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鈕時評」籠罩達沃斯上空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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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國經濟週刊》首席評論員鈕文新

暴雪沒能阻擋達沃斯的腳步， 70個國家的元首、4000多位企業家、2000多位社會名流還是聚過來了，但這是不是更加劇了達沃斯小鎮的焦慮？當然，一面是美國引領世界走向“分化趨勢”，另一面是“世界向何處去”這個古老的命題再次變成“達沃斯焦慮”。

無論特朗普如何鬧分化，美國都逃不脫擺在達沃斯面前這顆“定時炸彈”：如果人類不能共同努力，地球是不是會破產？當然，達沃斯回答不了，全世界恐怕沒人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但國際金融研究所（IIF）2018年1月發佈的最新資料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全球債務已經升至紀錄新高233萬億美元，是同期整個地球GDP的318%。

地球的債務還會繼續增加嗎？地球是否有能力背負如此沉重的債務負擔？這樣下去的結果又會如何？

我們看到的分項資料是：233萬億美元當中，政府債務63萬億美元、金融部門債務58萬億、非金融部門債務68萬億、家庭部門債務44萬億美元。 IIF的統計資料同時表明，僅僅2017年前9個月，全球債務就增加了16.5萬億美元，增長率為8%，而同時全球GDP增長率不過3%到4%而已。毫無疑問，債務增長率和GDP增長率之間的落差，還將繼續拉高全球的債務率。

是的，您沒看錯。如果這樣的財務狀況出現在一家企業，那它早就破產好幾回了。

就是因為沒有其它星球作為地球的經濟競爭對手，所以債務這麼高，誰也拿它沒辦法，但這並不意味著地球不會破產。對拉高整個地球債務貢獻最大的是誰？當然是發達國家，由於其公共債務總量的大幅增加，發達國家債務與GDP比例已經達到了390%，尤其是美國和日本，其國債均出現大幅增加。你可能已經看到，美國部分政府部門再一次停擺了，而其背後的原因就是國會懷疑美國政府債務的可持續性。據公開資料， 2017年年末，美國的國債總量突破20萬億美元，大致相當於美國GDP的112%。

全球債務暴漲與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密切相關。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各國為降低經濟影響，支撐經濟發展，許多發達國家推行了寬鬆的貨幣政策。

在此過程中政府大量舉債，尤其是發達國家的債務總量大幅增加。 IIF的統計表明：自2006年以來，美國和英國的債務餘額上漲了100%。與此同時，日本和歐元區以美元計價的未償還債務也上漲了50%。

當然，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中國的情況。 IIF的資料顯示，中國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當中，債務上漲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過去10年間，新興市場的債務總量增加了40萬億美元，而前一個10年僅僅增加了9萬億美元。我們需要看到的是，儘管中國債務率尚未達到全球318%的水準，但2017年，中國債務占GDP比重還是上升了2個百分點，至294%。而此前的2012年至2016年，中國債務率年均增速高達17%，這可不是一個小增幅，在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新增債務中，中國新增債務占比最大。

當然， 2017年開始出現大幅放緩，增幅只有2%，這也許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好事。 IIF的報告也指出，儘管全球債務已經飆升至新的紀錄高位，但受到中國持續打擊影子銀行等因素的影響，隨著全球經濟擴張，全球債務占GDP比重已經連續第四個季度下降，目前318%的比重，相對於2016年第三季度——歷史最高紀錄已經減低了約3個百分點。

說實話，看到全球債務率還能降低，十分欣慰。目前新興市場的總債務量達到了56萬億美元，這相當於新興市場GDP總量的215%；其中48.5萬億美元是以本幣計價發行的，剩下的債務則是以美元、歐元和日元等外幣發行的。 IIF統計顯示，新興市場的債務增量主要來自于非金融機構企業，這一領域的債務和GDP比例已經從2006年的68%上漲至2016年的100%。

其中中國、土耳其、智利和沙烏地阿拉伯的公司債務增加的數量最多。

我們一定要明白，美國、歐洲，甚至日本，它們是發達國家，它們的貨幣優勢給他們提供的轉嫁危機，通過低價收購他國資產而降低自身債務水準的能力。但中國不行，人民幣沒有發達國家的強度，也沒有轉嫁債務風險可能。所以中國債務率低於發達國家沒什麼可驕傲的，重要的是我們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債務增長過快，這是不可低估的債務風險。在此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升值、國內利率不斷上漲正在加大中國的債務風險和債務負擔，這是不可回避的風險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處置這是個重大的難題。

不錯，中國的債務主要是內債問題，是比較容易通過技術性處理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讓中國中產階層的財富因解決債務問題而縮水，多年來，我們打造中產階層社會構建付出了巨大努力，所以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智慧。什麼智慧？即保住中產階層財富，又能有效化解債務杠杆風險的良策。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嗎？不對，債務杠杆風險的化解和中產階層財富保全之間其實並不矛盾。

我認為，中國的債務杠杆過高並不是絕對概念，而是“因短而高”的相對概念。所以，只要處理好中國金融短期化、貨幣化、套利化——這個杜絕債務危機發生的關鍵問題，中產階層的財富就不會被侵蝕，中國經濟就可以良性發展，而這一點關鍵取決於中國金融管理當局是否願意改變過去的做法——即放棄向華爾街的過去學習金融。我認為，最大的改變在於實實在在地讓金融歸回為實體經濟服務的本源。

要避免中國爆發系統性金融風險：第一，必須堅持以實體經濟為本發展中國經濟，加厚中國淨資產而減低債務率；第二，讓金融市場產品更加長期化，有利於資本市場擴張，而不是一味地鼓勵短期的貨幣投機。這兩點都是根本問題，不容得絲毫怠慢。

實際上，恢復本國實體經濟能力已經是發達國家正在積極努力的著力點。特朗普為什麼幾乎瘋狂地推動美國製造業占比，恐怕並非簡單的“美國再強大”的考量，而通過美元霸權打劫“經濟遇難者”，甩掉其無以復加債務，才是根本目的。所以我們看到，特朗普一方面通過低廉的金融價格、減稅壓低美元幣值，為美國本土營造實體經濟成長的環境；另一方面，啟動201、310、232等一系列貿易條款，壓制中國經濟，給中國經濟加霜加雪，製造危機。這時候，我們轉變中國金融差強人意的金融方式是不是倍顯迫切？

是比較容易通過技術性處理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不能讓中國中產階層的財富因解決債務問題而縮水，多年來，我們打造中產階層社會構建付出了巨大努力，所以我們必須要有足夠的智慧。什麼智慧？即保住中產階層財富，又能有效化解債務杠杆風險的良策。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嗎？不對，債務杠杆風險的化解和中產階層財富保全之間其實並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