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頷先生周年祭

在張頷先生家中學習書法

張頷（1920.10—2017.1）， 號作廬， 出生於山西介休， 未生失怙， 9歲失恃， 鞠養于祖父母， 童年入學僅及高小， 以師長親友啟誘， 嗜好讀書， 明敏強記， 喜愛金石書畫。 14歲入介休城內一家藝文學社“行餘學社”學習書畫、金石文字， 受楊竹民先生指導， 始接觸《說文解字》《金石索》《篆刻針度》等， 萌發了其後從事古文字學的愛好與志趣。 1937年初， 由於生活所迫， 便遠離家鄉， 赴湖北樊城一家“雜貨店”學徒， 開始無依無靠、漂泊不定的成長之路， 倍嘗艱辛與困頓， 生活的磨難砥礪了他頑強堅毅的性格， 成為他日後學術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

抗戰爆發， 店鋪倒閉， 先生憂國憂民， 走上街頭參加抗日救亡， 不久結識了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者杜任之先生， 從此接觸馬列主義， 走向革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 由於工作需要， 調任中國科學院山西分院考古所所長、文物工作委員會副主任。 “文革”結束後， 1973年恢復自由的第二天即投入“侯馬盟書”的全面整理工作。 曾先後作為發起人之一， 成立了中國古文字研究會、中國考古學會、中國錢幣學會， 並擔任理事。 任山西省考古學會理事長、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長兼省考古研究所所長、山西省書法家協會名譽主席等。

1月18日， 是我國當代著名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文化大家張頷先生的周年祭。 為深切緬懷張頷先生，

山西日報刊發了學生高智為恩師所撰寫的一篇祭文， 以表共同的懷念之情。

一

張頷先生從事考古、古文字研究純屬“半路出家”， 由於工作需要， 1958年調任中國科學院山西分院考古所所長， 上任伊始他就清楚地認識到， 要想勝任這一工作， 僅靠青少年時期因志趣與愛好學到的一點文史知識是完全不夠的， 於是立下“軍令狀”， 3年不當外行， 橫下心來， 從頭學起， 刻苦自修。 做學問不下功夫不行， 下功夫不講究方法更不行。 尤其是自學， 沒有老師指導， 方法不對就可能走彎路， 他繼承乾嘉學派傳統的考據方法， 將實物證據與文獻記載相聯繫， 以實踐不斷獲得新知。 1961年到1962年， 先生擔任侯馬考古發掘委員會副主任兼考古隊隊長，

領導有北京等多個兄弟省市專業人員參與的侯馬東周晉國遺址發掘工作， 他親自參與發掘， 虛心向同行請教， 邊幹邊學， 得到了扎實的業務鍛煉， 憑著這種忘我執著的探索精神， 先後帶領考古人員勘察發掘了山西12座古城遺址， 取得了豐碩成果， 發表了《晉陽古城勘察記》《幾年來侯馬晉國遺址考古工作的情況與收穫》《庚兒鼎解》等學術論文多篇， 受到考古界的高度關注， 就是這樣， 張頷先生一步一個腳印， 踏踏實實地向前邁進。

1965年底， 在侯馬晉國遺址範圍內出土了大量帶有朱書文字的玉石片——“侯馬盟書”。 正在“四清”工作檢查組工作的張頷先生得到這一消息， 請假7天趕赴侯馬， 僅用了5天時間就對剛出土的近百片“盟書”進行了考察研究，

立即寫出了《侯馬東周遺址發現晉國朱書文字》一文。 “侯馬盟書”是首次成批發現的春秋晚期晉人的手書文字， 其內容和體例前所未有， 盟書研究是一項完全陌生的工作， 所以先生此時的研究是富於開創性的。

二

張頷先生自幼熟讀成誦， 博聞強記， 經史、詩詞、小說甚至連家鄉介休的一些民謠、諺語， 都能隨口背出。 在每給我解答問題的過程中， 為了可征可信， 先生不時插入《周易》《詩經》《左傳》等中的大段語句， 其驚人的記憶力和踏實的學風令人敬佩不已。 1978年11月在長春召開的第一屆古文字學術研討會上， 著名古文字學家張政烺先生應邀作了題為《古代筮法與文王演周易》的報告， 所論內容中的筮法多數參會代表不甚明瞭。

當時由於張政烺先生手頭沒有更多的材料參考， 解釋很難使人信服。 此時張頷先生說自己研究過筮法， 願意給大家講解一下。 他先背了一段古文， 看大家還不明白， 便用粉筆在黑板上把所背的內容寫了出來：“大衍之數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分而為二以象兩， 掛一以象三， 揲之以四以象四時， 歸奇於扐以象閏。 五歲再閏， 故再扐而後掛……”一邊寫一邊講解， 才使與會代表明白了， 為張政烺先生的論證作了很好的補充說明， 後來， 張政烺先生多次對別人說：“做學問就要像張頷同志那樣， 有扎實的功底。 ”先生讀書時有一個習慣， 總要把重要的內容記住， 一時記不住的要寫在“水牌”上， 反復記憶， 直到背會為止。 這也就是張先生經常對我提到的做學問要有“三功夫”——死功夫、硬功夫和苦功夫， 三者缺一不可。所謂“死功夫”就是“背的功夫”。此外還要求我做學問還要下慢功夫，不能急於求成，更不能虛張聲勢。事實證明，捨得下慢功夫的人，最後他的學問肯定做得好。一次先生為了鞭策我，一邊背誦一邊用毛筆在紙上寫下了一首宋人題壁詩：“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暖烘烘。”先生解釋說：“一堆茅草，看起來龐大，點著了火勢也不小，但‘轟’地一下就著完了。榾柮就是樹根，雖然其貌不揚，但密度大、堅硬，燒起來雖沒有明火，但耐久性強，做人、做學問都要這樣，踏踏實實，不要曇花一現，別看慢騰騰，可是暖烘烘。”我想，先生能成就如此的事業，一定是做得比說得更好。

三

先生是搞考據學的，注重實物證據，他從不憑空發言。先生常說“實踐出真理”，為了解決“侯馬盟書”及文獻中的天文曆法問題，掌握第一手資料，先生多少年來晚睡早起、觀察星象，並記錄了大量的觀察星月筆記，用他的話說就是“讀天章”，通過觀星和研讀曆書，編繪成《天文指掌圖》。1974年4月14日，著名天文學家席澤宗在致張頷先生的信中說：“今年1月20日到23日春節前後您在日面上觀察到的現象，確是黑子。這幾天只有雲南天文臺和北京天文館有觀察記錄，您就是第三家了，實屬難能可貴！有些觀察資料能補兩台之不足。”可見先生治學的特點和涉獵之廣泛。先生常說，做學問千萬不能不求甚解或一知半解。考據學就是對古人的說法進行考證檢驗，如果有條件還可以做實驗來驗證古人，辨別真偽。他在讀《左傳·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以及杜預注“燒蛤為炭以瘞壙”時，大有懷疑，因此親自驗證此說，用蜃蛤燒之，而不能成炭，乃知蜃、炭並非一物，杜說有誤。通過現在對西周墓葬的考古發掘，可以證明先生的實驗結果是完全正確的。又如他在讀《漢書·天文志》“冬至短極，懸土炭”後，堅持數年在冬至及前後懸土炭，證明《漢書》某些說法不完全正確，須因時地而論。

先生治學一絲不苟，貫以嚴謹精審而著稱，謙和是他的最大特點，寫文章從不以反駁別人為能事，而是“立”字當頭，考慮如何立自己，怎樣形成一家之言，力爭有所發現，有所創獲，有所開拓。所論之處，無不有過關斬將、步步為營，又如抽繭剝筍、層層深入之感，最後得出的結論鐵證如山、不可動搖。因而讀先生的文章是一種享受，我們既學到了治學的方法，又看到了先生的德行。有一次向先生請教問題，當談及治學與做人的關係時，先生說：“天底下最大的學問恐怕就是如何去做人，自古成大器者，尤其是做學問，無一不是將人品放在首位，光‘博學于文’還不夠，還要‘行己有恥’，要善於知道自己的優點，同時也要知道自己的缺點，甚至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做了是一種恥辱。”這就是先生的治學態度。每當我將論文寫成後總要拿給先生過目，求得指教。他要求我寫論文要立論高遠、證據確鑿，總是將“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和“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作為立論的原則，絕不能牽強附會、任意武斷。告誡我寫文章既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又要有謙虛、嚴謹的學風，這些原則在先生的文章中均能得到充分的體現。先生在世時，雖然已是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大家，但他從不妄自尊大、好為人師，始終把謙虛作為人生信條，總是以實際言行和古賢哲言來教育影響我，多次以《周易》中的“謙卦”激勵鞭策我，說自己一生最信奉這一卦，君子能始終守謙，終獲謙福，並隨口道出：“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他一生抱定這一宗旨去治學做人，是真正的實踐者和受益者。能讓這一原則在自己的學生身上得到傳承，恐怕也是先生此生的最大願望。謙卦卦畫上坤下艮，分別取象於地、山，代表著廣博與崇高。因此，先生為我賜齋名“地山居”，並對我說，居有守義，能守住謙虛，加上勤奮不懈，無事不成。我將先生的教誨銘記在心，時時遵照提醒著自己。

四

張頷先生不但精于學術，而且熱愛生活，他達觀虛懷、睿智幽默，常以“留意處處皆學問”的態度隨時隨處捕捉學問和樂趣，詩詞、書法、國畫、篆刻成為了他學術之余事，常以高超的智慧表現出一個文人的雅趣和性情。我們欣賞先生大作時，那種意與古會、如沐春風之感撲面而來。日本著名學者、甲骨學家松丸道雄在慶賀張頷先生80華誕的賀文中稱譽：“由於從1978年日中兩國恢復邦交，中國學術界的消息漸漸開始流傳到我國。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國古文字學界的研究者聞名到我國，受到日本古文字學者的注目，普遍著稱於我國的學術界。其研究範圍以商周青銅器銘文為首，涉及到泉幣文字、璽印、鏡銘、朱文盟書等許多方面，可謂充分掌握一切古文字資料全領域。環視斯學，幾乎無人能完成如此全面的研究。而且先生的貢獻不限於學問，在書法篆刻等與古文字關係甚深的藝術方面，先生精妙入神，這一點亦是現代學者所未能企及也。”

(高智)

三者缺一不可。所謂“死功夫”就是“背的功夫”。此外還要求我做學問還要下慢功夫，不能急於求成，更不能虛張聲勢。事實證明，捨得下慢功夫的人，最後他的學問肯定做得好。一次先生為了鞭策我，一邊背誦一邊用毛筆在紙上寫下了一首宋人題壁詩：“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暖烘烘。”先生解釋說：“一堆茅草，看起來龐大，點著了火勢也不小，但‘轟’地一下就著完了。榾柮就是樹根，雖然其貌不揚，但密度大、堅硬，燒起來雖沒有明火，但耐久性強，做人、做學問都要這樣，踏踏實實，不要曇花一現，別看慢騰騰，可是暖烘烘。”我想，先生能成就如此的事業，一定是做得比說得更好。

三

先生是搞考據學的，注重實物證據，他從不憑空發言。先生常說“實踐出真理”，為了解決“侯馬盟書”及文獻中的天文曆法問題，掌握第一手資料，先生多少年來晚睡早起、觀察星象，並記錄了大量的觀察星月筆記，用他的話說就是“讀天章”，通過觀星和研讀曆書，編繪成《天文指掌圖》。1974年4月14日，著名天文學家席澤宗在致張頷先生的信中說：“今年1月20日到23日春節前後您在日面上觀察到的現象，確是黑子。這幾天只有雲南天文臺和北京天文館有觀察記錄，您就是第三家了，實屬難能可貴！有些觀察資料能補兩台之不足。”可見先生治學的特點和涉獵之廣泛。先生常說，做學問千萬不能不求甚解或一知半解。考據學就是對古人的說法進行考證檢驗，如果有條件還可以做實驗來驗證古人，辨別真偽。他在讀《左傳·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以及杜預注“燒蛤為炭以瘞壙”時，大有懷疑，因此親自驗證此說，用蜃蛤燒之，而不能成炭，乃知蜃、炭並非一物，杜說有誤。通過現在對西周墓葬的考古發掘，可以證明先生的實驗結果是完全正確的。又如他在讀《漢書·天文志》“冬至短極，懸土炭”後，堅持數年在冬至及前後懸土炭，證明《漢書》某些說法不完全正確，須因時地而論。

先生治學一絲不苟，貫以嚴謹精審而著稱，謙和是他的最大特點，寫文章從不以反駁別人為能事，而是“立”字當頭，考慮如何立自己，怎樣形成一家之言，力爭有所發現，有所創獲，有所開拓。所論之處，無不有過關斬將、步步為營，又如抽繭剝筍、層層深入之感，最後得出的結論鐵證如山、不可動搖。因而讀先生的文章是一種享受，我們既學到了治學的方法，又看到了先生的德行。有一次向先生請教問題，當談及治學與做人的關係時，先生說：“天底下最大的學問恐怕就是如何去做人，自古成大器者，尤其是做學問，無一不是將人品放在首位，光‘博學于文’還不夠，還要‘行己有恥’，要善於知道自己的優點，同時也要知道自己的缺點，甚至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做了是一種恥辱。”這就是先生的治學態度。每當我將論文寫成後總要拿給先生過目，求得指教。他要求我寫論文要立論高遠、證據確鑿，總是將“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和“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作為立論的原則，絕不能牽強附會、任意武斷。告誡我寫文章既要有實事求是的態度，又要有謙虛、嚴謹的學風，這些原則在先生的文章中均能得到充分的體現。先生在世時，雖然已是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大家，但他從不妄自尊大、好為人師，始終把謙虛作為人生信條，總是以實際言行和古賢哲言來教育影響我，多次以《周易》中的“謙卦”激勵鞭策我，說自己一生最信奉這一卦，君子能始終守謙，終獲謙福，並隨口道出：“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他一生抱定這一宗旨去治學做人，是真正的實踐者和受益者。能讓這一原則在自己的學生身上得到傳承，恐怕也是先生此生的最大願望。謙卦卦畫上坤下艮，分別取象於地、山，代表著廣博與崇高。因此，先生為我賜齋名“地山居”，並對我說，居有守義，能守住謙虛，加上勤奮不懈，無事不成。我將先生的教誨銘記在心，時時遵照提醒著自己。

四

張頷先生不但精于學術，而且熱愛生活，他達觀虛懷、睿智幽默，常以“留意處處皆學問”的態度隨時隨處捕捉學問和樂趣，詩詞、書法、國畫、篆刻成為了他學術之余事，常以高超的智慧表現出一個文人的雅趣和性情。我們欣賞先生大作時，那種意與古會、如沐春風之感撲面而來。日本著名學者、甲骨學家松丸道雄在慶賀張頷先生80華誕的賀文中稱譽：“由於從1978年日中兩國恢復邦交，中國學術界的消息漸漸開始流傳到我國。先生的令名立刻就以代表中國古文字學界的研究者聞名到我國，受到日本古文字學者的注目，普遍著稱於我國的學術界。其研究範圍以商周青銅器銘文為首，涉及到泉幣文字、璽印、鏡銘、朱文盟書等許多方面，可謂充分掌握一切古文字資料全領域。環視斯學，幾乎無人能完成如此全面的研究。而且先生的貢獻不限於學問，在書法篆刻等與古文字關係甚深的藝術方面，先生精妙入神，這一點亦是現代學者所未能企及也。”

(高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