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並不屬於儒、道、墨、名、法、農、陰陽、縱橫、小說諸家中的任何一家， 而只能歸入先秦諸子中的雜家。
《呂氏春秋》， 從《漢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歷代目錄著作都將之隸屬於“雜家”。 這說明《呂氏春秋》的思想， 符合《漢書·藝文志》對雜家“兼儒、墨， 合名、法”的界定。 但近代以來， 學術界有不少人並不認同這一傳統看法， 或認為《呂氏春秋》的思想同於所謂道家“因陰陽之大順， 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的思想特徵， 或認為“《呂氏春秋》之指導思想為陰陽家”。 筆者認為， 全面梳理《呂氏春秋》思想與先秦諸子之學的關係，
《呂氏春秋》與道家、陰陽家
《呂氏春秋》與道家思想有密切的聯繫。 東漢高誘說“此書所尚， 以道德為標的， 以無為為綱紀”， 正指出了這一點。 《呂氏春秋》一書中大量引用老子、莊子、列子、子華子、詹何等人言論， 以闡明其君道應“無得”、“無識”、“無事”， 君人南面之術要在“至智去智， 至仁忘仁， 至德不得”等， 皆是其例。 故近代學者顧實以《呂氏春秋》之中《本生》《重己》《貴生》《情欲》《盡數》《先己》諸篇， 為道家楊朱一派之遺說；而蒙文通則以《呂氏春秋》書中《知度》《慎勢》《貴因》《察今》《順說》《不廣》皆有取于黃老學派中慎到一系學說。 當然， 據筆者研究， 《呂氏春秋》吸收的道家思想， 主要源自道家伊尹學派中的黃老思想， 而對其中老、莊道家的玄虛之“道”，
《呂氏春秋》對陰陽家思想也多有吸納。 余嘉錫、陳奇猷認為：《呂氏春秋》中的《十二紀》， 不僅“夏令多言樂， 秋令多言兵”， 似乎有陰陽家之義， 即使是春、冬二《紀》， 亦有“春令言生， 冬令方死耳”之義。 “今觀《呂氏春秋》書， 《十二紀》每紀之首篇， 《八覽》首覽首篇， 《六論》首論首篇， 以及《明理》《精通》《至忠》《見長》《應同》《首時》《召類》等篇， 皆是陰陽家說， 與《史》《漢》所指陰陽家之特點正合。 其《十二紀》， 每紀間以他文四篇， 大抵春令言生， 夏令言長， 秋令言殺， 冬令言死， 蓋配合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之義， 正是司馬談所指陰陽家重四時大順、天道大經之旨。 其他各篇流露陰陽之說者， 比比皆是。 ”當然， 《呂氏春秋》也並不認同陰陽家一切聽命于“天道”或“牽於禁忌，
《呂氏春秋》與儒家、墨家
儒、墨二家是先秦諸子中的“顯學”。 《呂氏春秋》思想與先秦儒家的關係十分密切， 以至於《四庫總目提要》有所謂此書“大抵以儒為主”之說。 《呂氏春秋》《夏令》《言樂》諸篇， 發揮儒家《樂論》思想最為突出， 故清人汪中乃疑其為劉向所得， “亦有采及諸子同于河間獻王者。 凡此諸篇， 則六藝之遺文也”。 其他各篇， 如《先己》《尊師》《勸學》及《孝行覽》等， 亦與儒家《學記》《孝經》相表裡。 《呂氏春秋·恃君覽》曰：“凡人之性， 爪牙不足以自守衛， 肌膚不足以扞寒暑， 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 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 然猶且裁萬物，
《呂氏春秋》一書墨家思想的成分也十分突出， 故清人盧文弨有此書“大約宗墨氏之學， 而緣飾以儒術”之說。 《呂氏春秋》一書中的《重己》《重生》《節喪》《安死》《尊師》《下賢》諸篇， 發揚墨子思想中“節用”、“節葬”、“尚賢”諸義， 固為《呂氏春秋》吸收墨學之顯例。 其他， 如《當染》繼承《墨子》的“所染”思想， 《去私》讚揚墨者钜子的“忍所私以行大義”，
《呂氏春秋》與名、法、縱橫、小說諸家
對於先秦名家， 《呂氏春秋》主要吸收了其名實相副、形名耦合的“正名”思想， 批評了“辯者”無用的“淫說”。 如《呂氏春秋·正名》篇在批評“可不可而然不然， 是不是而非不非”的同時， 為“東方之辯士”尹文等辯護， 稱其與齊湣王之論為“見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 ”《去尤》《去宥》二篇發揮名家中宋鈃、尹文一派“接萬物以別宥為始”的觀點，主張以客觀、公平和全面的立場認識事物等等。對於先秦法家，《呂氏春秋》雖也強調“法”的重要性，認為執法應該“信賞必罰”，但更重視法家的“術論”和“勢論”，主要攝取了法家的“術”、“勢”思想。如《呂氏春秋》之《任數》《貴因》《知度》等篇，強調“因”術，說：“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慎勢》《分職》等篇則完全汲取法家慎到的“勢論”學說，認為應通過“督名審實”之“術”，來加強君主的“威勢”，使君主實現“無為而治”。但《呂氏春秋》並不贊成法家商鞅一系的嚴刑峻法或毫無仁愛的“徒法”。故《呂氏春秋·無義》一篇中將商鞅作為“無義”的典型加以貶斥。
對於農家、縱橫家、小說家等學派的思想，《呂氏春秋》也有所汲取和繼承。《呂氏春秋》中有《上農》《任地》《辨士》《審時》四篇，專門記載農家學說，保存了大量先秦農業科學的成果；但它對農家思想中“神農之教”一系“君臣並耕而食”的思想，則和《韓非子》一樣，是堅決反對的，因為它認為這樣會嚴重破壞社會的等級制度。《呂氏春秋·振亂》《禁塞》等篇批評弱國站在墨家“非攻”立場上的“救守”行為，而為強國的“攻伐之事”辯護，認為“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報更》篇把縱橫家張儀作為“以德報人”的典型加以宣揚，更可見其對縱橫家的立場和態度。《呂氏春秋·本味》篇採用商湯與伊尹的故事，以說明“成己”與“成天子”、“具至味”的關係，歷來注家多以為出於“小說家伊尹學派”，則又可見其亦是有取于先秦小說家的。
《呂氏春秋》成書于戰國後期中國社會由分裂走向統一的前夜，當時中國的學術思想也在尋求一種由分而合的方式和途徑。儒家、道家、法家都希望以自己的思想統一天下學術，儒家的《荀子》、道家的《管子》和法家的《韓非子》，就是這三家思想的代表。《呂氏春秋》想在此之外另闢蹊徑，對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進行整合。因此，它並不屬於儒、道、墨、名、法、農、陰陽、縱橫、小說諸家中的任何一家，而只能歸入先秦諸子中的雜家。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先秦諸子綜合研究”首席專家、暨南大學教授）
”《去尤》《去宥》二篇發揮名家中宋鈃、尹文一派“接萬物以別宥為始”的觀點，主張以客觀、公平和全面的立場認識事物等等。對於先秦法家，《呂氏春秋》雖也強調“法”的重要性，認為執法應該“信賞必罰”，但更重視法家的“術論”和“勢論”，主要攝取了法家的“術”、“勢”思想。如《呂氏春秋》之《任數》《貴因》《知度》等篇，強調“因”術，說：“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慎勢》《分職》等篇則完全汲取法家慎到的“勢論”學說，認為應通過“督名審實”之“術”，來加強君主的“威勢”，使君主實現“無為而治”。但《呂氏春秋》並不贊成法家商鞅一系的嚴刑峻法或毫無仁愛的“徒法”。故《呂氏春秋·無義》一篇中將商鞅作為“無義”的典型加以貶斥。對於農家、縱橫家、小說家等學派的思想，《呂氏春秋》也有所汲取和繼承。《呂氏春秋》中有《上農》《任地》《辨士》《審時》四篇，專門記載農家學說，保存了大量先秦農業科學的成果；但它對農家思想中“神農之教”一系“君臣並耕而食”的思想，則和《韓非子》一樣，是堅決反對的，因為它認為這樣會嚴重破壞社會的等級制度。《呂氏春秋·振亂》《禁塞》等篇批評弱國站在墨家“非攻”立場上的“救守”行為，而為強國的“攻伐之事”辯護，認為“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報更》篇把縱橫家張儀作為“以德報人”的典型加以宣揚，更可見其對縱橫家的立場和態度。《呂氏春秋·本味》篇採用商湯與伊尹的故事，以說明“成己”與“成天子”、“具至味”的關係，歷來注家多以為出於“小說家伊尹學派”，則又可見其亦是有取于先秦小說家的。
《呂氏春秋》成書于戰國後期中國社會由分裂走向統一的前夜，當時中國的學術思想也在尋求一種由分而合的方式和途徑。儒家、道家、法家都希望以自己的思想統一天下學術，儒家的《荀子》、道家的《管子》和法家的《韓非子》，就是這三家思想的代表。《呂氏春秋》想在此之外另闢蹊徑，對先秦諸子百家的思想進行整合。因此，它並不屬於儒、道、墨、名、法、農、陰陽、縱橫、小說諸家中的任何一家，而只能歸入先秦諸子中的雜家。
（作者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先秦諸子綜合研究”首席專家、暨南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