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和每日人物主辦的“她面孔·年度女性力量盛典活動”， 為9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女性講述自己的故事提供了契機。 她們是《演員的誕生》中重塑演員尊嚴的中戲表演老師劉天池，
面孔是我們系列演講的名字， 我們相信每一個鮮活的面孔都值得被傾聽。
作為這個時代的女性樣本， 這些講述者共通的是：如何將女性特質發揮到極致， 找到自己的路。
鄭俊芳的話也許能概括我們對這種奇妙特質的描述：“女人和男人相比， 最終可能都會成功， 但出發點是非常不一樣的。 女人是更用心在感受。 男人會說， 因為我想成功所以努力， 但女人通常會說， 因為我愛所以才要去做。 ”
我們特別希望這種共情能被更廣的傳達。 那些鮮活的面孔， 他們應該自己發聲，
文 | 陳墨
編輯 | 金匝
年度女性面孔·她們的故事
視頻連結：https://v.qq.com/x/page/q05410j285f.html
藍盈瑩：我主動選擇戲比人紅
把自己包裹在一身黑色套裝下， 身為90後的藍盈瑩試圖讓自己看起來成熟一些。 但演講一開始， 小女孩兒的天性就顯現出來。 她講冷笑話，
但說起《演員的誕生》帶給自己的影響， 藍盈瑩兩手交握， 聲音有些激動：“從此以後， 大家看到我， 不會再說她是浣碧， 我看到好多人說， 她是演員藍盈瑩。 這句話， 我已經等了很久很久的時間。 ”
這個27歲的“老戲骨”擁有超出同年齡女演員的起點， 第一部作品是電影《畫壁》。 彼時她正在中戲讀大二， 緊接著被選中出演《甄嬛傳》， 隨著這部大熱劇集播出， 大量的同類劇本被送到藍盈瑩手中。
很多人勸她趁熱打鐵， 多演多刷存在感， 把自己的流量提上去， 藍盈瑩不願意， 因為大多數同類劇本和班底達不到《甄嬛傳》劇組的專業程度，
從2012到2015年， 藍盈瑩基本沒有接戲， 反而做了另一個和名利無關甚至相反的選擇。 《甄嬛傳》熱播的2012年， 中戲應屆畢業生藍盈瑩， 以第一名的成績考進了北京人藝。
藍盈瑩在多個場合講起初入人藝的震撼和幸運， 60周年院慶上， 很多退休的老戲骨回到人藝， “有的即使坐在輪椅上， 已經雙鬢斑白了， 眼神都是熠熠發光的， 他們永遠有著熾熱的心， 我好像看到我以後也會是那樣的。 ”彼時， 22歲的藍盈瑩立下了做一輩子話劇演員的決心， 接下來幾年都可以不出去演戲， 如果劇院要求， 一輩子不出去演戲都行。
藍盈瑩把在人藝的生活視為一種滋養， 與拍攝影視劇“掏空”自己相反，
在這之前， 她也經歷過抗爭和懷疑， 進人藝不久， 她獲得了在話劇《甲子園》中出演一個女護士的機會。 在被戲劇浸淫的北京人藝， 藍盈瑩一時間連走路都不會了。 “我走一步路， 都會有好多老師上來和我說， 90後小姑娘不應該這麼走路， 應該這樣應該那樣。 大家說得都很對， 聽來聽去我下了排練場都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走路了。 ”
一直排練了兩個月， 藍盈瑩才逐漸放鬆下來， 她意識到， 演員詮釋角色的方式有很多種， 她要做的不是模仿任何人， 而是要呈現屬於自己的版本。
在《演員的誕生》中與淩瀟肅合作《最愛》片段， 原本沒按劇本走的小意外， 被藍盈瑩即興處理成了亮點，她總結經驗——上了台只有真聽、真看、真感受才能活下去。
藍盈瑩保持著學習的狀態，卻從不會用力過猛。事實上，作為演員，她內心有一種可貴的鬆弛。
“我特別不贊成演員一年到頭一直工作，不管有多忙，我每年都會拿出三個月，去國外進修或是放空自己。近兩年，我會固定去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旁聽表演和影視製作課。我不當特別拼命地幹活的那種勞模，一個演員如果沒有在生活當中，怎麼能演好現實中的人？”藍盈瑩說。
李靜：就算被叫傻瓜，也不能留在舒適區
如果只能選擇一個標籤，現階段的李靜更願意用星創投創始人的身份來介紹自己。
這是李靜在2015年成立的基金，除了那英、蔣雯麗等明星，還有一些知名企業家也是基金的有限合夥人，此外星創投還獲得了一些投資機構的支持。
李靜毫不避諱對女性創業者的偏愛，在她看來，這群人有責任感、有韌性，也有恰到好處的野心。
在李靜開始創業的2000年，市場對創業、尤其是女性創業者遠沒有現在認可。與不確定的創業環境相對的，是彼時李靜在央視的穩定工作。
作為編導和主持人，李靜時常苦惱于不能自由表達。在習慣於正襟危坐的年代，李靜對於多種鏡頭效果的嘗試常被視為異類。突然有一天，她發現自己不再對生活充滿期待，非常痛苦，“每天起來的時候都會哭。我特別不明白，我說我過得不錯啊，在北京也租了房子，就是覺得不開心，甚至要得抑鬱症了。今天我得到答案了，我就是那種胸懷大志的人，我內心有使不完的勁兒，怎麼沒有人發現我的才華呢？”
30歲的李靜辭掉了央視的工作，和幾個同學擠在小破房子裡琢磨創業點子，去麥當勞蹭免費續杯的咖啡，手寫PPT。多方尋求投資失敗以後，李靜向媽媽要了自己的嫁妝——3萬塊錢，做起了《超級訪問》。李靜說，那時候都不敢叫創業，只說成立工作室，成了就組建公司，不成就當“玩玩兒”。
創業的日子辛苦，李靜卻欣喜地發現自己變得開心了。她本就是不甘於平庸的人，畢業後在張家口電視臺工作時，有導演發現了李靜的不安分，對她說：“我覺得你不適合這裡。”李靜受到觸動，當天晚上買票去了北京。演講的時候，李靜對台下打趣：“那天導演好像跟5個姑娘都說了同一句話，但是只有我相信了。”
這種自信貫穿了李靜創業的全過程，作為大陸首創雙主持形式的訪談節目，《超級訪問》迅速走紅，李靜成功地“捧紅”了自己。此後，李靜的東方風行傳媒集團又製作了《美麗俏佳人》、《非常靜距離》等熱門節目，李靜也尋求跨界，創辦美妝電商樂蜂網，並開創了自有品牌。
好友戴軍時常吐槽李靜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開著破車上路，一轉彎，方向盤拔了下來，淡定地摁上繼續開。李靜的創業之路也是一樣，勇敢地走出去，看著新的圖景和領域一點點在眼前鋪開。
在李靜看來，真正的跨界並不是人脈的拓展，而是內心的跨界，不把自己定位成某類人，始終保持著無限的可能。
李靜從不忌諱、也不掩飾自己對一些新領域的無知，她和騰訊雲的總裁探討AI，和投資人、一撥又一撥創業者探討商業邏輯。“我寧可冒著被別人叫成傻瓜的風險，也要去學習，我要放棄一些我駕輕就熟的東西。”
柳紅：哀傷不只是黑白，也可以是彩色的
學者柳紅分享的主題是“哀傷的顏色”。
2004年3月，柳紅的獨生子、被稱為天才少年的子尤被診斷為“縱隔非精原生殖細胞腫瘤”，從那時起，柳紅開始學習面對哀傷。6月，在進手術室之前，子尤告訴她，“媽媽，你要是端莊的、典雅的、井井有條的、忙而不亂的，你每次歪著脖子駝著背從外面跑進來，都給我丟臉。”這也讓柳紅對哀傷有了不同的理解與思考。
2006年10月22日，子尤去世。“那一年，他16歲，我46歲。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去了11年，哀傷已經成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柳紅也從那時開始重新定義哀傷。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給子尤一個溫暖的告別。在復興醫院原本陰暗的告別式裡，柳紅把燈包上紅布，給來賓們準備了紅色的玫瑰花，她自己換了髮型，穿著紅色的旗袍，和來賓們一起吟誦著子尤的詩，用最新、最好的樣子與兒子告別。
這種特別的告別方式也令柳紅遭受到一些非議，有人認為她的樣子看上去一點也不悲傷，她甚至沒有在葬禮上嚎啕大哭。在演講中，柳紅談起這些非議，“他們不是我，他們又怎麼能評判我的哀傷。”但也有同樣罹患絕症的年輕人看到子尤的告別儀式，在博客上寫下：“我希望離開的時候，我的媽媽能夠像子尤的媽媽一樣穿上漂亮的衣服為我送行。”
這都促使柳紅思考，“哀傷的隱喻是傷心的、單調的、衰弱的、陰暗的，彩色在這裡顯得違反習俗，甚至違反道德。而隱喻的存在是對人有壓迫的。我接觸了很多喪子的爸爸媽媽，他們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使得他們的內心在痛苦之上又增添了傷痕，從而又封閉自己，和這個社會隔膜起來。”
在失去子尤的十幾年間，柳紅一直在試圖用自己的所作超越哀傷，賦予這個詞不同的色彩，讓忌諱談死、缺乏生命教育的中國人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哀傷。“我選擇了接納和與它共存，並且尋找另外的人生道路，我發現我挑戰了生命的極限，這是遠遠想不到的事情。”
她進行了一系列紀念子尤的活動，去子尤去世百日時出了詩集、周年時出了文集、五周年時出版遺作等等；她更加愛惜自己的身體，50歲開始第一次跑半程馬拉松，之後開始跑全馬，此後連續3年參加了香港樂施會的百公里毅行。作為一名獨立學者，她在2016年選擇去維也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這一年，她56歲，也是子尤離去的第10年。
用另一種方式走出哀傷的過程讓柳紅發現，哀傷已經昇華、轉化成了一種生命力，不再是單純的哀傷，而是一種無形的能量。
子尤去世當晚，柳紅曾在祭文中寫下承諾：“一定要活成你想要的那個樣子”；11年過去，她笑著面對著全場觀眾，以兒子的詩作為演講的結尾：“別人讓天空主宰自己的顏色，我用自己的顏色畫天。”
張歆藝：幫人做正確的事，自己也不會錯
穿一身毛茸茸的黑衣裳，張歆藝出現了。和螢幕上大大咧咧的樣子不同，她緊張地說，就算是之前在學校，她也從沒參加過演講。可一旦進入到講述之中，她立即放鬆了。
故事從22位女性開始，2017年，導演郭柯拍攝的紀錄片《二十二》上映，片名代表的是22位在國內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倖存者。從2014年起，導演郭柯陸續在5個省、29個地區記錄了她們的故事。籌備拍片時，苦於沒有資金，郭柯的母親打算賣掉老家的房子資助他。
郭柯在朋友圈上發佈此條資訊，之前只和郭柯在劇組見過一面的老鄉張歆藝坐不住了，當即在朋友圈下給郭柯留言：“不行就跟我說，我有。”
說起這件事時，張歆藝表達的情感很質樸：“我覺得這不行，什麼時候都不能讓自己的母親風餐露宿，於是我好奇他到底要做什麼，還差多少錢。”
張歆藝是有名的熱心腸，朋友有事找她幫忙，她覺得值得，就立馬著手去做，放出去的外債一大堆，她也不急著要。
郭柯無疑這些人裡極其真誠的一個。在化妝間見到張歆藝時，他拿出了自己準備好的資料，還有之前拍攝的素材。“郭柯坐在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看著我，我就覺得這個人不會騙我。”張歆藝動情地說，當郭柯說“來不及了，上上個月又有老人去世了”的時候，兩個人眼圈都紅了。
張歆藝一拍大腿，“那還等什麼，趕快出發吧！”她給郭柯轉了100萬，沒有拍攝許可證、甚至沒有行李的郭柯連夜出發了。他很認真地給張歆藝寫了一張借條，張歆藝說好收著，結果借條搬家搬沒了，她也不在意。
事實上，張歆藝從沒想過從這部電影中得到任何回報。100萬是作為資助，既不作為投資比例，事後也不參與票房分賬。“我知道《二十二》是個奇跡，我早已經做好了準備，可能這一輩子郭柯都還不了這100萬了，而且這麼多年過去，我也從來沒有催過他，我永遠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消他的顧慮。”
電影籌備過程中，檔期一改再改，懂得感恩的郭柯甚至曾經想要賣掉電影償還張歆藝的投資，但張歆藝一直鼓勵他堅持。“我當然知道什麼樣的電影是可以掙錢的，我之所以支持他拍《二十二》，是因為我想支持他做正確的事情，人的一生總需要信念的堅守。這一點郭柯導演做到了，我也做到了。”
“後來的票房增長就更像是一種善意的傳遞，每個買票的觀眾都是在展示對這段歷史的尊重。我真的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這部電影，它溫暖包容又強韌，生動客觀又隱忍。”張歆藝感慨自己做了對的事，也欣慰于中國市場觀眾的審美提升。
張歆藝很少提起的是，《二十二》的上映時間原本與她自己執導的電影《泡芙小姐》檔期接近，這個對電影品質要求嚴格的新人導演很“軸”地決定，把《泡芙小姐》檔期延後，全力助推《二十二》，同時把《泡芙小姐》的特效全部重做，達到自己完全滿意才能上映。
這個外號叫“二姐”的四川姑娘似乎不太符合公眾對女明星的慣常認知，她簡單、直接，有一腔熱血，做事憑藉的也是一種樸素的價值觀——幫助別人做正確的事，自己肯定也不會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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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藍盈瑩即興處理成了亮點，她總結經驗——上了台只有真聽、真看、真感受才能活下去。藍盈瑩保持著學習的狀態，卻從不會用力過猛。事實上，作為演員，她內心有一種可貴的鬆弛。
“我特別不贊成演員一年到頭一直工作，不管有多忙，我每年都會拿出三個月，去國外進修或是放空自己。近兩年，我會固定去南加州大學電影學院旁聽表演和影視製作課。我不當特別拼命地幹活的那種勞模，一個演員如果沒有在生活當中，怎麼能演好現實中的人？”藍盈瑩說。
李靜：就算被叫傻瓜，也不能留在舒適區
如果只能選擇一個標籤，現階段的李靜更願意用星創投創始人的身份來介紹自己。
這是李靜在2015年成立的基金，除了那英、蔣雯麗等明星，還有一些知名企業家也是基金的有限合夥人，此外星創投還獲得了一些投資機構的支持。
李靜毫不避諱對女性創業者的偏愛，在她看來，這群人有責任感、有韌性，也有恰到好處的野心。
在李靜開始創業的2000年，市場對創業、尤其是女性創業者遠沒有現在認可。與不確定的創業環境相對的，是彼時李靜在央視的穩定工作。
作為編導和主持人，李靜時常苦惱于不能自由表達。在習慣於正襟危坐的年代，李靜對於多種鏡頭效果的嘗試常被視為異類。突然有一天，她發現自己不再對生活充滿期待，非常痛苦，“每天起來的時候都會哭。我特別不明白，我說我過得不錯啊，在北京也租了房子，就是覺得不開心，甚至要得抑鬱症了。今天我得到答案了，我就是那種胸懷大志的人，我內心有使不完的勁兒，怎麼沒有人發現我的才華呢？”
30歲的李靜辭掉了央視的工作，和幾個同學擠在小破房子裡琢磨創業點子，去麥當勞蹭免費續杯的咖啡，手寫PPT。多方尋求投資失敗以後，李靜向媽媽要了自己的嫁妝——3萬塊錢，做起了《超級訪問》。李靜說，那時候都不敢叫創業，只說成立工作室，成了就組建公司，不成就當“玩玩兒”。
創業的日子辛苦，李靜卻欣喜地發現自己變得開心了。她本就是不甘於平庸的人，畢業後在張家口電視臺工作時，有導演發現了李靜的不安分，對她說：“我覺得你不適合這裡。”李靜受到觸動，當天晚上買票去了北京。演講的時候，李靜對台下打趣：“那天導演好像跟5個姑娘都說了同一句話，但是只有我相信了。”
這種自信貫穿了李靜創業的全過程，作為大陸首創雙主持形式的訪談節目，《超級訪問》迅速走紅，李靜成功地“捧紅”了自己。此後，李靜的東方風行傳媒集團又製作了《美麗俏佳人》、《非常靜距離》等熱門節目，李靜也尋求跨界，創辦美妝電商樂蜂網，並開創了自有品牌。
好友戴軍時常吐槽李靜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開著破車上路，一轉彎，方向盤拔了下來，淡定地摁上繼續開。李靜的創業之路也是一樣，勇敢地走出去，看著新的圖景和領域一點點在眼前鋪開。
在李靜看來，真正的跨界並不是人脈的拓展，而是內心的跨界，不把自己定位成某類人，始終保持著無限的可能。
李靜從不忌諱、也不掩飾自己對一些新領域的無知，她和騰訊雲的總裁探討AI，和投資人、一撥又一撥創業者探討商業邏輯。“我寧可冒著被別人叫成傻瓜的風險，也要去學習，我要放棄一些我駕輕就熟的東西。”
柳紅：哀傷不只是黑白，也可以是彩色的
學者柳紅分享的主題是“哀傷的顏色”。
2004年3月，柳紅的獨生子、被稱為天才少年的子尤被診斷為“縱隔非精原生殖細胞腫瘤”，從那時起，柳紅開始學習面對哀傷。6月，在進手術室之前，子尤告訴她，“媽媽，你要是端莊的、典雅的、井井有條的、忙而不亂的，你每次歪著脖子駝著背從外面跑進來，都給我丟臉。”這也讓柳紅對哀傷有了不同的理解與思考。
2006年10月22日，子尤去世。“那一年，他16歲，我46歲。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去了11年，哀傷已經成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但柳紅也從那時開始重新定義哀傷。
她做的第一件事，是給子尤一個溫暖的告別。在復興醫院原本陰暗的告別式裡，柳紅把燈包上紅布，給來賓們準備了紅色的玫瑰花，她自己換了髮型，穿著紅色的旗袍，和來賓們一起吟誦著子尤的詩，用最新、最好的樣子與兒子告別。
這種特別的告別方式也令柳紅遭受到一些非議，有人認為她的樣子看上去一點也不悲傷，她甚至沒有在葬禮上嚎啕大哭。在演講中，柳紅談起這些非議，“他們不是我，他們又怎麼能評判我的哀傷。”但也有同樣罹患絕症的年輕人看到子尤的告別儀式，在博客上寫下：“我希望離開的時候，我的媽媽能夠像子尤的媽媽一樣穿上漂亮的衣服為我送行。”
這都促使柳紅思考，“哀傷的隱喻是傷心的、單調的、衰弱的、陰暗的，彩色在這裡顯得違反習俗，甚至違反道德。而隱喻的存在是對人有壓迫的。我接觸了很多喪子的爸爸媽媽，他們受到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使得他們的內心在痛苦之上又增添了傷痕，從而又封閉自己，和這個社會隔膜起來。”
在失去子尤的十幾年間，柳紅一直在試圖用自己的所作超越哀傷，賦予這個詞不同的色彩，讓忌諱談死、缺乏生命教育的中國人用另一種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哀傷。“我選擇了接納和與它共存，並且尋找另外的人生道路，我發現我挑戰了生命的極限，這是遠遠想不到的事情。”
她進行了一系列紀念子尤的活動，去子尤去世百日時出了詩集、周年時出了文集、五周年時出版遺作等等；她更加愛惜自己的身體，50歲開始第一次跑半程馬拉松，之後開始跑全馬，此後連續3年參加了香港樂施會的百公里毅行。作為一名獨立學者，她在2016年選擇去維也納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這一年，她56歲，也是子尤離去的第10年。
用另一種方式走出哀傷的過程讓柳紅發現，哀傷已經昇華、轉化成了一種生命力，不再是單純的哀傷，而是一種無形的能量。
子尤去世當晚，柳紅曾在祭文中寫下承諾：“一定要活成你想要的那個樣子”；11年過去，她笑著面對著全場觀眾，以兒子的詩作為演講的結尾：“別人讓天空主宰自己的顏色，我用自己的顏色畫天。”
張歆藝：幫人做正確的事，自己也不會錯
穿一身毛茸茸的黑衣裳，張歆藝出現了。和螢幕上大大咧咧的樣子不同，她緊張地說，就算是之前在學校，她也從沒參加過演講。可一旦進入到講述之中，她立即放鬆了。
故事從22位女性開始，2017年，導演郭柯拍攝的紀錄片《二十二》上映，片名代表的是22位在國內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倖存者。從2014年起，導演郭柯陸續在5個省、29個地區記錄了她們的故事。籌備拍片時，苦於沒有資金，郭柯的母親打算賣掉老家的房子資助他。
郭柯在朋友圈上發佈此條資訊，之前只和郭柯在劇組見過一面的老鄉張歆藝坐不住了，當即在朋友圈下給郭柯留言：“不行就跟我說，我有。”
說起這件事時，張歆藝表達的情感很質樸：“我覺得這不行，什麼時候都不能讓自己的母親風餐露宿，於是我好奇他到底要做什麼，還差多少錢。”
張歆藝是有名的熱心腸，朋友有事找她幫忙，她覺得值得，就立馬著手去做，放出去的外債一大堆，她也不急著要。
郭柯無疑這些人裡極其真誠的一個。在化妝間見到張歆藝時，他拿出了自己準備好的資料，還有之前拍攝的素材。“郭柯坐在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看著我，我就覺得這個人不會騙我。”張歆藝動情地說，當郭柯說“來不及了，上上個月又有老人去世了”的時候，兩個人眼圈都紅了。
張歆藝一拍大腿，“那還等什麼，趕快出發吧！”她給郭柯轉了100萬，沒有拍攝許可證、甚至沒有行李的郭柯連夜出發了。他很認真地給張歆藝寫了一張借條，張歆藝說好收著，結果借條搬家搬沒了，她也不在意。
事實上，張歆藝從沒想過從這部電影中得到任何回報。100萬是作為資助，既不作為投資比例，事後也不參與票房分賬。“我知道《二十二》是個奇跡，我早已經做好了準備，可能這一輩子郭柯都還不了這100萬了，而且這麼多年過去，我也從來沒有催過他，我永遠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打消他的顧慮。”
電影籌備過程中，檔期一改再改，懂得感恩的郭柯甚至曾經想要賣掉電影償還張歆藝的投資，但張歆藝一直鼓勵他堅持。“我當然知道什麼樣的電影是可以掙錢的，我之所以支持他拍《二十二》，是因為我想支持他做正確的事情，人的一生總需要信念的堅守。這一點郭柯導演做到了，我也做到了。”
“後來的票房增長就更像是一種善意的傳遞，每個買票的觀眾都是在展示對這段歷史的尊重。我真的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這部電影，它溫暖包容又強韌，生動客觀又隱忍。”張歆藝感慨自己做了對的事，也欣慰于中國市場觀眾的審美提升。
張歆藝很少提起的是，《二十二》的上映時間原本與她自己執導的電影《泡芙小姐》檔期接近，這個對電影品質要求嚴格的新人導演很“軸”地決定，把《泡芙小姐》檔期延後，全力助推《二十二》，同時把《泡芙小姐》的特效全部重做，達到自己完全滿意才能上映。
這個外號叫“二姐”的四川姑娘似乎不太符合公眾對女明星的慣常認知，她簡單、直接，有一腔熱血，做事憑藉的也是一種樸素的價值觀——幫助別人做正確的事，自己肯定也不會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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