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的原道與洛克的理性
安立志
“世風日下， 人心不古”， 往往是批評當下社會風氣不好的常用語。 這句話裡有個前提， 以前的風氣比現在好， 古代的風氣比今天好， 要消除當前世道的弊端， 只能從古代討要秘方， 只能從古代尋找根據。 這樣的話重複來重複去， 就會形成思維定勢， 甚至形成復古派系。
從古代社會討要拯救新弊端的秘方， 從古代尋找改造新弊端的根據， 在中外都有。 前者如唐代的韓愈， 後者如英國的洛克。
韓愈的《原道》可以作為分析的標本之一。 在我國， 雖然漢武帝確立了“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在我國的歷史典籍中，
《原道》的宗旨在於反佛道以尊儒教， 正是從這點出發， 他才將儒學稱為“原道”。 在他看來， 在“人之初”的年代， 也就是在人類還在穴居樹棲， 漁獵採集， 茹毛飲血的階段， 儒家的聖人就應運而生了（“有聖人者立”）， 他們“為之君， 為之師”（同上書， 頁581）， 教這些初民“以相生相養之道”， 他們如同東方的救星、印度的觀音、西方的耶穌， 創造了人類， 馴化了人類， 他們為初民“驅其蟲蛇禽獸，
聖人是無所不能的， 他不僅創造了“士農工商”這些基本的社會階級， 而且建立了井然有序的社會秩序——君、臣、民的差序格局，
如同韓愈一樣，為了闡述自己的思想觀點，或者為了創立自己的學說體系，洛克也從遙遠的古代說起。洛克是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比韓愈晚了將近8個世紀。他們二人在時代、文化、地域背景上有著極大不同，但是，在原始人類的角色與地位這一點上仍是可以比較的。
洛克沒有“原道”這樣的說法，他所描述的是人的自然狀態。雖然他曾講過人是創世主（上帝）的創造物，但在他之後的闡述中，這個創世主似乎總不在位。他指出，人的自然狀態“是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他們在自然法的範圍內，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辦法，決定他們的行動與處理他們的財產和人身，而無須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或聽命於任何人的意志。”（《政府論（下）》，頁3）處於自然狀態的人們，相互之間處於一種平等狀態，“一切權力和管轄權都是相互的，沒有一個人享有多於別人的權力。”（同上）在這裡，並沒有從天而降的聖人來拯救和教化他們。如果說韓愈的“原道”描述的人類最初狀態是一種“人——犬——羊”關係，那麼，在洛克的筆下，自然狀態的人們就像一群在山坡上自由自在啃食青草的羊群。
原始人類的內部機制是怎樣的呢？洛克強調，“自然狀態有一種為人人所應遵守的自然法對它起著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服從理性的全人類：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同上書，頁4 ）洛克所說的“理性”，也被他稱為自然法，大概相當於初民遵循的規則，在地位上與韓愈“原道”的字面意思有些近似。這樣的“理性”，很自然地排斥了居高臨下對人們進行教誨與馴化的任何聖人與君主，他們內部完全處於一種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狀態。
由於環境的制約、外敵的入侵、內部的競爭等因素，處於自然狀態的人們，逐漸有了組織起來的必要性與迫切性，然而，洛克認為，“任何人放棄其自然自由並受制于公民社會的種種限制的唯一的方法，是同其他人協議聯合組成為一個共同體，以謀他們彼此間的舒適、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穩地享受他們的財產而且有更大的保障來防止共同體以外任何人的侵犯。”（同上書，頁59）這種組織起來的方式，既不是戰俘營，也不是勞改隊，甚至不同於強制性的牽牛入社，作為後來者的盧梭提出的社會契約論與洛克的設想似乎異曲同工。這些原始人類“開始組織並實際組成任何政治社會的，不過是一些能夠服從大多數而進行結合並組成這種社會的自由人的同意。這樣，而且只有這樣，才曾或才能創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同上書，頁61）從300多年前洛克繪製的政治藍圖中，已經可以隱約看出當今世界許多國家的憲法制度與國家政體的運作機制。在某些階段上，人類自治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確曾存在過，比如北美早期移民，對於他們來說，“有國才有家”的說法，是不可思議的。在他們那裡，大都是先有居民點，再有社會組織，後有政府機構，最後才建立國家的。
韓愈和洛克作為思想家，他們根據自己的理念，設計心目中的理想國。韓愈與洛克的理念之所以反差如此巨大，並不僅僅在於兩人之間的時代之差，起根本作用的正是深入骨髓的文化與社會傳統。正是古代華夏的專制文化，讓韓愈想當然地將君、臣、民（亦即人——犬——羊）格局，視為一種固定不變的社會模式，這是他無論如何都無法擺脫的文化窠臼。而在洛克看來，任何專制權力都是不可接受的，都是人類文明應當拒絕與摒棄的，“對於一個專制君主的臣民或不如說是奴隸來說，……當他的財產受到他的君主的意志和命令的侵犯時，……好像他已經從理性動物的共同狀態中貶降下去似的，被剝奪了裁判或保衛他的權利的自由；從而有遭受各種災難和不幸的危險，而這些災難和不幸是很可能由一個既處在不受拘束的自然狀態而又因受人諂諛逢迎以致品德墮落並且掌握著權力的人造成的。”（同上書，頁55-56）
有人或謂，無論前者的原道，還是後者的理性，並非人類經歷過的真實歷史，因而他們的推測和設想，不過是空中樓閣。的確，人類的遠古狀態，往往無法驗證。即使在華夏古國，文字記載的歷史至多到殷商時期，至於神農氏、有巢氏、燧人氏以及儒教門徒言必稱的堯舜禹，大多只是傳說而已。有文字可考的中華文明，安陽殷墟提供的證明，只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所謂五千年文明史云云，大概是將那些石斧、石刀統統作為證據了吧！
價值的差異，理念的不同，在韓愈和洛克之間，大概與文明的阻隔有關係。幾百年前，當地理大發現與世界市場形成之際，分處於地球不同方位的人類，逐漸形成了越來越多的共同語言，比如海洋貿易、自由市場、代議制政府等等。當今之世，已是地球村，相信韓愈的“人——犬——羊”的社會政治格局，已被多數國家所拋棄，民主共和政體（儘管在具體形式上也有差別）已經成為全球多數國家的選擇。當今時代，回頭再看韓愈的“原道”與洛克的“理性”，撫今追昔，撫今追昔，不勝唏噓！
他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08年，頁258）然而，這個韓愈卻是以孟子傳人自居的，他“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韓昌黎全集》，世界書局，1935年，頁268) ，然而，在他與孟子的比較中，他所堅持與闡述的似乎並非儒家的原道。蘇東坡謂韓愈“道濟天下之溺”（《蘇軾文集》，中華書局，1986年，頁509），的確言過其實。如同韓愈一樣，為了闡述自己的思想觀點，或者為了創立自己的學說體系，洛克也從遙遠的古代說起。洛克是17世紀的英國哲學家，比韓愈晚了將近8個世紀。他們二人在時代、文化、地域背景上有著極大不同，但是，在原始人類的角色與地位這一點上仍是可以比較的。
洛克沒有“原道”這樣的說法，他所描述的是人的自然狀態。雖然他曾講過人是創世主（上帝）的創造物，但在他之後的闡述中，這個創世主似乎總不在位。他指出，人的自然狀態“是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他們在自然法的範圍內，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辦法，決定他們的行動與處理他們的財產和人身，而無須得到任何人的許可或聽命於任何人的意志。”（《政府論（下）》，頁3）處於自然狀態的人們，相互之間處於一種平等狀態，“一切權力和管轄權都是相互的，沒有一個人享有多於別人的權力。”（同上）在這裡，並沒有從天而降的聖人來拯救和教化他們。如果說韓愈的“原道”描述的人類最初狀態是一種“人——犬——羊”關係，那麼，在洛克的筆下，自然狀態的人們就像一群在山坡上自由自在啃食青草的羊群。
原始人類的內部機制是怎樣的呢？洛克強調，“自然狀態有一種為人人所應遵守的自然法對它起著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服從理性的全人類：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同上書，頁4 ）洛克所說的“理性”，也被他稱為自然法，大概相當於初民遵循的規則，在地位上與韓愈“原道”的字面意思有些近似。這樣的“理性”，很自然地排斥了居高臨下對人們進行教誨與馴化的任何聖人與君主，他們內部完全處於一種自己管理自己的自治狀態。
由於環境的制約、外敵的入侵、內部的競爭等因素，處於自然狀態的人們，逐漸有了組織起來的必要性與迫切性，然而，洛克認為，“任何人放棄其自然自由並受制于公民社會的種種限制的唯一的方法，是同其他人協議聯合組成為一個共同體，以謀他們彼此間的舒適、安全和和平的生活，以便安穩地享受他們的財產而且有更大的保障來防止共同體以外任何人的侵犯。”（同上書，頁59）這種組織起來的方式，既不是戰俘營，也不是勞改隊，甚至不同於強制性的牽牛入社，作為後來者的盧梭提出的社會契約論與洛克的設想似乎異曲同工。這些原始人類“開始組織並實際組成任何政治社會的，不過是一些能夠服從大多數而進行結合並組成這種社會的自由人的同意。這樣，而且只有這樣，才曾或才能創立世界上任何合法的政府。”（同上書，頁61）從300多年前洛克繪製的政治藍圖中，已經可以隱約看出當今世界許多國家的憲法制度與國家政體的運作機制。在某些階段上，人類自治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確曾存在過，比如北美早期移民，對於他們來說，“有國才有家”的說法，是不可思議的。在他們那裡，大都是先有居民點，再有社會組織，後有政府機構，最後才建立國家的。
韓愈和洛克作為思想家，他們根據自己的理念，設計心目中的理想國。韓愈與洛克的理念之所以反差如此巨大，並不僅僅在於兩人之間的時代之差，起根本作用的正是深入骨髓的文化與社會傳統。正是古代華夏的專制文化，讓韓愈想當然地將君、臣、民（亦即人——犬——羊）格局，視為一種固定不變的社會模式，這是他無論如何都無法擺脫的文化窠臼。而在洛克看來，任何專制權力都是不可接受的，都是人類文明應當拒絕與摒棄的，“對於一個專制君主的臣民或不如說是奴隸來說，……當他的財產受到他的君主的意志和命令的侵犯時，……好像他已經從理性動物的共同狀態中貶降下去似的，被剝奪了裁判或保衛他的權利的自由；從而有遭受各種災難和不幸的危險，而這些災難和不幸是很可能由一個既處在不受拘束的自然狀態而又因受人諂諛逢迎以致品德墮落並且掌握著權力的人造成的。”（同上書，頁55-56）
有人或謂，無論前者的原道，還是後者的理性，並非人類經歷過的真實歷史，因而他們的推測和設想，不過是空中樓閣。的確，人類的遠古狀態，往往無法驗證。即使在華夏古國，文字記載的歷史至多到殷商時期，至於神農氏、有巢氏、燧人氏以及儒教門徒言必稱的堯舜禹，大多只是傳說而已。有文字可考的中華文明，安陽殷墟提供的證明，只有三千多年的歷史，所謂五千年文明史云云，大概是將那些石斧、石刀統統作為證據了吧！
價值的差異，理念的不同，在韓愈和洛克之間，大概與文明的阻隔有關係。幾百年前，當地理大發現與世界市場形成之際，分處於地球不同方位的人類，逐漸形成了越來越多的共同語言，比如海洋貿易、自由市場、代議制政府等等。當今之世，已是地球村，相信韓愈的“人——犬——羊”的社會政治格局，已被多數國家所拋棄，民主共和政體（儘管在具體形式上也有差別）已經成為全球多數國家的選擇。當今時代，回頭再看韓愈的“原道”與洛克的“理性”，撫今追昔，撫今追昔，不勝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