祭祀問題、涉及到對自己民族文化的態度問題。似乎現在只要提到尊孔、讀經，提到孔廟、祭祀，馬上有人會想到這是不是封建的、落後的、保守的。但孔子、儒家對祭祀的意義講的很清楚，孔子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什麼意思呢?我們進行傳統文化教育時，《孔子家語》記載的孔子施教“觀之于禮樂”就值得借鑒。如何理解?我認為，這個“祭如在”的這個“如在”很重要，《中庸》也講“如在”。《中庸》說：“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這個“如在”值得細細品味。我們每年都公祭孔子，祭祀孔子是“表演”嗎?有些人去祭祀孔子是為了“表演”，是為了搞一次文化“活動”，這不對。那麼，應該怎樣舉辦這樣的“活動”，是否應該以“如在”的心境去賦予它“神聖”的意義，更多地保持內心的“溫情與敬意”，否則，這樣的祭祀就一點意義都沒有。祭祀孔子和文廟的時候，“如在”就是與孔子、與聖賢哲儒進行對話，祭祀的意義就是與聖賢建立連結，讓我們的心靈深度融入，去體驗、去思考、去感知聖賢的教誨，從而使我們的生命變得有意義。
總之，“論語學”研究應放在中國古代文明的大背景中去考察，應該放在中國學術發展的大視野中去思考，應該放在當今中國文化的特殊時代去省思。我們要正確把握“論語學”的特性和特質，如果不瞭解“論語學”與儒學的背景，不瞭解孔子思想“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不瞭解孔子和儒學的形成有一個廣闊的背景，“論語學”研究就不會有時代的高度。
我們舉行的洙泗論壇今年是第二次。第一次論壇主題是“追隨梁漱溟”，用梁漱溟先生的話講，“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裡，孔子以後的中國文化又差不多都從孔子那裡出來。”孔子的意義是什麼?孔子的深度和高度恰恰基於中華文明幾千年的背景，我們對於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與我們進行“論語學”等傳統學術的研究，其間的關聯十分緊密。
根據學者們的期望和要求，我們要儘快成立曲阜的“論語學研究中心”。我們會先先把孔子故里的學術力量團結起來，以後大家就會有更多的機會進行交流。我們可以組織一個學會，如果現在申請學會手續比較複雜的話，可以向中華孔子學會進行申請，看看可否作為中華孔子學會的二級學會。我們還要創辦一個“論語學”研究的刊物，可以以書代刊，不定期出版。
這次會議總體上很成功，我是參會者，也算是主辦方。我代表參加會議的諸位向魏衍華、宋立林二位表示感謝，是他們以個人的“泰山學者青年專家”專項經費主辦並細心組織了會議。此次會議孔子研究院是主辦方，我還可以代表孔子研究院衷心感謝大家的光臨。孔子研究院是研究院幾十位同事的研究院，也應該是包括諸位學者們在內的中國文化研究者們的“家”。孔子研究院等研究機構應該是很好的平臺，這個平臺屬於大家。
謝謝大家!
(作者：楊朝明，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