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開林
自古有言：“文無第一， 武無第二。 ”武功如何， 雙方可以通過正面交鋒比試高下， 強手中的強手拳打南山猛虎， 腳踢北海蛟龍， 專治各種不服。 文章卻是萬法各殊， 眾口難調， 要想邀得天下讀書人齊心點贊， 負面評論歸零， 就是大名貫宇內的文豪也休想做到。
韓愈是唐代重量級的文豪， 千百年來， 其門下吹鼓手眾多， 牛氣得不得了， 響噹噹的名頭絲毫不遜色於“星宿派”的開山鼻祖丁春秋。 可是在其門外仍不乏批評之聲。 裴度的《寄李翱書》評論歷代文章大家， 對韓愈不無微詞：“……故文人之異， 在氣格之高下，
光緒三十年（1904）， 大學者王闓運致書湖南巡撫端方，
事實勝於雄辯， 韓愈最怕的恰恰是損名， 而非丟官， 他為幾根佛骨與皇帝硬扛， 把話說得特狠特絕， 大意是：自東漢奉佛以來， 君王壽命夭促， 國家敗亡相繼。 憲宗視之為詛咒， 情有可原。 在中國歷史上， 敢拿自己的骨頭與佛祖的骨頭去硬碰硬較量的文人寥寥無幾，
韓愈任潮州刺使，以雄文祭鱷魚，鱷魚竟集體退出州境，簡直不可思議。《新唐書·韓愈傳》稱道傳主在山陽“有愛于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口碑大好，純以恩澤遺愛獲得。韓愈任袁州刺使，訂法使賣身為奴的窮人恢復自由，可謂功德無量。像韓愈這樣做一位好官，造福一方，說難不難，說易不易，先必有公心，後須有能力，缺一不可。
若論膽色之壯，韓愈不肯讓勇者佔先。身為朝廷宣撫使，他奔赴深州，安撫亂軍，穆宗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入”，他卻徑入王庭湊軍，道是“止，君之仁；死，臣之義”。王庭湊嚴兵拔刀彎弓而迎，韓愈面無懼色，一番話貌似說忠義，實以禍福明之，以利害曉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複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一場大患，片言化解。韓愈在官，務除老奸宿惡，即使是軍中狼戾者，也相告小心：“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文豪中有此威信的，古今一人而已。
韓愈未發跡時，譏誚過京城富兒“不解文字飲，唯能醉紅裙”，待他身居高位，也“醉”得不輕，納二妾，一名絳桃，一名柳枝，皆擅歌舞。柳枝一度逾垣遁去，被韓家追回，區區負面新聞並不足以損及韓愈的名聲。金無赤足，人無完人，韓愈好諛墓，即為可議者，其文集中收納了太多的碑誌（神道碑和墓誌銘）。唐人熱衷於表彰先人，借此為家族爭氣掙臉，名門大戶的子孫都樂意奉上豐厚的潤筆費，請文豪詩傑捃飾吹噓。韓愈是文豪，訂單飽滿，獨擅天下，潤筆費極其可觀。世間事有不可知者，為誰辛苦為誰忙，文豪終究敵不過“俠盜”。詩壇遊蕩者劉叉是一位節士，有過“殺人亡命”的案底，窮無所歸，在韓家出入無礙。劉叉見韓愈諛墓大有方興未艾之勢，決定給他提個醒，於是豪取其諛墓得來的幾斤黃金，揚長而去，口中念念有詞：“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韓愈也封不住這位“俠盜”的嘴巴。辛文房的《唐才子傳》披露唐朝文壇秘辛極多，尤以此事最富奇趣。韓愈作何感想？他一笑置之，諛墓的事業小挫而大奮。
君子不以一眚掩大德。《新唐書·韓愈傳》稱道韓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韓愈是一代文宗，是首屈一指的標杆人物，難能可貴的是，他有伯樂之眼和周公之心，孟郊、張籍、李賀、賈島、李翱、皇甫湜等人負詩藝文才暢遊于韓門，無不如魚得水，韓愈為他們延譽謀職，關懷無微不至。他厚待這些同儕晚輩如同兄弟子侄，在人心澆薄的世道裡，根本不以勢利為取捨標準。僅此一端，即可看出韓愈為人的本質和本色。
韓愈心胸軒壑，一向歡迎別人指陳其得失，柳宗元便是他的頭號畏友，多次寫信批評他在為人和為文兩方面的欠缺，均直言無諱，但他們的交情並未受到哪怕是表皮上的細微損傷。柳宗元死於貶所柳州後，歸葬萬年先人墓側，韓愈為之作《柳子厚墓誌銘》，其悲憫之情，表彰之力，一時無比，此文絕無諛墓之嫌。
唐代之後，不少大師巨擘都對韓愈推崇備至。歐陽修收藏韓集舊本，受其激發而撰作古文，摒棄時文，開一代風氣。蘇東坡為潮州韓文公廟撰寫碑記，其中數語尤為精要：“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他的評價不可謂不高，亦不可謂不當。
先前，我對“文如其人”的成說頗感疑惑，後來讀書多了，見識廣了，有了文豪韓愈、歐陽修、蘇東坡這樣的參照座標，便日益信服斯言。自古迄今，不乏品格低下而暴得大名者，令當時的有識之士扼腕感歎“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世無英雄，乃使豎子成名”，細細尋思，其人必成朽骨，其文俱為塵埃，儘管偶爾也會有因人廢文的案例，但還輪不到他們到文學史裡去鳴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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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著實吃不消。由此可見，今人所臆斷的韓愈在生前就已俯視群流，征服文苑，與事實相去甚遠。即使在他死後數百年，明朝文學家何景明仍然不肯服氣，固執地認為“古文之法亡于韓（愈）”。你說，韓愈老夫子在九泉之下長眠，還能否安息？韓愈任潮州刺使，以雄文祭鱷魚，鱷魚竟集體退出州境，簡直不可思議。《新唐書·韓愈傳》稱道傳主在山陽“有愛于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口碑大好，純以恩澤遺愛獲得。韓愈任袁州刺使，訂法使賣身為奴的窮人恢復自由，可謂功德無量。像韓愈這樣做一位好官，造福一方，說難不難，說易不易，先必有公心，後須有能力，缺一不可。
若論膽色之壯，韓愈不肯讓勇者佔先。身為朝廷宣撫使，他奔赴深州，安撫亂軍，穆宗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入”，他卻徑入王庭湊軍，道是“止，君之仁；死，臣之義”。王庭湊嚴兵拔刀彎弓而迎，韓愈面無懼色，一番話貌似說忠義，實以禍福明之，以利害曉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複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一場大患，片言化解。韓愈在官，務除老奸宿惡，即使是軍中狼戾者，也相告小心：“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文豪中有此威信的，古今一人而已。
韓愈未發跡時，譏誚過京城富兒“不解文字飲，唯能醉紅裙”，待他身居高位，也“醉”得不輕，納二妾，一名絳桃，一名柳枝，皆擅歌舞。柳枝一度逾垣遁去，被韓家追回，區區負面新聞並不足以損及韓愈的名聲。金無赤足，人無完人，韓愈好諛墓，即為可議者，其文集中收納了太多的碑誌（神道碑和墓誌銘）。唐人熱衷於表彰先人，借此為家族爭氣掙臉，名門大戶的子孫都樂意奉上豐厚的潤筆費，請文豪詩傑捃飾吹噓。韓愈是文豪，訂單飽滿，獨擅天下，潤筆費極其可觀。世間事有不可知者，為誰辛苦為誰忙，文豪終究敵不過“俠盜”。詩壇遊蕩者劉叉是一位節士，有過“殺人亡命”的案底，窮無所歸，在韓家出入無礙。劉叉見韓愈諛墓大有方興未艾之勢，決定給他提個醒，於是豪取其諛墓得來的幾斤黃金，揚長而去，口中念念有詞：“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韓愈也封不住這位“俠盜”的嘴巴。辛文房的《唐才子傳》披露唐朝文壇秘辛極多，尤以此事最富奇趣。韓愈作何感想？他一笑置之，諛墓的事業小挫而大奮。
君子不以一眚掩大德。《新唐書·韓愈傳》稱道韓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韓愈是一代文宗，是首屈一指的標杆人物，難能可貴的是，他有伯樂之眼和周公之心，孟郊、張籍、李賀、賈島、李翱、皇甫湜等人負詩藝文才暢遊于韓門，無不如魚得水，韓愈為他們延譽謀職，關懷無微不至。他厚待這些同儕晚輩如同兄弟子侄，在人心澆薄的世道裡，根本不以勢利為取捨標準。僅此一端，即可看出韓愈為人的本質和本色。
韓愈心胸軒壑，一向歡迎別人指陳其得失，柳宗元便是他的頭號畏友，多次寫信批評他在為人和為文兩方面的欠缺，均直言無諱，但他們的交情並未受到哪怕是表皮上的細微損傷。柳宗元死於貶所柳州後，歸葬萬年先人墓側，韓愈為之作《柳子厚墓誌銘》，其悲憫之情，表彰之力，一時無比，此文絕無諛墓之嫌。
唐代之後，不少大師巨擘都對韓愈推崇備至。歐陽修收藏韓集舊本，受其激發而撰作古文，摒棄時文，開一代風氣。蘇東坡為潮州韓文公廟撰寫碑記，其中數語尤為精要：“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他的評價不可謂不高，亦不可謂不當。
先前，我對“文如其人”的成說頗感疑惑，後來讀書多了，見識廣了，有了文豪韓愈、歐陽修、蘇東坡這樣的參照座標，便日益信服斯言。自古迄今，不乏品格低下而暴得大名者，令當時的有識之士扼腕感歎“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世無英雄，乃使豎子成名”，細細尋思，其人必成朽骨，其文俱為塵埃，儘管偶爾也會有因人廢文的案例，但還輪不到他們到文學史裡去鳴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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