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書絕句》問世的歷史語境
清中葉以來， “碑學”漸盛。 至於晚清民國， 學人討論書法， 幾乎口必稱“碑學”“帖學”。 影響所及， 直至今日。 能不囿於風氣而獨開局面者， 允推啟功先生。
啟功先生之書學見於各種著作、論文、序跋， 若將這些著述比作一首詩， 《論書絕句》則堪稱詩眼。 百首《論書絕句》及自注， 凝練地表達了啟功先生的書法觀。 其中涉及的學術問題非常豐富， 很難作出全面的概括。 若就書學發展的邏輯著眼， 筆者認為， 將清代以來的“碑帖之辨”轉換為“刀筆之辨”， 這是啟功先生對書學史的一大貢獻。
廣義的碑指各個時代的碑刻，
明代書家多臨閣帖， 而至清代， 金石出土日多。 對於論學重實證的清人來說， 對各種書法遺跡進行考校自是題中應有之義。 這種考校， 關聯著審美的傾向， 發展出以碑帖、南北、古今二分為基本結構的書學思潮——“碑學”。 儘管“碑學”思潮各代表人物的關注點有所不同， 比如康有為便不同意阮元的南北分派之說， 但大體的傾向是尊碑抑帖、尊北抑南、尊古抑今（表現為尊崇篆隸筆意、尊魏卑唐）。
20世紀以來， 又有大量的書跡面世， 如漢代簡牘、晉人殘紙、敦煌經卷等等。 與清代出土的金石不同， 這些書跡皆是原汁原味的墨蹟。 新材料的出土並不僅僅帶來新的研究物件， 更為重要的是， 它還可能更新人們對於歷史現象的理解結構。 當然， 這需要學者對歷史現象的敏銳把握與對現有理解結構的深入反思。 啟功先生可謂開風氣之先， 他既對清代的碑學做出有力的批判， 又將一種新的書法史觀闡發到深微的地步。
對“碑學”的解構
針對“碑學”中人碑帖、南北、古今諸方面的立場， 啟功先生的反駁皆有釜底抽薪之效。
《論書絕句》第30首注雲：“端重之書， 如碑版、志銘，
《論書絕句》第92首注雲：“餘素厭有清書人所持南北書派之論， 以其不問何時何地何人何派， 統以南北二方概之，
《論書絕句》第95首注雲：“書體之篆隸草真， 實文字演變中各階段之形狀， 有古今而無高下……貴遠賤近， 文人尤甚。 篆高於真， 隸優於草， 觀念既成， 淪肌浹髓， 莫之能易焉。 ”篆隸草真只是不同的字體類型， 古今字體之間不能斷然做高下之分。 這是對尊古抑今的批判。
啟功先生發出這些批評， 並不是簡單地站在與“碑學”相反的立場上， 比如從尊碑抑帖走向尊帖抑碑， 而是從根本上解構“碑學”諸家二元對立的理解結構。
“透過刀鋒看筆鋒”
歷代書跡有多種存世的形式， 概而言之有兩類， 一為墨蹟，
刻本與墨蹟之間的比較是啟功先生最為著力的。 無論是碑還是帖， 都是刀刻出來的， 與書家的真跡已經頗有不同。 《論書絕句》第11首注雲：“碑經刻拓， 鋒穎無存。 即或宋拓善本， 點畫一色皆白， 亦無從見其濃淡處， 此事理之彰彰易曉者”， 這是說碑刻與真跡之差異。 又雲：“宋刻匯帖， 如黃庭經、樂毅論、畫像贊、遺教經等等， 點畫俱在模糊影響之間， 今以出土魏晉簡牘字體證之， 無一相合者， 而世猶斤斤於某肥本， 某瘦本， 某越州， 某秘閣。 不知其同歸棗石糟粕也”， 這是說刻帖與真跡之差異。 這些差異，清代包世臣、何紹基諸家乃至明代王寵、祝允明諸家多有忽視，這和他們少見晉唐墨蹟有關。
刀刻不能準確地傳達墨蹟，但啟功先生並未因此鄙棄刻本，而是通過“透過刀鋒看筆鋒”建立起墨蹟與刻本的關聯。要能做到這一步，必須對墨蹟多有領會，揣摩墨蹟與刻本之相通與相異。正如啟功先生所說：“餘非謂石刻必不可臨，惟心目能辨刀與毫者，始足以言刻本。”（《論書絕句》第32首注）刻本與墨蹟相較之例頗多，如以唐摹《喪亂帖》與閣帖相較（第3首），智永《千字文》墨蹟與刻帖相較（第7首），西域出土晉人殘紙與閣帖、館本《十七帖》相較（第5首、第61首），高昌未刻墓誌與北碑相較（第6首），唐人寫經與唐碑相較（第11首），魏晉小楷墨蹟與小楷刻帖相較（第11首、第81首），漢簡墨蹟與漢碑相較（第21首、第97首），《異趣帖》《出師頌》墨蹟與章草刻帖相較（第35首），日本藤原皇后臨《樂毅論》墨蹟與《樂毅論》刻帖相較（第51首），小野道風或藤原行成所臨王羲之草書墨蹟與刻帖相較（第52首）。
當然，啟功先生從早年質疑刻本，到後期以“透過刀鋒看筆鋒”的方式利用刻本，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正如《論書絕句》第79首所雲：“昔我全疑帖與碑，怪他毫刃總參差。但從燈帳觀遺影，黑虎牽來大可騎。”
除了刻本與墨蹟的比較，啟功先生對刻本系統內部的比較亦有所關注。與清人不同的是，啟功先生不再對碑、帖做派別之分和高下之判，只是區別碑和帖不同的功用性質，並考論諸碑與諸帖的不同。啟功先生認為碑帖的刻工有精粗之別，如唐碑精於六朝碑（第8首、第28首），《神策軍碑》精于《玄秘塔碑》（第54首），《大觀帖》精於《淳化閣帖》（第60首）。另外，新出土的碑勝於捶拓已久的碑，如對《朝侯小子殘碑》《張景殘碑》的看重（第22首、第23首）。這些評判雖然是在刻本與刻本之間進行的，卻是以距離墨蹟之遠近為標準的，也是以對大量墨蹟的深入體會為前提的，所以“刀筆之辨”依然是隱在的參照系。
啟功先生所作的“刀筆之辨”含著一種書學旨趣，即最大限度地逼近經典作品的真跡。在這樣的闡釋視野中，歷代書跡被納入一個以經典作品真跡為核心的系統之中，距離真跡近的處於這個系統的內環地帶，距離真跡遠的處於這個系統的週邊地帶。新的闡釋視野讓歷史現象呈現出新的秩序，猶如把磁鐵放在不同的位置，周圍的鐵屑會呈現不同的形狀一樣。啟功先生打破了清代以來碑派、帖派二分的格套，但恰恰因此延續了清人重證據、求真相的學術精神。明辨刀筆之別，我們才可能更加看清書法史的真相。
《啟功論書絕句匯校本》的文獻價值
章正先生所編《啟功論書絕句匯校本》近日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影印了《論書絕句》的三個版本，包括啟功先生上世紀70年代用毛筆抄錄的“簡注足本”，1982年用毛筆抄錄的“定稿本”，以及上世紀80年代初的“硬筆詳注稿”。
《論書絕句》最初發表於香港《大公報》《藝林》週刊，後來結集出版的時候做了修訂。書中影印的“硬筆詳注稿”即是當年寄給《藝林》主編馬國權先生的稿件。文稿經過修訂，雖然更為精審，但之前的版本亦有價值。僅舉一例，如《論書絕句》第37首談《出師頌》墨蹟，“硬筆詳注稿”雲：“宋代以來叢帖所刻，或題索靖，或題蕭子雲，皆自此翻出者。此卷墨蹟，章草絕妙。米友仁題曰隋人者，蓋謂其古于唐法，但非索非蕭，可稱真鑒”，《大公報》亦照此刊發（1981年7月12日）。1985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論書絕句》單行本，則刪去了“但非索非蕭”，其後各本盡皆如此。細審句意，刪去實為遺憾。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論書絕句》第32首自注，《大公報》發表的版本（1981年5月31日）與後來的單行本只是略有不同，但“硬筆詳注本”則與其他諸本大有不同。“硬筆詳注本”應當是最初起草的，發表時又整體做了改寫。改寫後的版本中“白骨觀”實為妙喻，而“硬筆詳注本”亦有其特別的價值。茲節錄“硬筆詳注本”，讀者當可從中領會“刀筆之辨”的理趣：“質言之，北朝諸碑，刻工俱有刀痕鑿跡，以視初唐諸刻，蓋不免大輅椎輪之比。可貴處端在筆勢雄強，結體磊落。知其法者，如醫家之揣骨點穴，雖隔重裘，望而知識其肌理脈絡。未知其法者，徒見其棱角方嚴，乃側臥筆毫，抹而擬之，猶每恨自其筆之未方，殆如見衣狐貉者而謂其人之自具金銀毛色耳。昔有俗語，謂書家體格，有底有面，例如謂某人書‘歐底趙面’。底者指其間架結構，面者指其點劃姿態。吾亦以為觀六朝古刻之摹勒未精者，尤當重其底而略其面，庶幾不為刀鋒所惑焉。”
（作者：鄧寶劍，系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書法系教授）
這些差異，清代包世臣、何紹基諸家乃至明代王寵、祝允明諸家多有忽視，這和他們少見晉唐墨蹟有關。刀刻不能準確地傳達墨蹟，但啟功先生並未因此鄙棄刻本，而是通過“透過刀鋒看筆鋒”建立起墨蹟與刻本的關聯。要能做到這一步，必須對墨蹟多有領會，揣摩墨蹟與刻本之相通與相異。正如啟功先生所說：“餘非謂石刻必不可臨，惟心目能辨刀與毫者，始足以言刻本。”（《論書絕句》第32首注）刻本與墨蹟相較之例頗多，如以唐摹《喪亂帖》與閣帖相較（第3首），智永《千字文》墨蹟與刻帖相較（第7首），西域出土晉人殘紙與閣帖、館本《十七帖》相較（第5首、第61首），高昌未刻墓誌與北碑相較（第6首），唐人寫經與唐碑相較（第11首），魏晉小楷墨蹟與小楷刻帖相較（第11首、第81首），漢簡墨蹟與漢碑相較（第21首、第97首），《異趣帖》《出師頌》墨蹟與章草刻帖相較（第35首），日本藤原皇后臨《樂毅論》墨蹟與《樂毅論》刻帖相較（第51首），小野道風或藤原行成所臨王羲之草書墨蹟與刻帖相較（第52首）。
當然，啟功先生從早年質疑刻本，到後期以“透過刀鋒看筆鋒”的方式利用刻本，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正如《論書絕句》第79首所雲：“昔我全疑帖與碑，怪他毫刃總參差。但從燈帳觀遺影，黑虎牽來大可騎。”
除了刻本與墨蹟的比較，啟功先生對刻本系統內部的比較亦有所關注。與清人不同的是，啟功先生不再對碑、帖做派別之分和高下之判，只是區別碑和帖不同的功用性質，並考論諸碑與諸帖的不同。啟功先生認為碑帖的刻工有精粗之別，如唐碑精於六朝碑（第8首、第28首），《神策軍碑》精于《玄秘塔碑》（第54首），《大觀帖》精於《淳化閣帖》（第60首）。另外，新出土的碑勝於捶拓已久的碑，如對《朝侯小子殘碑》《張景殘碑》的看重（第22首、第23首）。這些評判雖然是在刻本與刻本之間進行的，卻是以距離墨蹟之遠近為標準的，也是以對大量墨蹟的深入體會為前提的，所以“刀筆之辨”依然是隱在的參照系。
啟功先生所作的“刀筆之辨”含著一種書學旨趣，即最大限度地逼近經典作品的真跡。在這樣的闡釋視野中，歷代書跡被納入一個以經典作品真跡為核心的系統之中，距離真跡近的處於這個系統的內環地帶，距離真跡遠的處於這個系統的週邊地帶。新的闡釋視野讓歷史現象呈現出新的秩序，猶如把磁鐵放在不同的位置，周圍的鐵屑會呈現不同的形狀一樣。啟功先生打破了清代以來碑派、帖派二分的格套，但恰恰因此延續了清人重證據、求真相的學術精神。明辨刀筆之別，我們才可能更加看清書法史的真相。
《啟功論書絕句匯校本》的文獻價值
章正先生所編《啟功論書絕句匯校本》近日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影印了《論書絕句》的三個版本，包括啟功先生上世紀70年代用毛筆抄錄的“簡注足本”，1982年用毛筆抄錄的“定稿本”，以及上世紀80年代初的“硬筆詳注稿”。
《論書絕句》最初發表於香港《大公報》《藝林》週刊，後來結集出版的時候做了修訂。書中影印的“硬筆詳注稿”即是當年寄給《藝林》主編馬國權先生的稿件。文稿經過修訂，雖然更為精審，但之前的版本亦有價值。僅舉一例，如《論書絕句》第37首談《出師頌》墨蹟，“硬筆詳注稿”雲：“宋代以來叢帖所刻，或題索靖，或題蕭子雲，皆自此翻出者。此卷墨蹟，章草絕妙。米友仁題曰隋人者，蓋謂其古于唐法，但非索非蕭，可稱真鑒”，《大公報》亦照此刊發（1981年7月12日）。1985年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論書絕句》單行本，則刪去了“但非索非蕭”，其後各本盡皆如此。細審句意，刪去實為遺憾。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論書絕句》第32首自注，《大公報》發表的版本（1981年5月31日）與後來的單行本只是略有不同，但“硬筆詳注本”則與其他諸本大有不同。“硬筆詳注本”應當是最初起草的，發表時又整體做了改寫。改寫後的版本中“白骨觀”實為妙喻，而“硬筆詳注本”亦有其特別的價值。茲節錄“硬筆詳注本”，讀者當可從中領會“刀筆之辨”的理趣：“質言之，北朝諸碑，刻工俱有刀痕鑿跡，以視初唐諸刻，蓋不免大輅椎輪之比。可貴處端在筆勢雄強，結體磊落。知其法者，如醫家之揣骨點穴，雖隔重裘，望而知識其肌理脈絡。未知其法者，徒見其棱角方嚴，乃側臥筆毫，抹而擬之，猶每恨自其筆之未方，殆如見衣狐貉者而謂其人之自具金銀毛色耳。昔有俗語，謂書家體格，有底有面，例如謂某人書‘歐底趙面’。底者指其間架結構，面者指其點劃姿態。吾亦以為觀六朝古刻之摹勒未精者，尤當重其底而略其面，庶幾不為刀鋒所惑焉。”
（作者：鄧寶劍，系北京師範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書法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