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的“底牌”

王開林

清朝康熙、雍正時期，方苞以復興古文為己任，是桐城派中扛大旗、擂大鼓的人物。在戴名世的《南山集》髮露而成慘案之前，方苞一直笑傲文壇，顧盼自雄，頗有不可一世之概。文字獄猶如疾雷破山，駭人聽聞，褫人魂魄，一年多的苦囚生涯就挫掉了他的大半銳氣。那時，他還不到五十歲。

桐城派在康乾文壇異軍突起，叫好者與質疑者幾乎勢均力敵。方苞的古文，褒之者不吝溢美之詞，大學士李光地稱為“韓歐複出”，狀元出身的禮部尚書韓菼最誇張，極贊方苞為“昌黎後第一人”，也就是說，

歐陽修、王安石、三蘇父子和曾鞏都稍遜一籌，更毋論餘人了。然而貶斥桐城派的高手始終都有，酷評甚至有一種淬毒的味道。學者和詩人李紱就認為方苞的文章經不起推敲，甚至無足輕重。有一回，方苞攜所撰《大父馬溪府君墓誌銘》請李紱賜教，李紱只看了開篇第一行——“苞先世家桐，明季，曾大父副使公以避寇亂，之秣陵，遂定居焉”，就毫不客氣，把文稿歸還方苞。方苞年長李紱七歲，孰料當場吃癟，徒然討了個沒趣，他頗有些惱羞成怒，質問李紱：“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李紱的回答相當乾脆：“然。 ”方苞頓時七竊冒煙，既抓瞎又抓狂，非要李紱給出明確的評語不可。李紱說：“今縣以‘桐’名者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

後世誰知為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李紱並非吹毛求疵，他的話一針見血，擺出的道理無可辯駁。方苞將“桐城”省寫為“桐”，當代讀者多半能猜出是桐城，後世讀者則不知“桐”是桐鄉、桐廬、桐柏、桐梓和桐城五處中的何處，方苞省減一字就無異於設絆挖坑，造成閱讀上不必要的阻礙。方苞無法反駁李紱的批評，他採取的策略是“暗用其言而顯棄其人”。如何“暗用其言”？文苞回家後，立刻修改文章，因此我們現在翻檢他文集中的《大父馬溪府君墓誌銘》，首句已改成“苞先世家桐城”，不再是“苞先世家桐”了。如何“顯棄其人”？方苞不肯虛心承認李紱是自己的一字師，也就罷了，他與李紱的交情竟因此失去了迴旋餘地。

與方苞同時代的名家，

視桐城派古文為贗鼎的並非一個兩個。王澍以書法名世，亦究心詩文，多有妙會，他曾一語中的：“望溪以古文為時文，以時文為古文。 ”他揭看方苞的底牌後，還暗諷方苞欺世盜名，也真夠狠的。

咸豐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二日，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中揭看了方苞的另一張底牌：“望老為人作墓碑，常恐死者家之言不足信，篇中俱為疑惑不定之辭。夫人之願有先生之文，以其人之言足重也，為之文而複不信之，斯言複何貴乎？諛墓虛文固足恥，必如州縣取甘結，亦可笑矣。 ”方苞為逝者撰寫墓誌銘，總是對其親屬提供的吹捧材料持不信任態度，歌功頌德時常不免犯嘀咕、打折扣。趙烈文調侃方苞撰虛文而求實證， “必如州縣取甘結”，

“甘結”是有法律效力的畫押文據，如此一板正經就令人忍俊不禁了。我估計，死者家屬刊刻其欲贊還休的墓誌銘，會相當尷尬。

錢塘高士龔鑒為官清正，做過一任江蘇甘泉令，惠民造福，美譽上達天聽。龔鑒生性狷介，與人交集，諂言諛詞難出其口。有一回，他耐著性子聽完方苞的高談闊論，居然起身誇讚道：“先生不愧為本朝第三人矣。 ”方苞聞言一怔，摸頭不著腦，好生奇怪，就微笑著詢問第一、第二是何方高明。龔鑒徐徐作答：“貴老師安溪先生，令兄百川先生。 ”安溪先生是當朝大學士李光地，方苞尊之為恩重如山的嚴師。百川先生是方苞的兄長、桐城派作家方舟，他“深思自得，無所依傍，自成一家之言”，可惜英年早逝。戴名世在《方舟傳》中誇讚方舟、方苞兄弟“意度波瀾各有其造極，

人以比之眉山蘇氏兄弟雲”，吹得太過響亮，捧得太過高端，蘇氏兄弟是否在九泉之下生出反感，尚屬其次，智者啪啪啪打臉才叫難堪。龔鑒的回答綿裡藏針，方苞聽出了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 “為之不怡者竟日”。

據《方舟傳》所記，方舟、方苞兄弟以先意承志的孝行著稱，其父逸巢先生誇讚道：“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 ”自古迄今，父親誇讚兒子孝順，就數逸巢先生這十八個字妙至毫顛，要超越它，難度極高。

方苞因為給《南山集》作序而被捎入戴名世案，好不容易從文字獄的天羅地網中撈回性命，驚嚇之後，慶倖之餘，各種打臉也就不復生痛了，各類吃癟也都能囫圇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