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新華社 趙曉明/圖）
有“百老匯中國第一人”之稱的王洛勇， 用英文朗誦《出師表》而走紅中國網路。 《出師表》是一代又一代中學生誦讀的文言文名篇。
然而， 這種潛力還沒有轉化成軟實力。 目前中國文學的世界影響有待提升。 我目前的職業並非文學研究， 對此也不精通， 被世界文學課老師叫去做中國文學講座， 提到的多為在中國家喻戶曉的作品， 而非冷僻的例子。 我常提問有多少人讀過《西遊記》， 幾乎從來沒有人舉手。 問有沒有人聽說過， 才偶爾看到一兩個人怯生生地舉手。
在亞馬遜網站， 我看到芝加哥大學教授余國藩先生所譯的《西遊記》英譯本——最為暢銷的版本——讀者評論不足一百。 其他中國文學名著的“西游”之路也並不順利。
中國讀者對西方經典的瞭解要多得多。 上世紀90年代， 蕭乾和文潔若翻譯詹姆斯•喬伊絲的《尤利西斯》， 曾在中國引起轟動。 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和米格爾•德•賽凡提斯的《堂吉訶德》中譯， 既成為文化界熱點， 也引起了公眾關注。 兩年前， 我重譯了威廉•福克納的《喧嘩和騷動》， 發現連這本美國人都覺得晦澀的書，
顯然， 我們在文學進出口方面存在“貿易逆差”。 當代作品的情況可能還好些。 莫言、劉慈欣等人的得獎， 讓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壇地位躍升。 可是在美國我看到， 中國古典文學， 卻難有《奧德修斯》《堂吉訶德》等世界名著同樣的影響力。 若有世界貿易組織這樣的世界文學組織， 到底產生逆差的文化失衡和貿易壁壘都在哪裡？它重要嗎？
我覺得逆差還是令人擔憂的。 畢竟經典文學著作裡， 能讀出一個國民的靈魂。 我鼓勵西方高校嘗試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西方人若看明白了《西遊記》裡的孫悟空， 《三國演義》裡的諸葛亮， 就更可能理解一個中國人。 人類相互瞭解得越多，
而我們的“四大名著”之類作品， 對讀者的歷史和文化背景常識要求比較高， 需要大量註腳才能“再現”， 故而遭到冷遇。 中國名著原原本本再現， 是不是譯介中的首要任務？我表示質疑。 《西遊記》， 裡面連“八戒”“三藏”“悟空”這些名字， 都難以再現。 如果拘泥于飽滿地再現， 則必然需要加入過多解釋， 這會干擾閱讀的快感， 讓人沒翻幾頁就失去了興趣。 要想讓人接受， 需要有所放棄， 得給譯者比較大的自由度。 等這些名著“走出國門”之後， 西方人有一定認知了， 再回頭將翻譯深化。 這種翻譯和接受的過程必將迂回曲折，不能指望一次“完美的”翻譯，一次而永久地解決名著走出去的問題。
另外一種“迂回”，是“曲線救國”。由於美國文化強勢，很多機構或個人考慮翻譯中國作品時，首先想到的是美國。這可能是短視行為。美國文學整體上是自負而內視的，這種習性致使美國文學與世界“失聯”。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秘書賀拉斯·英格達爾(Horace Engdahl)曾稱，“歐洲是文學世界的中心，而不是美國”，因為“美國太孤立，太孤島化。他們的翻譯不夠多，也不參與文學的大型對話。這種無知很有限制性”。歐洲，尤其是法國，對於中國文學顯然感興趣得多。很多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不妨取道歐洲、南美，轉入美國。
解決“逆差”問題的責任是相互的。中國學者應篳路藍縷，繼續開拓，繼續下西洋，把更好的中國文學介紹給西方。這需要苦幹也需要巧幹。中國經典走出國門，學院派總希望“原汁原味”，完整和完美地再現。可是這常常是對他人期望過高。我和多部中國作品的英文譯者徐穆實說到我的中國文化外譯的想法。他不認同我對《西遊記》這部作品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判斷。他說很多人並沒有讀過原著，而是通過卡通、電影、電視瞭解我說的“文學形象”。如今資訊爆炸，如果中國學生自己都沒有耐心去讀中國古典名著，我們憑什麼去強求外國人？
他說得很有道理。但是從另外一個視角理解他的回饋：如果中國青少年可以通過大眾文化瞭解中國經典，為什麼對西方人不這樣“欲擒故縱”？迪士尼塑造的木蘭形象，成功地把我們一個經典人物，變得家喻戶曉。我們不要老是抱怨他人的塑造“扭曲”了我們的經典，而應考慮退兩步進三步，最終把瞭解的蛋糕做大。木蘭電影對於花木蘭形象的普及，是再好的“唧唧複唧唧，木蘭當戶織”譯本都無法做到的。這是一個當今文化傳播必須面對的現實。
還有一種考慮，或許和文化背景關係不是太大，而是簡單的戰術微調。美國很多大學的世界文學課課本，是那種摘選作品的選本（anthology)。這些選本多為美國白人學者所編，他們自然選擇自己熟悉的所謂“死去的白人”（dead white guys)的作品。中國文學想更多地進入世界文壇，或許更緊要的事項，並非譯出更好的《西遊記》，而是做好的選本，比如在選本中選入《西遊記》中的第一章或者比較典型的《三打白骨精》的章節。沒有好的中國文學選本，中國作品和作者還只能在“死去的白人”中爭搶有限的位置。
另外一種思路，是與現代思維關聯，從中國經典中讀出些現代性來。經典作品之所為經典，是因它們具有一定跨越時間和空間的特質。我的一位朋友P. J. 拉斯卡（P. J. Laska)，是一位哲學家和詩人，也是《道德經》的癡迷者。他提前退休，翻譯了《道德經》。他從《道德經》中，提煉出反資本主義的資訊來。他認為《道德經》所言的天道和無為，是以自然狀態和生態系統，對抗資本主義形態下人對物質的囤積。他從《道德經》中看出了近來流行的極簡主義生活內涵來。如能這樣去解讀和理解，能讓中國經典再次偉大起來。
這種翻譯和接受的過程必將迂回曲折，不能指望一次“完美的”翻譯，一次而永久地解決名著走出去的問題。另外一種“迂回”，是“曲線救國”。由於美國文化強勢，很多機構或個人考慮翻譯中國作品時，首先想到的是美國。這可能是短視行為。美國文學整體上是自負而內視的，這種習性致使美國文學與世界“失聯”。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秘書賀拉斯·英格達爾(Horace Engdahl)曾稱，“歐洲是文學世界的中心，而不是美國”，因為“美國太孤立，太孤島化。他們的翻譯不夠多，也不參與文學的大型對話。這種無知很有限制性”。歐洲，尤其是法國，對於中國文學顯然感興趣得多。很多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不妨取道歐洲、南美，轉入美國。
解決“逆差”問題的責任是相互的。中國學者應篳路藍縷，繼續開拓，繼續下西洋，把更好的中國文學介紹給西方。這需要苦幹也需要巧幹。中國經典走出國門，學院派總希望“原汁原味”，完整和完美地再現。可是這常常是對他人期望過高。我和多部中國作品的英文譯者徐穆實說到我的中國文化外譯的想法。他不認同我對《西遊記》這部作品在中國家喻戶曉的判斷。他說很多人並沒有讀過原著，而是通過卡通、電影、電視瞭解我說的“文學形象”。如今資訊爆炸，如果中國學生自己都沒有耐心去讀中國古典名著，我們憑什麼去強求外國人？
他說得很有道理。但是從另外一個視角理解他的回饋：如果中國青少年可以通過大眾文化瞭解中國經典，為什麼對西方人不這樣“欲擒故縱”？迪士尼塑造的木蘭形象，成功地把我們一個經典人物，變得家喻戶曉。我們不要老是抱怨他人的塑造“扭曲”了我們的經典，而應考慮退兩步進三步，最終把瞭解的蛋糕做大。木蘭電影對於花木蘭形象的普及，是再好的“唧唧複唧唧，木蘭當戶織”譯本都無法做到的。這是一個當今文化傳播必須面對的現實。
還有一種考慮，或許和文化背景關係不是太大，而是簡單的戰術微調。美國很多大學的世界文學課課本，是那種摘選作品的選本（anthology)。這些選本多為美國白人學者所編，他們自然選擇自己熟悉的所謂“死去的白人”（dead white guys)的作品。中國文學想更多地進入世界文壇，或許更緊要的事項，並非譯出更好的《西遊記》，而是做好的選本，比如在選本中選入《西遊記》中的第一章或者比較典型的《三打白骨精》的章節。沒有好的中國文學選本，中國作品和作者還只能在“死去的白人”中爭搶有限的位置。
另外一種思路，是與現代思維關聯，從中國經典中讀出些現代性來。經典作品之所為經典，是因它們具有一定跨越時間和空間的特質。我的一位朋友P. J. 拉斯卡（P. J. Laska)，是一位哲學家和詩人，也是《道德經》的癡迷者。他提前退休，翻譯了《道德經》。他從《道德經》中，提煉出反資本主義的資訊來。他認為《道德經》所言的天道和無為，是以自然狀態和生態系統，對抗資本主義形態下人對物質的囤積。他從《道德經》中看出了近來流行的極簡主義生活內涵來。如能這樣去解讀和理解，能讓中國經典再次偉大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