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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某國有銀行香港分行副行長，
曾在香港及內地創建多家產險、壽險公司並任董事長、總裁 關浣非
責編：陳惟杉
（本文刊發於《中國經濟週刊》2018年第4期）
在中國過往數十年波瀾壯闊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 中國遇到過因外部因素衝擊而出現的經濟起伏， 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美國次貸危機、歐元區經濟危機等， 也遇到過因政府對經濟活動的整頓、清理導致的經濟調整。 對曾經發生的始於政府的大大小小的整頓、干預， 有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 積極效應遠大於負面影響，
在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內部經濟成分日益複雜、經濟結構日趨多元、政府功能轉型壓力日漸增大和外部世界全球治理去中心化、金融發展管理去中心化、技術應用目標去中心化的環境下， 政府如何介入經濟活動， 開展經濟整頓要基於哪些觸發條件， 如何保證不會因為整頓而引起經濟失速和其他負效應， 特別是不能過多地造成經濟效率損失， 這些都是在決定進行整頓之前要周密考慮好的問題， 經濟整頓尤其要避免“殺敵一千， 自傷八百”的局面出現。
所謂的治理整頓， 一定會造成相當要素投放的中斷及此前要素的白白投放， 形成經濟產出上的無效用或負效用。
中國過去40年的經濟發展一直是和政府的不時整頓聯繫在一起的。
改革開放之初的1977年和1978年因急於求成、追求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和盲目擴大建設規模， 在生產、建設、流通、分配等領域中造成了諸多混亂現象， 為使剛剛開始的改革開放不步入泥潭， 中央於1979年4月正式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 開始了對經濟活動的多方面整頓。
此後的1988年因推行“雙軌制”而引發了通脹急升、物價猛漲，
無論是中國改革開放早期的經濟整頓， 還是今天對金融亂象的清理， 目標基本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經濟活動過熱， 二是經濟出現亂象。 只不過改革開放初期把這種經濟活動現象稱之為：一放就亂， 一亂就收， 一收就死， 一死又放。 現在則有了昇華， 稱之為放管結合、調控有度。 其中有一個背景條件需要提出， 就是過去40年中前20年的經濟整頓是在所有制結構比較單一、經濟模式處於轉軌初期時發生的，
但無論怎樣， 財政資源投放、產業政策導向、金融資源配置導向依然由政府主導。 由此也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在這樣一個經濟體中為什麼經濟還會經常發生過熱或混亂的現象？是政策不當還是資源配置不當造成的， 還是其他因素造成的？這種不時進行的經濟整頓對效率的提升會帶來哪些影響？如何確保整頓後的經濟會比整頓前的經濟更有效率？
如何把握好整頓的邊際和力度以避免傷及無辜？從以往進行過的多次經濟整頓中能夠發現，
而金融業數次整頓的結果，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金融業的快速膨脹，金融投機已變成行業的普遍現象，金融資本主義已成為相當人群的主流價值觀，以至於使社會越來越多地積聚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圍。本應在全社會資源配置中發揮最重要效率激勵作用的金融業卻在行業內部玩起了自娛自樂的價值創造遊戲。
當然，任何經濟整頓都不可能獲得所有人的稱道，因為整頓的實質就是要對某些經濟現象加以不同程度的抑制，一定會使一些人利益受損，多半不會創造共贏的局面。但若把握不好整頓的邊際和力度，傷及無辜就是在所難免的了。
如在“資管新政”約束和消除“影子銀行”行為的影響下，本應為正常的金融投放可能也要有所收縮，如前一個時期大量的金融非標資產投入到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一帶一路”項目，還有的投入到地方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如欲解決非標資產期限錯配問題，把一些期限錯配產品全部轉為標準化產品，不僅對銀行來說難度較大，對實體經濟也會帶來比較大的風險。
目前，銀行理財對債券市場的配置比例較高，約50%的理財資產配置在債市，這50%當中又有80%～90%是配置在信用債市場。如果限制保本理財，必然會對信用債市場的資金供求關係產生比較大的影響，從而也可能引發劇烈的市場波動和流動性風險。而在2016年年中，銀行理財保證收益率的占比8.5%，保本浮動收益占比14.7%。2017年7月銀行理財餘額28萬億元，按照這個比例估算，保本保收益的產品餘額將近4萬億元，如果對如此規模的資產取消保本保收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目標是逐步縮小政府干預範圍整頓本身實為對經濟運行的干預，在中國要不要對經濟運行予以干預，恐怕沒人會說不。而一個政府要不要搞“整頓”主要看兩種情況,一是資源錯配到了什麼程度，一是市場被扭曲到了什麼程度。
在中國經濟的複雜性和外部經濟的複雜性都大大超過以往的今天，政府對經濟活動精准實施干預的難度已變得越來越大。政府欲通過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或修正某種資源嚴重錯配或市場嚴重扭曲現象，一要有對經濟發展由量變向質變臨界點的科學分析能力和精確判斷能力，二要有適時準確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的能力。
這就需要政府按經濟增長的投入要素規模及組合結構變化，建立一整套的經濟運行狀態監控及判斷系統，借此得出經濟運行正常、趨冷、過冷或反向結論，系統設定可對經濟運行予以干預的觸發條件和機制，系統做好工具準備，包括反週期政策準備，致力消除調控政策的“外部性”。同時要準確把握干預的時機和力度，避免因用力過猛而對經濟增長造成過大的衝擊，變相損傷經濟增長的效率。切忌對整頓的領域、物件、主體、手段、力度以及減少負效應都未有清晰把握的情況下，決然地搞“一刀切”“一竹篙打落一船人”，那樣損失的一定是經濟增長效率。而在對經濟活動現象、經濟活動走勢、經濟活動規律研判方面，政府應成為運用大資料等技術的典範。
為了獲得更理想的調控結果，對經濟活動存在的某些不理想狀態，既要強調“破”，也應強調“立”，一定要有“破”有“立”，破立兼蓄。尤其在中國當前實體經濟短期難有起色、金融資源可投放管道和領域相對縮窄的情況下，金融資源可能流動的方向一個是向上，一個是向外，因此政府應積極在制度層面做好引導設計，激勵金融機構提高供給品質和能力，引導金融資源通過向上和向外流動，更好地服務於中國的品質增長和更高層次的國際化戰略。
對存在國有、私人資本、外資多種不同資本基因成分的經濟活動如何進行管理，不僅是世界級的問題，更將是中國始終面臨的難題。從以往中國的經濟發展經驗看，中國經濟會不會出現大的問題、大的風險，根源一定在國有企業，在金融體系。所以欲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政府始終不能放棄對國企、對金融部門的控制，而無論是當前，還是在長遠，控制的重點不在其他，只在如何提升這些部門的經營效率，如果這些部門能實現可持續的健康發展，就將會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可靠的基礎，中國經濟因整頓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會減少很多。而為了切實提升這些部門的經營效率，當前尤其要解決好這些部門的所有產權和經營產權人格化問題。
話說回來，經常要政府干預或整頓的經濟並非效率高的經濟，所以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目標一定是逐步縮小政府干預範圍，雖然這可能會是充滿艱辛的努力過程，但相信鍥而不捨，金石一定可鏤。
而金融業數次整頓的結果，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金融業的快速膨脹，金融投機已變成行業的普遍現象，金融資本主義已成為相當人群的主流價值觀，以至於使社會越來越多地積聚了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圍。本應在全社會資源配置中發揮最重要效率激勵作用的金融業卻在行業內部玩起了自娛自樂的價值創造遊戲。
當然，任何經濟整頓都不可能獲得所有人的稱道，因為整頓的實質就是要對某些經濟現象加以不同程度的抑制，一定會使一些人利益受損，多半不會創造共贏的局面。但若把握不好整頓的邊際和力度，傷及無辜就是在所難免的了。
如在“資管新政”約束和消除“影子銀行”行為的影響下，本應為正常的金融投放可能也要有所收縮，如前一個時期大量的金融非標資產投入到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一帶一路”項目，還有的投入到地方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如欲解決非標資產期限錯配問題，把一些期限錯配產品全部轉為標準化產品，不僅對銀行來說難度較大，對實體經濟也會帶來比較大的風險。
目前，銀行理財對債券市場的配置比例較高，約50%的理財資產配置在債市，這50%當中又有80%～90%是配置在信用債市場。如果限制保本理財，必然會對信用債市場的資金供求關係產生比較大的影響，從而也可能引發劇烈的市場波動和流動性風險。而在2016年年中，銀行理財保證收益率的占比8.5%，保本浮動收益占比14.7%。2017年7月銀行理財餘額28萬億元，按照這個比例估算，保本保收益的產品餘額將近4萬億元，如果對如此規模的資產取消保本保收益，其可能帶來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目標是逐步縮小政府干預範圍整頓本身實為對經濟運行的干預，在中國要不要對經濟運行予以干預，恐怕沒人會說不。而一個政府要不要搞“整頓”主要看兩種情況,一是資源錯配到了什麼程度，一是市場被扭曲到了什麼程度。
在中國經濟的複雜性和外部經濟的複雜性都大大超過以往的今天，政府對經濟活動精准實施干預的難度已變得越來越大。政府欲通過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或修正某種資源嚴重錯配或市場嚴重扭曲現象，一要有對經濟發展由量變向質變臨界點的科學分析能力和精確判斷能力，二要有適時準確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的能力。
這就需要政府按經濟增長的投入要素規模及組合結構變化，建立一整套的經濟運行狀態監控及判斷系統，借此得出經濟運行正常、趨冷、過冷或反向結論，系統設定可對經濟運行予以干預的觸發條件和機制，系統做好工具準備，包括反週期政策準備，致力消除調控政策的“外部性”。同時要準確把握干預的時機和力度，避免因用力過猛而對經濟增長造成過大的衝擊，變相損傷經濟增長的效率。切忌對整頓的領域、物件、主體、手段、力度以及減少負效應都未有清晰把握的情況下，決然地搞“一刀切”“一竹篙打落一船人”，那樣損失的一定是經濟增長效率。而在對經濟活動現象、經濟活動走勢、經濟活動規律研判方面，政府應成為運用大資料等技術的典範。
為了獲得更理想的調控結果，對經濟活動存在的某些不理想狀態，既要強調“破”，也應強調“立”，一定要有“破”有“立”，破立兼蓄。尤其在中國當前實體經濟短期難有起色、金融資源可投放管道和領域相對縮窄的情況下，金融資源可能流動的方向一個是向上，一個是向外，因此政府應積極在制度層面做好引導設計，激勵金融機構提高供給品質和能力，引導金融資源通過向上和向外流動，更好地服務於中國的品質增長和更高層次的國際化戰略。
對存在國有、私人資本、外資多種不同資本基因成分的經濟活動如何進行管理，不僅是世界級的問題，更將是中國始終面臨的難題。從以往中國的經濟發展經驗看，中國經濟會不會出現大的問題、大的風險，根源一定在國有企業，在金融體系。所以欲實現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政府始終不能放棄對國企、對金融部門的控制，而無論是當前，還是在長遠，控制的重點不在其他，只在如何提升這些部門的經營效率，如果這些部門能實現可持續的健康發展，就將會為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可靠的基礎，中國經濟因整頓而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就會減少很多。而為了切實提升這些部門的經營效率，當前尤其要解決好這些部門的所有產權和經營產權人格化問題。
話說回來，經常要政府干預或整頓的經濟並非效率高的經濟，所以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目標一定是逐步縮小政府干預範圍，雖然這可能會是充滿艱辛的努力過程，但相信鍥而不捨，金石一定可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