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夏天， 我離開太原到廈門教書前， 曾一個人到榆次老城去走了一圈。 我小時候在這條街上長大， 遠處的清虛閣是我少年時常去玩耍的地方， 我們當時不知道它叫清虛閣， 而是叫南閣。 這條街在改造時我就來過。 我在山西作協的同事劉淳的父親當年是負責舊城改造的一位元工程監理， 有一次我們一起來看他父親。 記得那次來時還見到了李林娃先生， 他是當時榆次最有名的文史專家， 也是一位有名的作家。 我在晉中師專念書的時候， 曾給當時的《榆次報》寫過稿， 經手刊發的就是李林娃先生，
榆次老城修復時， 最大的失敗是移動了南閣， 將它向後移了很遠。 修復舊城的人， 可能沒有太在意南閣和南大街的比例關係， 其實它們是一個整體。 原來南大街較並不寬， 南閣在它的最南端， 閣與街的長短寬窄形成一種協調的比例關係， 顯得南閣很高大， 現在向後移了很遠， 南閣的氣勢就沒有了， 在這方面， 我們後來的人遠沒有古人的審美高明， 古人做的事， 我們絕對不能動， 不能自以為是。
我家在南大街25號， 臨街靠左， 原是一家名為“聚鑫順”的茶莊， 大門對面就是晉中晉劇團。 我在晉中師專念書時， 即看過一部線裝的《榆次縣誌》，
我在榆次老城漫步時， 自然想到了我中學讀書的地方——榆次二中。 但舊城修復後， 它的原貌也不復存在， 只有那座殘存的文廟牌樓， 還能喚起我的回憶， 想到自己念書時的那一段時光。
榆次在山西不能說是小城， 但她的教育我以為不是很發達。
我是1961年出生的。 小時候家境貧寒， 又少年失怙， 念小學時已到1970年了， 初中畢業到榆次二中念高中已是1976年。 記得剛上高中不久， 就粉碎“四人幫”了。 那時上高中不需要考試， 我們也沒有念大學的概念， 當時中國大學停止招生已有十年時間。 我到榆次二中念高中， 記憶中是高中53班，
我中學時代不能說很愉快，我在學校也絕對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好學生，一般老師對我有些印象，一是我人老實，二是語文課比較好。我在1979年參加過一次高考，但成績可能只夠上一個技校，後來補習一年，才到了晉中師專英文科，這我就要感謝我的英文老師劉瑞民了。我覺得榆次二中應當給劉瑞民老師記一大功，他能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比較清晰判斷出多數學生的長處和短處，為他們後來的成長提供了一種最佳的選擇。
當教員的都喜歡好學生，在中學時代好學生的標準也極簡單，就是學習好，而學習好的意思是所有功課都得好，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考上好大學，中學教員的理想一般都是這樣。中國是一個有非常悠久應試傳統的國家，科舉時代不說了，就是今天的中學教育也是完全的應試教育，雖然人們天天在批評應試教育的短處，但改變起來真是很難。我在成年以後，常常想起自己的中學時代，也常常想起劉瑞民老師來。
劉老師是山西大學外語系的學生，但他們這一屆外語系的學生，因為是文革前最後一批大學生，所以真正在學校裡念書的時間並不長。我後來到了晉中師專英語科念書，我們的科主任蘇陶老師就和劉老師是同學。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因為研究工作的關係，經常見山西大學外語系的老教授常風先生，常先生的女兒常立教授也是山西大學外語系畢業的，與劉瑞民老師是同學。劉老師與梁生玉老師不同，就是他比較散漫，但極有個性。我絕對不是他教過的最好的學生，因為在我前後的同學裡，考到山西大學、山西師範大學以及其它大學的學生所在多有，但劉老師始終對我比較欣賞，因為他感覺到了我是一個對某一學科有特殊熱情的學生，所以儘管我功課不好，但他總是把欣賞留給了我，這讓我一生感激不盡。我到師專念書以後，還和劉老師常有來往。1989年夏天，我在愁悶中還曾和他有過一次長談。那時中學教員還不值錢，劉老師已經下海經商了，此後不久，我就再也沒有和劉老師見過面。前幾年一位中學同學來廈門，我問起劉老師的情況，還說劉老師多次說起過我。不是所有的中學教員都能有獨立的思想，而劉老師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我後來所以能在多數事情上不隨大流，我以為是受到了劉老師潛移默化的影響，我感激他對我的愛護。
我念書的時代，多數家長沒有什麼知識，是劉老師告訴我，我那一年高考可以不算數學成績，如果沒有他的忠告，我可能至今不過是榆次街頭一個年過半百的下崗工人而已。我們那一屆師專英語二班共有24個學生，其中有一半是榆次二中同一個班裡的學生，何以如此？都是劉老師的高明。1980年代，在沒有任何背景的情況下，一個貧民孩子，如果能自然到師專這樣的學校念書，還是很光榮的一件事，沒有劉老師則很多學生不會再有念書的機會。我後來到大學教書，也時見門門功課特別好的學生，但我也並不欣賞所有功課都好的學生，我更看重那些有個性和特點的學生，我以為個性比功課重要，有才情的學生以後多少會有些成就，而門門功課都好的學生，最後平庸得多。
中學時代，如果學生能有幸得到老師在某一方面的鼓勵，對他一生的成長可能都有影響，我後來所以能做一點文史方面的工作，確實與我在榆次二中念書時幾位老師有關。因為我是一個特別偏科的學生，當時又不懂得上大學有什麼好，是幾位老師沒有因為我偏科而放棄對我的關心和愛護，才讓我後來能多少做一點學術方面的事。我當時的數學成績幾乎就是零分，記得一位給我上幾何的董老師曾說過，我要是能上大學他就不活了。也不能說這位董老師的話沒有道理，因為過分偏科的學生，一般是沒有好出路的。中國高考制度設計中，天然對文科學生不利，因為理科學生文科再差，也會有一個基本的成績，但文科學生不然，數學一科，不會就是不會，沒有成績是很常見的。但在中學時代，一般特別偏科的學生，如果能在他們的長處方面得到機會，還不能說完全沒有出路。我到廈門以後，每年要去上海參加一次新概念作文比賽的評委工作，我對那些在寫作上顯示了才華的學生非常理解。新概念作文比賽是包括北大在內的全國十幾家著名高校聯合參加的一個活動，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救濟那些在文科方面顯示了才能，但其它功課較弱的學生。
我當了二十多年的文學編輯，又教了近十年書，我深感中國教育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我們很難在恰當的時候讓學生把他們的長處發揮出來，嚴酷的應試教育不知將多少在某一方面有特長的學生拋棄了。我中學裡有多少同學就是因為功課不平衡，而失去了念大學的機會，相比起來，我還算是幸運的。人生有不同階段的成功，應試教育中，所有功課都好就是一大成功，但以後能不能做點事則很難說。在應試方面，我是一個完全的失敗者。
在榆次二中念書時，大概是1978年前後，學校突然搞了一次語文競賽，我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居然考了第一名，後來我還參加過晉中地區的語文競賽，成績也是第一，獎勵了我一本《新英漢辭典》和一本王願堅的小說《普通勞動者》，當時我的語文老師是李彬，他是天津師大畢業的，六十年代退職回鄉，我念中學時，他剛從晉華廠調過來，他非常喜歡寫作，還編過劇本，有相當高的文學修養。1979年，他帶我和我晉中師專的同班同學王桂萍一起參加過一次山西省語文競賽，可惜我們都名落孫山。我到山西作家協會工作後，做過山西省大型文學期刊《黃河》雜誌的副主編，有一次我們要刊發晉原平的一部長篇小說，他來太原改稿子，一起吃飯時順便說起各自的經歷，他是1979年上的山西大學中文系，再說下去，他說他沒有參加過高考，是憑語文競賽被山西大學錄取的，我說我也參加了那次比賽，可惜榜上無名，不然我們就是同學了。我因為數學基本沒有成績，一度時期想放棄高考，但李彬老師總是鼓勵我，讓我在絕望中依稀感受到一些光明，這也可以說是我與李老師的緣分。1985年我到太原後，最初是在新創刊的《批評家》雜誌當編輯，李老師的女兒李麗君是吉林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她的丈夫潘世聖是吉大的研究生，也是我這一行的。那時我每年春節都去看望李老師，也認識了世聖兄併發過他的文章。他們夫婦畢業後一起分配到北京語言大學教書，九十年代後一起到了日本，都拿到了博士學位。世聖兄現在是華東師大外語學院日文系主任。去年秋天來廈門，我們還在一起度過兩天美好時光，可惜李彬老師前幾年去世了，我始終沒有忘記這位教過我語文的老師，現在我還能想起他清瘦的身影和帶太谷口音的普通話。1989年我結婚後才知道，內子何潔也是李老師教過的學生。
因為理科成績太差，我在榆次二中沒有感受過理科老師的關愛，倒是陸慧琴老師教我數學時，可能感覺我在理解文字方面還有些能力，有時候遇到一些文字理解方面的數學題時，偶然還會用欣賞的眼光提示我來回答，可惜我在數學方面太讓他們失望了。後來陸老師也調到了晉中師專數學科，我畢業後有兩年留在師專宣傳部編校刊，還不時在校園裡看到她的身影，但她可能早已記不起我這個不會念數學的學生了。
1983年秋天，我從晉中師專畢業後，來往最多的老師是我在榆次二中補習時的語文老師侯天剛，可惜他過早去世了。他教書的時候有一個創造，就是有時候讓學生也來講課，同時特別鼓勵學生閱讀課外書，現在想來這對提高學生的文學修養，培養他們的讀書熱情都是非常好的辦法。侯老師也很賞識我，一是感覺我厚重周慎，再是感覺我從小可能還有些志趣。他也是山西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學生，家裡有些文學書，大部分都給我看過。我在師專編校刊的那兩年裡，侯老師已到榆次五中當校長，我們還時相過從。我調到山西作家協會後，有一次五中和鄰居發生了一點占地方面的糾紛，侯老師還找到我，讓我以作家協會的名義給當時的榆次市長冀安信寫信反映問題，冀市長還真得做了批示，但後來聽說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冀安信也是榆次二中的學生，馮彬老師教過他。我和馮老師交往時，他多次提起過這位老學生。
在榆次二中念書的那些年，我感覺雖然當時教學還不太正規，但教員都很盡力，遇到好學的學生也都極為愛護。1979年，我快高中畢業時，因為感覺數學很差，不想再念書了，有幾次就逃回了家裡。記得有一次我的歷史老師馮彬在一個下雨天，自己撐著把紙傘到家裡找到我，反復勸我還是要繼續念下去，也許還有一線希望。馮老師可能沒有什麼高學歷，印象中大概是舊職員出身，閱歷非常豐富。他講歷史從來都是把教案放在桌上，然後開講，講得時候從不看教案，歷史中有許多人名、地名和時間，馮老師總是脫口而出，絲毫不差，當學生的時候對老師這一點非常欽佩。我在高考前，馮老師讓我把整本歷史書的內容都從頭背說一遍，我當時都做到了，馮老師也極為滿意，可惜我生性喜歡獨立，甚至應試時也想別出心裁，當時也沒有老師特別告誡，雖然我歷史課念得很好，但那年高考的歷史成績卻沒有得到高分。馮老師也是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去世的，走得非常意外。原來我還經常到榆次二中在寇家巷的教員宿舍去，馮老師去世後，我就很少去了。那些年馮老師經常和我說得一句話是：你要念個好學校就好了。我總是回答，能上個師專就不錯了。馮老師雖然教歷史，但也給我講過古文，是一篇班超的《絕域請還疏》，我至今還背得出來：“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千里中土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印象中馮老師也非常關心政治，他天天要看的一張報紙是《參考消息》，我印象極深。
回憶總是靠不住的，但感覺有它的真實，我不敢說我的記憶不會出錯，但我相信我的感受是真誠的。這些年，我每回憶自己的中學生活，常常想到的還是欣賞過自己的幾位老師。憶及自己在榆次二中念書的感受，我也為自己在能念書的時候有幸遇到了這些盡力和處處為學生著想的教員而慶倖，雖然當時教育還不上軌道，但多數教員身上還有著舊時代遺留下來的師德。
那是一個特殊年代，因為時代的關係，普通中學裡有許多因政治和歷史原因而遺落下來的好教員，他們在正常時代也許會有更好的去處，這些教員個人的命運也許不幸，但對一所地方中學來說，客觀上卻是幸運的。我很早就發現了這個樣一個現象，也曾與許多朋友講過。我說改革開放以後，隨著高等教育的恢復，一時師資缺乏，初期不得已的情況下，把多數好中學教員調到大學裡去教書了，比如我印象中榆次二中最好的教員，後來大多調到晉中師專了，對教員個人也許是好事，但對中學教學卻未必。因為這些教員多年在中學教書，已有極為成熟的經驗，而到了大學則未必是好教員，因為中學和大學的教學方式完全不同，好的中學教員到了大學不一定發揮出他們的作用，卻把中學也抽空了。這個看法是不是準確，我不敢說，但我是真有這樣的感受。
我在遙遠的廈門，完全依靠回憶，寫了一點我在榆次二中念書的感受，我感謝每一位教過我的老師。
2015年3月23日於廈門
他對我們的教育非常嚴格，多數學生其實很怕他。他後來做了榆次教育局局長，我還到他辦公室去看過他，他沒有教完我們，可能是在高二的時候，考大學的風氣已經吹到了校園，學校開始分文科理科班，我因為數學太差，自然就到了文科班。我中學時代不能說很愉快，我在學校也絕對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好學生，一般老師對我有些印象，一是我人老實，二是語文課比較好。我在1979年參加過一次高考，但成績可能只夠上一個技校，後來補習一年，才到了晉中師專英文科，這我就要感謝我的英文老師劉瑞民了。我覺得榆次二中應當給劉瑞民老師記一大功，他能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比較清晰判斷出多數學生的長處和短處，為他們後來的成長提供了一種最佳的選擇。
當教員的都喜歡好學生，在中學時代好學生的標準也極簡單，就是學習好，而學習好的意思是所有功課都得好，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考上好大學，中學教員的理想一般都是這樣。中國是一個有非常悠久應試傳統的國家，科舉時代不說了，就是今天的中學教育也是完全的應試教育，雖然人們天天在批評應試教育的短處，但改變起來真是很難。我在成年以後，常常想起自己的中學時代，也常常想起劉瑞民老師來。
劉老師是山西大學外語系的學生，但他們這一屆外語系的學生，因為是文革前最後一批大學生，所以真正在學校裡念書的時間並不長。我後來到了晉中師專英語科念書，我們的科主任蘇陶老師就和劉老師是同學。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因為研究工作的關係，經常見山西大學外語系的老教授常風先生，常先生的女兒常立教授也是山西大學外語系畢業的，與劉瑞民老師是同學。劉老師與梁生玉老師不同，就是他比較散漫，但極有個性。我絕對不是他教過的最好的學生，因為在我前後的同學裡，考到山西大學、山西師範大學以及其它大學的學生所在多有，但劉老師始終對我比較欣賞，因為他感覺到了我是一個對某一學科有特殊熱情的學生，所以儘管我功課不好，但他總是把欣賞留給了我，這讓我一生感激不盡。我到師專念書以後，還和劉老師常有來往。1989年夏天，我在愁悶中還曾和他有過一次長談。那時中學教員還不值錢，劉老師已經下海經商了，此後不久，我就再也沒有和劉老師見過面。前幾年一位中學同學來廈門，我問起劉老師的情況，還說劉老師多次說起過我。不是所有的中學教員都能有獨立的思想，而劉老師是一個有獨立思想的人，我後來所以能在多數事情上不隨大流，我以為是受到了劉老師潛移默化的影響，我感激他對我的愛護。
我念書的時代，多數家長沒有什麼知識，是劉老師告訴我，我那一年高考可以不算數學成績，如果沒有他的忠告，我可能至今不過是榆次街頭一個年過半百的下崗工人而已。我們那一屆師專英語二班共有24個學生，其中有一半是榆次二中同一個班裡的學生，何以如此？都是劉老師的高明。1980年代，在沒有任何背景的情況下，一個貧民孩子，如果能自然到師專這樣的學校念書，還是很光榮的一件事，沒有劉老師則很多學生不會再有念書的機會。我後來到大學教書，也時見門門功課特別好的學生，但我也並不欣賞所有功課都好的學生，我更看重那些有個性和特點的學生，我以為個性比功課重要，有才情的學生以後多少會有些成就，而門門功課都好的學生，最後平庸得多。
中學時代，如果學生能有幸得到老師在某一方面的鼓勵，對他一生的成長可能都有影響，我後來所以能做一點文史方面的工作，確實與我在榆次二中念書時幾位老師有關。因為我是一個特別偏科的學生，當時又不懂得上大學有什麼好，是幾位老師沒有因為我偏科而放棄對我的關心和愛護，才讓我後來能多少做一點學術方面的事。我當時的數學成績幾乎就是零分，記得一位給我上幾何的董老師曾說過，我要是能上大學他就不活了。也不能說這位董老師的話沒有道理，因為過分偏科的學生，一般是沒有好出路的。中國高考制度設計中，天然對文科學生不利，因為理科學生文科再差，也會有一個基本的成績，但文科學生不然，數學一科，不會就是不會，沒有成績是很常見的。但在中學時代，一般特別偏科的學生，如果能在他們的長處方面得到機會，還不能說完全沒有出路。我到廈門以後，每年要去上海參加一次新概念作文比賽的評委工作，我對那些在寫作上顯示了才華的學生非常理解。新概念作文比賽是包括北大在內的全國十幾家著名高校聯合參加的一個活動，其中一個目的就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救濟那些在文科方面顯示了才能，但其它功課較弱的學生。
我當了二十多年的文學編輯，又教了近十年書，我深感中國教育的一個嚴重問題是我們很難在恰當的時候讓學生把他們的長處發揮出來，嚴酷的應試教育不知將多少在某一方面有特長的學生拋棄了。我中學裡有多少同學就是因為功課不平衡，而失去了念大學的機會，相比起來，我還算是幸運的。人生有不同階段的成功，應試教育中，所有功課都好就是一大成功，但以後能不能做點事則很難說。在應試方面，我是一個完全的失敗者。
在榆次二中念書時，大概是1978年前後，學校突然搞了一次語文競賽，我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居然考了第一名，後來我還參加過晉中地區的語文競賽，成績也是第一，獎勵了我一本《新英漢辭典》和一本王願堅的小說《普通勞動者》，當時我的語文老師是李彬，他是天津師大畢業的，六十年代退職回鄉，我念中學時，他剛從晉華廠調過來，他非常喜歡寫作，還編過劇本，有相當高的文學修養。1979年，他帶我和我晉中師專的同班同學王桂萍一起參加過一次山西省語文競賽，可惜我們都名落孫山。我到山西作家協會工作後，做過山西省大型文學期刊《黃河》雜誌的副主編，有一次我們要刊發晉原平的一部長篇小說，他來太原改稿子，一起吃飯時順便說起各自的經歷，他是1979年上的山西大學中文系，再說下去，他說他沒有參加過高考，是憑語文競賽被山西大學錄取的，我說我也參加了那次比賽，可惜榜上無名，不然我們就是同學了。我因為數學基本沒有成績，一度時期想放棄高考，但李彬老師總是鼓勵我，讓我在絕望中依稀感受到一些光明，這也可以說是我與李老師的緣分。1985年我到太原後，最初是在新創刊的《批評家》雜誌當編輯，李老師的女兒李麗君是吉林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她的丈夫潘世聖是吉大的研究生，也是我這一行的。那時我每年春節都去看望李老師，也認識了世聖兄併發過他的文章。他們夫婦畢業後一起分配到北京語言大學教書，九十年代後一起到了日本，都拿到了博士學位。世聖兄現在是華東師大外語學院日文系主任。去年秋天來廈門，我們還在一起度過兩天美好時光，可惜李彬老師前幾年去世了，我始終沒有忘記這位教過我語文的老師，現在我還能想起他清瘦的身影和帶太谷口音的普通話。1989年我結婚後才知道，內子何潔也是李老師教過的學生。
因為理科成績太差，我在榆次二中沒有感受過理科老師的關愛，倒是陸慧琴老師教我數學時，可能感覺我在理解文字方面還有些能力，有時候遇到一些文字理解方面的數學題時，偶然還會用欣賞的眼光提示我來回答，可惜我在數學方面太讓他們失望了。後來陸老師也調到了晉中師專數學科，我畢業後有兩年留在師專宣傳部編校刊，還不時在校園裡看到她的身影，但她可能早已記不起我這個不會念數學的學生了。
1983年秋天，我從晉中師專畢業後，來往最多的老師是我在榆次二中補習時的語文老師侯天剛，可惜他過早去世了。他教書的時候有一個創造，就是有時候讓學生也來講課，同時特別鼓勵學生閱讀課外書，現在想來這對提高學生的文學修養，培養他們的讀書熱情都是非常好的辦法。侯老師也很賞識我，一是感覺我厚重周慎，再是感覺我從小可能還有些志趣。他也是山西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學生，家裡有些文學書，大部分都給我看過。我在師專編校刊的那兩年裡，侯老師已到榆次五中當校長，我們還時相過從。我調到山西作家協會後，有一次五中和鄰居發生了一點占地方面的糾紛，侯老師還找到我，讓我以作家協會的名義給當時的榆次市長冀安信寫信反映問題，冀市長還真得做了批示，但後來聽說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冀安信也是榆次二中的學生，馮彬老師教過他。我和馮老師交往時，他多次提起過這位老學生。
在榆次二中念書的那些年，我感覺雖然當時教學還不太正規，但教員都很盡力，遇到好學的學生也都極為愛護。1979年，我快高中畢業時，因為感覺數學很差，不想再念書了，有幾次就逃回了家裡。記得有一次我的歷史老師馮彬在一個下雨天，自己撐著把紙傘到家裡找到我，反復勸我還是要繼續念下去，也許還有一線希望。馮老師可能沒有什麼高學歷，印象中大概是舊職員出身，閱歷非常豐富。他講歷史從來都是把教案放在桌上，然後開講，講得時候從不看教案，歷史中有許多人名、地名和時間，馮老師總是脫口而出，絲毫不差，當學生的時候對老師這一點非常欽佩。我在高考前，馮老師讓我把整本歷史書的內容都從頭背說一遍，我當時都做到了，馮老師也極為滿意，可惜我生性喜歡獨立，甚至應試時也想別出心裁，當時也沒有老師特別告誡，雖然我歷史課念得很好，但那年高考的歷史成績卻沒有得到高分。馮老師也是在我不知情的情況下突然去世的，走得非常意外。原來我還經常到榆次二中在寇家巷的教員宿舍去，馮老師去世後，我就很少去了。那些年馮老師經常和我說得一句話是：你要念個好學校就好了。我總是回答，能上個師專就不錯了。馮老師雖然教歷史，但也給我講過古文，是一篇班超的《絕域請還疏》，我至今還背得出來：“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千里中土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印象中馮老師也非常關心政治，他天天要看的一張報紙是《參考消息》，我印象極深。
回憶總是靠不住的，但感覺有它的真實，我不敢說我的記憶不會出錯，但我相信我的感受是真誠的。這些年，我每回憶自己的中學生活，常常想到的還是欣賞過自己的幾位老師。憶及自己在榆次二中念書的感受，我也為自己在能念書的時候有幸遇到了這些盡力和處處為學生著想的教員而慶倖，雖然當時教育還不上軌道，但多數教員身上還有著舊時代遺留下來的師德。
那是一個特殊年代，因為時代的關係，普通中學裡有許多因政治和歷史原因而遺落下來的好教員，他們在正常時代也許會有更好的去處，這些教員個人的命運也許不幸，但對一所地方中學來說，客觀上卻是幸運的。我很早就發現了這個樣一個現象，也曾與許多朋友講過。我說改革開放以後，隨著高等教育的恢復，一時師資缺乏，初期不得已的情況下，把多數好中學教員調到大學裡去教書了，比如我印象中榆次二中最好的教員，後來大多調到晉中師專了，對教員個人也許是好事，但對中學教學卻未必。因為這些教員多年在中學教書，已有極為成熟的經驗，而到了大學則未必是好教員，因為中學和大學的教學方式完全不同，好的中學教員到了大學不一定發揮出他們的作用，卻把中學也抽空了。這個看法是不是準確，我不敢說，但我是真有這樣的感受。
我在遙遠的廈門，完全依靠回憶，寫了一點我在榆次二中念書的感受，我感謝每一位教過我的老師。
2015年3月23日於廈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