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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姐按：此前專欄文章介紹了風起雲湧的民歌運動中， 成長起來的一批優秀音樂人，
此三子共同締造了為整個華語流行音樂啟蒙的“民歌運動”。 李雙澤在淡江大學丟掉手中的可樂瓶， 提出“唱自己的歌”， 民歌運動由此拉開序幕；楊弦發表的《中國現代民歌集》， 是首張集結出版的民歌唱片， 其意義不啻於民歌運動打響的“第一槍”；胡德夫則是臺灣原住民， 一生都以“戰士”的姿態抗爭， 不論在樂壇還是社會。
歷史的機緣巧合中， 如果沒有這3個人的橫空出世， 也許就沒有後來改寫華語音樂走向的民歌運動。 今天， 我們就來記取民歌先驅中的李雙澤。
李雙澤， 是個畫家、作家、歌者， 是個充滿人文精神、家國情懷的菲籍華僑。 從專業的角度來講， 李雙澤是個“不及格”的音樂人， 他的作品為數不多， 創作還很稚嫩， 歌聲也不夠動人， 但是作為荒野中的拓路者，
李雙澤出生在菲律賓， 後隨父母經香港遷居臺灣， 進入淡江大學數學系讀書。 大學期間， 李雙澤一心想轉入建築系攻讀， 但始終未能遂願， 於是選修了建築系幾乎所有與藝術相關的課程， 自此奠定了他短暫生命中深耕藝文的基本素養。
淡江大學是臺灣第一所私立高等學府， 從建校至今， 始終沿襲著薈萃人文、銳意進取的精神， 是一所充滿願景、創意豐饒的理想之境。 從這裡走出來的知名校友包括古龍、胡德夫、李建複、桂綸鎂、盧廣仲等， 這裡還是推動整個華語音樂步入現代化的民歌運動的發源地。
1976年， 時任電臺主播的陶曉清在淡水校園組織“西洋民謠演唱會”， 參加演出的歌手都是此後民歌運動的重要推手， 其中包括楊弦和胡德夫另外兩位“民歌之父”， 還有楊祖珺、賴聲川和吳楚楚等人。
楊祖珺是民歌運動早期的一面旗幟， 賴聲川在轉入戲劇行當之前， 也是民歌陣營的中堅力量， 吳楚楚後來則創辦了臺灣本土最具影響力的“飛碟唱片”， 陶曉清憑藉她媒體人的身份以及對民歌的推動作用， 被譽為“民歌之母”。
看臺下的聽眾中，則有張艾嘉、李建複、胡因夢等人。進入80年代，當年觀眾席上的張艾嘉和李建複都成了民歌旗手，張艾嘉曾為羅大佑的第一場創作專輯《之乎者也》奔走求援，她演唱的《童年》《光陰的故事》也都成了民歌代表作，李建複《龍的傳人》也是中興民歌的力作。
淡水校園的演唱會人，李雙澤原本不在登臺表演的歌手之列，他是頂替胡德夫上臺。胡德夫因為前一晚在女友家幫人出頭打架，身上掛彩重傷之下無法登臺，只好搬來“救兵”李雙澤讓其幫忙“代打”，本意是想讓有留洋經歷的李雙澤唱兩首美國民謠，卻被不按常規出牌的李雙澤攪了局。
這場演唱會是活躍在大學校園中，普普通通、再正常不過的一場西洋民謠演唱會，每位歌手按部就班的唱幾首外國民謠謝幕即可，但到了李雙澤演唱的時候，他拿著一支可樂瓶子登臺，大聲地說
“我們在菲律賓，喝可口可樂，聽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樂，聽這些歌；在美國，喝可口可樂，聽這些歌。現在，在臺灣，我們還是喝可口可樂，聽這些歌。”
他把可樂瓶子扔到一邊，痛心疾首道
“我們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為什麼要花錢買票來聽西洋歌！我們到底有沒有自己的歌？”
李雙澤開始在臺上唱起《補破網》《國父紀念歌》這些臺灣“自己”的歌曲。經他這麼一鬧，台下的觀眾在一片錯愕與噓聲中散去，留下目瞪口呆的陶曉清和一眾歌手。
第二天，李雙澤的“極端”行徑在淡江校園引起了廣泛討論，大家都在思考究竟“什麼才是我們的歌，我們為什麼沒有自己的歌”，並且在之後幾期的《淡江週刊》上引發持續爭論，這股風潮很快席捲臺灣校園，進而波及到整個青年群體。
大家紛紛投入到創作中，開始寫自己的歌，用稚嫩的琴弦和嗓音抒發最真實的音樂感受，這就是臺灣民歌歷史上著名的“淡江事件”，亦稱“可口可樂事件”，臺灣民歌運動藉此拉開序幕。
站在民歌背後的李雙澤，無疑是一位元標誌性的符號人物。他擲地有聲的擷問，無異於丟下一枚重磅炸彈，直擊青年群體的內心深處，並且拓展出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歌變革，改變了翻唱西洋歌曲的沿革，也改變了華語音樂的歷史走向。
李雙澤是一位來自菲律賓的華人，他回到臺灣來尋根，想要尋找一些中國人自己特有的、傳統文化的東西，結果看到這裡的年輕人和菲律賓、西班牙各地的年輕人一樣，都在唱洋歌，很是失落。
其實失落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而是整個青年群體、甚至整個臺灣社會。70年代初，臺灣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岌岌可危，島內彌漫著一股悲傷情緒。當代的年輕人聽西洋民謠長大，以西洋民謠為精神寄託，身處這樣環境也是心有戚戚焉。
但李雙澤提出“寫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開始讓年輕人從民族意識上，向內尋找，探索我們自己身上的獨到“精神”，民歌運動就是在這種形式下的一種表像，其實最重要的“訴求”是，把我們的精神寄託，從原本西洋人身上，又轉回到我們自己身上。
“淡江事件”翌年9月，李雙澤在海邊游泳時，為了救一名外籍遊客而溺亡，生命在他28歲的時候畫下休止符。後人為了紀念李雙澤在音樂路上的探索與貢獻，在他逝世30周年之際建了一座紀念碑，刻著“唱自己的歌”5個字，碑址就選在當年他擲可樂瓶的淡江大學。
這支被扔掉的可樂瓶，就像“蝴蝶效應”中引發風暴的蝴蝶翅膀，經過醞釀、發酵，在華語樂壇上產生了曠日持久的影響，它推動我們的音樂、我們的精神追求，向我們中國人內在的地方去探尋。
也正因為李雙澤一句“唱自己的歌”，讓每個華人角落，都有我們自己的歌在傳唱。
看臺下的聽眾中，則有張艾嘉、李建複、胡因夢等人。進入80年代，當年觀眾席上的張艾嘉和李建複都成了民歌旗手，張艾嘉曾為羅大佑的第一場創作專輯《之乎者也》奔走求援，她演唱的《童年》《光陰的故事》也都成了民歌代表作，李建複《龍的傳人》也是中興民歌的力作。
淡水校園的演唱會人，李雙澤原本不在登臺表演的歌手之列，他是頂替胡德夫上臺。胡德夫因為前一晚在女友家幫人出頭打架，身上掛彩重傷之下無法登臺，只好搬來“救兵”李雙澤讓其幫忙“代打”，本意是想讓有留洋經歷的李雙澤唱兩首美國民謠，卻被不按常規出牌的李雙澤攪了局。
這場演唱會是活躍在大學校園中，普普通通、再正常不過的一場西洋民謠演唱會，每位歌手按部就班的唱幾首外國民謠謝幕即可，但到了李雙澤演唱的時候，他拿著一支可樂瓶子登臺，大聲地說
“我們在菲律賓，喝可口可樂，聽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樂，聽這些歌；在美國，喝可口可樂，聽這些歌。現在，在臺灣，我們還是喝可口可樂，聽這些歌。”
他把可樂瓶子扔到一邊，痛心疾首道
“我們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為什麼要花錢買票來聽西洋歌！我們到底有沒有自己的歌？”
李雙澤開始在臺上唱起《補破網》《國父紀念歌》這些臺灣“自己”的歌曲。經他這麼一鬧，台下的觀眾在一片錯愕與噓聲中散去，留下目瞪口呆的陶曉清和一眾歌手。
第二天，李雙澤的“極端”行徑在淡江校園引起了廣泛討論，大家都在思考究竟“什麼才是我們的歌，我們為什麼沒有自己的歌”，並且在之後幾期的《淡江週刊》上引發持續爭論，這股風潮很快席捲臺灣校園，進而波及到整個青年群體。
大家紛紛投入到創作中，開始寫自己的歌，用稚嫩的琴弦和嗓音抒發最真實的音樂感受，這就是臺灣民歌歷史上著名的“淡江事件”，亦稱“可口可樂事件”，臺灣民歌運動藉此拉開序幕。
站在民歌背後的李雙澤，無疑是一位元標誌性的符號人物。他擲地有聲的擷問，無異於丟下一枚重磅炸彈，直擊青年群體的內心深處，並且拓展出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歌變革，改變了翻唱西洋歌曲的沿革，也改變了華語音樂的歷史走向。
李雙澤是一位來自菲律賓的華人，他回到臺灣來尋根，想要尋找一些中國人自己特有的、傳統文化的東西，結果看到這裡的年輕人和菲律賓、西班牙各地的年輕人一樣，都在唱洋歌，很是失落。
其實失落的不僅僅是他一個人，而是整個青年群體、甚至整個臺灣社會。70年代初，臺灣退出聯合國，國際地位岌岌可危，島內彌漫著一股悲傷情緒。當代的年輕人聽西洋民謠長大，以西洋民謠為精神寄託，身處這樣環境也是心有戚戚焉。
但李雙澤提出“寫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開始讓年輕人從民族意識上，向內尋找，探索我們自己身上的獨到“精神”，民歌運動就是在這種形式下的一種表像，其實最重要的“訴求”是，把我們的精神寄託，從原本西洋人身上，又轉回到我們自己身上。
“淡江事件”翌年9月，李雙澤在海邊游泳時，為了救一名外籍遊客而溺亡，生命在他28歲的時候畫下休止符。後人為了紀念李雙澤在音樂路上的探索與貢獻，在他逝世30周年之際建了一座紀念碑，刻著“唱自己的歌”5個字，碑址就選在當年他擲可樂瓶的淡江大學。
這支被扔掉的可樂瓶，就像“蝴蝶效應”中引發風暴的蝴蝶翅膀，經過醞釀、發酵，在華語樂壇上產生了曠日持久的影響，它推動我們的音樂、我們的精神追求，向我們中國人內在的地方去探尋。
也正因為李雙澤一句“唱自己的歌”，讓每個華人角落，都有我們自己的歌在傳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