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四個字， 會讓你聯想到什麼？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是建築， 三千年積澱， 一層埋著一層， 從古巴比倫、阿拉伯帝國、十字軍、奧斯曼帝國到英國託管時代，
然而， 不為人知的是， 我們今天看到的耶路撒冷--金色與純白、黛青與湛藍調色的耶路撒冷， 包括舊城與新城的面貌， 卻是在距今不到百年的20世紀30年代敲定的。
建起一座偉大之城， 要歸功一群偉大的建築師， 和他們背後的政府官員、贊助商、醫療機構、教育家和其他有識之士， 還要歸功於數不清的無名建築工、採石工、繪圖工、雕刻家、陶藝家……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 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與信仰， 卻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緊張的中東空氣裡， 從廢墟中努力締造了一座新的耶路撒冷。
今天， 故事君就選取獲得三項歐美文學獎的美國歷史作家阿迪娜·霍夫曼的全新歷史大作《直到我們建起了耶路撒冷：一座新城的締造者們》， 與你共同領略中東與猶太人文化。
德國猶太人的悲慘遭遇
阿迪娜·霍夫曼
在1923年的旅行中， 露易絲一路陪著丈夫， 幾十年後她承認， 她當時一樣"完全沒料到"巴勒斯坦將帶給她的影響。 事實上， 她被東方和東方人--不僅是猶太人還有阿拉伯人吸引--"幾乎是驚到了"。 --向優雅、嬌貴的歐洲大提琴手露易絲，
然而， 直到他們回到柏林， 孟德爾松依然無法擺脫那種身為猶太人和建築師， 馬上要與巴勒斯坦建立紐帶關係的迫切情感。 他給自己的校友、同為建築師的理查·考夫曼寫了封信，
正如他所設計的那些發電廠、商業中心和花園城市， 所有計劃都停留在圖紙上， 被折好， 塞進了抽屜裡。
事實上， 縱觀整個20世紀20年代， 孟德爾松在全歐洲都奢侈地擁有穩定、高端的業務， 並享有國際名流的聲譽和地位。 他不必迫切地四處尋求工作機會。 事實上， 自1928年起， 他甚至在柏林郊區一處樹木繁茂的地方建造修建了一座低調而壯觀的濱水別墅， 作為送給妻子露易絲的精美禮物。
當"在魯本霍恩的別墅"於1930年夏季完工時， 它所擁有的在當時最先進的音樂室、精心設計的景觀花園、可收縮的玻璃牆壁、自動控制的壁爐、體操室、酒窖， 以及特殊的無線電控制嵌入式櫥櫃，使這對夫妻在柏林的上流社會中既令人歆羨推崇，又遭到抱怨與妒忌。這位建築師似乎還主動地加劇了這種現象，經他本人監製，一本登載大量照片、以三種語言書寫的書正式出版了，向全世界炫耀著在魯本霍恩的別墅--包括露易絲的全套美甲工具，女兒埃絲特的小折疊書桌，還有一個設計師的傘架。
在一篇文章中，勒·柯布西耶的那位崇尚純粹主義的夥伴阿梅德·奧占方極盡溢美之詞地捍衛了這座"小小殿堂"，他解釋道："我非常想弄清並感到驚奇的是這座建築中互不排斥的功能性與美觀。"據他本人在這裡生活、工作的經歷，他享受到的除了完美的比例之外，還有精心配置的革新科技。奧占方目瞪口呆地說，"它就像有十位機械天使，讓我的生活更加便利。"他沒有引用柯布西耶關於理想現代住宅的"作為居住機器"的著名表述，但隱含的就是這個意思。奧占方說，在魯本霍恩的別墅是"一位三十年代的歌德所建造的房屋"。也許並不意外，有些人認為這全套的展示（無論建築還是書）並不是很得體，它產生自極端墮落與炫耀式的自我放縱。
無論它是否配得上世人給予的大量誇張奉承或尖刻批判，在魯本霍恩的別墅無疑是一座那個時代和那個地方的文化名人錄裡的時尚鳥籠。在專門請奧占方製作的壁畫、一幅馬克斯·佩希斯泰因創作的頭戴深色斜帽的、年輕出眾的露易絲的肖像，還有那個時期其他一些流行的藝術作品環繞下--包括萊昂內爾·法甯格和艾瓦德·馬塔雷在內的頂尖前衛藝術家的畫作和銅浮雕作品--作家與各國大使、出版商與王公貴族們都會出席孟德爾松一家定期舉辦的奢華晚宴和音樂會；午後，露易絲會從包豪斯建築師馬塞爾·布勞耶設計的茶點車裡端出摩卡和花式小蛋糕。他們那位住在哈弗爾湖畔的鄰居--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也常常坐著小帆船到達他們的後院，他把小提琴掖在胳膊下面，以便與露易絲和廣受讚譽的匈牙利鋼琴家莉莉·克勞斯（LiliKraus）一同表演三重奏。（據露易絲所說，在這些即興小型演奏會上，埃裡希起初會仔細聆聽音樂，隨後便充耳不聞，自顧自畫起草圖來。）
然而，他們的奢華別墅，牆垣正在日益孤懸，他為之憂患的祖國也在逐漸閉鎖。當最後設計別墅中印著字母圖案的餐巾的細節時，孟德爾松開始對這所別墅的奢華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感到憂慮。他感到，或許應該在簡單的生活方式裡尋找替代方案，在南方，在東方，他感受到自己對於那個東方原始國度迸發出的衝動。1931年，在一次去雅典的醍醐灌頂的航行之後，他急切地前往義大利和法國藍色海岸旅行，驚豔於光線、水流、樹木、天空，以及遍佈整個地區的自山坡散落而下、在山谷中彙聚一處的"粉刷過的長方形小陶土塊和磚塊"。他癡迷地描述著這些景觀，如同在一種眩暈的茫然之中繪製的語言水彩："天堂，水流，遠處的小島和映射的光線沉入碧海，沉入在永恆的安逸中搖曳著的深藍。"地中海憑藉"它的豐富，它的寧靜"引誘著他，然後，他沉思道："地中海深思而創造，北方卻煩擾和勞作。地中海在生活，而北方則保衛著自己。
孟德爾松在明媚陽光、溫暖氣候中感受到的那股奔流著的"永恆的創造力"，與德國當時的冷峭形成了最鮮明的對比。十分諷刺的是，正是這幾年，建築學界爆發了一次臭名昭著的、由種族主義引的爭議，建築師密斯·凡·德·羅在斯圖加特策劃的一場永久性展覽，展出了一些建造技藝最先進的盒式建築的最新進展。這場展覽被德國民族主義者攻擊說"像一個阿拉伯村莊"，或者根本就是"耶路撒冷的某個郊區"。這些房屋沒有典型的德國式坡屋頂，被魏森霍夫的建築評論家打成了創作者"毫無根基的天性"的反面典型--而這些創作者堪稱現代主義的全明星陣容--包括包豪斯的創始人沃爾特·格羅皮烏斯、柯布西耶、荷蘭先鋒建築師奧德、德國建築師領導者彼得·貝倫斯、布魯諾·陶特、馬克斯·陶特、漢斯·夏隆，以及另外九位才華橫溢的歐洲建築師，包括密斯本人。
即便這群人如此傑出，依然有人譴責他們是"大都會裡的遊牧者"，毫不熟悉父輩們的觀念，更遑論祖先們的家園。有人發出噓聲，說建築師們的平屋頂"讓我們不再待在德國的天空下，也不再腳踏德國的土地，而是被錯放到東方的沙漠邊緣"。在一張臭名昭著的納粹明信片上，有人在施瓦本（Schwaben）的真實街景中畫上了一些駱駝和皮膚黝黑、包著頭巾的"當地人"。
雖然魏森霍夫的建築師中沒有猶太人，但"墮落"的汙名還是從被鄙夷的平屋頂中傳染或滲透了進來。孟德爾松本人並沒有為斯圖加特的展覽提交設計。（雖然他也收到邀請並參與了專案，但最終他還是決定不參展。）但是可以這麼說：展覽引起的普遍的反猶太人的情緒，會變成對他的一種刺激--一種不友善的靈感--由此他思索了自己與東方的關係和這種關係將會在建築上帶來的可能性。顯然，他早就洞察到在德國，有些東西已經腐爛透頂。從科西嘉島的愉快旅行回來後，孟德爾松對露易絲說道，"在柏林的三天再一次暴露了這個註定要破碎的國家和這座虛飾的、強顏歡笑的、毫無希望的城市那種沉重的負擔。"他警告說，他周圍所有發生的計畫和冒險，都是"一群狂熱、病態的人的集體騷亂。他們還不知道以後可能會遭受更多更嚴重的傷害，就去跟他們的疾病作鬥爭了"。他提到了一種"無法填補的空虛，我在我的辦公室裡能感受到這種空虛。在辦公室裡這種空虛沒有任何存在的基礎；而在家裡，空虛卻密密麻麻地存在，束縛著、壓迫著我"。這種被扼住喉嚨的感覺，使他眼前的路更加清晰。即使在孟德爾松對妻子表達這種"我自己，我們，要擺脫這裡"的需要之後，他仍然思索著多種選擇，在巴勒斯坦、（很可能會去的）科莫湖和"誰知道去哪兒"這幾種選擇之間的一絲縫隙裡徘徊。
但是德國的情況逐漸變得難以忍受--在1933年之前，這種威脅終於找上門來。在柏林的一個和煦的春天早晨，露易絲從床上起來，從窗外看到一面納粹旗子在街道上揮舞，聽到上學的孩童唱著："德國覺醒，覺醒，覺醒！讓猶太人腐爛，腐爛，腐爛！"沒過多久，埃裡希的一位好朋友在他最信任的助手們為他辦的一個巴赫主題的聚會上遲到了。（埃裡希和他最愛的作曲家巴赫是同一天生日，每年他都會和露易絲與朋友們一起用賦格曲慶祝生日。）這位朋友神采奕奕地宣佈，他遲到是因為剛剛覲見了元首。這位朋友對希特勒的著迷，據露易絲後來所說，是對他們的一次"毀滅性打擊"，也加速了他們離開這個國家--巴赫的國家的決心。
然而，幾天後，在3月末，當他們真的逃走時，在一趟夜班火車上，只帶了幾個行李箱和一本珍貴集郵冊的夫婦倆，仍舊沒有立即奔赴耶路撒冷。
相反他們先去了荷蘭，隨後來到了法國南部，在那裡，孟德爾松與荷蘭建築師亨德里庫斯·韋德維爾德、奧占方聯手為一座野心勃勃的"歐洲地中海學院"打下了基礎，這所學院-若真能建成-會以一種包豪斯的風格聳立在裡維艾拉（Riviera）。它所擁有的師資將成為這座學院的基石，包括一群卓有成就的國際藝術家，比如作曲家保羅·亨德米特、生於格羅茲尼的設計師塞吉·希瑪耶夫和英國印刷匠、石匠怪才埃裡克·吉爾；學院的諮詢委員會依仗著一些赫赫有名的成員--愛因斯坦、弗蘭克·勞埃德·賴特、保羅·瓦萊裡、馬克斯·萊因哈特和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學院的課程同時具備豐富的動手實踐和更有理論性的調查研究。正如學院手冊中關於孟德爾松的部分所許諾的--在關注"塑造未來"的同時，"將傳統和表達我們自己時代的渴望攜起手來"，這一課程是為"培養年輕建築師成為一位全面的建造者"而設計的。
但是，在理論性的教學大綱上計畫未來，遠比現實生活中的糾纏要簡單得多。遍佈歐洲大陸的政治動盪投來了陰影，學院創始人之間的緊張氣氛也在滋長--孟德爾松一家突然搬去了倫敦。儘管英國的建築思潮遠比德國保守，然而他那種強烈顛覆傳統的審美，時常令惱羞成怒的英國文化組織覺得缺乏品位。但當埃裡希前往那裡為學院籌備資金時，依舊得到了當地一群思想更超前的建築師的擁戴，他們為他安排了在倫敦的生活和工作。
1933年11月，在利物浦建築協會的一次社交舞會上，他做了一次關於建築的講座。一篇登載在《曼徹斯特衛報》的文章充滿溢美之詞："這位著名德國建築師的發言被熱情的歡呼頻頻地打斷。"英國建築師C.H.賴利（其中一位接待人）向在場的嘉賓宣佈，孟德爾松近期將會在英格蘭開展建築實踐。人群中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但對於孟德爾松個人而言，他的內心卻充滿了憂慮，定居英國的決定意味著他必須徹底放棄在德國的大量積蓄，連其中的一小部分都保不住。而且他還必須適應這裡--或者說嘗試去適應--在一個沒有精神張力的國度裡呼吸。我無法在一個將創新的鬥志視為'挑戰常識'的地方工作。"出於某些官僚主義的原因，身為外國人的他，被迫與英國人切爾馬耶夫一起工作。儘管這位比孟德爾松更年輕且缺乏經驗的設計師本身性格隨和，但兩人的合作仍然由於孟德爾松自負的獨裁傾向產生了很大摩擦。
即使有這些困難與不適，他依然沒有收拾行裝，帶著妻子和他的實踐成果離開，前往那個同時代的歐洲猶太人眼中最為明朗的目的地。當他的朋友庫爾特·布魯門菲爾德（一位堅定的猶太複國主義者）質疑這趟兵荒馬亂且動機可疑的旅行時，他解釋道："為何不直接去巴勒斯坦？你切中了要害。這些年來，我一直設想著經自己之手建造巴勒斯坦，經過我的行動讓它所有的建築實現統一的形式，以我的組織才幹梳理它的智識結構，並向著目標邁進。"他高談血統、空間、種族以及它們與他職業之間存在的某種微妙的聯繫，但儘管如此，"巴勒斯坦並沒有召喚我。"他需要的似乎僅僅是別人的傳召。
不止是英語，還有英制度量衡。這對於一位46歲的特立獨行的建築師、一個習慣於掌控自己所在的任何場合的人而言並非易事。（在柏林的辦公室裡，他會縝密地記下使用過的鉛筆數量；還為他的妻子設計所有的晚禮服，並堅決陪她到裁縫那裡把衣服剪裁合身）儘管他也嘗試融入英國的公司，並偶爾用英國化的名字"埃裡克"（Eric）代替德國化的"埃裡希"（Erich），但英國人的品位和習慣仍然使他難以適從，並慢慢地使他倍感抑鬱。正如他在寫給美國的評論家朋友路易斯·芒福德的信中所說，"我在英國過得很不開心。我無法然而，時至今日，在這1934年的多雨冬季，一絲新的無奈（或者生機）悄悄潛入他的語氣當中。在時過境遷後回到耶路撒冷，他似乎願意再給這裡一次機會。
這不僅是因為那幾扇在他那張猶太面孔前重重關上的門。忽然之間，他接到了許多本地權貴的大型委託，比如魏茨曼和肖肯的委託，還有亞斯基和他代表的重要機構，更別說那所猶太人的大學了--這些項目意味著更多的項目，也預示著（如他所願）他終究實現了那個由來已久的夢想：成為巴勒斯坦的總建築師，備受這座城市信賴的總規劃師。在一張大衛王酒店特色的米黃與藍色相間的信紙上，他對露易絲寫道："酒店擠滿了委託我的人，工作的重任全都落在我肩膀上。在這裡，我覺得我是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人之一，但是，"他坦誠道，"我不會對外人表露這種重要性。"他聽上去幾乎是如釋重負--仿佛在經歷了前十年所有令人陶醉甚至沉醉的成功以後，他才終於恍然大悟。
他的眼睛有了新的焦點，他似乎急於切入正題，迫不及待地帶著單純的興奮認真地對待這一頁白紙。"我完全進入了狀態，簡直無法呼吸，茶飯不思。"當他好不容易擠出點兒時間睡覺的時候，也是在"集聚起來的建築下"安眠。他說自己"已經全身心地投入了"。驅使著他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引人注目的工作，這個地方本身就已經把他俘獲了。地中海學院的項目化為泡影以後，這次，南方景觀中的陽光與空氣、石與沙又與他相遇了，它們重新激起了他浪漫的執念--自己的血脈中必定流淌著巴勒斯坦的血液。"地中海，"就在一年前他曾深沉地說過，"是返歸那個國度，那個我們都要歸屬的最終舞臺的第一步。"
歸屬感，當然與他的無歸屬感直接相關。僅僅幾個月前的1933年10月，孟德爾松收到了一封德國職業建築師協會寄來的信，除了"誠摯的問候"，一併而來的還有來自官方的通知：自此以後，協會所有的成員都必須是雅利安（Aryan）血統。他的會員資格被吊銷了。
與此同時，他從前生活裡那些理應同他站在一起的人和那些虛情假意的朋友，也都背棄了他。差不多同時，他位於牛津街的郵箱裡收到一封令人心寒的通知，同樣在倫敦過著流亡生活的格羅皮烏斯宣稱自己"絕非猶太人的密友"，並向英國一個德國建築展的組織者詆毀說孟德爾松"不愛國"，而且不是"一名純種的德國建築師"。如是，1932年的負責人阿爾弗雷德·巴爾（AlfredH.Barr）將孟德爾松描述為一個造就了"那座古怪的、表現過頭的愛因斯坦塔樓"和"那些沉悶的百貨商場"的人。
那本圖冊的作者之一菲力浦·詹森是一位春風得意、酷愛建築的新晉哈佛畢業生。1931年他剛剛為籌備紐約的展覽到訪過德國。他已經是密斯的冷酷線條風格的狂熱粉絲，而且正在大踏步地成為一名納粹追隨者。於是他認定孟德爾松的作品不過是"對'那種風格'的蹩腳模仿"（他對"那種風格"的執著判斷，來自一張特徵清單：體積比體量優先，規律性優於絕對的對稱，避免實用性的裝飾，抽象的審美也居於首位）。詹森對在魯本霍恩的別墅尤其有怨言，比起孟德爾松常用的圓形結構，它以一種更有棱有角的方式建造，但又非完全遵從"那種風格"下的嚴格規定。因此，對於詹森而言，這意味著建築師錯誤理解了"那種風格"的原則。而讓這位教條主義的美國青年更加惱火的是孟德爾松所探究的在情境中變化的方法。他的建築所具有的不加掩飾的迷人姿態，保持著動靜平衡的趣味感，它們與周遭環境流暢的交流--不管是嘈雜的大街還是平靜的湖泊--可能只是太有表現性、太自由了，也可能太--東方了（當詹森那年夏天出現在柏林給孟德爾松打電話的時候，這位忙碌、暴躁的獨眼建築師覺得他的提問很陳腐。他覺得比起跟眼下這個咄咄逼人、追逐時髦的傢伙浪費時間聊天，他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於是匆匆掛掉了電話。這或許恰恰把事情搞砸了）。
——本文選自《直到我們建起了耶路撒冷：一座新城的締造者們》[美]阿迪娜·霍夫曼 / 唐克揚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2017
責編：馬百萬
以及特殊的無線電控制嵌入式櫥櫃，使這對夫妻在柏林的上流社會中既令人歆羨推崇，又遭到抱怨與妒忌。這位建築師似乎還主動地加劇了這種現象，經他本人監製，一本登載大量照片、以三種語言書寫的書正式出版了，向全世界炫耀著在魯本霍恩的別墅--包括露易絲的全套美甲工具，女兒埃絲特的小折疊書桌，還有一個設計師的傘架。在一篇文章中，勒·柯布西耶的那位崇尚純粹主義的夥伴阿梅德·奧占方極盡溢美之詞地捍衛了這座"小小殿堂"，他解釋道："我非常想弄清並感到驚奇的是這座建築中互不排斥的功能性與美觀。"據他本人在這裡生活、工作的經歷，他享受到的除了完美的比例之外，還有精心配置的革新科技。奧占方目瞪口呆地說，"它就像有十位機械天使，讓我的生活更加便利。"他沒有引用柯布西耶關於理想現代住宅的"作為居住機器"的著名表述，但隱含的就是這個意思。奧占方說，在魯本霍恩的別墅是"一位三十年代的歌德所建造的房屋"。也許並不意外，有些人認為這全套的展示（無論建築還是書）並不是很得體，它產生自極端墮落與炫耀式的自我放縱。
無論它是否配得上世人給予的大量誇張奉承或尖刻批判，在魯本霍恩的別墅無疑是一座那個時代和那個地方的文化名人錄裡的時尚鳥籠。在專門請奧占方製作的壁畫、一幅馬克斯·佩希斯泰因創作的頭戴深色斜帽的、年輕出眾的露易絲的肖像，還有那個時期其他一些流行的藝術作品環繞下--包括萊昂內爾·法甯格和艾瓦德·馬塔雷在內的頂尖前衛藝術家的畫作和銅浮雕作品--作家與各國大使、出版商與王公貴族們都會出席孟德爾松一家定期舉辦的奢華晚宴和音樂會；午後，露易絲會從包豪斯建築師馬塞爾·布勞耶設計的茶點車裡端出摩卡和花式小蛋糕。他們那位住在哈弗爾湖畔的鄰居--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也常常坐著小帆船到達他們的後院，他把小提琴掖在胳膊下面，以便與露易絲和廣受讚譽的匈牙利鋼琴家莉莉·克勞斯（LiliKraus）一同表演三重奏。（據露易絲所說，在這些即興小型演奏會上，埃裡希起初會仔細聆聽音樂，隨後便充耳不聞，自顧自畫起草圖來。）
然而，他們的奢華別墅，牆垣正在日益孤懸，他為之憂患的祖國也在逐漸閉鎖。當最後設計別墅中印著字母圖案的餐巾的細節時，孟德爾松開始對這所別墅的奢華和它所代表的一切感到憂慮。他感到，或許應該在簡單的生活方式裡尋找替代方案，在南方，在東方，他感受到自己對於那個東方原始國度迸發出的衝動。1931年，在一次去雅典的醍醐灌頂的航行之後，他急切地前往義大利和法國藍色海岸旅行，驚豔於光線、水流、樹木、天空，以及遍佈整個地區的自山坡散落而下、在山谷中彙聚一處的"粉刷過的長方形小陶土塊和磚塊"。他癡迷地描述著這些景觀，如同在一種眩暈的茫然之中繪製的語言水彩："天堂，水流，遠處的小島和映射的光線沉入碧海，沉入在永恆的安逸中搖曳著的深藍。"地中海憑藉"它的豐富，它的寧靜"引誘著他，然後，他沉思道："地中海深思而創造，北方卻煩擾和勞作。地中海在生活，而北方則保衛著自己。
孟德爾松在明媚陽光、溫暖氣候中感受到的那股奔流著的"永恆的創造力"，與德國當時的冷峭形成了最鮮明的對比。十分諷刺的是，正是這幾年，建築學界爆發了一次臭名昭著的、由種族主義引的爭議，建築師密斯·凡·德·羅在斯圖加特策劃的一場永久性展覽，展出了一些建造技藝最先進的盒式建築的最新進展。這場展覽被德國民族主義者攻擊說"像一個阿拉伯村莊"，或者根本就是"耶路撒冷的某個郊區"。這些房屋沒有典型的德國式坡屋頂，被魏森霍夫的建築評論家打成了創作者"毫無根基的天性"的反面典型--而這些創作者堪稱現代主義的全明星陣容--包括包豪斯的創始人沃爾特·格羅皮烏斯、柯布西耶、荷蘭先鋒建築師奧德、德國建築師領導者彼得·貝倫斯、布魯諾·陶特、馬克斯·陶特、漢斯·夏隆，以及另外九位才華橫溢的歐洲建築師，包括密斯本人。
即便這群人如此傑出，依然有人譴責他們是"大都會裡的遊牧者"，毫不熟悉父輩們的觀念，更遑論祖先們的家園。有人發出噓聲，說建築師們的平屋頂"讓我們不再待在德國的天空下，也不再腳踏德國的土地，而是被錯放到東方的沙漠邊緣"。在一張臭名昭著的納粹明信片上，有人在施瓦本（Schwaben）的真實街景中畫上了一些駱駝和皮膚黝黑、包著頭巾的"當地人"。
雖然魏森霍夫的建築師中沒有猶太人，但"墮落"的汙名還是從被鄙夷的平屋頂中傳染或滲透了進來。孟德爾松本人並沒有為斯圖加特的展覽提交設計。（雖然他也收到邀請並參與了專案，但最終他還是決定不參展。）但是可以這麼說：展覽引起的普遍的反猶太人的情緒，會變成對他的一種刺激--一種不友善的靈感--由此他思索了自己與東方的關係和這種關係將會在建築上帶來的可能性。顯然，他早就洞察到在德國，有些東西已經腐爛透頂。從科西嘉島的愉快旅行回來後，孟德爾松對露易絲說道，"在柏林的三天再一次暴露了這個註定要破碎的國家和這座虛飾的、強顏歡笑的、毫無希望的城市那種沉重的負擔。"他警告說，他周圍所有發生的計畫和冒險，都是"一群狂熱、病態的人的集體騷亂。他們還不知道以後可能會遭受更多更嚴重的傷害，就去跟他們的疾病作鬥爭了"。他提到了一種"無法填補的空虛，我在我的辦公室裡能感受到這種空虛。在辦公室裡這種空虛沒有任何存在的基礎；而在家裡，空虛卻密密麻麻地存在，束縛著、壓迫著我"。這種被扼住喉嚨的感覺，使他眼前的路更加清晰。即使在孟德爾松對妻子表達這種"我自己，我們，要擺脫這裡"的需要之後，他仍然思索著多種選擇，在巴勒斯坦、（很可能會去的）科莫湖和"誰知道去哪兒"這幾種選擇之間的一絲縫隙裡徘徊。
但是德國的情況逐漸變得難以忍受--在1933年之前，這種威脅終於找上門來。在柏林的一個和煦的春天早晨，露易絲從床上起來，從窗外看到一面納粹旗子在街道上揮舞，聽到上學的孩童唱著："德國覺醒，覺醒，覺醒！讓猶太人腐爛，腐爛，腐爛！"沒過多久，埃裡希的一位好朋友在他最信任的助手們為他辦的一個巴赫主題的聚會上遲到了。（埃裡希和他最愛的作曲家巴赫是同一天生日，每年他都會和露易絲與朋友們一起用賦格曲慶祝生日。）這位朋友神采奕奕地宣佈，他遲到是因為剛剛覲見了元首。這位朋友對希特勒的著迷，據露易絲後來所說，是對他們的一次"毀滅性打擊"，也加速了他們離開這個國家--巴赫的國家的決心。
然而，幾天後，在3月末，當他們真的逃走時，在一趟夜班火車上，只帶了幾個行李箱和一本珍貴集郵冊的夫婦倆，仍舊沒有立即奔赴耶路撒冷。
相反他們先去了荷蘭，隨後來到了法國南部，在那裡，孟德爾松與荷蘭建築師亨德里庫斯·韋德維爾德、奧占方聯手為一座野心勃勃的"歐洲地中海學院"打下了基礎，這所學院-若真能建成-會以一種包豪斯的風格聳立在裡維艾拉（Riviera）。它所擁有的師資將成為這座學院的基石，包括一群卓有成就的國際藝術家，比如作曲家保羅·亨德米特、生於格羅茲尼的設計師塞吉·希瑪耶夫和英國印刷匠、石匠怪才埃裡克·吉爾；學院的諮詢委員會依仗著一些赫赫有名的成員--愛因斯坦、弗蘭克·勞埃德·賴特、保羅·瓦萊裡、馬克斯·萊因哈特和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學院的課程同時具備豐富的動手實踐和更有理論性的調查研究。正如學院手冊中關於孟德爾松的部分所許諾的--在關注"塑造未來"的同時，"將傳統和表達我們自己時代的渴望攜起手來"，這一課程是為"培養年輕建築師成為一位全面的建造者"而設計的。
但是，在理論性的教學大綱上計畫未來，遠比現實生活中的糾纏要簡單得多。遍佈歐洲大陸的政治動盪投來了陰影，學院創始人之間的緊張氣氛也在滋長--孟德爾松一家突然搬去了倫敦。儘管英國的建築思潮遠比德國保守，然而他那種強烈顛覆傳統的審美，時常令惱羞成怒的英國文化組織覺得缺乏品位。但當埃裡希前往那裡為學院籌備資金時，依舊得到了當地一群思想更超前的建築師的擁戴，他們為他安排了在倫敦的生活和工作。
1933年11月，在利物浦建築協會的一次社交舞會上，他做了一次關於建築的講座。一篇登載在《曼徹斯特衛報》的文章充滿溢美之詞："這位著名德國建築師的發言被熱情的歡呼頻頻地打斷。"英國建築師C.H.賴利（其中一位接待人）向在場的嘉賓宣佈，孟德爾松近期將會在英格蘭開展建築實踐。人群中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但對於孟德爾松個人而言，他的內心卻充滿了憂慮，定居英國的決定意味著他必須徹底放棄在德國的大量積蓄，連其中的一小部分都保不住。而且他還必須適應這裡--或者說嘗試去適應--在一個沒有精神張力的國度裡呼吸。我無法在一個將創新的鬥志視為'挑戰常識'的地方工作。"出於某些官僚主義的原因，身為外國人的他，被迫與英國人切爾馬耶夫一起工作。儘管這位比孟德爾松更年輕且缺乏經驗的設計師本身性格隨和，但兩人的合作仍然由於孟德爾松自負的獨裁傾向產生了很大摩擦。
即使有這些困難與不適，他依然沒有收拾行裝，帶著妻子和他的實踐成果離開，前往那個同時代的歐洲猶太人眼中最為明朗的目的地。當他的朋友庫爾特·布魯門菲爾德（一位堅定的猶太複國主義者）質疑這趟兵荒馬亂且動機可疑的旅行時，他解釋道："為何不直接去巴勒斯坦？你切中了要害。這些年來，我一直設想著經自己之手建造巴勒斯坦，經過我的行動讓它所有的建築實現統一的形式，以我的組織才幹梳理它的智識結構，並向著目標邁進。"他高談血統、空間、種族以及它們與他職業之間存在的某種微妙的聯繫，但儘管如此，"巴勒斯坦並沒有召喚我。"他需要的似乎僅僅是別人的傳召。
不止是英語，還有英制度量衡。這對於一位46歲的特立獨行的建築師、一個習慣於掌控自己所在的任何場合的人而言並非易事。（在柏林的辦公室裡，他會縝密地記下使用過的鉛筆數量；還為他的妻子設計所有的晚禮服，並堅決陪她到裁縫那裡把衣服剪裁合身）儘管他也嘗試融入英國的公司，並偶爾用英國化的名字"埃裡克"（Eric）代替德國化的"埃裡希"（Erich），但英國人的品位和習慣仍然使他難以適從，並慢慢地使他倍感抑鬱。正如他在寫給美國的評論家朋友路易斯·芒福德的信中所說，"我在英國過得很不開心。我無法然而，時至今日，在這1934年的多雨冬季，一絲新的無奈（或者生機）悄悄潛入他的語氣當中。在時過境遷後回到耶路撒冷，他似乎願意再給這裡一次機會。
這不僅是因為那幾扇在他那張猶太面孔前重重關上的門。忽然之間，他接到了許多本地權貴的大型委託，比如魏茨曼和肖肯的委託，還有亞斯基和他代表的重要機構，更別說那所猶太人的大學了--這些項目意味著更多的項目，也預示著（如他所願）他終究實現了那個由來已久的夢想：成為巴勒斯坦的總建築師，備受這座城市信賴的總規劃師。在一張大衛王酒店特色的米黃與藍色相間的信紙上，他對露易絲寫道："酒店擠滿了委託我的人，工作的重任全都落在我肩膀上。在這裡，我覺得我是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人之一，但是，"他坦誠道，"我不會對外人表露這種重要性。"他聽上去幾乎是如釋重負--仿佛在經歷了前十年所有令人陶醉甚至沉醉的成功以後，他才終於恍然大悟。
他的眼睛有了新的焦點，他似乎急於切入正題，迫不及待地帶著單純的興奮認真地對待這一頁白紙。"我完全進入了狀態，簡直無法呼吸，茶飯不思。"當他好不容易擠出點兒時間睡覺的時候，也是在"集聚起來的建築下"安眠。他說自己"已經全身心地投入了"。驅使著他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引人注目的工作，這個地方本身就已經把他俘獲了。地中海學院的項目化為泡影以後，這次，南方景觀中的陽光與空氣、石與沙又與他相遇了，它們重新激起了他浪漫的執念--自己的血脈中必定流淌著巴勒斯坦的血液。"地中海，"就在一年前他曾深沉地說過，"是返歸那個國度，那個我們都要歸屬的最終舞臺的第一步。"
歸屬感，當然與他的無歸屬感直接相關。僅僅幾個月前的1933年10月，孟德爾松收到了一封德國職業建築師協會寄來的信，除了"誠摯的問候"，一併而來的還有來自官方的通知：自此以後，協會所有的成員都必須是雅利安（Aryan）血統。他的會員資格被吊銷了。
與此同時，他從前生活裡那些理應同他站在一起的人和那些虛情假意的朋友，也都背棄了他。差不多同時，他位於牛津街的郵箱裡收到一封令人心寒的通知，同樣在倫敦過著流亡生活的格羅皮烏斯宣稱自己"絕非猶太人的密友"，並向英國一個德國建築展的組織者詆毀說孟德爾松"不愛國"，而且不是"一名純種的德國建築師"。如是，1932年的負責人阿爾弗雷德·巴爾（AlfredH.Barr）將孟德爾松描述為一個造就了"那座古怪的、表現過頭的愛因斯坦塔樓"和"那些沉悶的百貨商場"的人。
那本圖冊的作者之一菲力浦·詹森是一位春風得意、酷愛建築的新晉哈佛畢業生。1931年他剛剛為籌備紐約的展覽到訪過德國。他已經是密斯的冷酷線條風格的狂熱粉絲，而且正在大踏步地成為一名納粹追隨者。於是他認定孟德爾松的作品不過是"對'那種風格'的蹩腳模仿"（他對"那種風格"的執著判斷，來自一張特徵清單：體積比體量優先，規律性優於絕對的對稱，避免實用性的裝飾，抽象的審美也居於首位）。詹森對在魯本霍恩的別墅尤其有怨言，比起孟德爾松常用的圓形結構，它以一種更有棱有角的方式建造，但又非完全遵從"那種風格"下的嚴格規定。因此，對於詹森而言，這意味著建築師錯誤理解了"那種風格"的原則。而讓這位教條主義的美國青年更加惱火的是孟德爾松所探究的在情境中變化的方法。他的建築所具有的不加掩飾的迷人姿態，保持著動靜平衡的趣味感，它們與周遭環境流暢的交流--不管是嘈雜的大街還是平靜的湖泊--可能只是太有表現性、太自由了，也可能太--東方了（當詹森那年夏天出現在柏林給孟德爾松打電話的時候，這位忙碌、暴躁的獨眼建築師覺得他的提問很陳腐。他覺得比起跟眼下這個咄咄逼人、追逐時髦的傢伙浪費時間聊天，他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做，於是匆匆掛掉了電話。這或許恰恰把事情搞砸了）。
——本文選自《直到我們建起了耶路撒冷：一座新城的締造者們》[美]阿迪娜·霍夫曼 / 唐克揚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2017
責編：馬百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