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嘉非
引言：“海防”和“塞防”問題自19世紀後半葉以來就是困擾大清帝國的頭號難題。 作為帝國涉外重臣的李鴻章， 早已認識到海防的重要性，
打了勝仗卻講和， 我的苦衷誰曉得？
其實李鴻章是一個軍事專家， 也是一個外交家。 他既知道大清帝國的實力， 也知道西方的實力， 因此不願輕易開戰。 法國侵犯安南（越南）， 李鴻章知道中國實力不足以與之抗衡， 所以主張講和。 另外也同意開放中國的西南邊境和法國平等貿易。 也就是放棄宗藩政治， 接受霸權政治。
但是當時主戰派占了上風。 1884年我們知道中央政權發生了一件大事， 就是“甲申易樞”。
這是因為老將馮子材率兵取得的“鎮南關大捷”使奕譞和國人都非常亢奮， 所以他們認為可以和法國人一直打下去。
甲申易樞中人物
可事實絕非他們想的那樣。
第一， 1884年7月馬尾海戰中， 中法實力懸殊。 南洋水師不到半個小時便全軍覆沒。 中國當時沒有鐵甲艦， 向德國訂購的兩艘鐵甲艦當時還沒有出廠， 而且戰爭爆發後德國恪守中立國立場馬上停止了軍艦的交付。
第二， 因為沒有制海權， 所以劉銘傳在臺灣打得也很苦， 當時法軍已經攻佔了基隆， 切斷了劉銘傳的補給線， 劉銘傳糧餉匱乏， 也難長時間支援。
第三， “鎮南關大捷”中方投入的兵力是法國的10倍以上， 而且法方當時後勤受到騷擾， 彈藥供給不足。
鎮南關大捷
第四， 當時安南的法軍人數很少， 在中國一方是傾盡全力， 在法國一方只是一個小規模的戰役。 因此， 如果再打下去是很成問題的。
第五， 日本一直想對朝鮮下手， 趁機滋事， “甲申事變”爆發。 李鴻章知道中國的心腹大患是日本， 而中國難以應對兩條戰線同時開戰。
因此李鴻章和曾紀澤都認為應該趁著這次勝利而講和。 事實上這次簽訂的中法條約是近代中國罕見的一次既沒割地也沒賠款的條約。
銳意圖新保實力， 以夷制夷會沙俄
同治到光緒初年， 中國和日本都在變法圖強， 日本有伊藤博文這樣的名臣， 中國的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等也在銳意求新， 這一點相差不遠。 只不過民智開化的程度相差太遠， 中國的士大夫善於責人， 好為大言， 使那些想辦事、能辦事的人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
馬尾海戰發生前半年， 李鴻章曾建議朝廷設立“海軍部”， 負責全國的三支海軍：北洋水師、福建水師和廣東水師， 因為當時的水師都在各地督撫手中， 沒有統一的指揮調度。 然而被朝廷否定了。
他還為劉銘傳選調了100多名淮軍骨幹，讓他帶往臺灣。後來劉銘傳放棄基隆扼守淡水，實行持久戰，在朝廷引起了震動，主戰派彈劾劉銘傳，李鴻章極力為之辯解。事實證明，劉銘傳的戰略戰術是正確的。
作為外交家的李鴻章的外交路線可以用一個詞概括，叫“以夷制夷”，所以他一直主張“聯俄拒日”。
李鴻章慶祝俄皇加冕
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俄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李鴻章奉命作為頭等專使前往祝賀。在此之前，俄國會同法、德發起三國還遼成功，清廷上下視俄國為救星，包括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在內的元老重臣均傾向聯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轉向“結強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密約》，中俄結盟共同對付日本，並同意俄國修築西伯利亞鐵路經過中國的黑龍江、吉林直達符拉迪沃斯托克，口岸對俄國兵船開放，導致整個東北淪為沙俄勢力範圍。
李鴻章訪俄的時候也發生了一件趣事。
他到俄國後，接待的規格很高，沙皇親自陪李鴻章看演出，兩人並坐。過了幾分鐘，李鴻章說要入廁，就離席了，隨從也跟著出去了。誰知李鴻章直接回驛館去了。沙皇左等右等，始終不見他回來，非常生氣。
第二天李鴻章來拜謁沙皇。沙皇問他為何不辭而別。李鴻章說，我一向有早睡的習慣，每天晚上九點就睡覺了。這些天要處理的事情很多，害怕睡晚了影響白天的工作。昨天本想直接和陛下說，又害怕陛下不允許，因此獨自先走了，今天特來賠罪。沙皇聽了後付之一笑。
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李鴻章在對外交往上是不卑不亢，坦誠相待的。因為他確實有早睡早起的習慣。還有一點也很重要，李鴻章之所以如此，無非是知道俄國有求於己，急於從中國得到更大的利益，因此會對自己的行為有所包容。
聯俄拒日計失策，虎狼一團欺我弱
李鴻章的外交路線顯然是失敗了，因為俄國也一直企圖侵略中國，最後撕去了溫柔的面紗，加入到八國聯軍的隊伍中來，那我們能不能說李鴻章在外交上不行呢？
當然不能這樣說。一個人無論具有多麼開闊的視野，也難以超越他的時代，“聯俄拒日”是當時大清帝國許多高層人士的共識。
李鴻章訪問俄國
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張之洞出身清流，後來位列封疆，應該說在晚清達官裡屬於相當開明的人了，我們聽聽他怎樣說。他在甲午戰後向朝廷說：中國現在最重要的是尋找盟友，以中國今天的實力來講，斷不能與幾個國家同時鬧矛盾。環視全球，中國的最佳盟友是俄國，俄國和我們200多年相安無事（張之洞忘了伊犁事件了），同治年間天津教案的時候各國都跟著起哄，俄國沒有介入。伊犁條約簽訂的時候，我們將18條都加以更改，俄國也慷慨地接受了（張之洞忘了左宗棠抬棺出征，要與沙俄一決雌雄）。此次索還遼東半島，俄國也積極運作。所以我們當務之急是和俄國結成盟友。
張之洞顯然誇大了俄國的友好，而他代表了當時最開明的士大夫的見解。
還有湘軍元老級人物、兩江總督劉坤一，也主張和俄國“深相結納，互為聲援”。
當時李鴻章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是淮軍的領袖；劉坤一是兩江總督，是湘軍的領袖；張之洞是湖廣總督，是清流出身的名臣，這三個人幾乎可以代表地方封疆大吏的主流見解。因此聯俄拒日是當時政壇的主流看法，不能說是李鴻章一個人的主張。
李鴻章像
當然也有看出俄國人陰險用心的，比如山東巡撫李秉衡。
再如河南巡撫劉樹棠。劉樹棠在奏章中說：和俄國簽訂密約就像癡人說夢，就天下大勢來講，沙俄最重領土，專門以開疆辟土稱霸。不像其他國家，主要尋求的是商業利益，主要是開拓市場。若是同俄國簽訂了密約，其他國家知道了，也紛紛要求利益均沾，那麻煩就大了。
事實說明晚清高官不都是吃閒飯的，確實有高人能看出問題的實質，只不過這些人不在決策位置上，微弱的聲音也淹沒在“聯俄”的喧囂中了。
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這些政壇大佬們忘了一點，政治同盟是建立在實力大致相當的基礎上的，假如弱者把希望寄託在強者保護的基礎上，就有可能導致滅頂之災。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鴻章還稱不上是一流的外交家。當然，放眼全國，也很難找到像李鴻章這樣水準的了。
《中俄條約》
和俄國簽訂中俄密約的後果當然是苦澀的。到了德國借教士在山東被殺出兵強佔膠州灣的時候，李鴻章還把希望寄託在俄國出面調停上，因此允許俄國軍艦在旅順口過冬。不料德國為了討好俄國而承認他在東北及旅順的權益，最終導致俄、德聯手來欺負中國。
弱國無外交，工藝精湛的“裱糊匠”李鴻章也改變不了這樣一個鐵律。
李鴻章在中日、中法、中俄問題上不主張強硬立場，也是因為他深知大清此時無力奉行宗藩體制下的王道政治。他的立場得到了恭親王的支持，恭親王也比較瞭解近代國家的外交原則，他們兩人都認同近代國家的“霸道政治”，而不再主張中國在無法解決自身問題的情況下為藩邦提供保護。這種立場受到主戰派的強烈譴責，政府也受到影響，在和與戰兩條路線之間搖擺不定，結果釀成了慘劇。
結語：
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說明了一個道理：力不如人就只能忍辱負重，保存有生力量，在忍讓、妥協中求新求變，等自己足夠強大之後再以睥睨眾生的姿態指點江山、笑傲風雲。可惜的是，這一點，恭親王、李鴻章明白，根深蒂固的唯我獨尊心理讓帝國眾臣始終沒意識到。《周易》有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實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學會從逆境中奮起，不斷挑戰自我、超越自我都是一種卓越的品質，這一點晚清著名的勵志哥曾老師可謂個中翹楚。
他還為劉銘傳選調了100多名淮軍骨幹，讓他帶往臺灣。後來劉銘傳放棄基隆扼守淡水，實行持久戰，在朝廷引起了震動，主戰派彈劾劉銘傳，李鴻章極力為之辯解。事實證明，劉銘傳的戰略戰術是正確的。
作為外交家的李鴻章的外交路線可以用一個詞概括，叫“以夷制夷”，所以他一直主張“聯俄拒日”。
李鴻章慶祝俄皇加冕
光緒二十二年（1896）春，俄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李鴻章奉命作為頭等專使前往祝賀。在此之前，俄國會同法、德發起三國還遼成功，清廷上下視俄國為救星，包括李鴻章、翁同龢、張之洞在內的元老重臣均傾向聯俄。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也由“以夷制夷”轉向“結強援”。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鴻章在莫斯科簽訂了《中俄密約》，中俄結盟共同對付日本，並同意俄國修築西伯利亞鐵路經過中國的黑龍江、吉林直達符拉迪沃斯托克，口岸對俄國兵船開放，導致整個東北淪為沙俄勢力範圍。
李鴻章訪俄的時候也發生了一件趣事。
他到俄國後，接待的規格很高，沙皇親自陪李鴻章看演出，兩人並坐。過了幾分鐘，李鴻章說要入廁，就離席了，隨從也跟著出去了。誰知李鴻章直接回驛館去了。沙皇左等右等，始終不見他回來，非常生氣。
第二天李鴻章來拜謁沙皇。沙皇問他為何不辭而別。李鴻章說，我一向有早睡的習慣，每天晚上九點就睡覺了。這些天要處理的事情很多，害怕睡晚了影響白天的工作。昨天本想直接和陛下說，又害怕陛下不允許，因此獨自先走了，今天特來賠罪。沙皇聽了後付之一笑。
從這件事情可以看出，李鴻章在對外交往上是不卑不亢，坦誠相待的。因為他確實有早睡早起的習慣。還有一點也很重要，李鴻章之所以如此，無非是知道俄國有求於己，急於從中國得到更大的利益，因此會對自己的行為有所包容。
聯俄拒日計失策，虎狼一團欺我弱
李鴻章的外交路線顯然是失敗了，因為俄國也一直企圖侵略中國，最後撕去了溫柔的面紗，加入到八國聯軍的隊伍中來，那我們能不能說李鴻章在外交上不行呢？
當然不能這樣說。一個人無論具有多麼開闊的視野，也難以超越他的時代，“聯俄拒日”是當時大清帝國許多高層人士的共識。
李鴻章訪問俄國
如湖廣總督張之洞。張之洞出身清流，後來位列封疆，應該說在晚清達官裡屬於相當開明的人了，我們聽聽他怎樣說。他在甲午戰後向朝廷說：中國現在最重要的是尋找盟友，以中國今天的實力來講，斷不能與幾個國家同時鬧矛盾。環視全球，中國的最佳盟友是俄國，俄國和我們200多年相安無事（張之洞忘了伊犁事件了），同治年間天津教案的時候各國都跟著起哄，俄國沒有介入。伊犁條約簽訂的時候，我們將18條都加以更改，俄國也慷慨地接受了（張之洞忘了左宗棠抬棺出征，要與沙俄一決雌雄）。此次索還遼東半島，俄國也積極運作。所以我們當務之急是和俄國結成盟友。
張之洞顯然誇大了俄國的友好，而他代表了當時最開明的士大夫的見解。
還有湘軍元老級人物、兩江總督劉坤一，也主張和俄國“深相結納，互為聲援”。
當時李鴻章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是淮軍的領袖；劉坤一是兩江總督，是湘軍的領袖；張之洞是湖廣總督，是清流出身的名臣，這三個人幾乎可以代表地方封疆大吏的主流見解。因此聯俄拒日是當時政壇的主流看法，不能說是李鴻章一個人的主張。
李鴻章像
當然也有看出俄國人陰險用心的，比如山東巡撫李秉衡。
再如河南巡撫劉樹棠。劉樹棠在奏章中說：和俄國簽訂密約就像癡人說夢，就天下大勢來講，沙俄最重領土，專門以開疆辟土稱霸。不像其他國家，主要尋求的是商業利益，主要是開拓市場。若是同俄國簽訂了密約，其他國家知道了，也紛紛要求利益均沾，那麻煩就大了。
事實說明晚清高官不都是吃閒飯的，確實有高人能看出問題的實質，只不過這些人不在決策位置上，微弱的聲音也淹沒在“聯俄”的喧囂中了。
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這些政壇大佬們忘了一點，政治同盟是建立在實力大致相當的基礎上的，假如弱者把希望寄託在強者保護的基礎上，就有可能導致滅頂之災。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鴻章還稱不上是一流的外交家。當然，放眼全國，也很難找到像李鴻章這樣水準的了。
《中俄條約》
和俄國簽訂中俄密約的後果當然是苦澀的。到了德國借教士在山東被殺出兵強佔膠州灣的時候，李鴻章還把希望寄託在俄國出面調停上，因此允許俄國軍艦在旅順口過冬。不料德國為了討好俄國而承認他在東北及旅順的權益，最終導致俄、德聯手來欺負中國。
弱國無外交，工藝精湛的“裱糊匠”李鴻章也改變不了這樣一個鐵律。
李鴻章在中日、中法、中俄問題上不主張強硬立場，也是因為他深知大清此時無力奉行宗藩體制下的王道政治。他的立場得到了恭親王的支持，恭親王也比較瞭解近代國家的外交原則，他們兩人都認同近代國家的“霸道政治”，而不再主張中國在無法解決自身問題的情況下為藩邦提供保護。這種立場受到主戰派的強烈譴責，政府也受到影響，在和與戰兩條路線之間搖擺不定，結果釀成了慘劇。
結語：
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說明了一個道理：力不如人就只能忍辱負重，保存有生力量，在忍讓、妥協中求新求變，等自己足夠強大之後再以睥睨眾生的姿態指點江山、笑傲風雲。可惜的是，這一點，恭親王、李鴻章明白，根深蒂固的唯我獨尊心理讓帝國眾臣始終沒意識到。《周易》有言：“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其實無論是國家還是個人，學會從逆境中奮起，不斷挑戰自我、超越自我都是一種卓越的品質，這一點晚清著名的勵志哥曾老師可謂個中翹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