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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郭萬達:大灣區規劃落實需要強有力的協調機制

橫穿珠江口的深中通道工程。

時代週報記者 陸璐 發自深圳

在此之前, “9+2”組合、經濟總量超世界三大灣區, 加上來自國家層面的肯定,

使得粵港澳大灣區已成為過去一年中最炙手可熱的概念之一, 同時對於其所面臨的現實障礙的討論, 也從未停止。

跨越了行政區劃的大灣區如何進行區域間協調?在“一國兩制”框架下, 將綜合改革和粵港澳市場一體化共同推向深入的可行步驟是什麼?而在其中, GDP達2.2萬億元的深圳定位又是什麼?

1月19日, 時代週報記者就以上問題專訪了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 該研究院是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之一。 立足於國家宏觀經濟與產業政策、粵港澳區域一體化發展的長期研究, 郭萬達對以上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跨區域協調機制非常重要

時代週報:和過去的特區、自貿區試驗不同,

粵港澳大灣區實際上跨越了行政區劃, 在這種情況下, 如何推進區域協調?

郭萬達:灣區具備地理上的某個特徵, 從而超越了行政區劃的劃分。

不同於過去的特區、自貿區的經濟試驗, 大灣區是綜合的改革開放, 已經超出經濟領域, 涉及大城市發展的各個方面, 包括環保、交通、基礎設施、城市功能, 甚至包括協調機制。

跨越了行政區劃, 又是一個綜合的大都市區, 大灣區在某種程度上既要有中央政府的很多支持, 又要有跨不同區域城市之間的協調和聯動。 在這個層面上, 頂層設計加上地方的互動、灣區的協調機制和制度安排非常重要, 所以三藩市有灣區委員會, 紐約有跨州的港口管理局, 來協調跨區域的法律和關係。

時代週報:粵港澳大灣區的提出對中國城市當下的發展有什麼特殊含義?

郭萬達:這表明中國的城市要打破行政區劃, 形成基於市場的大都市圈, 使得城市之間更加有機地結合, 讓要素能夠自由流動使得配置資源的效率更高。 大都市的單詞是“metropolitan”, metro本身就有大的含義, 另一個含義是軌道, 這意味著要聯通。 表示大都市群還有一個單詞是commuting, 就是通勤, 意味著城市間上下班要方便。 目前我們提出的“城市群”還沒到這個階段, 但實質上大家的觀念也在逐漸發生變化。 前兩天深圳《政府工作報告》中, 也提出深圳要構建更加均衡更有輻射力的大都市圈。

時代週報:你認為未來大灣區應該是政策主導還是市場主導?兩者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郭萬達:政府和市場兩隻手都很重要, 這點是毫無疑問的。 首先, 大灣區的規劃應該由政府來主導, 因為城市群規劃本身就是一個公共產品, 代表公共利益。 政府和市場的區別就是政府負責管公共產品, 市場負責管私人產品, 可以請企業來做, 但一定是政府主導。 第二, 在規劃的基礎之上, 發展什麼樣的產業應該由市場和企業作為主體。 但在我們國家, 往往政府很喜歡去做產業的事情, 一定要規劃你該幹什麼。

針對政府在產業發展中的作用, 我不會去一棍子打死它, 但一定要分清楚幾個概念:產業規劃、產業政策和產業競爭政策是有關聯又有區別的。 產業規劃並非沒有一點作用, 但只在經濟和產業發展相對落後的地區產生作用,

在可以複製模仿的產業發展初期有作用。 到了某個階段後, 產業規劃應該讓位於產業政策, 更多是著眼於某一類型的政策, 比如鼓勵創新的政策。 而產業競爭的政策則更多是針對中小企業。

以深圳為例, 這幾年深圳更加著重的是產業政策。 儘管美國也有資訊公路、癌症“登月”計畫等科技政策, 但這不同於產業規劃。

建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作一些相應的法律安排

時代週報:大灣區最終目標應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目前現狀來看,你覺得距離建立一個共同市場環境還缺少哪些要素?大灣區涉及港澳地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應如何去完善?

郭萬達:當我們說共同市場時,實質上是把歐盟作為一個參照體系,儘管也有人提,但我不太傾向於用“共同市場”來對應粵港澳大灣區。因為在我看來,它短時間達不到“共同市場”的程度。但有沒有可能做一些其他有益的事情來接近市場一體化呢?我認為是有的。

首先,粵港澳大灣區因為涉及港澳地區,而且是不同的關稅區,不同的法律體系,所以是否可以法律先行,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做一些相應的法律安排。例如紐約與新澤西港口管理局,這個局是由紐約州和新澤西州協議成立的第三部門交通管理機構。不僅管理紐約的港口,還有機場和“9·11”事件被炸的世貿中心,現在管理得很好。但在20世紀20年代,兩個州相互吵得很厲害,後來是美國國會批准成立了這個管理局,而且有專門的法律,這個法律兩個州都要共同遵守,甚至互派員警。

再舉一個迪拜的例子。迪拜只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下面的一個城市,當年它要建金融中心時,先是到新加坡、香港去考察,之後專門制定了一個迪拜的國際金融中心基本法。如果不是有了這個《基本法》,迪拜也發展不起來。

所以暫且不說共同市場,而是先思考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如何去豐富實踐,我認為可以借鑒紐新航港局或者迪拜的案例。我的建議就是法律框架先行,因為這是一個前提,在這個框架下才可以去做各種各樣的規定,才談得上更具體的實施步驟。這一步如果做到了,就是很大很大的突破了。

時代週報:在建立共同法制框架的目標下,又該採取什麼樣的步驟?

郭萬達:現在大灣區規劃主要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制定,但規劃制定後怎麼去落實,這要靠各相關部門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努力,要中央高層來牽頭組織實施。大灣區的合作發展涉及“一國兩制”下不同關稅區和法律管轄區之間的人員、貨物、資金、資訊等跨境通關流動,這超出了發改委的職權範圍。

雖然這條路很長,但當年歐盟一體化從提出到完善也花了接近50年時間,剛成立時叫煤鋼聯盟,再後來形成關稅同盟、貨幣一體化,再到形成歐盟憲法。我們未必需要花那麼長時間,但當你開始行動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它就不一樣了。

深圳的軌道要跨到珠西去

時代週報:和其他灣區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可能不是一個中心而是多中心,深圳無疑會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具體來講,深圳的定位是怎樣的?

郭萬達:在大灣區下,香港、深圳、廣州、澳門是核心城市,儘管有人說澳門小,但它國際化程度很高,是自由貿易港,而且處在珠江西岸,所以澳門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在這當中,深圳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在珠江東岸,和香港、東莞、惠州本身屬於一個大都市區。如果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大都市圈,那深港惠莞就是一個大都市區,特別是港深都市區將發揮很重要的作用。我的看法是,深圳的軌道一定要跨到珠江西岸去,應加快建設“灣區軌道環線”,這樣使得深圳的輻射範圍更大,並且對於優化珠三角區域空間結構、促進廣東三大自貿片區融合共用發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建設有重要戰略意義。另外,深圳一個毋庸置疑的角色是創新。深圳的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已經連續十幾年全國第一,總量占到全國的一半。

時代週報:就深圳的現實狀況而言,它離這樣一個定位和作用的發揮,目前還存在哪些現實障礙?

郭萬達:首先是交通基礎設施需要更多聯通。就是要實現通勤,現在顯然還不夠,有時候從香港一些地方過關到深圳,全程還需要兩三個小時。如果地鐵多幾條線,通關上能更加方便,離通勤的目標就會更近一些。其次在產業上,香港的優質高教資源可以和深圳結合起來。再次,香港和深圳之間現在有一平方公里的落馬洲河套地區,將來可以和長30多公里的深圳河開放疊加,對深港合作來說是一次加深瞭解和凝聚共識的機會。

時代週報:在珠三角各市,發展程度不同是現實狀況。在此基礎上,行政區劃是否會對市場一體化形成阻礙?

郭萬達:這個協同某種程度上就是基礎設施聯通,因為之後的要素流通主要取決於市場。其次,在國外大都市圈對GDP考核是不太關注的,你去查紐約或者矽谷的GDP根本查不到,他們主要關注就業指標。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將來要增加統計大灣區的人口和就業指標。不要去太過於計較GDP,但稅收一定是屬地化原則。就業和稅收才是最重要的兩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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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作一些相應的法律安排

時代週報:大灣區最終目標應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就目前現狀來看,你覺得距離建立一個共同市場環境還缺少哪些要素?大灣區涉及港澳地區,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應如何去完善?

郭萬達:當我們說共同市場時,實質上是把歐盟作為一個參照體系,儘管也有人提,但我不太傾向於用“共同市場”來對應粵港澳大灣區。因為在我看來,它短時間達不到“共同市場”的程度。但有沒有可能做一些其他有益的事情來接近市場一體化呢?我認為是有的。

首先,粵港澳大灣區因為涉及港澳地區,而且是不同的關稅區,不同的法律體系,所以是否可以法律先行,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做一些相應的法律安排。例如紐約與新澤西港口管理局,這個局是由紐約州和新澤西州協議成立的第三部門交通管理機構。不僅管理紐約的港口,還有機場和“9·11”事件被炸的世貿中心,現在管理得很好。但在20世紀20年代,兩個州相互吵得很厲害,後來是美國國會批准成立了這個管理局,而且有專門的法律,這個法律兩個州都要共同遵守,甚至互派員警。

再舉一個迪拜的例子。迪拜只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下面的一個城市,當年它要建金融中心時,先是到新加坡、香港去考察,之後專門制定了一個迪拜的國際金融中心基本法。如果不是有了這個《基本法》,迪拜也發展不起來。

所以暫且不說共同市場,而是先思考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如何去豐富實踐,我認為可以借鑒紐新航港局或者迪拜的案例。我的建議就是法律框架先行,因為這是一個前提,在這個框架下才可以去做各種各樣的規定,才談得上更具體的實施步驟。這一步如果做到了,就是很大很大的突破了。

時代週報:在建立共同法制框架的目標下,又該採取什麼樣的步驟?

郭萬達:現在大灣區規劃主要由國家發改委牽頭制定,但規劃制定後怎麼去落實,這要靠各相關部門和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努力,要中央高層來牽頭組織實施。大灣區的合作發展涉及“一國兩制”下不同關稅區和法律管轄區之間的人員、貨物、資金、資訊等跨境通關流動,這超出了發改委的職權範圍。

雖然這條路很長,但當年歐盟一體化從提出到完善也花了接近50年時間,剛成立時叫煤鋼聯盟,再後來形成關稅同盟、貨幣一體化,再到形成歐盟憲法。我們未必需要花那麼長時間,但當你開始行動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它就不一樣了。

深圳的軌道要跨到珠西去

時代週報:和其他灣區不同的是,粵港澳大灣區可能不是一個中心而是多中心,深圳無疑會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具體來講,深圳的定位是怎樣的?

郭萬達:在大灣區下,香港、深圳、廣州、澳門是核心城市,儘管有人說澳門小,但它國際化程度很高,是自由貿易港,而且處在珠江西岸,所以澳門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在這當中,深圳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在珠江東岸,和香港、東莞、惠州本身屬於一個大都市區。如果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大都市圈,那深港惠莞就是一個大都市區,特別是港深都市區將發揮很重要的作用。我的看法是,深圳的軌道一定要跨到珠江西岸去,應加快建設“灣區軌道環線”,這樣使得深圳的輻射範圍更大,並且對於優化珠三角區域空間結構、促進廣東三大自貿片區融合共用發展、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城市群建設有重要戰略意義。另外,深圳一個毋庸置疑的角色是創新。深圳的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已經連續十幾年全國第一,總量占到全國的一半。

時代週報:就深圳的現實狀況而言,它離這樣一個定位和作用的發揮,目前還存在哪些現實障礙?

郭萬達:首先是交通基礎設施需要更多聯通。就是要實現通勤,現在顯然還不夠,有時候從香港一些地方過關到深圳,全程還需要兩三個小時。如果地鐵多幾條線,通關上能更加方便,離通勤的目標就會更近一些。其次在產業上,香港的優質高教資源可以和深圳結合起來。再次,香港和深圳之間現在有一平方公里的落馬洲河套地區,將來可以和長30多公里的深圳河開放疊加,對深港合作來說是一次加深瞭解和凝聚共識的機會。

時代週報:在珠三角各市,發展程度不同是現實狀況。在此基礎上,行政區劃是否會對市場一體化形成阻礙?

郭萬達:這個協同某種程度上就是基礎設施聯通,因為之後的要素流通主要取決於市場。其次,在國外大都市圈對GDP考核是不太關注的,你去查紐約或者矽谷的GDP根本查不到,他們主要關注就業指標。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將來要增加統計大灣區的人口和就業指標。不要去太過於計較GDP,但稅收一定是屬地化原則。就業和稅收才是最重要的兩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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