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8日， 第75屆金球獎頒獎典禮完美落下帷幕。 其中， 去年大熱的美劇《使女的故事》榮獲了最佳劇情類劇集和劇情類劇集最佳女主角兩項大獎。 這部劇的女主角伊莉莎白·莫斯在獲獎致辭的環節中， 特意致敬了原著作者、加拿大小說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讓我引用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一句話：‘我們是那些不會出現在書上的人， 我們生活在印刷書頁的白色邊緣部分， 我們生活在故事的間隙裡。 ’但如今我們已經不在生活在故事的間隙裡， 我們已經成為了故事本身。 ”
這段話出自阿特伍德的原著小說《使女的故事》。 背景是女主角瓊， 即“使女”奧芙弗雷德， 她回憶起政變前的自由生活， 那時候婦女還有工作， 她跟一位有婦之夫盧克偷情， 戀愛， 結婚， 生子， 生活平淡而幸福。 直到一場政變降臨， 軍人槍殺了總統， 凍結了憲法， 剝奪了女性的財產和工作。 女性的活動場域從社會退守到家中，
故事的作者阿特伍德也在劇中客串
所以， 已經成為使女的奧芙弗雷德回憶起政變前的生活， 恍如隔世。 她在想這一切到底是如何發生的？這裡的重點是：這一切都不是瞬間改變的， 就像溫水裡的青蛙， 你就是被煮死了也不會察覺。 在政變發生前， 報紙上有各種報導， 有女人遭受了各種不幸， 但是這些報導好像說的都是別的女人， 那些做壞事的男人也不是我們身邊的人， 所以報紙上的消息對很多人來說像是一場夢，
在《使女的故事》中， 我們能夠注意到這本小說與其他反烏托邦作品（小說和科幻電影為主）有個很大的區別。
阿特伍德曾經寫過一篇《我與喬治·奧威爾》， 談到奧威爾的小說對她的影響， 其中著重提到的就是， 大多數反烏托邦作品都是男人寫的， 也都是男性視角， 而她想寫一部女性視角的反烏托邦小說。 但是《使女的故事》的意義並不完全在於此。我們熟知《1984》總是與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並列，前者描述依託暴力控制的國家極權主義；而後者描繪了一個享樂主義的天堂，在這個世界中，一切都是消費品，人類被打造成了享樂的機器。借用社會學家波茲曼的總結，在《1984》中，人們受制於痛苦，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於享樂失去了自由。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我們一直以為，《美麗新世界》暫時取得了勝利，人類都成為了消費的動物，迷失在無邊無際的娛樂當中。
但是《使女的故事》彰顯出的恰好相反，阿特伍德用這些已經發生和即將發生在女性身上的故事揭開了我們這個消費主義世界的真相，女性命運似乎與數百年前並未有多大的不同，她們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找個好男人，為他們傳宗接代，繁衍子嗣，職場中的獨立女性不但經常受到性騷擾，她們的獨立還受到性別歧視的困擾。女性想要在這個隱匿的男權社會中取得成功，需要付出大於男人幾倍的努力才能獲得一絲絲的平等——說句題外話，《使女的故事》原著已經出版了30多年，有過電影和舞臺劇等各種形式的改編，但直到2017年的美劇版本才真正引人矚目，與當下好萊塢女性反性侵事件有著直接的關聯。從現實意義上來說，《使女的故事》只不過把生活中女性卑微的命運放大了。她們仍然生活在極權主義的體制之下，只不過這種體制已經有了多重含義，除了權力的壓迫，還有接受男性目光的凝視和規訓，成為他們欣賞的客體，方能獲得成功。
《使女的故事》借用了《1984》的結構，比如在結尾處講述了未來幾百年後的一次討論會，在會議上，專家討論的題目就是小說中描寫的基列國的統治方式，也順便交代了《使女的故事》的緣由，當年從基列國逃出的瓊，用口述的方式回憶了她作為使女服務于大主教的不堪往事。女性視角和女性的心理變化貫穿了整篇小說，也讓我們更加容易感同身受。簡單說，基列國的統治就是回到了上帝創世之初，用宗教和信仰的力量來約束人的思想和行為。他們遵循最原始的教義，馴化人類的激情，規訓人們生活中的一切，包括思想，“思想如同眼下的其他東西一樣，也必須限量配給”，限量配給的也包括性欲。使女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別無他用，“我們身上不能有絲毫娛樂成分，絕不容許任何隱秘的欲望之花有盛開之機；不管是他們還是我們，都別想靠花言巧語來騙得網開一面，這裡根本就沒有愛情的立足之地。充其量我們只是長著兩條腿的子宮：聖潔的容器，能行走的聖餐杯”。
阿特伍德寫過很多科幻作品，比如《洪水之年》中，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襲擊了整個世界，幾乎讓人類滅絕。但是這場瘟疫被視作《聖經》中上帝為了掃除邪惡釋放的洪水，那些倖存者重建人類的新秩序，重新劃分了人類紀元。而在《使女的故事》中，人類的秩序得以重建，是依靠對《聖經》的原教旨主義的信仰。信仰成為了人類唯一不受限的精神資源。但是這種信仰是靠灌輸和洗腦強制進行的，瓊在成為使女之前要接受嬤嬤的洗腦訓練。嬤嬤的身份同樣是女人，但是她們已經喪失了自然屬性，她們的存在就是代替國家，成為意識形態的代言人和執行者，她們會用極端的暴力懲罰那些不聽話的使女，摧殘你的肉體，但更多的是利用美好生活的未來誘惑你。比如，她們會嚴苛地鞭笞不守規矩的珍妮，摘掉她的一隻眼睛，同樣也會循循善誘教導使女們：“自由有兩種：一種是隨心所欲，另一種是無憂無慮。在無政府的動亂時代，人們隨心所欲，任意妄為。如今你們則得以免受危險，再也不用擔驚受怕，可別小看自由。”
按照喬治·奧威爾的說法，對一個極權主義政治體制，有兩種有效的反抗方式：一種是法治的有效性。既然極權主義最大的威脅就是對權力的濫用，有效的立法可以制約權力，約束它儘量靠近正義的方向。這是民主國家一直都在採用的方式。但是對那些已然存在的極權主義國家，法治只是一句空談，法律屬於統治階級，立法也只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用小說中大主教弗雷德的話說，基列國的存在是為了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但是“所謂更美好，並非對人人而言都是如此，對某些人，它從來都意味著更糟”。這是對奧威爾《動物農莊》中的名言“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簡單粗暴地改寫。
既然法治在極權主義體制中可能無效，那剩下的就是依靠個人的反抗，而欲望，尤其是性欲的存在就是極權的剋星。這裡面的邏輯十分微妙，性欲的存在讓人感受到生命力的存在。當性行為游離在法律之外，蝸居在動物本性之內，銷魂於肉體之巔時，它就變成了一種政治上的反抗，尤其是對國家、政府權力以及政府權威的挑釁。因為性是動物的本能，是生命之力，它能衝破所有的束縛，藐視一切的權力。性行為滋生出的感受和體驗讓人煥發生機，走出絕望的陰霾。這種快感本來就是對權力和權威最大的褻瀆。奧威爾的《1984》中，溫斯頓·史密斯堅持認為，只與性欲有關的性，是一次真正的革命行為。性具有革命性、政治性的原因，並非它只是一種形式的權力，而是因為它是一種動物本能，是權力的對立面。
小說中，使女本來被訓練成為行走的子宮，所以那個授精儀式的章節彰顯出了一種極權主義無孔不入的野心，甚至在最私人的性愛場景，也要成為一個高高在上的代理人和監視者。那個怪異的授精場景讓人非常不舒服：“他幹的是我的下半身。我不說做愛，因為那不是他正在做的。說性交也不合適，因為這個詞意味著兩人參與，而現在卻只是一個人的事。就連強姦也無法涵而蓋之：這裡進行的所有一切無不是我自願簽約同意從事的。沒有多少選擇，但也不是全無選擇，這便是我的選擇。”這種複雜矛盾的女性經驗是任何其他反烏托邦小說沒有展現過的。
我們要知道，阿特伍德為何重視這種女性經驗的描寫。因為對性行為的控制代表了統治者恐懼的心理，他們害怕性愛滋生出的快感，以及由這種快感生髮出來的對肉體控制的反抗。換句話說，他們害怕愛情，害怕兩個人產生感情的聯繫，建立起反抗的秘密聯盟。身體的反抗是最直接和最感性的反抗，一旦這種反抗具有了經驗，經驗就會訴諸大腦中的思想，思想就再也無法監控，更無法限量配給。小說最後，瓊之所以逃出了基列國，正是因為她與大主教家的司機尼克擁有了真正的性愛。這種感情造成的後果就是讓她產生了活下去的希望，勇於反抗壓制在她身上的一切。
在大多數反烏托邦作品中，都會發生一次革命，讓命運車輪來一次翻轉，讓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找到一絲微茫的希望。但是《使女的故事》中沒有革命，革命者都被絞殺在城牆上。看起來基列國的統治一直存在，使女的故事一直都在上演。主人公瓊逃出了基列國，最終留下了一份證詞，見證了這樣的一個國家的存在。當然，阿特伍德想表達的意思已經很清晰了，使女的故事一直都在上演，從過去到未來。
文| 思郁
本文刊載於20180123《北京青年報》B4版
往期精選
但是《使女的故事》的意義並不完全在於此。我們熟知《1984》總是與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並列，前者描述依託暴力控制的國家極權主義；而後者描繪了一個享樂主義的天堂，在這個世界中，一切都是消費品，人類被打造成了享樂的機器。借用社會學家波茲曼的總結，在《1984》中，人們受制於痛苦，而在《美麗新世界》中，人們由於享樂失去了自由。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我們一直以為，《美麗新世界》暫時取得了勝利，人類都成為了消費的動物，迷失在無邊無際的娛樂當中。但是《使女的故事》彰顯出的恰好相反，阿特伍德用這些已經發生和即將發生在女性身上的故事揭開了我們這個消費主義世界的真相，女性命運似乎與數百年前並未有多大的不同，她們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找個好男人，為他們傳宗接代，繁衍子嗣，職場中的獨立女性不但經常受到性騷擾，她們的獨立還受到性別歧視的困擾。女性想要在這個隱匿的男權社會中取得成功，需要付出大於男人幾倍的努力才能獲得一絲絲的平等——說句題外話，《使女的故事》原著已經出版了30多年，有過電影和舞臺劇等各種形式的改編，但直到2017年的美劇版本才真正引人矚目，與當下好萊塢女性反性侵事件有著直接的關聯。從現實意義上來說，《使女的故事》只不過把生活中女性卑微的命運放大了。她們仍然生活在極權主義的體制之下，只不過這種體制已經有了多重含義，除了權力的壓迫，還有接受男性目光的凝視和規訓，成為他們欣賞的客體，方能獲得成功。
《使女的故事》借用了《1984》的結構，比如在結尾處講述了未來幾百年後的一次討論會，在會議上，專家討論的題目就是小說中描寫的基列國的統治方式，也順便交代了《使女的故事》的緣由，當年從基列國逃出的瓊，用口述的方式回憶了她作為使女服務于大主教的不堪往事。女性視角和女性的心理變化貫穿了整篇小說，也讓我們更加容易感同身受。簡單說，基列國的統治就是回到了上帝創世之初，用宗教和信仰的力量來約束人的思想和行為。他們遵循最原始的教義，馴化人類的激情，規訓人們生活中的一切，包括思想，“思想如同眼下的其他東西一樣，也必須限量配給”，限量配給的也包括性欲。使女的用途就是生育，除此之外，別無他用，“我們身上不能有絲毫娛樂成分，絕不容許任何隱秘的欲望之花有盛開之機；不管是他們還是我們，都別想靠花言巧語來騙得網開一面，這裡根本就沒有愛情的立足之地。充其量我們只是長著兩條腿的子宮：聖潔的容器，能行走的聖餐杯”。
阿特伍德寫過很多科幻作品，比如《洪水之年》中，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襲擊了整個世界，幾乎讓人類滅絕。但是這場瘟疫被視作《聖經》中上帝為了掃除邪惡釋放的洪水，那些倖存者重建人類的新秩序，重新劃分了人類紀元。而在《使女的故事》中，人類的秩序得以重建，是依靠對《聖經》的原教旨主義的信仰。信仰成為了人類唯一不受限的精神資源。但是這種信仰是靠灌輸和洗腦強制進行的，瓊在成為使女之前要接受嬤嬤的洗腦訓練。嬤嬤的身份同樣是女人，但是她們已經喪失了自然屬性，她們的存在就是代替國家，成為意識形態的代言人和執行者，她們會用極端的暴力懲罰那些不聽話的使女，摧殘你的肉體，但更多的是利用美好生活的未來誘惑你。比如，她們會嚴苛地鞭笞不守規矩的珍妮，摘掉她的一隻眼睛，同樣也會循循善誘教導使女們：“自由有兩種：一種是隨心所欲，另一種是無憂無慮。在無政府的動亂時代，人們隨心所欲，任意妄為。如今你們則得以免受危險，再也不用擔驚受怕，可別小看自由。”
按照喬治·奧威爾的說法，對一個極權主義政治體制，有兩種有效的反抗方式：一種是法治的有效性。既然極權主義最大的威脅就是對權力的濫用，有效的立法可以制約權力，約束它儘量靠近正義的方向。這是民主國家一直都在採用的方式。但是對那些已然存在的極權主義國家，法治只是一句空談，法律屬於統治階級，立法也只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用小說中大主教弗雷德的話說，基列國的存在是為了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但是“所謂更美好，並非對人人而言都是如此，對某些人，它從來都意味著更糟”。這是對奧威爾《動物農莊》中的名言“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加平等”簡單粗暴地改寫。
既然法治在極權主義體制中可能無效，那剩下的就是依靠個人的反抗，而欲望，尤其是性欲的存在就是極權的剋星。這裡面的邏輯十分微妙，性欲的存在讓人感受到生命力的存在。當性行為游離在法律之外，蝸居在動物本性之內，銷魂於肉體之巔時，它就變成了一種政治上的反抗，尤其是對國家、政府權力以及政府權威的挑釁。因為性是動物的本能，是生命之力，它能衝破所有的束縛，藐視一切的權力。性行為滋生出的感受和體驗讓人煥發生機，走出絕望的陰霾。這種快感本來就是對權力和權威最大的褻瀆。奧威爾的《1984》中，溫斯頓·史密斯堅持認為，只與性欲有關的性，是一次真正的革命行為。性具有革命性、政治性的原因，並非它只是一種形式的權力，而是因為它是一種動物本能，是權力的對立面。
小說中，使女本來被訓練成為行走的子宮，所以那個授精儀式的章節彰顯出了一種極權主義無孔不入的野心，甚至在最私人的性愛場景，也要成為一個高高在上的代理人和監視者。那個怪異的授精場景讓人非常不舒服：“他幹的是我的下半身。我不說做愛，因為那不是他正在做的。說性交也不合適，因為這個詞意味著兩人參與，而現在卻只是一個人的事。就連強姦也無法涵而蓋之：這裡進行的所有一切無不是我自願簽約同意從事的。沒有多少選擇，但也不是全無選擇，這便是我的選擇。”這種複雜矛盾的女性經驗是任何其他反烏托邦小說沒有展現過的。
我們要知道，阿特伍德為何重視這種女性經驗的描寫。因為對性行為的控制代表了統治者恐懼的心理，他們害怕性愛滋生出的快感，以及由這種快感生髮出來的對肉體控制的反抗。換句話說，他們害怕愛情，害怕兩個人產生感情的聯繫，建立起反抗的秘密聯盟。身體的反抗是最直接和最感性的反抗，一旦這種反抗具有了經驗，經驗就會訴諸大腦中的思想，思想就再也無法監控，更無法限量配給。小說最後，瓊之所以逃出了基列國，正是因為她與大主教家的司機尼克擁有了真正的性愛。這種感情造成的後果就是讓她產生了活下去的希望，勇於反抗壓制在她身上的一切。
在大多數反烏托邦作品中，都會發生一次革命，讓命運車輪來一次翻轉，讓那些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找到一絲微茫的希望。但是《使女的故事》中沒有革命，革命者都被絞殺在城牆上。看起來基列國的統治一直存在，使女的故事一直都在上演。主人公瓊逃出了基列國，最終留下了一份證詞，見證了這樣的一個國家的存在。當然，阿特伍德想表達的意思已經很清晰了，使女的故事一直都在上演，從過去到未來。
文| 思郁
本文刊載於20180123《北京青年報》B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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