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博物館廣繡藏品。 這些精美的廣繡圖案及技法曾出現在大披肩上， 深受歐美人的喜愛。
大洋網訊 廣繡在今天以“三雕一彩一繡”的代表性非遺項目為人們熟知。
歷史上， 廣繡曾經是廣東最出眾的出口商品之一。 作為歷史悠久的地方繡種， 在明清時期得到迅猛發展。 學者白芳言：伴隨海外市場需求的日益增加， 中西文化交流的持續深入， 廣繡在原有風格的基礎上， 吸收了西洋油畫的藝術特色和明暗透視及光線折射的原理。 西風東韻的廣繡外銷藝術品深合西方人的審美趣味， 一度成為歐美社會的風尚品。 直到今天， 珠三角地區生產的廣繡大披肩， 仍然遠銷海外。
英國曾參考廣繡作坊組織王室繡莊
據說， 在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追憶似水年華》中，
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 刺繡大披肩是中國外銷品中重要的一宗， 在西方被稱為“中國披肩”或“馬尼拉披肩”（因出口需要在馬尼拉轉運而得名）。 它與外銷洋傘、摺扇一起， 成為西方女性時裝中常見的配飾。 研究者梅玫稱：“華美的中國外銷披肩始終與異國情調相連。 這種理想化的東方織物給西方女性提供了一個想像外部世界的媒介和表達自然的手段”。
梅玫認為， 華貴絢麗的東方披肩進入西方時裝的風潮， 可以追溯到18世紀引入英國的印度喀什米爾披肩。 在歐洲， 最初它是作為男性的榮耀性裝飾，
與喀什米爾披肩不同的是， 披肩在中國一開始便完全是為了出口目的和西方時裝的需要而製作的， 並明確作為女性服飾使用。 梅玫認為， 中國外銷披肩如何開始設計、生產尚不清楚， 可能是歐洲商人設計後提供給廣州洋行。 18世紀的中國外銷絲綢中已經有不少刺繡帳幔， 用於床罩、窗頭短帷幔等室內裝飾。
廣繡披肩的流行也有歷史淵源。 1514年， 葡萄牙商人在廣州購得龍袍繡片回國獻給國王受到重賞， 廣繡從此揚名海外。 17、18世紀， 出口英國的廣繡， 不僅有批量生產的商品， 還有貴族們訂制的獨特繡品。 貴婦們穿著華麗的刺繡服裝， 披上精緻的刺繡披肩， 交換刺繡名片， 炫耀財富。 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和查理一世還積極宣導廣繡， 稱之為“中國給西方的禮物”， 要求英國採用廣繡作坊形式組織王室繡莊， 加工繡制貴族服飾。 在法國， 刺繡匠師協會專門為皇室設計具有東方風格的刺繡紋樣。 一口通商時期， 廣州從業人員增至三千多人，
廣州博物館廣繡藏品（局部）
廣繡大披肩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產物
梅玫指出， 中國外銷披肩主要在廣州繡制， 全部為正反圖案完全一致的雙面刺繡，線頭巧妙地藏在針腳中，不露痕跡。是由兩名繡工在豎立的繡繃兩面，在同一紋樣部位交替穿針引線。針法主要為平繡、長短針和套針。廣繡大披肩尺幅較大，多為80~100公分見方，構圖一般是中心對稱，紋樣設計多採用變形較大的纏枝花和寫實味濃的折枝花，如牡丹、大洋花，其間穿插梅花等小花以及葉蔓等，形成花團錦簇、錯落有致的視覺效果，彰顯著富麗堂皇之姿、豐盈嫵媚之態。
有研究者指出，廣繡大披肩有著自己鮮明的藝術語言。從地理環境上看，廣東位居嶺南腹地，氣候溫熱濕潤，所以廣繡大披肩在用色上就形成了獨到之處。為了在潮濕多雨的條件下保存廣繡，首先要求色相純度很高，能長久保持鮮亮。又因工藝的要求，與觀賞繡的用色相比，實用繡的色階數量少，但跨度卻很大，一般是一片花瓣會用同種色相的幾個色階，即以“跳階”的方式用色，具有醒目的裝飾感。所以在藝術處理上講究“隨類賦彩”，紅是紅，綠是綠，很少有複色的變化。天然材料與氣候條件促成了廣繡大披肩用色富麗、對比強烈的風格和語言。廣繡大披肩常以“花”為重要設計項目。嶺南氣候溫潤宜人，“花木四時春”，大披肩的紋樣設計符合本土文化的審美特徵。
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胡繼芳指出，西方的藝術史學者認為，廣東的金銀線繡對17、18世紀的法國繪畫、手工藝以及建築藝術、室內裝飾等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特別是在路易十五時期，描繪華麗的宮廷生活的油畫借鑒了金銀線繡的技法，用東方人經常運用的金色來勾畫位於畫面中央的主體形象的輪廓線，和玫瑰、橘黃等豔麗色彩映照對比，而在邊緣部分則逐漸向深色調過渡，使繪畫的主題突出，光線明亮。西方的繪畫技巧和美學原則也對廣繡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希臘神話、西方美術、人物肖像都成為廣繡表現的對象。構圖不再習慣于滿地繡，更趨向於局部的畫龍點睛的繡法。配色不再強調強對比，類比色運用得更多，強調物象的逼真和立體感。
清白緞廣繡束紋披肩（廣東省博物館藏）
東方想像和西班牙風情完美結合在一起
白芳指出，17世紀時，歐洲人喜好黑色和深色的披肩；18世紀中葉，又開始流行白色和色彩鮮豔的披肩。“因廣繡藝人能夠及時地適應歐洲人的審美時尚，故披肩銷量與日俱增。1772年前後，廣繡披肩在歐洲的銷量達八萬條，其中法國占四分之一。到1776年銷售量又有所增加，僅英格蘭公司一家就輸入了10.4萬條”。
廣繡披肩與西班牙服飾文化間的特殊淵源格外值得關注。梅玫指出，19世紀至20世紀初，中國披肩在西班牙及西屬殖民地如墨西哥、菲律賓等地的流行程度更勝於歐美其他國家，甚至在19世紀後半期成為西班牙女性民族服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外銷披肩特有的流蘇，可能是受到墨西哥披風的穗須影響而來的。19世紀後半期中國披肩上開始流行的濃豔大花，尤其是黑地紅花、黑地金花的設計，也十分符合西班牙的審美觀。西班牙文化圈將中國披肩的表現力發展到極致，演繹出前所未有的美感。
20世紀初，搖曳多姿的中國披肩與奔放的西班牙女性氣質緊緊聯繫在一起。梅玫指出，西班牙在歐洲其他國家和美國眼裡，本身也具有特殊的異國情調，中國披肩恰巧成為象徵這種情調的一個物質文化符號。
上世紀20年代，隨著時裝風格的現代轉型，平面、可任意垂墜塑形的中國披肩十分契合這種觀念所追求的美感，成為摩登精神的體現。但隨著美國大蕭條時代的到來，富麗的繡花披肩也逐漸淡出了西方時尚的舞臺。
廣報記者 卜松竹
全部為正反圖案完全一致的雙面刺繡，線頭巧妙地藏在針腳中，不露痕跡。是由兩名繡工在豎立的繡繃兩面，在同一紋樣部位交替穿針引線。針法主要為平繡、長短針和套針。廣繡大披肩尺幅較大，多為80~100公分見方，構圖一般是中心對稱，紋樣設計多採用變形較大的纏枝花和寫實味濃的折枝花，如牡丹、大洋花，其間穿插梅花等小花以及葉蔓等，形成花團錦簇、錯落有致的視覺效果，彰顯著富麗堂皇之姿、豐盈嫵媚之態。有研究者指出，廣繡大披肩有著自己鮮明的藝術語言。從地理環境上看，廣東位居嶺南腹地，氣候溫熱濕潤，所以廣繡大披肩在用色上就形成了獨到之處。為了在潮濕多雨的條件下保存廣繡，首先要求色相純度很高，能長久保持鮮亮。又因工藝的要求，與觀賞繡的用色相比，實用繡的色階數量少，但跨度卻很大，一般是一片花瓣會用同種色相的幾個色階，即以“跳階”的方式用色，具有醒目的裝飾感。所以在藝術處理上講究“隨類賦彩”，紅是紅，綠是綠，很少有複色的變化。天然材料與氣候條件促成了廣繡大披肩用色富麗、對比強烈的風格和語言。廣繡大披肩常以“花”為重要設計項目。嶺南氣候溫潤宜人，“花木四時春”，大披肩的紋樣設計符合本土文化的審美特徵。
廣東民間工藝博物館胡繼芳指出，西方的藝術史學者認為，廣東的金銀線繡對17、18世紀的法國繪畫、手工藝以及建築藝術、室內裝飾等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特別是在路易十五時期，描繪華麗的宮廷生活的油畫借鑒了金銀線繡的技法，用東方人經常運用的金色來勾畫位於畫面中央的主體形象的輪廓線，和玫瑰、橘黃等豔麗色彩映照對比，而在邊緣部分則逐漸向深色調過渡，使繪畫的主題突出，光線明亮。西方的繪畫技巧和美學原則也對廣繡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希臘神話、西方美術、人物肖像都成為廣繡表現的對象。構圖不再習慣于滿地繡，更趨向於局部的畫龍點睛的繡法。配色不再強調強對比，類比色運用得更多，強調物象的逼真和立體感。
清白緞廣繡束紋披肩（廣東省博物館藏）
東方想像和西班牙風情完美結合在一起
白芳指出，17世紀時，歐洲人喜好黑色和深色的披肩；18世紀中葉，又開始流行白色和色彩鮮豔的披肩。“因廣繡藝人能夠及時地適應歐洲人的審美時尚，故披肩銷量與日俱增。1772年前後，廣繡披肩在歐洲的銷量達八萬條，其中法國占四分之一。到1776年銷售量又有所增加，僅英格蘭公司一家就輸入了10.4萬條”。
廣繡披肩與西班牙服飾文化間的特殊淵源格外值得關注。梅玫指出，19世紀至20世紀初，中國披肩在西班牙及西屬殖民地如墨西哥、菲律賓等地的流行程度更勝於歐美其他國家，甚至在19世紀後半期成為西班牙女性民族服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外銷披肩特有的流蘇，可能是受到墨西哥披風的穗須影響而來的。19世紀後半期中國披肩上開始流行的濃豔大花，尤其是黑地紅花、黑地金花的設計，也十分符合西班牙的審美觀。西班牙文化圈將中國披肩的表現力發展到極致，演繹出前所未有的美感。
20世紀初，搖曳多姿的中國披肩與奔放的西班牙女性氣質緊緊聯繫在一起。梅玫指出，西班牙在歐洲其他國家和美國眼裡，本身也具有特殊的異國情調，中國披肩恰巧成為象徵這種情調的一個物質文化符號。
上世紀20年代，隨著時裝風格的現代轉型，平面、可任意垂墜塑形的中國披肩十分契合這種觀念所追求的美感，成為摩登精神的體現。但隨著美國大蕭條時代的到來，富麗的繡花披肩也逐漸淡出了西方時尚的舞臺。
廣報記者 卜松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