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資深中年人
唐叔虞作為始 封君， 其于晉國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唐叔虞祠、即晉祠雖在太原， 但唐叔虞之封地是否就在太原， 卻是頗有爭議、且爭而未決的議題。 對歷史問題的研究解決不外乎通過史料記載和考古發掘兩條途徑， 然至今為止， 尚未發現唐叔虞及晉國早期國君之墓葬、亦未在太原發現早期晉國都城遺址；所以於此我主要以歷史典籍為線索， 對此問題做一討論。
一、關於“桐葉封弟”的歷史文獻記載
有關先秦歷史的文字記錄不多， 西周初年的就更少， 西漢司馬遷的《史記》雖嫌稍晚，
更早的記載還有兩處：《春秋左傳·昭西元年》載：“其季世曰唐叔虞。 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 將與之唐， 屬諸參， 而蕃育其子孫。 ’及生， 有文在其手曰：‘虞’， 遂以命之。
戰國末年成書的《呂氏春秋》八覽之六《審應覽·重言》載：“成王與唐叔虞燕居， 援梧葉以為珪。 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 ’叔虞喜， 以告周公。 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 ’周公對曰：‘臣聞之， 天子無戲言。 天子言， 則史書之， 工誦之， 士稱之。 ’於是遂封叔虞于晉。 ”
這三則記載史實是基本一致的， 雖然懷孕後夢見天帝的感生神話是古人常見的假託， 當然不會是事實， 就是桐葉封弟一事之真偽也殊難斷言， 但是姬虞受封、且封于唐， 當是無疑的史實。 至於唐叔虞之子燮（或稱燮父）， 改國號為晉， 則只有《史記》之上述記載。 查先秦典籍中有關燮或燮父的記載， 只有《春秋左傳·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繹，
二、有關唐叔虞封地的最初記載及“晉陽說”
關於唐叔虞封地之所在， 《左傳》和《呂氏春秋》均未提及， 《史記》中雖說“唐在河、汾之東， 方百里”，
最早提出唐叔虞封國確切地望的是東漢班固， 《漢書·地理志·太原郡》所屬二十一縣中， 首列“晉陽縣”， 其下班固自注曰：“故《詩》唐國， 周成王滅唐， 封地叔虞， 龍山在西北， 有鹽官， 晉水所出， 東入汾。 ”自此之後， 漢魏六朝學者多采此說， 如：
東漢鄭玄《毛詩譜·唐譜》“ 唐者， 帝堯舊都之地， 今日太原晉陽是。 堯始居此， 後乃遷河東平陽。 ”
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堯始封于唐， 今中山唐縣是也， 堯山是也……堯之都後徙晉陽， 今太原縣是也， 于《周禮》在並州之城；及為天子， 都平陽。 ”
杜預《春秋釋例》“唐， 太原晉陽縣。 ”
南北朝時期範曄《後漢書·郡國志·太原郡》 “晉陽本唐國，
南北朝時北朝的酈道元在其地理學名著《水經注·卷六》“晉水”條中對“唐”之地名及“晉水”亦明確寫道“晉水出晉陽縣西懸甕山。 縣故唐國也。 …縣有晉水， 後改名為晉， 故子夏敘《詩》稱此晉也， 而謂之唐， 儉而有禮， 有堯之遺風也。 ”至此唐叔虞受封之唐在晉陽（下稱“晉陽說”）似成定論， 從隋唐五代到宋元明幾無異議， 即使是明末清初顧炎武之後質疑者漸多， 但仍不足以撼動“晉陽”說。
近代大家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中說：“唐叔之子燮父改唐為晉， 即今之太原市。 四世至成侯， 南徙曲沃， 今山西省聞喜縣東。 又五世至穆侯， 複遷於絳， 絳即翼”。
同為大家的呂思勉先生《中國民族史·夏都考》也說：“《漢志》：太原郡晉陽， ‘故《詩》唐國。’…是夏之都，即唐堯舊都也。”
三、唐叔虞封地之質疑
雖然從《漢書》之後“晉陽說”被學者普遍認可採納，但是也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唐李泰等《括地志》一書中對“唐城所在”就有不同的記載：
其一，在卷二“絳州翼城縣”條目下：“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裡，即堯裔子所封。春秋[傳]雲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後嘉之，賜氏禦龍，以更彖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後。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夏後蓋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唐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大叔，更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即范匄所雲‘在周為唐杜氏’。”
其二，在同卷“並州晉陽縣”條目下：“故唐城在並州晉陽縣北二裡。《城記》雲堯築也。徐才宗《國都城記》雲：‘唐叔虞之手燮父徒居晉水傍，今並州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徒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為坊，城牆北半見在’，《毛詩譜》雲：‘叔虞子燮父以堯虛南有晉水，故曰晉侯’”。
唐叔虞所封之唐城在兩處出現、一在晉陽一在翼城，可以說兩說並存即是對“晉陽說”的一種委婉的質疑，而直接提出最為有力質疑的則是顧炎武。
顧亭林《日知錄·卷三十一·晉國》：“晉自武公滅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考之於傳：滅楊、滅霍、滅耿、滅魏、滅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不過今平陽一府之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屬於晉。文公廣三行禦狄，裂公敗狄於箕，而秋牛始怖。忡公川槐絆樸戍之謀。以貨易土。平公用荀、吳，敗狄於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渦、洛陰之間，而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盂為祁氏之邑，晉陽為趙氏之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于杜氏之解綿上箕而不能無疑，並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為然也。”
同卷“唐”條下：“《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裡。堯裔于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裡，即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
由此兩條可知，顧炎武明確否定了“晉陽說”，而贊成“翼城說”。今人亦不乏持此觀點者，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山西上古史新探》一書、張志剛的論文《唐叔虞封地究竟在哪裡?》、趙李娜的論文《叔虞封地再考》等都論證“唐都在晉南”。這些論證都沿用顧炎武的論證途徑，即主要運用史料記載說明晉國是由晉南開始擴張，其範圍是在戰國末期才延伸到太原盆地的。這種論證自有其堅實的史料基礎，但仍難以難以駁倒“晉陽說”，其關鍵之點之一便是“晉水在晉陽”。下面我就試對此提出自己的觀點。
四、有關唐叔虞封地之我見
（一）、“晉陽說”之分析
如我在第二節所述，“晉陽說”起源于班固的《漢書》，在先秦典籍中沒有唐叔虞封地的記載，而《史記》只是“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一句，那麼我們就有必要分析為什麼《史記》沒有具體的地望。從《史記》的體例來看，大凡國都或始封地，均有具體的地望，比如上節引用過的《楚世家》中所載同為周成王所封的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明確記錄“居丹陽”；何況作為史家記述大事須詳其發生地這是常識，乙太史公之嚴謹，是絕不會疏漏的。那麼在《晉世家》中一直到昭侯元年才記述“翼，晉君都邑也”，就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在此之前晉國都城在何處是不能確定的。這也是太史公的嚴謹之所在，凡不能確證的便不會想當然的記載。那麼反過來我們也就有理由相信，既然有“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的記載，那麼它雖然過於寬泛，但卻是準確的。
既如此，就以“在河、汾之東”來衡量，顯然無論是顧炎武主張的“翼城”、還是臣瓚主張的“永安”、張守節主張的“平陽”，都比“晉陽”要適合的多；也就是說，以“在河、汾之東”來衡量，“唐”應該在晉南而不是在太原。呂思勉先生《中國民族史·夏都考》中說到“愚按臣瓚、張守節之言，蓋泥《史記》唐叔封于河、汾之東致誤。不知古人言地理，皆僅舉大概，太原固亦可曰河、汾之東也。”然而呂先生雖是大家，對此論述我卻不敢苟同。因為雖從大方位上說，太原是位於黃河之東，但太原離黃河最近也在四百里之遙，更重要的是綿綿的呂梁山隔在黃河與太原盆地間、在太原與黃河間正是呂梁山的主峰相隔，數百里的山脈橫阻，可以說黃河與太原是無涉的，所以“太原固亦可曰河、汾之東”就顯得很有些強詞之嫌；而晉南諸城最遠者離黃河不足二百里，而且與黃河相望、並無任何山脈阻隔。再佐以《史記·貨殖列傳》中的“唐人在河東”，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司馬遷雖然沒有確切指出叔虞封地的地望，但卻限定其在晉南，而非在太原。
既然司馬遷不能確定叔虞封地的地望，一百多年後的班固根據什麼確定其地望，《漢書》中並未言明，當然我們不能據此就否定班固的斷言，問題是在《漢書》本身並未明確肯定“晉陽說”。在其《地理志》有關於此的記述有如下三處：
1、上節曾引用過的《漢書·地理志上》太原郡“晉陽縣”下注：“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地叔虞”。
2、《漢書·地理志下》記述各地風土人情時，在“魏地”有載“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雲，故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
3、同在《地理志下》記述風土人情時，在“趙地”有載“太原、上党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誇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
顯然，同一個“封地叔虞”的“故《詩》唐國”在材料1中位於“晉陽縣”，在材料2中卻位於“河東”。在秦漢時“河東”即河東郡，指今山西運城、臨汾一帶、也就是今之晉南，這是無需多言的；同時材料3也佐證了太原屬趙地，其地之民俗與“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的“唐風”明顯不同。那麼綜合這三條記載，很難得出《漢書》只提出了“晉陽說”，反倒是可以說《漢書》更傾向于“晉南說”，因為三條記述中有兩條支持後者。
然而此後學者大多取《漢書》之第一則記載，而完全不顧與之相左的後兩條，更經《毛詩·唐譜》言之鑿鑿後，陳陳相因，使“晉陽說”似乎成為定論，就連大家如呂思勉者也說“杜預注《左傳》雲：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說自確。”因此我們有理由說，“晉陽說”本源於《漢書》之一說，而後人均持“其說自確”之論調，不加詳察，難免偏頗。
（二）晉國與晉水之關係分析
“晉陽說”之所以被廣泛接受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晉水在晉陽”，如：全祖望在《日知錄·卷三十一·唐》中作注批駁顧炎武的主張時說“燮父之改號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呂思勉說“（臣瓚、張守節）不知唐國有晉水。故燮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里，平陽去晉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晉乎？”就連主張“晉南說”的《山西上古史新探》主編胡建也認為“唐城的位置究竟在何處，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晉水的判斷上，明確了晉水所在，唐城的位置就基本可以確定。”
然而“晉水”與“晉國”究竟有關係嗎？或者說燮父是因為境內有晉水而改國號為晉的嗎？
首先仍從史料看。如前所述“燮父改晉”是太史公首斷，但《史記》中並未給出改國號的原因，只記述了“唐叔子燮，是為晉侯”8個字，也未提及晉水。首次提出“晉水”的仍是《漢書》，在上列的三處有關唐叔封地的記述中前兩條都提到“晉水”。
第一條是在“晉陽”下注“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地叔虞，龍山在西北，有鹽官，晉水所出，東入汾。”分析可知這段話可分兩段，前三句是一層意思，記述該地是叔虞封地，後四句是一層意思，記述該地的山川出產；顯然這兩層間沒有因果關係，而且此處也沒提到燮父改國號的事，當然就得不出“因晉水而改國號為晉”。
第二條是記述“魏地”“河東”風土人情，有記載“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乃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雲，故參為晉星。”此段主旨在說明晉之分野、即“參為晉星”，段中雖有“晉水”“晉侯”，但卻未明確提及兩者之間存在有因果關係，倒是從“及叔虞子燮為晉侯雲”一句似可看出，班固對“燮為晉侯”是不十分確定的；更何況，這段記載是在“魏地河東”下，不在“趙地太原”下，即在河東，晉水何來？莫非是《水經注》所否定的“平水俗稱晉水”嗎？
在《水經注》酈道元寫道“時唐滅，乃封之于唐。縣有晉水，後改名為晉。”顯然酈道元是採用了《漢書》的第二條記載，只是在《漢書》中“晉水”與“改名”沒有關聯，到了《水經注》雖未明言，卻有很大的暗示：晉國之名緣于晉水。
唐貞觀年間孔穎達等編撰的《五經正義》中有兩處相關記載：
《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九》：“唐者…其地南有晉水。虞子燮父改為晉侯。燮父後六世，至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作<蟋蟀>之詩以刺之。”
《毛詩正義·卷六》：“唐者…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為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不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雲唐也。”
比較兩段文字，唯一的不同就是在《春秋正義》中是“虞子燮父改為晉侯”，而《毛詩正義》中則多了一“因”字，成了“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為晉侯”，並在其後進一步解釋說：“<地理志>雲:‘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為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這樣一來，便似乎坐實了燮父改名緣于晉水，此後晉國之名便與晉水相輔相成，成為“晉陽說”的利器。然而從上列史料可以看出，“晉國之名緣于晉水”這一說只是後人對前人的史料記載作“想當然耳”的推斷，而一步步地推衍出來的，並沒有史料依據，也就是說從歷史記載上看，“晉國”與“晉水”沒必有關聯。
其次從“晉”字的詞源意義上看。“晉”為會意字，甲骨文作 ，有解作形是兩支箭插入插箭器中形，會箭插入之意；也有解為日出禾苗長之意。隸變後楷書本應作，簡作晉，《說文·日部》：“ ，進也，日出萬物進。從日，從臸。”顯然“晉”字從詞源看與水、晉水無涉。
再次從當時的國名比較上來看。西周初期所封有一千二百余國，至春秋初年見於經傳者有一百六十余國，到春秋晚期只余十余國。從春秋晚期的除“晉”之外的大國“齊、魯、燕、衛、曹、宋、陳、鄭、蔡、秦、楚、吳、越”國名來看，無一是以水命名、或國名與河流有關。再擴大範圍，從見於經傳的一百六十余國國名來看，與水流有關的國名只有“溫、沈、滑、江、濮”五國。下面逐一作一分析。
溫 《春秋·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詞源》“周畿內國名。古城在今河南溫縣境。” ---這是作為國。
《說文解字》“水。出犍爲涪，南入黔水。”《水經》“溫水，出牂柯夜郎縣。”---這是作為水。
顯然作為水的“溫”在貴州，作為國的“溫”在河南，兩不相干；而溫國之所以名“溫”，據《溫縣誌》載“以境內有溫泉得名，稱溫國。”
沈 《春秋·文公三年》“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左傳正義》疏“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清人朱駿聲曰:“國在今河南汝州汝陽縣東南。定(公)四年蔡滅之。”---這是作為國。
《說文》：“陵上滈水也。”段玉裁注“謂陵上雨積停潦也。”《康熙字典》“<莊子·達生篇>沈有履。<註>沈水，汚泥也。…又水名。<後漢·光武紀>輔威將軍臧宮，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沈水。<註>沈水出廣漢縣。”---這是作為水。
可見“沈”的本意並不是河流，後雖有“沈水”卻在巴蜀，沈國在河南，其名自不是緣河流而得。
江 《春秋·僖公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正義》疏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文公三年》“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文公四年》“秋，楚人滅江。”
作為國的“江”，在今河南正陽縣境，緊靠淮河；作為水的“江”，詞義比較複雜，但是《殷本紀》引《湯誥》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顯然“淮”于“江”是界限分明的，所以“江國”既然臨淮河，其名自與“江水”無涉。
濮 《說文》“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钜野。”《康熙字典》“又州名。<廣輿記>屬東昌府，春秋衞成公都此，漢鄄城，隋濮州。”
《尚書·周書·牧誓》“我友邦塚君禦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左傳·文公十六年》“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正義》“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
可見，水有關的“濮”及濮陽、濮州，在春秋時屬衛地、一度曾為衛國都城；而“濮”國，乃“百濮”，即江漢之地的少數民族，兩者又是不相干的。
滑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春秋·襄公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對此《左傳》有詳細記載“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史記》對此亦有記載，並言“滑，晉之邊邑也。”---作為國的“滑”在今洛陽附近的偃師境內。
《說文》“利也。從水骨聲。”《康熙字典》“又水名。<山海經>求如之山，滑水出焉。又<廣輿記>滑河，經滑縣北而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水皆會於滑。”《山海經》所載之滑水，泯滅難考，《廣輿記》所載滑河在滑縣。但滑縣遠在濮陽附近，春秋時屬衛國之地，今其境內有衛國都城遺址；而作為國的“滑”在洛陽附近，兩者相隔數百里之遙，所以“滑國”亦與“滑水”無涉。
從上分析可以看住，在西周歷史上我們還找不到以水為名、或因水為名的國，以此類推，很難說晉國就得名緣于晉水。《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有人據此認為晉國改號與“進嘉禾”有關，從“晉”的詞源意義上看，這是成立的，只是尚無史料佐證。
（三）唐叔之封地當在晉南
從上面的分析可知，“晉陽說”在先秦和秦漢是沒有得到確證的，是六朝之後才確立的，然此說之確立卻是附會《漢書》而沒有確實的史料；同時，晉國之名與晉水也是沒有必然聯繫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再來看“晉南說”，就覺得它的成立是必然的。
1、司馬遷的觀點
上節已分析了司馬遷的觀點是“晉南說”，而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史，《史記》的作用是無庸贅述的，我們有理由將太史公的觀點當作可靠的史料採信。
2、晉國及西周的勢力範圍
《史記·晉世家》及先秦史料，記錄了晉中後期的活動範圍，關於此點顧炎武《日知錄》說的非常清楚：“晉自武公滅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諸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考之於《傳》，滅楊、滅霍、滅狄、滅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而公都絳不過平陽一府之境……平公用荀吳敗狄於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渦雒陽之間，而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為祁氏之邑，晉陽為趙氏之邑矣……至於杜氏之解綿上箕而不能無疑，並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為然也。”
再從記載看，晉國是在春秋末年，晉之趙氏將勢力範圍擴展到太原的。先秦典籍中有關太原最早的記載是《左傳·昭西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蔔人曰：‘實沉、台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台駘。台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沉、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台駘，汾神也……”。佐以同載於此卷的“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分析這段記載，晉之滅沉、姒、蓐、黃而拓疆太原當是在晉悼公時，若唐叔虞之封地在太原、即之前曾領有過太原，則其一不會用“今滅之”，其二晉國之史官不會不瞭解台駘為何方神聖。
有論者辯解說，史料只記載了晉國中後期的歷史，不能由此證明晉國早期的活動範圍。此言雖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只要分析一下周建國後的擴張趨勢，就能推知晉國早期的活動範圍了。周之前夏、商兩代，“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國君只是天下名譽上的共主，或者說只相當於一個大部落聯合的首領；周代通過“封建”和“宗法”制度，才使得周天子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君。雖然後來周天子的勢力逐漸衰弱了，但以姬姓集團為中心宗族勢力，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傳統卻得以鞏固並呈擴張之勢，經過數百年的兼併戰爭，終使華夏之地上數以千計的氏族部落合併成十余個“國”，為統一的秦王朝出現奠定了基礎，也為華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此過程中，以周的封建宗法為代表的華夏族的勢力、疆域是呈擴張之勢的，經過牧野之戰後周人入主中原，勢力由陝西擴張至河南，再經周公東征，又將擴張至山東、河北及江漢等處。以此擴張之勢來看，唐叔虞受封時的周朝勢力還不及晉中，其封地當然就不會在太原而只能在晉南。其後，晉國就隨著整個宗周勢力的擴張，逐漸由晉南向晉中、晉北擴張，這既符合整個周擴張的趨勢，也符合史料有關晉國的記載。
3、堯都平陽
晉之始封君姬虞受封于唐，所以後人呼之“唐叔虞”，“唐者，帝堯舊都之地”，即唐叔之封地是堯都，然而“堯都平陽”乃是定論，《尚書正義·卷六》“史傳皆雲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司馬遷也有“唐人在河東”的論斷。既然堯都在晉南，唐叔之封地還會在別處嗎？
當然自古就有學者認為堯都不只在平陽。鄭玄《毛詩譜·唐譜》說：“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雲：“堯都也”，則是堯為天子，乃都平陽，故雲後遷河東平陽也。
《皇甫謐詩·唐風疏》“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 “堯始封于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山是也……堯之都後徙晉陽，今太原縣是也，于《周禮》在並州之城；及為天子，都平陽。”
鄭樵《通志·都邑略》“堯始封于唐，後徙晉陽，即帝位都平陽”並在後加按語曰：“唐今定州唐縣，猶有唐城存焉。或雲唐城在絳州翼城西二裡，及徙晉陽，則以晉陽為唐，今平定軍有古晉陽城，是其地。及為天子都平陽，則又以平陽為唐。”
何光岳《炎黃源流史》中說“從唐縣、望都一帶出發南下行唐，沿滹沱河過井陘，途經太原，再進入平陽。”
然則論者均以為堯都是由唐縣先遷至晉陽、再遷至平陽的。若史實如此，唐叔受封于“唐有亂，周公誅滅唐”後，那麼所滅之唐，必在其最後 之地、即平陽，不然就成了唐人早已遷往平陽，周公卻在晉陽滅之，這豈非成了“今日適越而昔至”？
4、考古發現
近年來在天馬—曲村遺址發現的晉侯墓葬，參照《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年—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概要》，根據墓主出土的青銅器上的銘文，墓主初步斷定為從晉武侯到晉文侯8位前後相繼的晉侯及其夫人。這些晉侯是：武侯、成侯、厲侯、靖侯、僖侯、獻侯、穆侯、殤叔或文侯，這些晉侯都是晉國前期的君主，且排列完整（晉君世系共大約三十五位君主），但墓中獨少唐叔虞及其子燮父的墓。依此結論可以推知兩點：
一，已發現的晉侯墓主與《史記》晉世家所列晉侯世系完全一致，這說明司馬遷所記無誤。
二，《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聞喜縣條下注“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毛詩·唐譜》也說“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春秋左傳正義》“<晉國侯爵譜>雲：‘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大原晉陽縣是也。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唐叔之子燮父改唐為晉，即今之太原市。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聞喜縣東。又五世至穆侯，複遷於降，降即翼”。這些人所認為的“成侯遷至曲沃”之說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成侯之前的武侯墓就在晉南，而這些人恰恰是首倡、或堅持“晉陽說”者。
再，從考古發現天馬---曲村晉國（西周初期興起、繁盛時期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陡然衰歇），侯馬晉國遺址，即新田遺址（興起於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繁盛時期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戰國中晚期逐漸衰歇）和葦溝---北壽城遺址（西周早期以及東周的文化遺存）這三處遺址的時間存續上，有論者（潘明娟）認為，葦溝---北壽城遺址應為古唐國的都城、即唐叔虞之封地，這是很有見地的論斷。（這方面我掌握的資料不多，不敢多言。）
綜上，我認為唐叔虞之封地當在晉南。
‘故《詩》唐國。’…是夏之都，即唐堯舊都也。”三、唐叔虞封地之質疑
雖然從《漢書》之後“晉陽說”被學者普遍認可採納，但是也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唐李泰等《括地志》一書中對“唐城所在”就有不同的記載：
其一，在卷二“絳州翼城縣”條目下：“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裡，即堯裔子所封。春秋[傳]雲夏孔甲時有堯苗裔劉累者，以豢龍事孔甲，夏後嘉之，賜氏禦龍，以更彖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之以食夏後。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夏後蓋別封劉累之孫于大夏之墟，為唐侯。至周成王時，唐人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大叔，更遷唐人子孫于杜，謂之杜伯，即范匄所雲‘在周為唐杜氏’。”
其二，在同卷“並州晉陽縣”條目下：“故唐城在並州晉陽縣北二裡。《城記》雲堯築也。徐才宗《國都城記》雲：‘唐叔虞之手燮父徒居晉水傍，今並州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徒之處，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為坊，城牆北半見在’，《毛詩譜》雲：‘叔虞子燮父以堯虛南有晉水，故曰晉侯’”。
唐叔虞所封之唐城在兩處出現、一在晉陽一在翼城，可以說兩說並存即是對“晉陽說”的一種委婉的質疑，而直接提出最為有力質疑的則是顧炎武。
顧亭林《日知錄·卷三十一·晉國》：“晉自武公滅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考之於傳：滅楊、滅霍、滅耿、滅魏、滅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不過今平陽一府之境。…若霍太山以北大部皆狄地，不屬於晉。文公廣三行禦狄，裂公敗狄於箕，而秋牛始怖。忡公川槐絆樸戍之謀。以貨易土。平公用荀、吳，敗狄於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渦、洛陰之間，而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盂為祁氏之邑，晉陽為趙氏之邑矣。若成公滅赤狄潞氏，而得今之潞安；頃公滅肥、滅鼓，而得今之真定，皆一一可考。吾于杜氏之解綿上箕而不能無疑，並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為然也。”
同卷“唐”條下：“《括地志》：‘故唐城在絳州翼城縣西二十裡。堯裔于所封，成王滅之，而封太叔也。’北距晉陽七百餘裡，即後世遷都亦遠不相及；況霍山以北，自悼公以後始開縣邑，而前此不見於傳。又《史記·晉世家》曰：‘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翼城正在二水之東，而晉陽在汾水之西，又不相合。竊疑唐叔之封以至侯緡之滅，並在於翼。”
由此兩條可知，顧炎武明確否定了“晉陽說”，而贊成“翼城說”。今人亦不乏持此觀點者，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山西上古史新探》一書、張志剛的論文《唐叔虞封地究竟在哪裡?》、趙李娜的論文《叔虞封地再考》等都論證“唐都在晉南”。這些論證都沿用顧炎武的論證途徑，即主要運用史料記載說明晉國是由晉南開始擴張，其範圍是在戰國末期才延伸到太原盆地的。這種論證自有其堅實的史料基礎，但仍難以難以駁倒“晉陽說”，其關鍵之點之一便是“晉水在晉陽”。下面我就試對此提出自己的觀點。
四、有關唐叔虞封地之我見
（一）、“晉陽說”之分析
如我在第二節所述，“晉陽說”起源于班固的《漢書》，在先秦典籍中沒有唐叔虞封地的記載，而《史記》只是“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一句，那麼我們就有必要分析為什麼《史記》沒有具體的地望。從《史記》的體例來看，大凡國都或始封地，均有具體的地望，比如上節引用過的《楚世家》中所載同為周成王所封的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明確記錄“居丹陽”；何況作為史家記述大事須詳其發生地這是常識，乙太史公之嚴謹，是絕不會疏漏的。那麼在《晉世家》中一直到昭侯元年才記述“翼，晉君都邑也”，就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在此之前晉國都城在何處是不能確定的。這也是太史公的嚴謹之所在，凡不能確證的便不會想當然的記載。那麼反過來我們也就有理由相信，既然有“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的記載，那麼它雖然過於寬泛，但卻是準確的。
既如此，就以“在河、汾之東”來衡量，顯然無論是顧炎武主張的“翼城”、還是臣瓚主張的“永安”、張守節主張的“平陽”，都比“晉陽”要適合的多；也就是說，以“在河、汾之東”來衡量，“唐”應該在晉南而不是在太原。呂思勉先生《中國民族史·夏都考》中說到“愚按臣瓚、張守節之言，蓋泥《史記》唐叔封于河、汾之東致誤。不知古人言地理，皆僅舉大概，太原固亦可曰河、汾之東也。”然而呂先生雖是大家，對此論述我卻不敢苟同。因為雖從大方位上說，太原是位於黃河之東，但太原離黃河最近也在四百里之遙，更重要的是綿綿的呂梁山隔在黃河與太原盆地間、在太原與黃河間正是呂梁山的主峰相隔，數百里的山脈橫阻，可以說黃河與太原是無涉的，所以“太原固亦可曰河、汾之東”就顯得很有些強詞之嫌；而晉南諸城最遠者離黃河不足二百里，而且與黃河相望、並無任何山脈阻隔。再佐以《史記·貨殖列傳》中的“唐人在河東”，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司馬遷雖然沒有確切指出叔虞封地的地望，但卻限定其在晉南，而非在太原。
既然司馬遷不能確定叔虞封地的地望，一百多年後的班固根據什麼確定其地望，《漢書》中並未言明，當然我們不能據此就否定班固的斷言，問題是在《漢書》本身並未明確肯定“晉陽說”。在其《地理志》有關於此的記述有如下三處：
1、上節曾引用過的《漢書·地理志上》太原郡“晉陽縣”下注：“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地叔虞”。
2、《漢書·地理志下》記述各地風土人情時，在“魏地”有載“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雲，故參為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
3、同在《地理志下》記述風土人情時，在“趙地”有載“太原、上党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誇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
顯然，同一個“封地叔虞”的“故《詩》唐國”在材料1中位於“晉陽縣”，在材料2中卻位於“河東”。在秦漢時“河東”即河東郡，指今山西運城、臨汾一帶、也就是今之晉南，這是無需多言的；同時材料3也佐證了太原屬趙地，其地之民俗與“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的“唐風”明顯不同。那麼綜合這三條記載，很難得出《漢書》只提出了“晉陽說”，反倒是可以說《漢書》更傾向于“晉南說”，因為三條記述中有兩條支持後者。
然而此後學者大多取《漢書》之第一則記載，而完全不顧與之相左的後兩條，更經《毛詩·唐譜》言之鑿鑿後，陳陳相因，使“晉陽說”似乎成為定論，就連大家如呂思勉者也說“杜預注《左傳》雲：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是也。本於《漢志》，其說自確。”因此我們有理由說，“晉陽說”本源於《漢書》之一說，而後人均持“其說自確”之論調，不加詳察，難免偏頗。
（二）晉國與晉水之關係分析
“晉陽說”之所以被廣泛接受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晉水在晉陽”，如：全祖望在《日知錄·卷三十一·唐》中作注批駁顧炎武的主張時說“燮父之改號曰晉，以晉水，則自在太原”；呂思勉說“（臣瓚、張守節）不知唐國有晉水。故燮父改唐曰晉，若永安去晉四百里，平陽去晉七百里，何以改唐曰晉乎？”就連主張“晉南說”的《山西上古史新探》主編胡建也認為“唐城的位置究竟在何處，應該把注意力集中在晉水的判斷上，明確了晉水所在，唐城的位置就基本可以確定。”
然而“晉水”與“晉國”究竟有關係嗎？或者說燮父是因為境內有晉水而改國號為晉的嗎？
首先仍從史料看。如前所述“燮父改晉”是太史公首斷，但《史記》中並未給出改國號的原因，只記述了“唐叔子燮，是為晉侯”8個字，也未提及晉水。首次提出“晉水”的仍是《漢書》，在上列的三處有關唐叔封地的記述中前兩條都提到“晉水”。
第一條是在“晉陽”下注“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地叔虞，龍山在西北，有鹽官，晉水所出，東入汾。”分析可知這段話可分兩段，前三句是一層意思，記述該地是叔虞封地，後四句是一層意思，記述該地的山川出產；顯然這兩層間沒有因果關係，而且此處也沒提到燮父改國號的事，當然就得不出“因晉水而改國號為晉”。
第二條是記述“魏地”“河東”風土人情，有記載“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夢帝謂己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乃生，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為晉侯雲，故參為晉星。”此段主旨在說明晉之分野、即“參為晉星”，段中雖有“晉水”“晉侯”，但卻未明確提及兩者之間存在有因果關係，倒是從“及叔虞子燮為晉侯雲”一句似可看出，班固對“燮為晉侯”是不十分確定的；更何況，這段記載是在“魏地河東”下，不在“趙地太原”下，即在河東，晉水何來？莫非是《水經注》所否定的“平水俗稱晉水”嗎？
在《水經注》酈道元寫道“時唐滅，乃封之于唐。縣有晉水，後改名為晉。”顯然酈道元是採用了《漢書》的第二條記載，只是在《漢書》中“晉水”與“改名”沒有關聯，到了《水經注》雖未明言，卻有很大的暗示：晉國之名緣于晉水。
唐貞觀年間孔穎達等編撰的《五經正義》中有兩處相關記載：
《春秋左傳正義·卷三十九》：“唐者…其地南有晉水。虞子燮父改為晉侯。燮父後六世，至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作<蟋蟀>之詩以刺之。”
《毛詩正義·卷六》：“唐者…其南有晉水，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為晉侯。至六世孫僖侯名司徒，習堯儉約遺化，而不能以禮節之，今詩本其風俗，故雲唐也。”
比較兩段文字，唯一的不同就是在《春秋正義》中是“虞子燮父改為晉侯”，而《毛詩正義》中則多了一“因”字，成了“叔虞之子燮父因改為晉侯”，並在其後進一步解釋說：“<地理志>雲:‘唐有晉水，叔虞子燮為晉侯。’是燮以晉水改為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這樣一來，便似乎坐實了燮父改名緣于晉水，此後晉國之名便與晉水相輔相成，成為“晉陽說”的利器。然而從上列史料可以看出，“晉國之名緣于晉水”這一說只是後人對前人的史料記載作“想當然耳”的推斷，而一步步地推衍出來的，並沒有史料依據，也就是說從歷史記載上看，“晉國”與“晉水”沒必有關聯。
其次從“晉”字的詞源意義上看。“晉”為會意字，甲骨文作 ，有解作形是兩支箭插入插箭器中形，會箭插入之意；也有解為日出禾苗長之意。隸變後楷書本應作，簡作晉，《說文·日部》：“ ，進也，日出萬物進。從日，從臸。”顯然“晉”字從詞源看與水、晉水無涉。
再次從當時的國名比較上來看。西周初期所封有一千二百余國，至春秋初年見於經傳者有一百六十余國，到春秋晚期只余十余國。從春秋晚期的除“晉”之外的大國“齊、魯、燕、衛、曹、宋、陳、鄭、蔡、秦、楚、吳、越”國名來看，無一是以水命名、或國名與河流有關。再擴大範圍，從見於經傳的一百六十余國國名來看，與水流有關的國名只有“溫、沈、滑、江、濮”五國。下面逐一作一分析。
溫 《春秋·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詞源》“周畿內國名。古城在今河南溫縣境。” ---這是作為國。
《說文解字》“水。出犍爲涪，南入黔水。”《水經》“溫水，出牂柯夜郎縣。”---這是作為水。
顯然作為水的“溫”在貴州，作為國的“溫”在河南，兩不相干；而溫國之所以名“溫”，據《溫縣誌》載“以境內有溫泉得名，稱溫國。”
沈 《春秋·文公三年》“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左傳正義》疏“沈，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清人朱駿聲曰:“國在今河南汝州汝陽縣東南。定(公)四年蔡滅之。”---這是作為國。
《說文》：“陵上滈水也。”段玉裁注“謂陵上雨積停潦也。”《康熙字典》“<莊子·達生篇>沈有履。<註>沈水，汚泥也。…又水名。<後漢·光武紀>輔威將軍臧宮，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沈水。<註>沈水出廣漢縣。”---這是作為水。
可見“沈”的本意並不是河流，後雖有“沈水”卻在巴蜀，沈國在河南，其名自不是緣河流而得。
江 《春秋·僖公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正義》疏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文公三年》“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文公四年》“秋，楚人滅江。”
作為國的“江”，在今河南正陽縣境，緊靠淮河；作為水的“江”，詞義比較複雜，但是《殷本紀》引《湯誥》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顯然“淮”于“江”是界限分明的，所以“江國”既然臨淮河，其名自與“江水”無涉。
濮 《說文》“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钜野。”《康熙字典》“又州名。<廣輿記>屬東昌府，春秋衞成公都此，漢鄄城，隋濮州。”
《尚書·周書·牧誓》“我友邦塚君禦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左傳·文公十六年》“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正義》“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選，楚地。百濮，夷也。”
可見，水有關的“濮”及濮陽、濮州，在春秋時屬衛地、一度曾為衛國都城；而“濮”國，乃“百濮”，即江漢之地的少數民族，兩者又是不相干的。
滑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春秋·襄公三十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對此《左傳》有詳細記載“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矯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史記》對此亦有記載，並言“滑，晉之邊邑也。”---作為國的“滑”在今洛陽附近的偃師境內。
《說文》“利也。從水骨聲。”《康熙字典》“又水名。<山海經>求如之山，滑水出焉。又<廣輿記>滑河，經滑縣北而東，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水皆會於滑。”《山海經》所載之滑水，泯滅難考，《廣輿記》所載滑河在滑縣。但滑縣遠在濮陽附近，春秋時屬衛國之地，今其境內有衛國都城遺址；而作為國的“滑”在洛陽附近，兩者相隔數百里之遙，所以“滑國”亦與“滑水”無涉。
從上分析可以看住，在西周歷史上我們還找不到以水為名、或因水為名的國，以此類推，很難說晉國就得名緣于晉水。《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有人據此認為晉國改號與“進嘉禾”有關，從“晉”的詞源意義上看，這是成立的，只是尚無史料佐證。
（三）唐叔之封地當在晉南
從上面的分析可知，“晉陽說”在先秦和秦漢是沒有得到確證的，是六朝之後才確立的，然此說之確立卻是附會《漢書》而沒有確實的史料；同時，晉國之名與晉水也是沒有必然聯繫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再來看“晉南說”，就覺得它的成立是必然的。
1、司馬遷的觀點
上節已分析了司馬遷的觀點是“晉南說”，而對於研究中國古代史，《史記》的作用是無庸贅述的，我們有理由將太史公的觀點當作可靠的史料採信。
2、晉國及西周的勢力範圍
《史記·晉世家》及先秦史料，記錄了晉中後期的活動範圍，關於此點顧炎武《日知錄》說的非常清楚：“晉自武公滅翼而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諸侯，其時疆土未廣。至獻公始大。考之於《傳》，滅楊、滅霍、滅狄、滅虞，重耳居蒲，夷吾居屈，太子居曲沃，而公都絳不過平陽一府之境……平公用荀吳敗狄於太原，於是晉之北境至於洞渦雒陽之間，而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為祁氏之邑，晉陽為趙氏之邑矣……至於杜氏之解綿上箕而不能無疑，並唐叔之封晉陽亦未敢以為然也。”
再從記載看，晉國是在春秋末年，晉之趙氏將勢力範圍擴展到太原的。先秦典籍中有關太原最早的記載是《左傳·昭西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蔔人曰：‘實沉、台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台駘。台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沉、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台駘，汾神也……”。佐以同載於此卷的“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分析這段記載，晉之滅沉、姒、蓐、黃而拓疆太原當是在晉悼公時，若唐叔虞之封地在太原、即之前曾領有過太原，則其一不會用“今滅之”，其二晉國之史官不會不瞭解台駘為何方神聖。
有論者辯解說，史料只記載了晉國中後期的歷史，不能由此證明晉國早期的活動範圍。此言雖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只要分析一下周建國後的擴張趨勢，就能推知晉國早期的活動範圍了。周之前夏、商兩代，“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侯服，侯服外五百里綏服，綏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國君只是天下名譽上的共主，或者說只相當於一個大部落聯合的首領；周代通過“封建”和“宗法”制度，才使得周天子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君。雖然後來周天子的勢力逐漸衰弱了，但以姬姓集團為中心宗族勢力，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文化傳統卻得以鞏固並呈擴張之勢，經過數百年的兼併戰爭，終使華夏之地上數以千計的氏族部落合併成十余個“國”，為統一的秦王朝出現奠定了基礎，也為華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此過程中，以周的封建宗法為代表的華夏族的勢力、疆域是呈擴張之勢的，經過牧野之戰後周人入主中原，勢力由陝西擴張至河南，再經周公東征，又將擴張至山東、河北及江漢等處。以此擴張之勢來看，唐叔虞受封時的周朝勢力還不及晉中，其封地當然就不會在太原而只能在晉南。其後，晉國就隨著整個宗周勢力的擴張，逐漸由晉南向晉中、晉北擴張，這既符合整個周擴張的趨勢，也符合史料有關晉國的記載。
3、堯都平陽
晉之始封君姬虞受封于唐，所以後人呼之“唐叔虞”，“唐者，帝堯舊都之地”，即唐叔之封地是堯都，然而“堯都平陽”乃是定論，《尚書正義·卷六》“史傳皆雲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司馬遷也有“唐人在河東”的論斷。既然堯都在晉南，唐叔之封地還會在別處嗎？
當然自古就有學者認為堯都不只在平陽。鄭玄《毛詩譜·唐譜》說：“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
《地理志·河東郡平陽縣》應劭雲：“堯都也”，則是堯為天子，乃都平陽，故雲後遷河東平陽也。
《皇甫謐詩·唐風疏》“堯始封於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後徙晉陽，及爲天子，都平陽，於詩爲唐國，則唐國爲平陽也。”
皇甫謐《帝王世紀》 “堯始封于唐，今中山唐縣是也，堯山是也……堯之都後徙晉陽，今太原縣是也，于《周禮》在並州之城；及為天子，都平陽。”
鄭樵《通志·都邑略》“堯始封于唐，後徙晉陽，即帝位都平陽”並在後加按語曰：“唐今定州唐縣，猶有唐城存焉。或雲唐城在絳州翼城西二裡，及徙晉陽，則以晉陽為唐，今平定軍有古晉陽城，是其地。及為天子都平陽，則又以平陽為唐。”
何光岳《炎黃源流史》中說“從唐縣、望都一帶出發南下行唐，沿滹沱河過井陘，途經太原，再進入平陽。”
然則論者均以為堯都是由唐縣先遷至晉陽、再遷至平陽的。若史實如此，唐叔受封于“唐有亂，周公誅滅唐”後，那麼所滅之唐，必在其最後 之地、即平陽，不然就成了唐人早已遷往平陽，周公卻在晉陽滅之，這豈非成了“今日適越而昔至”？
4、考古發現
近年來在天馬—曲村遺址發現的晉侯墓葬，參照《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年—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概要》，根據墓主出土的青銅器上的銘文，墓主初步斷定為從晉武侯到晉文侯8位前後相繼的晉侯及其夫人。這些晉侯是：武侯、成侯、厲侯、靖侯、僖侯、獻侯、穆侯、殤叔或文侯，這些晉侯都是晉國前期的君主，且排列完整（晉君世系共大約三十五位君主），但墓中獨少唐叔虞及其子燮父的墓。依此結論可以推知兩點：
一，已發現的晉侯墓主與《史記》晉世家所列晉侯世系完全一致，這說明司馬遷所記無誤。
二，《漢書·地理志》河東郡聞喜縣條下注“故曲沃也。晉成侯自晉陽徙此。”《毛詩·唐譜》也說“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春秋左傳正義》“<晉國侯爵譜>雲：‘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大原晉陽縣是也。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唐叔之子燮父改唐為晉，即今之太原市。四世至成侯，南徙曲沃，今山西聞喜縣東。又五世至穆侯，複遷於降，降即翼”。這些人所認為的“成侯遷至曲沃”之說顯然是錯誤的，因為成侯之前的武侯墓就在晉南，而這些人恰恰是首倡、或堅持“晉陽說”者。
再，從考古發現天馬---曲村晉國（西周初期興起、繁盛時期是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陡然衰歇），侯馬晉國遺址，即新田遺址（興起於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繁盛時期是在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戰國中晚期逐漸衰歇）和葦溝---北壽城遺址（西周早期以及東周的文化遺存）這三處遺址的時間存續上，有論者（潘明娟）認為，葦溝---北壽城遺址應為古唐國的都城、即唐叔虞之封地，這是很有見地的論斷。（這方面我掌握的資料不多，不敢多言。）
綜上，我認為唐叔虞之封地當在晉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