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6日， 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四川博物院和榮寶齋聯合主辦的“張大千藝術展”開幕， 共展出張大千各個時期的作品共100餘件套， 包括“集古得新”、“臨摹敦煌”、“大風堂收藏”、“大千師友”、“大千用印”五個單元。 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即是臨摹敦煌壁畫的部分， 展出作品數十件， 佔據展廳半數空間。
今天， 通過5幅畫來看一下張大千的書畫世界。
《臨摹晚唐勞度叉鬥聖變圖軸》
張大千《臨摹晚唐勞度叉鬥聖變圖軸》 1941-1943年
布本設色 345*925cm 四川博物院藏
此次展覽中在展廳中央最重要的位置展出了一幅寬9.25米、高3.45米的張大千布上臨摹作品《晚唐勞度叉鬥聖變圖軸》， 源自莫高窟第196窟壁畫的臨摹。 這是張大千一生中臨摹敦煌壁畫裡尺幅最大的一件， 也是故事特別精彩、連貫的晚唐壁畫代表作。
《勞度叉鬥聖變》故事原出自《賢愚經須達起精舍品》， 這幅晚唐壁畫， 是依據這一故事的變文《降魔變》而繪製的，
《臨摹初唐菩薩頭像圖卷》
張大千《臨摹初唐菩薩頭像圖卷》 1941—1943年
絹本設色 67.7cm×161cm 四川博物院藏
這幅臨摹的是四尊菩薩頭像。
臨摹敦煌壁畫的三年經歷， 在張大千的藝術生涯中產生了重要影響， 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線條變化等方面， 成為張大千藝術創作的重要轉變， 與早期繪畫單純的文人畫風拉開了距離。
《臨摹盛唐西方淨土變圖軸》
張大千《臨摹盛唐西方淨土變圖軸》1941—1943年
布本設色 315cm×261cm 四川博物院藏
這幅臨摹經變的作品展出於重要位置， 是張大千臨摹“經變畫”非常精彩的一幅。 畫面緊湊細密， 刻畫精微， 層次分明， 人物造型生動形象， 線條流暢純熟。 畫中寺院建築群場面宏大， 主殿與配殿之間有回廊相連， 佈局別具一格， 是唐代壁畫中表現建築群的代表作。
《自畫像》
張大千《自畫像》 1945年 紙本水墨 32.3cm×19.9cm 四川博物院藏
1919年張大千拜曾熙、李瑞清為師， 學習詩文、書畫。 他的兩位老師二人也都是當時著名的鑒賞家， 並與當時社會上中多位收藏家交往頗深， 加之張大千本人亦熱衷收藏書畫名跡， 因此他得以開闊眼界， 長期近距離領會古代繪畫中的奧妙。
大千先生早期作品以模仿石濤為門徑， 遍學王蒙、唐寅、仇英、徐渭、陳洪綬、董其昌、弘仁等人。 在追摹前人作品時，真正做到了學古、融古、化古，所作“臨仿作品”許多都與原作難分真贗，雖然這也帶來了畫界後輩對他的不少爭議，但從此一點，足見張大千對古人作品的觀察之細、領會之深。
《龍泉寺檢書圖》
張大千藝術展開展第一幅作品《龍泉寺檢書圖》展覽現場
張大千《龍泉寺檢書圖》 1936年
紙本設色 32.3cm×92.8cm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這幅《龍泉寺檢書圖》所透露出的背景是清代文人的友情。故事起因是清代著名學者程恩澤去世，因為他留下的著作比較雜而且沒有編輯成書，他的生前好友阮元、陳慶鏞、洪飴孫、何紹基等人就相約龍泉寺為他檢查編書稿，最終編成了《程侍郎遺集》。後來，大家又邀請了戴熙作了一幅《龍泉寺檢書圖》描繪此事，並由阮元題識以記此事。
此卷《龍泉寺檢書圖》則是百川和尚將原圖中黃維翰、李慶藻、鄧毓怡、夏仁虎、郭澤沄、閔爾昌、姚華、高步瀛、袁金鎧、金梁等人的題跋另裝成卷，之後再請張大千補畫了一幅，所以這幅畫也叫作《龍泉寺檢書第二圖》。張大千此圖描繪的同樣是當時眾人檢書的場景，與“第一圖”在圖式上也頗為契合，在風格上體現出了張大千早年作品疏朗秀潤的特徵。
臨摹敦煌壁畫的三年經歷，在張大千的藝術生涯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線條變化等方面，成為張大千藝術創作的重要轉變，與早期繪畫單純的文人畫風拉開了距離。
在追摹前人作品時，真正做到了學古、融古、化古，所作“臨仿作品”許多都與原作難分真贗，雖然這也帶來了畫界後輩對他的不少爭議，但從此一點，足見張大千對古人作品的觀察之細、領會之深。《龍泉寺檢書圖》
張大千藝術展開展第一幅作品《龍泉寺檢書圖》展覽現場
張大千《龍泉寺檢書圖》 1936年
紙本設色 32.3cm×92.8cm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這幅《龍泉寺檢書圖》所透露出的背景是清代文人的友情。故事起因是清代著名學者程恩澤去世，因為他留下的著作比較雜而且沒有編輯成書，他的生前好友阮元、陳慶鏞、洪飴孫、何紹基等人就相約龍泉寺為他檢查編書稿，最終編成了《程侍郎遺集》。後來，大家又邀請了戴熙作了一幅《龍泉寺檢書圖》描繪此事，並由阮元題識以記此事。
此卷《龍泉寺檢書圖》則是百川和尚將原圖中黃維翰、李慶藻、鄧毓怡、夏仁虎、郭澤沄、閔爾昌、姚華、高步瀛、袁金鎧、金梁等人的題跋另裝成卷，之後再請張大千補畫了一幅，所以這幅畫也叫作《龍泉寺檢書第二圖》。張大千此圖描繪的同樣是當時眾人檢書的場景，與“第一圖”在圖式上也頗為契合，在風格上體現出了張大千早年作品疏朗秀潤的特徵。
臨摹敦煌壁畫的三年經歷，在張大千的藝術生涯中產生了重要影響，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線條變化等方面，成為張大千藝術創作的重要轉變，與早期繪畫單純的文人畫風拉開了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