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張仲裁(1971-)， 男， 四川劍閣人， 講師， 文學博士， 主要從事唐宋文學文獻研究。
“自古……”的表達是一種習見的句式， 它是對於某類歷史現象所作的規律概括。
一、說法來源
考之於文獻， “自古詩人皆入蜀”這一命題的提出和演變有其歷史軌跡可循。
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十一月， 大詩人陸游自南鄭赴任成都府安撫司參議官， 雨中經行劍門， 乃作《劍門道中遇微雨》詩：
衣上征塵雜酒痕， 遠遊無處不消魂。
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入劍門。
此詩播在人口， 注家眾多。 如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雲：“(此身合是詩人未)此一憤慨之言。 時方離南鄭前線往後方， 恢復關中之志不遂。
陸遊的這一用心， 錢鐘書先生見得明白，
錢鐘書注認為， 因為李白生長在蜀和杜甫久寓蜀中的緣故， 中唐的韓愈就將巴山蜀水的雄奇壯美與李杜詩歌的超拔絕倫有意識地聯繫在一起， 這應視作“自古詩人皆入蜀”這一說法的最早萌芽。
當然， 韓愈此說不過是劉勰“江山之助”說的一種翻版；且征之于唐代文獻， 韓愈關於“詩人”(尤其是李、杜)與“蜀地”的這種微妙關係的認識似乎並不普遍。
白居易《昨以拙詩十首寄西川杜相公》雲：詩家律手在成都，
宋代則不然， 陸游關於“詩人”與“蜀地”這種特殊的人地關係的體悟和認識， 並非有宋詩壇的特例， 且其關注物件較之韓愈更為明確， 多聚焦在特殊的文人群體———入蜀詩人， 尤其是杜甫身上。
宋初王禹偁《送馮學士入蜀》詩雲：
錦川宜共少年期， 四十風情去未遲。
……
莫學當初杜工部， 因循不賦海棠詩。
在送人游蜀時， 自然地聯想到了杜甫。
王之望(1103-1170)《帥漕複次韻再和》雲：
波瀾已得江流助， 組麗仍依錦段紅。
入蜀詞人多妙句， 向來嚴杜一編同。
樓鑰(1137-1213)《送王粹中教授入蜀》雲：
少陵入蜀往來久， 須行萬里方知詩。
此二詩將“入蜀”與詩歌造詣的聯繫表達得更為明確。
王十朋(1112-1171)《又用行可韻》：
二公海內姓名聞， 我亦追隨到蜀門。
……
酬唱又成夔府集， 論文欣對少陵尊。
自己入蜀時也自然地想到了杜甫。
即以陸遊而論， 他在細雨騎驢入劍門的同時另有一首《劍門關》(錢仲聯在《劍南詩稿校注》中與《劍門道中遇微雨》編為同時作)， 開篇雲：劍門天設險，北向控函秦。
顯用杜甫《劍門》一詩字面，可知他之所以有“此身合是詩人未”一問，是因為過劍門時不但想到了前代入蜀的詩人，且關注仍在杜甫身上，然則他這一問，絕非錢仲聯先生所謂“憤慨之言”，乃竊攀少陵宜方駕之意耳。
宋人一提入蜀就想到杜甫，其原因大約有兩個方面。
杜甫于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十二月自隴右入蜀，唐代宗大曆三年(768)正月下峽，居蜀時間長達八年；又據王兆鵬所統計的唐詩百首名篇，杜甫以16篇高居榜首，且據《杜詩詳注》、《杜詩鏡銓》等對這16篇的創作地點一一考察，作于巴蜀者7篇(《蜀相》、《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旅夜書懷》、《登高》)，亦高居其他地域之上(京洛6篇，荊湘2篇，齊魯1篇)，這的確可證杜甫在蜀中“詩歌就登峰造極”。正是由於文學創作的地域因素，使得宋人將“入蜀”和“杜甫”自然地聯結在一起，此其一。其二，應從有宋一代的文學環境中尋求答案，這自然令人聯想到當時轟轟烈烈的崇杜之風。
宋代以後，元代薩都剌《次韻送虞先生入蜀代祀》：揚馬大邦文物盛，題詩須近草堂西。
明代程敏政等《上元日與林諭徳亨大商懋衡李世賢二侍講餞同年陸敘州克深考績西還聯句》：入蜀杜陵詩益壯。仍然把目光停留在杜甫處。
清代查慎行《送盛東田出宰興化東田初掣授四川富順縣後改調興化》：他時檢點還朝集，惜少騎驢入蜀詩。更是因襲陸游詩意。這些顯然都是前人思維定勢的慣性延續，目光還是離不開杜甫。
對杜甫的高度關注，當然是因為杜甫在詩史上的崇高地位，不過即以唐代而論，入蜀的著名詩人遠非杜甫一人。
事實上，在杜甫之前，初唐四傑均曾載筆入蜀；盛唐以後，劍南地區在全國的戰略地位大幅提升，大批文人出於各種原因不畏蜀道之難適彼樂土，舉其著者即有高適、岑參、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賈島、李商隱、溫庭筠、鄭谷、韋莊等。然而宋人多著眼于個體(杜甫)，尚未從群體的角度對入蜀現象進行關注。
這一轉變始自明代蜀人楊慎，他在《升庵詩話》卷十一中注意到“張蟲賓、韋莊、牛嶠、歐陽炯，皆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
比其稍晚的福建侯官人曹學佺(1574-1647)曾宦遊入蜀，官至四川右參政、按察使，其人居蜀時博采蜀中典故著成《蜀中廣記》一書，該書在引述楊慎前言時複有增補，曰：“唐世蜀之詩人，射洪陳子昂，彰明李白……俱蜀人，若劉蛻、張蠙、韋莊、牛嶠、歐陽炯、劉猛、李季蘭、張演、薛濤、張窈窕、杜羔妻皆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嘗欲裒集其詩為一帙而未暇焉。”
楊慎和曹學佺一為蜀人，一為宦遊入蜀者，兩人與蜀地都有較為密切的關係，是以顯然存有“懷土”之意(今人或稱之為“戀地情結”)，故他們均對文人入蜀的歷史現象較為敏感和關注，且著眼于“唐世蜀之詩人”而非某一位作家。
到清代中期，蜀人李調元(1734-1802)作《送朱子穎孝純之蜀作宰》雲：
猿啼萬樹褒斜月，馬踏千峰劍閣霜。
自古詩人例到蜀，好將新句貯行囊。
光緒時，蜀人趙熙(1867-1948)《下裡詞送楊使君之蜀》：
萬山一一來時路，盡譜鄉心上《竹枝》。
從古詩人多入蜀，花潭杜老望君時。
在這裡，關注點不但是從個體轉移到群體，且上升為規律性的高度概括和總結。“自古詩人皆入蜀”的說法在字面上正式定型，由是口耳相傳以至於今。
當然，這一說法在現當代文人圈內的流傳，尚須考慮到民國後期的歷史背景。倭寇東來，國土淪陷，重慶升為陪都，大半個中國都搬到了西南，大批文人避難入蜀，其規模之大，或有過於唐玄宗與唐僖宗時期。
如段渝主編《抗戰時期的四川》前言：“重慶1936年只有33萬人，到1945年激增至125萬人，8年間淨增92萬人……絕大多數仍是隨部隊、文教、工礦企業等由省外遷來的人口。”
顧頡剛則說：“抗日戰爭時期，我國的專家學者差不多全體集合到四川。”相對於蜀地而言，民國時期國家政治文化重心在江南地區，故與唐人入蜀多由蜀道南下不同，民國入蜀文人當以經峽路西遷為多，但是他們對於自古以來文人“入蜀”的歷史現象當有更深的體會和感悟，這也會對“自古詩人皆入蜀”這一說法的擴散和傳播產生影響。
二、合理性考察
倘欲對文人入蜀現象進行深入研究，則必須考慮這樣一個問題：“自古詩人皆入蜀”這一類似於“口頭禪”的說法到底是一個偽命題，還是具有一定合理性？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立？
以唐代為例。唐世漫遊之風極盛，詩人不但入蜀，亦頻繁地出入於京洛、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若要真正意義上的“皆入”，有唐一代或只京城長安略可當之，唐代著名文人未至長安者幾乎沒有(京城總會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優秀文人競相趨赴如水之歸海)。
然而奇怪的是，似乎未見有過“自古詩人皆入秦”或是“自古詩人皆入京”的說法。此外，江南地區為六朝以來的人文淵藪，唐代以後文化重心南移，這一地區文人往來之頻，人文氣象之盛，更遠超蜀地以上，但是也沒有“自古詩人入吳越”的說法。剩下的只有“自古詩人皆入蜀”反倒傳播開來。
需要追問，這種說法為什麼會產生？有種可能是，它乃是蜀人以昔日的人文之勝誇耀一時，尤其是在明清兩代蜀中文化水準大不如唐宋時期的情況下，蜀人在追尋燦爛的巴蜀文化傳統中滿足自己的文化虛榮之心，同時激起重現巴蜀文化繁盛局面的文化自信。
譚繼和說：“明清時期，蜀人或生活在蜀的人對巴蜀文化的認識，往往表現為對巴蜀人文傳統的‘誇述其勝’和對文化傳統的追尋，……這種對固有傳統的認同和追尋，可以說是明清蜀人的主要思維傾向。”
比如李調元在《李太白故里考》一文中說：“人莫不自耀其所居之地，而欲耀其地，莫不先誇其地所產之名人，即偶爾流寓，亦必聚而訟之，所謂爭此朽骨如天球也。然而不必爭而爭之，未有如我彰明之李太白者。”
這種貌似超然的“不爭是爭”十分有趣，李調元批評別人“爭朽骨如天球”的錯誤做法，而自己猶有過之，表現出典型的誇述鄉邦人文之盛的心態。如前所述，“自古詩人皆入蜀”這一說法的最終在李調元和趙熙這裡成型，可以說，他們代表的是清代蜀人較為普遍的一種文化心理。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這種說法的流行不衰，最終應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事實本身的存在，即至少在某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的確存在文人大規模入蜀的現象；一是後人尤其是蜀人對此不遺餘力地加以鼓吹。據前引曹學佺語，前者是沒有疑問的，後者則啟人思考，為什麼持此說法的人可以罔顧中原和江南地區在歷史上文學更為發達的事實而津津樂道？
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巴蜀大地的確具有它的特殊性，與中原和江南地區相比，或曰封閉亦可，或曰相對獨立亦可。因中國幅員遼闊，蜀地人文之盛雖未能與其它地區相比，然在西南地區固當首善，所以完全可以悠悠然“坐井觀天”。
如果不帶感情色彩去解讀“坐井觀天”這個成語，可以發現，“井”固有其地理位置特殊性，而四川盆地正是一口地理環境極為特殊的“井”，蜀人“觀天”的結果是創造了迥異于中原文化的巴蜀地域文化，並在較長時期內具有其鮮明的獨立性。
顧頡剛就說：“古蜀國的文化究竟是獨立發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戰國以來的事。”在此後較長時期內，蜀地都有著自身較為獨特的文化傳統。
是以“自古詩人皆入蜀”的說法流行，正是蜀人地域意識相對較強，巴蜀文學活動的地域特徵相對其他地區更為突出的表現。反過來也可以說，中原和江南地區等人文發達地區沒有類似說法的流行，正說明這些地區文學地域性特徵的日益弱化。
當然，“自古”並不是一個精確的時間概念。時間、場所和文學主體，是所有文學活動的三大要素，在這句話裡，空間(蜀)和主體(詩人)的界定是明確的，但是“自古”這一時間概念卻略顯模糊。它的上限起於何時？難道同祖風騷？下限又至何時？莫非直至於今？這都是問題。
根據前面對此說法來源的考察可以看出，“自古詩人皆入蜀”之大行其道，其根源在於杜甫，並從韓愈那裡開始萌芽，且主要因為杜甫的特殊原因而在宋代漸成氣候，明代楊慎和曹學佺關注的入蜀也主要是“唐世詩人”。故而可以基本認定，這一命題不過是後世文人對於“唐代詩人皆入蜀”的一種擴大化的浪漫表達，並且在很大程度上都把注意力放在了杜甫的身上。
結語
然則可以肯定地說，“自古詩人皆入蜀”這一命題，其合理性是客觀存在的，如果能夠變換文學史研究慣用的時間維度，從文學地理和和地域文化的角度進行思考，對此就會看得比較明白——這不僅是巴蜀文學史上的大題目，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文學地理現象。
每一位詩人所從事的文學活動都離不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唐五代詩人在蜀中的文學創作也離不開巴蜀這個特殊的地理環境。
因此可以深入思考，詩人存身的地理空間的轉換，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其文學創作？面對從未謀面的巴山蜀水，這些入蜀詩人筆下究竟是怎樣表現的？對於蜀地而言，外地文人的移入究竟會對本地的文化和文學發展產生哪些具體影響？如此等等。
倘若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必有助於對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地域性特徵加深認識，也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巴蜀的文化和文學傳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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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Z〕.北京:中華書局,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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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明)曹學佺.蜀中廣記〔Z〕//文淵閣四庫全書, 592-649.
〔13〕(清)李調元.童山詩集〔Z〕//續修四庫全書, 1456-194.
〔14〕趙熙,王仲鏞.趙熙集〔M〕.成都:巴蜀書社, 1996.
〔15〕段渝主.抗戰時期的四川〔M〕.成都:巴蜀書社, 2005.
〔16〕顧頡剛.論巴蜀與中原的關係〔C〕.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17〕譚繼和.巴蜀文化研究趨向平議〔J〕.社會科學研究, 1996(2).
開篇雲：劍門天設險，北向控函秦。顯用杜甫《劍門》一詩字面，可知他之所以有“此身合是詩人未”一問，是因為過劍門時不但想到了前代入蜀的詩人，且關注仍在杜甫身上，然則他這一問，絕非錢仲聯先生所謂“憤慨之言”，乃竊攀少陵宜方駕之意耳。
宋人一提入蜀就想到杜甫，其原因大約有兩個方面。
杜甫于唐肅宗乾元二年(759)十二月自隴右入蜀，唐代宗大曆三年(768)正月下峽，居蜀時間長達八年；又據王兆鵬所統計的唐詩百首名篇，杜甫以16篇高居榜首，且據《杜詩詳注》、《杜詩鏡銓》等對這16篇的創作地點一一考察，作于巴蜀者7篇(《蜀相》、《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旅夜書懷》、《登高》)，亦高居其他地域之上(京洛6篇，荊湘2篇，齊魯1篇)，這的確可證杜甫在蜀中“詩歌就登峰造極”。正是由於文學創作的地域因素，使得宋人將“入蜀”和“杜甫”自然地聯結在一起，此其一。其二，應從有宋一代的文學環境中尋求答案，這自然令人聯想到當時轟轟烈烈的崇杜之風。
宋代以後，元代薩都剌《次韻送虞先生入蜀代祀》：揚馬大邦文物盛，題詩須近草堂西。
明代程敏政等《上元日與林諭徳亨大商懋衡李世賢二侍講餞同年陸敘州克深考績西還聯句》：入蜀杜陵詩益壯。仍然把目光停留在杜甫處。
清代查慎行《送盛東田出宰興化東田初掣授四川富順縣後改調興化》：他時檢點還朝集，惜少騎驢入蜀詩。更是因襲陸游詩意。這些顯然都是前人思維定勢的慣性延續，目光還是離不開杜甫。
對杜甫的高度關注，當然是因為杜甫在詩史上的崇高地位，不過即以唐代而論，入蜀的著名詩人遠非杜甫一人。
事實上，在杜甫之前，初唐四傑均曾載筆入蜀；盛唐以後，劍南地區在全國的戰略地位大幅提升，大批文人出於各種原因不畏蜀道之難適彼樂土，舉其著者即有高適、岑參、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賈島、李商隱、溫庭筠、鄭谷、韋莊等。然而宋人多著眼于個體(杜甫)，尚未從群體的角度對入蜀現象進行關注。
這一轉變始自明代蜀人楊慎，他在《升庵詩話》卷十一中注意到“張蟲賓、韋莊、牛嶠、歐陽炯，皆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
比其稍晚的福建侯官人曹學佺(1574-1647)曾宦遊入蜀，官至四川右參政、按察使，其人居蜀時博采蜀中典故著成《蜀中廣記》一書，該書在引述楊慎前言時複有增補，曰：“唐世蜀之詩人，射洪陳子昂，彰明李白……俱蜀人，若劉蛻、張蠙、韋莊、牛嶠、歐陽炯、劉猛、李季蘭、張演、薛濤、張窈窕、杜羔妻皆他方流寓而老於蜀者，嘗欲裒集其詩為一帙而未暇焉。”
楊慎和曹學佺一為蜀人，一為宦遊入蜀者，兩人與蜀地都有較為密切的關係，是以顯然存有“懷土”之意(今人或稱之為“戀地情結”)，故他們均對文人入蜀的歷史現象較為敏感和關注，且著眼于“唐世蜀之詩人”而非某一位作家。
到清代中期，蜀人李調元(1734-1802)作《送朱子穎孝純之蜀作宰》雲：
猿啼萬樹褒斜月，馬踏千峰劍閣霜。
自古詩人例到蜀，好將新句貯行囊。
光緒時，蜀人趙熙(1867-1948)《下裡詞送楊使君之蜀》：
萬山一一來時路，盡譜鄉心上《竹枝》。
從古詩人多入蜀，花潭杜老望君時。
在這裡，關注點不但是從個體轉移到群體，且上升為規律性的高度概括和總結。“自古詩人皆入蜀”的說法在字面上正式定型，由是口耳相傳以至於今。
當然，這一說法在現當代文人圈內的流傳，尚須考慮到民國後期的歷史背景。倭寇東來，國土淪陷，重慶升為陪都，大半個中國都搬到了西南，大批文人避難入蜀，其規模之大，或有過於唐玄宗與唐僖宗時期。
如段渝主編《抗戰時期的四川》前言：“重慶1936年只有33萬人，到1945年激增至125萬人，8年間淨增92萬人……絕大多數仍是隨部隊、文教、工礦企業等由省外遷來的人口。”
顧頡剛則說：“抗日戰爭時期，我國的專家學者差不多全體集合到四川。”相對於蜀地而言，民國時期國家政治文化重心在江南地區，故與唐人入蜀多由蜀道南下不同，民國入蜀文人當以經峽路西遷為多，但是他們對於自古以來文人“入蜀”的歷史現象當有更深的體會和感悟，這也會對“自古詩人皆入蜀”這一說法的擴散和傳播產生影響。
二、合理性考察
倘欲對文人入蜀現象進行深入研究，則必須考慮這樣一個問題：“自古詩人皆入蜀”這一類似於“口頭禪”的說法到底是一個偽命題，還是具有一定合理性？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成立？
以唐代為例。唐世漫遊之風極盛，詩人不但入蜀，亦頻繁地出入於京洛、燕趙、齊魯、吳越之地。若要真正意義上的“皆入”，有唐一代或只京城長安略可當之，唐代著名文人未至長安者幾乎沒有(京城總會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優秀文人競相趨赴如水之歸海)。
然而奇怪的是，似乎未見有過“自古詩人皆入秦”或是“自古詩人皆入京”的說法。此外，江南地區為六朝以來的人文淵藪，唐代以後文化重心南移，這一地區文人往來之頻，人文氣象之盛，更遠超蜀地以上，但是也沒有“自古詩人入吳越”的說法。剩下的只有“自古詩人皆入蜀”反倒傳播開來。
需要追問，這種說法為什麼會產生？有種可能是，它乃是蜀人以昔日的人文之勝誇耀一時，尤其是在明清兩代蜀中文化水準大不如唐宋時期的情況下，蜀人在追尋燦爛的巴蜀文化傳統中滿足自己的文化虛榮之心，同時激起重現巴蜀文化繁盛局面的文化自信。
譚繼和說：“明清時期，蜀人或生活在蜀的人對巴蜀文化的認識，往往表現為對巴蜀人文傳統的‘誇述其勝’和對文化傳統的追尋，……這種對固有傳統的認同和追尋，可以說是明清蜀人的主要思維傾向。”
比如李調元在《李太白故里考》一文中說：“人莫不自耀其所居之地，而欲耀其地，莫不先誇其地所產之名人，即偶爾流寓，亦必聚而訟之，所謂爭此朽骨如天球也。然而不必爭而爭之，未有如我彰明之李太白者。”
這種貌似超然的“不爭是爭”十分有趣，李調元批評別人“爭朽骨如天球”的錯誤做法，而自己猶有過之，表現出典型的誇述鄉邦人文之盛的心態。如前所述，“自古詩人皆入蜀”這一說法的最終在李調元和趙熙這裡成型，可以說，他們代表的是清代蜀人較為普遍的一種文化心理。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這種說法的流行不衰，最終應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事實本身的存在，即至少在某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的確存在文人大規模入蜀的現象；一是後人尤其是蜀人對此不遺餘力地加以鼓吹。據前引曹學佺語，前者是沒有疑問的，後者則啟人思考，為什麼持此說法的人可以罔顧中原和江南地區在歷史上文學更為發達的事實而津津樂道？
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巴蜀大地的確具有它的特殊性，與中原和江南地區相比，或曰封閉亦可，或曰相對獨立亦可。因中國幅員遼闊，蜀地人文之盛雖未能與其它地區相比，然在西南地區固當首善，所以完全可以悠悠然“坐井觀天”。
如果不帶感情色彩去解讀“坐井觀天”這個成語，可以發現，“井”固有其地理位置特殊性，而四川盆地正是一口地理環境極為特殊的“井”，蜀人“觀天”的結果是創造了迥異于中原文化的巴蜀地域文化，並在較長時期內具有其鮮明的獨立性。
顧頡剛就說：“古蜀國的文化究竟是獨立發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戰國以來的事。”在此後較長時期內，蜀地都有著自身較為獨特的文化傳統。
是以“自古詩人皆入蜀”的說法流行，正是蜀人地域意識相對較強，巴蜀文學活動的地域特徵相對其他地區更為突出的表現。反過來也可以說，中原和江南地區等人文發達地區沒有類似說法的流行，正說明這些地區文學地域性特徵的日益弱化。
當然，“自古”並不是一個精確的時間概念。時間、場所和文學主體，是所有文學活動的三大要素，在這句話裡，空間(蜀)和主體(詩人)的界定是明確的，但是“自古”這一時間概念卻略顯模糊。它的上限起於何時？難道同祖風騷？下限又至何時？莫非直至於今？這都是問題。
根據前面對此說法來源的考察可以看出，“自古詩人皆入蜀”之大行其道，其根源在於杜甫，並從韓愈那裡開始萌芽，且主要因為杜甫的特殊原因而在宋代漸成氣候，明代楊慎和曹學佺關注的入蜀也主要是“唐世詩人”。故而可以基本認定，這一命題不過是後世文人對於“唐代詩人皆入蜀”的一種擴大化的浪漫表達，並且在很大程度上都把注意力放在了杜甫的身上。
結語
然則可以肯定地說，“自古詩人皆入蜀”這一命題，其合理性是客觀存在的，如果能夠變換文學史研究慣用的時間維度，從文學地理和和地域文化的角度進行思考，對此就會看得比較明白——這不僅是巴蜀文學史上的大題目，也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文學地理現象。
每一位詩人所從事的文學活動都離不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唐五代詩人在蜀中的文學創作也離不開巴蜀這個特殊的地理環境。
因此可以深入思考，詩人存身的地理空間的轉換，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其文學創作？面對從未謀面的巴山蜀水，這些入蜀詩人筆下究竟是怎樣表現的？對於蜀地而言，外地文人的移入究竟會對本地的文化和文學發展產生哪些具體影響？如此等等。
倘若對其進行深入研究，必有助於對中國文學發展過程中的地域性特徵加深認識，也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巴蜀的文化和文學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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