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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美國雄心勃勃想再次偉大的時候,這家中國公司潑了盆冷水

今天下午, 國內最大的評級機構之一大公國際下調了美國的主權信用等級, 從A-降到BBB+, 評級展望為負面。

隨後, 包括英國路透社、《金融時報》,

美國彭博社, 以及香港《南華早報》等國際媒體迅速報導了這一新聞。 其中彭博社和南華早報的標題尤其值得玩味, 分別是《一家中國的評級機構將美國的信用評級下調到跟哥倫比亞一樣》、《美國的政府債務危機比俄羅斯更大嗎?一家中國的評級機構認為是這樣的》, 大家感受一下。

說到底, 何為主權信用評級, A-和BBB+又代表著什麼?國際社會為何又如此在意這些?

概念

所謂主權信用評級(Sovereign risk rating), 指政府作為償債人, 對所負債進行償還的意願和能力的主權風險的一種信用評測。 打個比方, 一個人借錢, 你可以掂量一下他能否按時還錢, 評價可以是“靠譜能借”、“少借點兒沒問題”、“堅決不能借”等等;而一國政府要借錢, 風險有多大、能否按時償還本息,

可能就需要做一些更專業精細的分析。

對一個國家進行信用評級, 就是幹這個事兒的。 做這個事兒的, 就是評級機構。 標普、惠譽、穆迪, 一般被視為國際上的三大評級機構。 當然, 近些年, 中國本土也有一些評級機構崛起, 比如前段時間火爆網路的中誠信就是其一, 而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 則是其中的佼佼者。

問題來了, 既然要做評級, 那就得有一套標準以及標記方法。 這些評級機構有嗎?有的。 目前, 三大評級機構都有自己的一套標準, 中國使用比較多的, 是標普的標記方式。

其實早在2011年, 國際三大評級機構之一的標普曾以“政治氣候不良”和“財政不可持續”為由, 將美國評級從AAA下調至AA-, 這就意味著標普認為美國政府的履約能力有所下降, 提醒投資者謹慎投資。

而七年後, 美國再次陷入同樣的質疑中。 這次, 大公國際將美國的主權信用評級從A-下調到了BBB+, 則表示大公認為, 對美國投資(主要是國債)的風險性已經由投資級別降到了投機級別。 顯然,

風險加大不少。 同理, 評級展望為負面, 意味著不看好美國政府的償債能力。

依據

那麼, 大公是以什麼為依據來做此判斷的呢?

在發佈的公報中, 大公是這麼說的, 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長期負向作用使美國中央政府償債來源繼續惡化, 且這一趨勢因政府大規模減稅呈加速之勢, 對債務經濟模式的愈加依賴將持續削弱中央政府償債能力。

怎麼理解?大公列出了四點原因:

(1)美國政治生態和信用生態對經濟基礎的長期負面影響, 導致中央政府償債來源持續惡化, 這一狀態將會長期存在。

大公國際解釋道:“以 1985 年美國成為淨債務國為標誌, 國家真實財富創造不能支撐國家消費, 掙得少, 花得多”, 最終使得美國成為一個沒有內生償債能力的龐大債務經濟體。

根據大公國際的研究, 政府根本性的償債來源, 應該是財政收入, 但在美國, 事實卻並非這樣。 2006 年, 美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為 4.37 萬億美元, 債務總額為 8.89 萬億美元, 財政收入與債務比為 1: 2.05。 反之, 美國中央政府的償債能力來源於其貨幣發行權。

大公國際進一步指出, 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 美國中央政府為了阻止天文數字債務泡沫破滅, 直接公開啟動量化寬鬆(QE)的政策, 啟動了印鈔機制, 這種沒有償債來源的信用擴展將美國推入了危機的前夜。

(2)大規模減稅直接減少中央政府償債來源,進一步削弱政府償債基礎。

大公表示,“不觸及病元的減稅政策不會給美國經濟帶來實質性提振,預計2018年美國實際經濟增速僅為2.3%,伴隨加息引發的利率走高逐步抵消減稅政策的短暫效應,2019年經濟將迅速回落至2.1% ”。由此,大公總結,經濟日漸式微以及財稅收入的減少將不可避免地使政府財政收入持續承壓。

(3)用增加債務收入彌補減稅帶來的財政缺口勢必加劇中央政府信用風險。

根據大公預計,美國2018財年和2019財年政府債務融資需求,分別高達財政收入的121.8%和109.3%。同時,貨幣政策逐步收緊將進一步抬高政府融資成本,持續加大政府債務滾動難度,政府債務不斷逼近紅線,同時頻繁面臨上調債務上限,借新還舊的政府債務運行模式猶如飲鴆止渴並難以為繼。

(4)美國債務經濟模式將導致中央政府償債能力持續下降。

在大公看來,美國是一個以信用關係高度社會化為基礎的信用經濟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兩個比例顯得尤為重要,一是財富創造與消費比例(2016年為1:2.5),二是償債來源與負債的比例(2016年為1:1.4)。但很顯然,以上的資料已經表明,美國的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關係已經出現嚴重失衡,其最終將導致中央政府償債能力嚴重下降。

(2)大規模減稅直接減少中央政府償債來源,進一步削弱政府償債基礎。

大公表示,“不觸及病元的減稅政策不會給美國經濟帶來實質性提振,預計2018年美國實際經濟增速僅為2.3%,伴隨加息引發的利率走高逐步抵消減稅政策的短暫效應,2019年經濟將迅速回落至2.1% ”。由此,大公總結,經濟日漸式微以及財稅收入的減少將不可避免地使政府財政收入持續承壓。

(3)用增加債務收入彌補減稅帶來的財政缺口勢必加劇中央政府信用風險。

根據大公預計,美國2018財年和2019財年政府債務融資需求,分別高達財政收入的121.8%和109.3%。同時,貨幣政策逐步收緊將進一步抬高政府融資成本,持續加大政府債務滾動難度,政府債務不斷逼近紅線,同時頻繁面臨上調債務上限,借新還舊的政府債務運行模式猶如飲鴆止渴並難以為繼。

(4)美國債務經濟模式將導致中央政府償債能力持續下降。

在大公看來,美國是一個以信用關係高度社會化為基礎的信用經濟社會。在這樣一個社會,兩個比例顯得尤為重要,一是財富創造與消費比例(2016年為1:2.5),二是償債來源與負債的比例(2016年為1:1.4)。但很顯然,以上的資料已經表明,美國的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關係已經出現嚴重失衡,其最終將導致中央政府償債能力嚴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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