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夏，
以色列戰時徵集的 8 萬名官兵大部分復員了，
陸軍實際上已經瓦解。
軍人不願留在軍隊，
軍隊的核心——軍官團也解散了，
他們四處尋找工作，
以便能作為一般市民廣泛地為社會服務。
軍官團解散的原因在於他們對1936年阿拉伯人暴動以來的戰爭已經感到厭倦，
以及軍記憶體在著派系之爭。
在巴勒斯坦戰爭中起了最重要作用的“派爾馬契”軍官的大部分屬於左翼的統一工人党，
而本·古裡安總理 兼國防部長屬於以色列工黨。
後者握有決定性的統治權。
戰爭期間，
“派爾馬契”軍官受到了優待；戰後，
政治上的考慮被擺在了前面。
1949 年 1 月“霍雷夫”行動結束後，
以色列國會進行了第一次總選舉。
屬於社會民主黨性質的以色列工黨佔據了 120 個席位中的 46 席，
從而成為第一大黨。
統一工人党佔據 19 席。
以色列工党和統一工人党彼此間成為意識形態上的對手。
本·古裡安總理為了消除“派爾馬契”在軍內的影響，
開始了無情的鬥爭。
他指定“派爾馬契”的 3 個旅為首批復員部隊。
和其他旅不同的是，
“派爾馬契”旅的全體士兵都不得不離開部隊，
軍官也都大部分辭去了職務。
4 名司令官中的 2 名和 12 名旅長中的 6 名都離開了陸軍。
和統一工人党有聯繫的下級軍官多被限制擔任訓練和參謀職務，
幾乎沒有人擔任戰鬥部隊的指揮官。
軍隊中的高級司令官被戰時在英國受過訓練的軍官和以色列工党黨員所壟斷。
本·古裡安想建設一支英國式的軍隊，
他認為“派爾馬契”那套戰術通常是不適於進行大規模作戰的。
巴勒斯坦戰爭以後，
奠定陸軍基礎的是不屬於上述任何集團的人。
其中之一便是伊加爾·亞丁。
1949 年 11 月，
他作為亞科夫·多利的後任，
擔任了總參謀長。
戰爭期間他曾經擔任總參謀部作戰部部長，
輔助領導能力不強和健康情況不佳的多利進行工作，
實際上代行了總參謀長的職務。
總參謀長亞丁著手重新研究戰略一級的軍事問題。
哈依姆·拉斯科夫負責研究編制體制和戰術問題。
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如何使國防所需的龐大要求和有限的資源相適應；第二個問題是如何確定陸軍戰鬥部隊的編制體制和作戰思想。
1949 年停戰以後，
以色列領土缺乏縱深，
邊境地形平坦，
耶路撒冷、特拉維夫、盧德國際機場處於阿拉伯國家的炮火射程之內，
南部埃拉特港在防禦上也非常脆弱。
如果受到阿拉伯國家的突然襲擊，
國家有被攔腰切斷的危險。
因此，
對以色列軍隊來說，
使部隊長期保持高度的機動力以便迅速轉入戰鬥態勢，
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而且，
1949 年--1950 年時以色列的人口不足百萬，
建立動員體制已成為緊迫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