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周的滅亡， 中國傳統主流觀點認為， 這是因為西周晚期的幾位周王怠政、懶政、不作為， 造成了西周晚期周王室的衰落， 以致天下諸侯離心離德， 在犬戎入侵西周時都無人來救——所以， 西周滅亡就是後世周王的紈絝敗家造成。
周厲王止謗
周幽王烽火戲諸侯
然而， 歷史真是如此嗎？
西周滅亡的政治根因：分封制和宗法制周公旦在第二次東征過程中， 為提升周人作戰的積極主動性，
周公旦一沐三捉發
周初究竟分封了多少個國家， 現在已經難以確切知道。 傳說周初， “兼制天下， 立七十一國， 姬姓獨居五十三國”（《荀子·儒效篇》）。 這是讓姬家人遍佈天下， 共同拱衛周王室。
多次分封之後， 周王室一步步摸著石頭過河， 在實踐中逐步完善了分封制度。
首先， 分封制度雖然已定型， 但還面臨著一個長遠、懸而未決的難題。 那就是分封出去的土地， 在分封物件死亡後， 土地該由誰來接管？既然土地已分封出去， 土地當然是由分封對象的兒女繼承。
在西周確定繼承人， 不以兒女們的才能、容貌、性格等等難以客觀細化的特性為標準， 而是採取了更簡單易行、更具備操作可能性的宗法制。 所謂宗法制， 就是嫡長子孫繼承制。 宗法制下， 女兒因為遲早要嫁人， “嫁出去的女兒如潑出去的水”， 首先就被剝奪了繼承權。 在兒子們中間， 也並不是所有的兒子都享有平等繼承權。 正妻生出來的兒子， 擁有第一繼承權；如果正妻沒生出兒子，
周公攝政
“王位”或是“君位”都只有一個， 被嫡長子繼承去了， 那其餘的兒子怎麼辦？雖然周人不講究“人人生而平等”， 但他們卻推崇“親親善恩”， 當然不會這麼殘忍無情。
對於諸別子， 宗法制也規定了去處。
天子之位由嫡長子世襲， 其餘兒子則被封為諸侯， 都分封土地和臣民， 建立諸侯國；諸侯之位由嫡長子世襲， 其餘兒子分封埰地成為卿大夫；卿大夫之位也是由嫡長子世襲， 其他兒子分封為士；士職位由嫡長子世襲， 其他兒子則不再分配土地， 身份直接降為庶人。 這就是《禮記·禮運》中所說的：“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 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 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 ”王、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再加上天生就不屬於上層社會的工、商、人臣、隸、圉，就構成了西周等級森嚴、貴賤分明的社會人群架構。
但是分封制（封建制）開了個頭，卻不好收尾了。
分封制（封建制）在西周初年，是周人安定天下的利器。可隨著時間推移，分封制（封建制）的弊端越來越突出，就越來越成為周人統治天下的負擔……。
周武王時期，封建諸侯是為了統戰黨外人士；周公姬旦和周成王時期，封建諸侯是為了搶佔天下，“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以後的周王，按照西周宗法制，也必須得分封叔伯兄弟。為了不讓眾多的親戚們挨餓受凍，好好地安頓這些骨肉至親，周王也大多都會賞賜他們一塊土地，封他們為諸侯或是卿士。
周國分封
經過兩百多年後，歷代周王不斷地分封諸侯，其直轄領土已經大大縮小。從周成王到周幽王，共有十一位周王。即便是每位周王僅分封一位諸侯，且分封的諸侯都是等級最低的“子男”爵位，兩百多年十一位周王的分封，也足以讓周王畿之地銳減了。
此外，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周王室要維持正常運轉，就需要一支複雜而龐大的公務員隊伍體系。可最大問題在於，周王室並沒有建立起“管理幹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時間一長，這可就要命了。
第一代卿大夫們，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等歷任“帶頭大哥”精心挑選出來，都是久經沙場的政治家、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能力與忠誠度都經過血與火的艱巨考驗，大多都堪稱盡職盡責。但是，誰能保證第二代、第三代的卿大夫還能這麼稱職盡責？以周公姬旦為例，他本人出類拔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周國打下了八百年的基業；可是他在周王室世襲周公卿位的後代們，幾乎都是默默無聞，沒有在歷史上留下些許痕跡。直到春秋初年，在《春秋左傳》中出現了周公黑肩的名字，才讓世襲周公家族再次在歷史的舞臺上露了一臉。不過，由於周公黑肩試圖發動政變、改立君主，結果不幸陰謀敗露，被周莊王給殺了。這才是虎“祖”生出來的犬“後”！
宗法制
這種“能”不過三代的案例，在“八旗子弟”輩出的西周，肯定還不止周公一家。但是，不管“官二代”、“官三代”、“官N代”再怎麼無能，他們的職位和待遇，按照宗法制，周王室都不可強行剝奪。所以，這些“官N代”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占著茅坑不拉屎，整天都躺在祖宗功勞簿上睡大覺。這種缺乏競爭性的“公務員”人事制度，導致周王室的“高級公務員”崗位長期被少數家族壟斷，新人很難得到晉升，缺乏了有效的上升通道。長此以往，周王室的朝政就成了一潭死水，大多數公務員們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成天都在混日子。混日子的“公務員”多了，人人都得過且過，周王畿的整體發展也就長期停滯不前。
到了這種地步，當年周公旦所主持設計的分封和宗法制度，弊端已是充分暴露，路人皆知。
西周滅亡經濟根因：藉田制藉田，是西周初文、武王時期就已存在的一種助耕制度，也是一種最早的農村公社制度。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有學者認為，藉田制即為井田制。把田地按照“井”字形劃分開來，“井”字中間為“公田”，四周即為農夫的“私田”。西周初年，上層貴族把土地劃分成公田和私田。公田為借助民力耕作，土地生產所得，作為上層貴族乃至周王室的財稅收入。私田則是上層劃分給農夫的份地，但是農夫必須到公田上服無償勞役，作為獲得份地所付出的代價。誰想要分得土地維持生活，就得先把公田上的莊稼伺候好。正是因為公田是借助民力耕作，所以才被稱為“藉田”。
藉田儀式
商、周對抗期間，藉田制突然展現出全新的政治生命力。
周人與商帝國對抗即將進入高潮之際，周武王看到商紂王成天花天酒地，不理朝政，也荒廢了對神仙的祭祀之禮。神仙，在商人眼中可是至高無上。為了為了討好信神、敬神的商國百姓，周武王特地設立了“帝藉”制度。（清華簡《系年》）所謂“帝藉”，實際上就是沿用周人原有農村公社模式下的藉田制，換上了專供祭祀“神仙姐姐”（上帝）的名頭。周武王之所以要換上這麼“高大上”的名頭，就是希望大力宣揚“土地革命”，以此來吸引商帝國百姓逃離商國、投奔周人。
採用公私田形式的藉田制，與商人的奴隸制相比，可是結結實實的“打土豪分田地”！聽到周人在開展“土地革命”，商國底層百姓當然都趨之若鶩；那些沒機會逃離商帝國的，也大多是“身在曹營心在漢”，身雖不能至周，心卻嚮往之。牧野之戰，商人軍隊大部倒戈，其政治基礎就源於此。
土地革命
所以，與其說是周國打敗了商國，不如說是周人主導的這場“土地革命”徹底擊垮了商國。天下大局已定後，“國叔”周公旦曾經就“帝藉”制度在理論高度上進行了深入總結，得出如下結論：“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先設其利，則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逸周書·大聚》）
但是，隨著社會不斷向前發展，藉田制卻慢慢陷入了生存困境。
在商、周對抗時期，周國人太少，以至於周王室不得不採取各種優惠政策來吸引各方人士來周國“打工”。
人少地多，周王室進行土地分配時，也就闊綽得多。
藉田與井田制
在周王畿內，“國營”藉田公社是王室嫡系，擁有天時地利人和之利，佔有地盤最大，土地也最肥沃。因此，周王室在公社內劃分公田、私田時，自然能夠“大河水多小河滿”。“國營”農場內的“社員”也跟著沾光，所分到的私田，對比其它“民營”農場，面積更大、土地更肥沃。所以，在西周初，“國營”藉田公社的“社員”們在公田辛勤勞作之後，還能從自家私田中獲得相當豐厚的回報。那時的“國營”農場職工，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能常常拿著“白麵饅頭”四處炫耀。
一兩百年過去了，雖然周王國內外部戰事不斷，但由於周王室這一“保護塔”在，基層百姓生活基本保持穩定。人民過上了不愁吃穿的好日子，人人安居樂業，“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不過幾十年，周王國的人口數量就成倍地增長起來。
藉田公社勞作
但人口規模迅速擴大之後，難題也就隨之而來。
在西周早期青銅器銘文中，經常能看到周王室慷慨地授予大臣某“土”；但到西周中期以後，往往就只能看到周王室授予大臣們某“田”。從字義上分析，毋庸置疑，“田”的規模當然要比“土”小上不止一兩倍。（《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李峰 著）這充分證明，在周王室直轄土地日漸稀少之後，周王室給親信大臣們的分封土地面積大大縮小——地主家也開始沒有餘糧了！
王公大臣們所得到的封賞土地都在大幅減少，那周王室給底層平民所分的“私田”還能剩下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農民的“私田”面積急劇縮水之後，在農業科技缺乏革命性創新的周代，百姓辛辛苦苦勞作一年，收穫也就了了無幾。底層農民家庭，在政府長期鼓勵多生的政策下，撫養子女的負擔原本就很沉重。“私田”上的收穫大幅減少，讓西周基層家庭很多都陷入了長期半飽半饑的困境。勞多獲少，這使得西周中晚期時，底層農夫們對於藉田的積極性已經遠不如西周初年。
此外，如此大規模借民力耕作的藉田“公社”制度，對於經歷過人民公社的中國人來說，更加清楚其中弊端所在。
農民勞作
成百上千人同時勞作，責任不清、權利不明、濫竽充數的現象隨處可見。挑糞、施肥、養豬、砍柴等等髒、累、重活沒人肯幹，人人都想幹輕鬆工種，都想儘快地結束公田上的勞作，早點回到私田上去幹自己家私活。所以，在藉田制下，遲早都會出現偷奸耍滑、挑肥揀瘦等等惡習。這種惡習，還會如傳染病一般，蔓延開來。
長期如此，其後果就是“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管子·乘馬》）藉田制下，土地沒有完全分配給農民，所以土地之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效能也無法充分發揮；不告知農時，百姓就懶懶散散；不教之農事，百姓就乾脆不幹活。
淪落到如此田地，藉田已然成為雞肋。為此，史書中還特別記下了一筆：“民不肯盡力于公田！”（《左傳·魯宣公十五年》）
現代管理學思想大師查理斯•漢迪，在他的《空雨衣——變革時代的商務哲學》中提出了一個成功的悖謬：使你到達現有位置的東西，不會使你永遠保持在現有位置。
查理斯·漢迪
分封制、宗法制與藉田制，是周人得以戰勝商人的三大法寶。在周人戰勝商人的“革命鬥爭”過程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時間流逝，這三大法寶的弊端逐漸顯著，緩慢地侵蝕著周王國的肌體，並最終讓周王室陷入了嚴重衰退的泥潭。
到周懿王時期，為躲避犬戎入侵，堂堂的天下之主周王室，被逼著從鎬京遷都到了犬丘！自周人立國以來，文王子孫還從未受過這樣的窩囊氣。被外族打得逼著遷都，這是天下共主的奇恥大辱！
《史記•周本紀》就此評價，“懿王之時，王室遂衰”！
周文王
周公旦
如此看來，周王室的衰退，與其說是後世周王敗家，還不如說是周國創立者所遺留下的制度造成。雖然周厲王、周宣王全力改革，力圖阻止周王室的衰落，但最終還是無法戰勝數百年制度的積弊——西周的滅亡，也就成了必然了！
”王、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再加上天生就不屬於上層社會的工、商、人臣、隸、圉，就構成了西周等級森嚴、貴賤分明的社會人群架構。但是分封制（封建制）開了個頭，卻不好收尾了。
分封制（封建制）在西周初年，是周人安定天下的利器。可隨著時間推移，分封制（封建制）的弊端越來越突出，就越來越成為周人統治天下的負擔……。
周武王時期，封建諸侯是為了統戰黨外人士；周公姬旦和周成王時期，封建諸侯是為了搶佔天下，“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以後的周王，按照西周宗法制，也必須得分封叔伯兄弟。為了不讓眾多的親戚們挨餓受凍，好好地安頓這些骨肉至親，周王也大多都會賞賜他們一塊土地，封他們為諸侯或是卿士。
周國分封
經過兩百多年後，歷代周王不斷地分封諸侯，其直轄領土已經大大縮小。從周成王到周幽王，共有十一位周王。即便是每位周王僅分封一位諸侯，且分封的諸侯都是等級最低的“子男”爵位，兩百多年十一位周王的分封，也足以讓周王畿之地銳減了。
此外，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周王室要維持正常運轉，就需要一支複雜而龐大的公務員隊伍體系。可最大問題在於，周王室並沒有建立起“管理幹部”能上能下的制度，時間一長，這可就要命了。
第一代卿大夫們，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等等歷任“帶頭大哥”精心挑選出來，都是久經沙場的政治家、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能力與忠誠度都經過血與火的艱巨考驗，大多都堪稱盡職盡責。但是，誰能保證第二代、第三代的卿大夫還能這麼稱職盡責？以周公姬旦為例，他本人出類拔萃，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周國打下了八百年的基業；可是他在周王室世襲周公卿位的後代們，幾乎都是默默無聞，沒有在歷史上留下些許痕跡。直到春秋初年，在《春秋左傳》中出現了周公黑肩的名字，才讓世襲周公家族再次在歷史的舞臺上露了一臉。不過，由於周公黑肩試圖發動政變、改立君主，結果不幸陰謀敗露，被周莊王給殺了。這才是虎“祖”生出來的犬“後”！
宗法制
這種“能”不過三代的案例，在“八旗子弟”輩出的西周，肯定還不止周公一家。但是，不管“官二代”、“官三代”、“官N代”再怎麼無能，他們的職位和待遇，按照宗法制，周王室都不可強行剝奪。所以，這些“官N代”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占著茅坑不拉屎，整天都躺在祖宗功勞簿上睡大覺。這種缺乏競爭性的“公務員”人事制度，導致周王室的“高級公務員”崗位長期被少數家族壟斷，新人很難得到晉升，缺乏了有效的上升通道。長此以往，周王室的朝政就成了一潭死水，大多數公務員們都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成天都在混日子。混日子的“公務員”多了，人人都得過且過，周王畿的整體發展也就長期停滯不前。
到了這種地步，當年周公旦所主持設計的分封和宗法制度，弊端已是充分暴露，路人皆知。
西周滅亡經濟根因：藉田制藉田，是西周初文、武王時期就已存在的一種助耕制度，也是一種最早的農村公社制度。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有學者認為，藉田制即為井田制。把田地按照“井”字形劃分開來，“井”字中間為“公田”，四周即為農夫的“私田”。西周初年，上層貴族把土地劃分成公田和私田。公田為借助民力耕作，土地生產所得，作為上層貴族乃至周王室的財稅收入。私田則是上層劃分給農夫的份地，但是農夫必須到公田上服無償勞役，作為獲得份地所付出的代價。誰想要分得土地維持生活，就得先把公田上的莊稼伺候好。正是因為公田是借助民力耕作，所以才被稱為“藉田”。
藉田儀式
商、周對抗期間，藉田制突然展現出全新的政治生命力。
周人與商帝國對抗即將進入高潮之際，周武王看到商紂王成天花天酒地，不理朝政，也荒廢了對神仙的祭祀之禮。神仙，在商人眼中可是至高無上。為了為了討好信神、敬神的商國百姓，周武王特地設立了“帝藉”制度。（清華簡《系年》）所謂“帝藉”，實際上就是沿用周人原有農村公社模式下的藉田制，換上了專供祭祀“神仙姐姐”（上帝）的名頭。周武王之所以要換上這麼“高大上”的名頭，就是希望大力宣揚“土地革命”，以此來吸引商帝國百姓逃離商國、投奔周人。
採用公私田形式的藉田制，與商人的奴隸制相比，可是結結實實的“打土豪分田地”！聽到周人在開展“土地革命”，商國底層百姓當然都趨之若鶩；那些沒機會逃離商帝國的，也大多是“身在曹營心在漢”，身雖不能至周，心卻嚮往之。牧野之戰，商人軍隊大部倒戈，其政治基礎就源於此。
土地革命
所以，與其說是周國打敗了商國，不如說是周人主導的這場“土地革命”徹底擊垮了商國。天下大局已定後，“國叔”周公旦曾經就“帝藉”制度在理論高度上進行了深入總結，得出如下結論：“分地薄斂，農民歸之。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先設其利，則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此謂歸德。”（《逸周書·大聚》）
但是，隨著社會不斷向前發展，藉田制卻慢慢陷入了生存困境。
在商、周對抗時期，周國人太少，以至於周王室不得不採取各種優惠政策來吸引各方人士來周國“打工”。
人少地多，周王室進行土地分配時，也就闊綽得多。
藉田與井田制
在周王畿內，“國營”藉田公社是王室嫡系，擁有天時地利人和之利，佔有地盤最大，土地也最肥沃。因此，周王室在公社內劃分公田、私田時，自然能夠“大河水多小河滿”。“國營”農場內的“社員”也跟著沾光，所分到的私田，對比其它“民營”農場，面積更大、土地更肥沃。所以，在西周初，“國營”藉田公社的“社員”們在公田辛勤勞作之後，還能從自家私田中獲得相當豐厚的回報。那時的“國營”農場職工，就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徵，能常常拿著“白麵饅頭”四處炫耀。
一兩百年過去了，雖然周王國內外部戰事不斷，但由於周王室這一“保護塔”在，基層百姓生活基本保持穩定。人民過上了不愁吃穿的好日子，人人安居樂業，“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不過幾十年，周王國的人口數量就成倍地增長起來。
藉田公社勞作
但人口規模迅速擴大之後，難題也就隨之而來。
在西周早期青銅器銘文中，經常能看到周王室慷慨地授予大臣某“土”；但到西周中期以後，往往就只能看到周王室授予大臣們某“田”。從字義上分析，毋庸置疑，“田”的規模當然要比“土”小上不止一兩倍。（《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李峰 著）這充分證明，在周王室直轄土地日漸稀少之後，周王室給親信大臣們的分封土地面積大大縮小——地主家也開始沒有餘糧了！
王公大臣們所得到的封賞土地都在大幅減少，那周王室給底層平民所分的“私田”還能剩下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
農民的“私田”面積急劇縮水之後，在農業科技缺乏革命性創新的周代，百姓辛辛苦苦勞作一年，收穫也就了了無幾。底層農民家庭，在政府長期鼓勵多生的政策下，撫養子女的負擔原本就很沉重。“私田”上的收穫大幅減少，讓西周基層家庭很多都陷入了長期半飽半饑的困境。勞多獲少，這使得西周中晚期時，底層農夫們對於藉田的積極性已經遠不如西周初年。
此外，如此大規模借民力耕作的藉田“公社”制度，對於經歷過人民公社的中國人來說，更加清楚其中弊端所在。
農民勞作
成百上千人同時勞作，責任不清、權利不明、濫竽充數的現象隨處可見。挑糞、施肥、養豬、砍柴等等髒、累、重活沒人肯幹，人人都想幹輕鬆工種，都想儘快地結束公田上的勞作，早點回到私田上去幹自己家私活。所以，在藉田制下，遲早都會出現偷奸耍滑、挑肥揀瘦等等惡習。這種惡習，還會如傳染病一般，蔓延開來。
長期如此，其後果就是“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管子·乘馬》）藉田制下，土地沒有完全分配給農民，所以土地之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效能也無法充分發揮；不告知農時，百姓就懶懶散散；不教之農事，百姓就乾脆不幹活。
淪落到如此田地，藉田已然成為雞肋。為此，史書中還特別記下了一筆：“民不肯盡力于公田！”（《左傳·魯宣公十五年》）
現代管理學思想大師查理斯•漢迪，在他的《空雨衣——變革時代的商務哲學》中提出了一個成功的悖謬：使你到達現有位置的東西，不會使你永遠保持在現有位置。
查理斯·漢迪
分封制、宗法制與藉田制，是周人得以戰勝商人的三大法寶。在周人戰勝商人的“革命鬥爭”過程中，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但隨著時間流逝，這三大法寶的弊端逐漸顯著，緩慢地侵蝕著周王國的肌體，並最終讓周王室陷入了嚴重衰退的泥潭。
到周懿王時期，為躲避犬戎入侵，堂堂的天下之主周王室，被逼著從鎬京遷都到了犬丘！自周人立國以來，文王子孫還從未受過這樣的窩囊氣。被外族打得逼著遷都，這是天下共主的奇恥大辱！
《史記•周本紀》就此評價，“懿王之時，王室遂衰”！
周文王
周公旦
如此看來，周王室的衰退，與其說是後世周王敗家，還不如說是周國創立者所遺留下的制度造成。雖然周厲王、周宣王全力改革，力圖阻止周王室的衰落，但最終還是無法戰勝數百年制度的積弊——西周的滅亡，也就成了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