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神秘巨星》有感：揭開文明社會的暗影
不久前， 印度國寶級演員阿米爾·汗的新電影《神秘巨星》上映了， 相比上一部電影《摔跤吧！爸爸》， 這部電影顯得低調得多。 但是至筆者開始動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神秘巨星》的票房依舊是同期上映的電影中最高的， 並長期霸佔單日票房榜的第一名， 可見其最終成績雖然可能不會再續《摔跤吧！爸爸》的輝煌， 但也不會有負阿米爾·汗對中國電影觀眾的期待。
（《神秘巨星》電影海報）
坦率地說， 筆者在知道這部電影上映的時候， 也曾猶豫過是否要走進電影院看看這部電影。 因為從各種管道獲得的資訊來看， 這部電影雖然掛著喜劇的名頭， 但是在搞笑上不如《我的個神啊》那樣令人捧腹， 在劇情精彩上不如《摔跤吧！爸爸》那樣充滿“爆點”， 不少短評甚至使用了“冗長”這個詞語來形容這部電影。 但出於對阿米爾·汗的信任，
（《PK》與《摔跤吧！爸爸》電影海報）
看完之後， 筆者一定程度上理解了這部電影不如上部火爆的原因（在印度本土， 這部電影也不如上一部《摔跤吧！爸爸》火爆）。 相比前面提到的兩部以相對輕鬆的手法表現深刻問題的電影， 這部電影的表現手法更加直接，
但是考慮到電影的主題， 若是過多的採用輕鬆的手法， 將電影拍攝為一部令人捧腹的喜劇片， 又會一定程度上偏離電影的初衷。 因為過多的喜劇色彩， 反而會沖淡要表達的內容主題。 而且從該片的票房來看， 這種表現手法很多觀眾還是接受的。
（《神秘巨星》這部電影直面了印度女性被壓迫的沉重話題）
《神秘巨星》這部電影所講述的是一個出生在印度穆斯林家庭的具有音樂才華的少女茵希雅（Insiya）如何追逐夢想並成為音樂巨星的故事， 電影沒有像類似題材的電影那樣， 將劇情的主要內容放在了如何通過各種方式（選秀、試鏡等）一步一步成為萬人矚目的明星。 電影中將這一部分內容輕描淡寫為“將唱歌視頻上傳視頻網站”這一操作， 因為在這部電影的邏輯與所反映的社會中， 這並不是一個少女追夢的主要困難。
“只要鳥兒願意， 就能自由飛翔”， 這是筆者曾經在一部藝術作品中讀到的一句話， 當時覺得很有道理。 但現在看來，
（籠中之鳥無法飛翔）
茵希雅生活在一個印度穆斯林家庭中， 父親法魯克（Farookh）是一個篤信宗教激進主義的人， 雖然在外從事工程師這種看似“現代”的工作， 但在家中，卻是各種“傳統”價值觀的化身。他如暴君般統治著整個家庭，長期對妻子即茵希雅的母親娜吉瑪（Najma）實行家暴（影片中娜吉瑪的初登場就是“帶傷上陣”），並且極度重男輕女（在娜吉瑪懷孕後被查出懷的是女孩子即茵希雅時，法魯克說：“一個女孩子生到世上有什麼用？去打掉！”）。法魯克在家時，整個家庭都籠罩在一種近於窒息的氣氛中，即使是法魯克的母親即茵希雅的奶奶也不能置身事外，在法魯克家暴妻子時，她也只能躲在一邊瑟瑟發抖。
（電影中法魯克家暴妻子娜吉瑪中的情節）
法魯克雖然表面上要求茵希雅好好學習，但這其實只是用來嘲諷妻子娜吉瑪的手段，因為他從來沒有讓茵希雅好好學習，在學有所成後能自食其力的想法，而是計畫將其嫁給留著大鬍子的沙特上司的兒子。也就是說，在法魯克的思想意識中，妻子和女兒都是他能夠隨意操縱的“物品”。
（最後時刻，娜吉瑪“覺醒”了）
整部電影的矛盾，其實就在於這個代表著宗教激進主義的父親的存在：
（一）在影片的開頭，已經顯露音樂才華的茵希雅無法參加音樂比賽從而證明自己，就是因為父親的絕對反對（雖然電影沒有父親明確表示反對這一情節，但以各種間接的方式表達了這種必然結果）。
（二）影片的中段，給全家帶來快樂、拉近除父親以外全家人的關係的筆記型電腦，被法魯克發現是妻子娜吉瑪偷偷賣掉娜吉瑪的父親給她買的金項鍊換來的後（從娜吉瑪的言談中可以發現，這並不是娜吉瑪第一次這麼做），命令茵希雅摔毀（從茵希雅的弟弟古杜試圖偷偷修復來看，家人對筆記型電腦還是很喜歡的）。
（三）影片的後段，法魯克找到了一份在沙烏地阿拉伯做石油工程師的工作，要讓全家移民到沙烏地阿拉伯，並計畫把還在上中學的茵希雅嫁給留著大鬍子的沙特上司的兒子，無異于將茵希雅推進了萬丈深淵。
（得知自己即將前往沙特，陷入痛苦的茵希雅）
電影表面上講的是一個女孩如何追逐夢想，爭取“做夢的權利”，最終成功圓夢的故事，但是電影的筆墨其實主要用在了反映印度社會中普遍存在的重男輕女、宗教激進主義問題上。這個問題並不僅僅在印度的穆斯林群體中存在，在印度的其他群體中也普遍存在著。而阿米爾·汗之所以將故事設置在了一個印度穆斯林家庭中，可能是因為穆斯林群體雖然是印度社會中最大的少數群體，但是在印度社會的整體話語權地位較低，不會遭遇過多的質疑聲，而且近些年，隨著ISIS的四處為禍，“黑袍”之名也算人盡皆知了。
在電影中，還有很多“微言大義”的細節。在片中著重描繪宗教激進主義對女主角母女的壓迫時，也沒有忘卻描繪其對女性心靈的腐化與污染。電影中的茵希雅在遇到令其極度憤怒的事情時，往往會採用暴力的方式來釋放自己的壓力，扔掉暗戀她的欽騰贈予的糖果、砸碎自家樓頂上的東西、用手奮力捶打牆壁，這些暴力的表達方式，無一不緣于父親法魯克熱衷暴力的耳濡目染。可以想像，如果茵希雅長此以往下去，她極有可能變得越發暴力，甚至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
除此之外，電影也明確的表示，受害者並不僅僅是女性。茵希雅的弟弟古杜雖然在家庭中被父親法魯克溺愛，但是在父親在家時仍然感到恐懼和彷徨，他更懷念父親不在時，一家人其樂融融玩電腦的日子，在電腦被摔毀後，還曾試圖修復電腦。在宗教激進主義的影響下，任何人的生命中，都將被痛苦填滿。即使是全片中的“大反派”——父親法魯克，在影片最後面對妻離子散的結局，對他個人而言，也是極大的痛苦。雖然他罪有應得、咎由自取，但是如果考慮到他的成長環境，他也是一個受害者。（影片從一個細節中表現了法魯克的家庭狀況，即法魯克的母親即茵希雅的奶奶說：“我有多幸運才能出生啊”，可見法魯克的家庭也是一個宗教激進主義氾濫的家庭）
（最終妻離子散的法魯克）
那麼，這種令人痛苦的宗教激進主義，是如何成為印度社會的嚴重問題的呢？其實所謂的宗教激進主義，就是緣於私有制農業時代的經濟模式所衍生出的社會文化。
（印度農業歷史悠久，對印度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
農業時代，因為大部分經濟活動都需要男人來完成，所以男性的經濟地位大大高於女性，是故雖然在私有制社會（在原始社會進入奴隸制社會以後，私有制就產生了）中，男性和女性都是某種可以買賣的“財產”（奴隸），但是男性的相對權利要大大高於女性。而女性因為自身的“經濟競爭力”較差，常常依附於男性。即使在個別時代有個別“女王”“女帝”“公主”可以橫行一時，也是在獲得了某些具有權勢的男性的支持後才得以如此的。例如中國歷史上的唯一女帝武則天，依靠的是廣大的男性“庶族”地主，而最近備受爭議的電視劇《鳳求凰》中的女主角山陰公主劉楚玉，也是依靠“大漢公主”這一某位男性帝王的子女的身份才能如此橫行無忌。
這種根植於經濟基礎的社會文化，在工業時代到來後，有了一定的鬆動。因為工業生產需要大量的從業者，單純依靠成年男性已經無法滿足。是故對女性進行文化教育，令其參與到工業生產中來，成為不少工業化國家的共同做法。而因為部分工業領域對身體力量的要求並不高，所以女性與男性的的“經濟競爭力”有了一定程度的縮小。這種縮小，成為了後來轟轟烈烈的“男女平權運動”（很多不明就裡的人喜歡簡稱為女權運動）的經濟基礎。
（早期的女權運動）
而隨著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女性的地位進一步上升。當時因為戰爭的關係，大量男性投身戰場，國內的勞動力嚴重不足，於是女性進一步進入各種工作崗位，甚至在軍隊中相對安全的崗位也有了女性的身影，在填補了人力空缺的同時，女性的經濟地位進一步上升了。
（二戰中的經典海報）
但是這種女性地位的上升，基本上只出現在歐美等工業化較早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前者來源於經濟變革進而產生的社會變革，後者則往往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這個產生於變革中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對國家自上而下的影響和改造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建，這種改造通常被稱為“社會主義革命”。
（1956年的“老太太學習班”）
但是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對印度來說，都是不存在的。印度近代以來，逐漸淪為列強的殖民地，並最終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雖然印度被稱為“大英帝國王冠上的明珠”，但是英國實質上只將印度當作一隻巨大的“奶牛”。英國殖民者長期強迫印度人民大量種植經濟作物，而糧食作物卻極少種植，導致印度三分之二的人口長期飽受饑荒之苦。英國殖民者還長期掠奪印度各種自然資源，以滿足本土之用，這些資源自然也是落不到印度人民手中的。在工業領域，英殖民者更是完全破壞了印度本土的傳統工業（手工業）發展。英國將印度變為自己商品（工業製成品）的銷售市場，傾瀉的各種商品徹底摧毀了印度的本土工業，使印度不得不大量進口商品。根據統計，在20世紀30年代，印度竟然有64%的工業製成品需要進口。
雖然二戰中，英國人出於戰爭的需要，對印度進行了一定的工業建設，但是規模遠遠不足以改變印度的宏觀經濟結構，農業經濟的比重依舊佔據了印度國民經濟中的很大一部分。雖然獨立後的印度政府一直試圖提高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但是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7年度印度農業就業人員佔據印度人口的44.3%，工業人口僅有24.5%。
（世界銀行公佈的印度農業就業人員資料）
（世界銀行公佈的印度工業就業人員資料）
而且，因為印度工業並沒有經歷過“工業發展——工人不足——引入婦女勞動力”的發展階段，所以印度工業的發展對女性地位的改變作用微乎其微。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7年印度15歲以上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僅為27.209%，而印度工業女性就業人員占女性就業的百分比僅為18.3%。
（世界銀行公佈的印度15歲以上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
（世界銀行公佈的印度工業女性就業人員資料）
低水準的工業發展，導致大量印度男性尚且只能依靠從事第一、第三產業來維持生計，自然無法產生促進女性地位上升的連鎖反應，而這種社會現狀卻成了現在被我們稱為宗教激進主義的最好溫床：因為工業化程度較低，工作機會少，現有的國內男性就可以滿足對於從業人員的數量要求；也是因為工業化程度較低，大量人口只能從事農業，而農業生產中，男性是絕對的“第一生產力”。
（農業活動中有大量依靠體力的工作，男性普遍更為適合）
在這種社會現實下，“男權思想”這一上層建築與“男性是第一生產力”的經濟基礎嚴絲合縫，極大地影響了印度社會。雖然印度上層一直試圖改變這種現狀，但是因為印度的經濟基礎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所以其影響範圍只限于少數較為發達的城市或者說“上流社會”，而在印度的廣大中下層人群中，“男女平等”以及一系列帶著工業時代的文明色彩的思想並不被大多數人所接受，而宗教激進主義，卻在某種程度上根深蒂固。
不過，這種宗教激進主義雖然可憎，在現代文明的力量面前，它卻是膽怯而懦弱的。例如在電影中，法魯克在參加友人的婚禮時要求妻子娜吉瑪不戴面紗，就是因為友人比較“開放”。並且，還要求妻子娜吉瑪戴上娜吉瑪的父親為娜吉瑪買的金項鍊（類似嫁妝），以防止別人以為他不原意給妻子買金項鍊（雖然從整部電影看，法魯克對家中的女性確實吝嗇至極，娜吉瑪長期依靠變賣父親給的東西和偷竊法魯克的錢維持日常開銷）。也就是說，即使在家中如暴君般的法魯克，也不願意讓別人知道他的真實想法。電影最後，在機場這一大庭廣眾之下，面對妻子提出的離婚要求，法魯克雖然瘋狂叫囂，但是也不敢如在家一般對妻子施加暴力，就在於害怕機場的員警等執法人員將其逮捕。可見，宗教激進主義在面對文明與發達的現代社會時，其實是充滿了恐懼的，它並不敢真的與現代文明的鐵拳對抗。
（紀錄片《印度的女兒》）
所以，要蕩滌宗教激進主義，根除文明世界的大敵，需要進行兩方面的努力：首先，對宗教激進主義在司法上進行打擊，對各種宗教激進主義行為絕不姑息縱容，小到家庭暴力、強迫早婚、向未成年人灌輸宗教激進主義思想，大到黑社會活動、恐怖主義活動等擾亂社會秩序的活動，都要堅決打擊；其次，徹底摧毀宗教激進主義的土壤，也就是從改變廣大女性的經濟基礎著手，改善女性的受教育條件，令其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以勝任更多的工作。當然，以上兩點，都是建立在整個國家的工業化的前提上的，如果沒有足夠的就業崗位來承接，即使女性受過教育，也會因為找不到工作而被迫在家待業，最終走回淪為男性附庸的老路。
（20世紀50年代，在工廠中工作的女工）
值得慶倖的是，中國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進行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主義革命。自革命年代就開始在中國共產黨的控制區內進行的“婦女解放運動”，隨著全國的解放推廣到了全國的大多數地方，雖然這種解放有“動員更多女性投入生產”的現實目的，但是這客觀提高了女性的社會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即“男女同工同酬”也在1954年寫進了憲法。普及義務教育、國家經濟的工業化、男女同工同酬，種種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女性的地位普遍提高，“婦女能頂半邊天”成為了中國主流社會的共識。
（20世紀50年代的勞模）
但在反對宗教激進主義的同時，我們也要警惕“新自由主義”對社會的污染與破壞，迷惘、沉醉在物欲橫流的物質社會裡，甚至最終落入宗教激進主義的陷阱之中。例如電影中，由阿米爾·汗實驗的音樂人沙克帝·庫馬爾雖然本性不壞，但是卻在眼花繚亂的現代社會中迷失了自我，最終就連自己的音樂才華都失去了，只能創作出一些“三俗”的作品（這裡並不是說作品一定要“高雅”，而是指藝術作品如果只剩下了感官刺激，那麼必然是失敗的）。而在這些三俗的作品中，女性被其從另一個方向進行了“物化”，完整的人異化成了只有外表的“性感愛人”，與淪為“商品”只剩一步之遙。
（影片中在新自由主義中迷失的阿米爾·汗）
當然，這其實也是新自由主義對人類社會影響的外在表現之一，其內在依舊是對各國經濟的衝擊。在這種衝擊下，即使是在當下的國內社會，也出現了“婦女解放運動”的成果被侵蝕，部分地區女性地位有所下降的情況。而要抵擋甚至逆轉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社會現有文明成果的破壞，除了需要維持在經濟、基礎教育領域上的各種具有“授漁”意義的對重要地區的説明以外，還要積極地打擊各種宗教激進主義思想，防止其破壞現有的文明成果，而不是打著“尊重不同”的旗號，容忍野蠻與落後的宗教激進主義大行其道。
雖然女性的地位看似只是一個社會的具體問題，但是實際上，女性的實際社會地位（這裡面的實際社會地位，指的是國內社會中大多數女性對國民經濟的參與度和女性自身的自由度）往往是一個社會發展狀態的“尺規”，我國曾經因為新中國以來的“婦女解放”，在這方面走到了很多國家的前列，而我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眾多發展成就，也說明了這種解放並不是某種“揠苗助長”。但是任何社會發展的成果，若是後人不加以保護，那麼終究可能被破壞，被磨滅，而這將成為後人的恥辱和對前赴後繼才取得如此成就的前輩的絕大諷刺。
（周恩來總理與各地女勞模合影）
我出生在這個國家是我的無奈，如果我的子孫後代出生後我們的國家還是這個樣子，就是我們的無能了。
——阿米爾·漢
我們的前輩已經驅離了那種痛苦，但若是讓那痛苦捲土重來，那將是我們最大的恥辱。
——筆者
但在家中，卻是各種“傳統”價值觀的化身。他如暴君般統治著整個家庭，長期對妻子即茵希雅的母親娜吉瑪（Najma）實行家暴（影片中娜吉瑪的初登場就是“帶傷上陣”），並且極度重男輕女（在娜吉瑪懷孕後被查出懷的是女孩子即茵希雅時，法魯克說：“一個女孩子生到世上有什麼用？去打掉！”）。法魯克在家時，整個家庭都籠罩在一種近於窒息的氣氛中，即使是法魯克的母親即茵希雅的奶奶也不能置身事外，在法魯克家暴妻子時，她也只能躲在一邊瑟瑟發抖。
（電影中法魯克家暴妻子娜吉瑪中的情節）
法魯克雖然表面上要求茵希雅好好學習，但這其實只是用來嘲諷妻子娜吉瑪的手段，因為他從來沒有讓茵希雅好好學習，在學有所成後能自食其力的想法，而是計畫將其嫁給留著大鬍子的沙特上司的兒子。也就是說，在法魯克的思想意識中，妻子和女兒都是他能夠隨意操縱的“物品”。
（最後時刻，娜吉瑪“覺醒”了）
整部電影的矛盾，其實就在於這個代表著宗教激進主義的父親的存在：
（一）在影片的開頭，已經顯露音樂才華的茵希雅無法參加音樂比賽從而證明自己，就是因為父親的絕對反對（雖然電影沒有父親明確表示反對這一情節，但以各種間接的方式表達了這種必然結果）。
（二）影片的中段，給全家帶來快樂、拉近除父親以外全家人的關係的筆記型電腦，被法魯克發現是妻子娜吉瑪偷偷賣掉娜吉瑪的父親給她買的金項鍊換來的後（從娜吉瑪的言談中可以發現，這並不是娜吉瑪第一次這麼做），命令茵希雅摔毀（從茵希雅的弟弟古杜試圖偷偷修復來看，家人對筆記型電腦還是很喜歡的）。
（三）影片的後段，法魯克找到了一份在沙烏地阿拉伯做石油工程師的工作，要讓全家移民到沙烏地阿拉伯，並計畫把還在上中學的茵希雅嫁給留著大鬍子的沙特上司的兒子，無異于將茵希雅推進了萬丈深淵。
（得知自己即將前往沙特，陷入痛苦的茵希雅）
電影表面上講的是一個女孩如何追逐夢想，爭取“做夢的權利”，最終成功圓夢的故事，但是電影的筆墨其實主要用在了反映印度社會中普遍存在的重男輕女、宗教激進主義問題上。這個問題並不僅僅在印度的穆斯林群體中存在，在印度的其他群體中也普遍存在著。而阿米爾·汗之所以將故事設置在了一個印度穆斯林家庭中，可能是因為穆斯林群體雖然是印度社會中最大的少數群體，但是在印度社會的整體話語權地位較低，不會遭遇過多的質疑聲，而且近些年，隨著ISIS的四處為禍，“黑袍”之名也算人盡皆知了。
在電影中，還有很多“微言大義”的細節。在片中著重描繪宗教激進主義對女主角母女的壓迫時，也沒有忘卻描繪其對女性心靈的腐化與污染。電影中的茵希雅在遇到令其極度憤怒的事情時，往往會採用暴力的方式來釋放自己的壓力，扔掉暗戀她的欽騰贈予的糖果、砸碎自家樓頂上的東西、用手奮力捶打牆壁，這些暴力的表達方式，無一不緣于父親法魯克熱衷暴力的耳濡目染。可以想像，如果茵希雅長此以往下去，她極有可能變得越發暴力，甚至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
除此之外，電影也明確的表示，受害者並不僅僅是女性。茵希雅的弟弟古杜雖然在家庭中被父親法魯克溺愛，但是在父親在家時仍然感到恐懼和彷徨，他更懷念父親不在時，一家人其樂融融玩電腦的日子，在電腦被摔毀後，還曾試圖修復電腦。在宗教激進主義的影響下，任何人的生命中，都將被痛苦填滿。即使是全片中的“大反派”——父親法魯克，在影片最後面對妻離子散的結局，對他個人而言，也是極大的痛苦。雖然他罪有應得、咎由自取，但是如果考慮到他的成長環境，他也是一個受害者。（影片從一個細節中表現了法魯克的家庭狀況，即法魯克的母親即茵希雅的奶奶說：“我有多幸運才能出生啊”，可見法魯克的家庭也是一個宗教激進主義氾濫的家庭）
（最終妻離子散的法魯克）
那麼，這種令人痛苦的宗教激進主義，是如何成為印度社會的嚴重問題的呢？其實所謂的宗教激進主義，就是緣於私有制農業時代的經濟模式所衍生出的社會文化。
（印度農業歷史悠久，對印度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
農業時代，因為大部分經濟活動都需要男人來完成，所以男性的經濟地位大大高於女性，是故雖然在私有制社會（在原始社會進入奴隸制社會以後，私有制就產生了）中，男性和女性都是某種可以買賣的“財產”（奴隸），但是男性的相對權利要大大高於女性。而女性因為自身的“經濟競爭力”較差，常常依附於男性。即使在個別時代有個別“女王”“女帝”“公主”可以橫行一時，也是在獲得了某些具有權勢的男性的支持後才得以如此的。例如中國歷史上的唯一女帝武則天，依靠的是廣大的男性“庶族”地主，而最近備受爭議的電視劇《鳳求凰》中的女主角山陰公主劉楚玉，也是依靠“大漢公主”這一某位男性帝王的子女的身份才能如此橫行無忌。
這種根植於經濟基礎的社會文化，在工業時代到來後，有了一定的鬆動。因為工業生產需要大量的從業者，單純依靠成年男性已經無法滿足。是故對女性進行文化教育，令其參與到工業生產中來，成為不少工業化國家的共同做法。而因為部分工業領域對身體力量的要求並不高，所以女性與男性的的“經濟競爭力”有了一定程度的縮小。這種縮小，成為了後來轟轟烈烈的“男女平權運動”（很多不明就裡的人喜歡簡稱為女權運動）的經濟基礎。
（早期的女權運動）
而隨著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女性的地位進一步上升。當時因為戰爭的關係，大量男性投身戰場，國內的勞動力嚴重不足，於是女性進一步進入各種工作崗位，甚至在軍隊中相對安全的崗位也有了女性的身影，在填補了人力空缺的同時，女性的經濟地位進一步上升了。
（二戰中的經典海報）
但是這種女性地位的上升，基本上只出現在歐美等工業化較早的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前者來源於經濟變革進而產生的社會變革，後者則往往是來自於馬克思主義這個產生於變革中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對國家自上而下的影響和改造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建，這種改造通常被稱為“社會主義革命”。
（1956年的“老太太學習班”）
但是無論是前者還是後者，對印度來說，都是不存在的。印度近代以來，逐漸淪為列強的殖民地，並最終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雖然印度被稱為“大英帝國王冠上的明珠”，但是英國實質上只將印度當作一隻巨大的“奶牛”。英國殖民者長期強迫印度人民大量種植經濟作物，而糧食作物卻極少種植，導致印度三分之二的人口長期飽受饑荒之苦。英國殖民者還長期掠奪印度各種自然資源，以滿足本土之用，這些資源自然也是落不到印度人民手中的。在工業領域，英殖民者更是完全破壞了印度本土的傳統工業（手工業）發展。英國將印度變為自己商品（工業製成品）的銷售市場，傾瀉的各種商品徹底摧毀了印度的本土工業，使印度不得不大量進口商品。根據統計，在20世紀30年代，印度竟然有64%的工業製成品需要進口。
雖然二戰中，英國人出於戰爭的需要，對印度進行了一定的工業建設，但是規模遠遠不足以改變印度的宏觀經濟結構，農業經濟的比重依舊佔據了印度國民經濟中的很大一部分。雖然獨立後的印度政府一直試圖提高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但是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7年度印度農業就業人員佔據印度人口的44.3%，工業人口僅有24.5%。
（世界銀行公佈的印度農業就業人員資料）
（世界銀行公佈的印度工業就業人員資料）
而且，因為印度工業並沒有經歷過“工業發展——工人不足——引入婦女勞動力”的發展階段，所以印度工業的發展對女性地位的改變作用微乎其微。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2017年印度15歲以上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僅為27.209%，而印度工業女性就業人員占女性就業的百分比僅為18.3%。
（世界銀行公佈的印度15歲以上女性的勞動力參與率）
（世界銀行公佈的印度工業女性就業人員資料）
低水準的工業發展，導致大量印度男性尚且只能依靠從事第一、第三產業來維持生計，自然無法產生促進女性地位上升的連鎖反應，而這種社會現狀卻成了現在被我們稱為宗教激進主義的最好溫床：因為工業化程度較低，工作機會少，現有的國內男性就可以滿足對於從業人員的數量要求；也是因為工業化程度較低，大量人口只能從事農業，而農業生產中，男性是絕對的“第一生產力”。
（農業活動中有大量依靠體力的工作，男性普遍更為適合）
在這種社會現實下，“男權思想”這一上層建築與“男性是第一生產力”的經濟基礎嚴絲合縫，極大地影響了印度社會。雖然印度上層一直試圖改變這種現狀，但是因為印度的經濟基礎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所以其影響範圍只限于少數較為發達的城市或者說“上流社會”，而在印度的廣大中下層人群中，“男女平等”以及一系列帶著工業時代的文明色彩的思想並不被大多數人所接受，而宗教激進主義，卻在某種程度上根深蒂固。
不過，這種宗教激進主義雖然可憎，在現代文明的力量面前，它卻是膽怯而懦弱的。例如在電影中，法魯克在參加友人的婚禮時要求妻子娜吉瑪不戴面紗，就是因為友人比較“開放”。並且，還要求妻子娜吉瑪戴上娜吉瑪的父親為娜吉瑪買的金項鍊（類似嫁妝），以防止別人以為他不原意給妻子買金項鍊（雖然從整部電影看，法魯克對家中的女性確實吝嗇至極，娜吉瑪長期依靠變賣父親給的東西和偷竊法魯克的錢維持日常開銷）。也就是說，即使在家中如暴君般的法魯克，也不願意讓別人知道他的真實想法。電影最後，在機場這一大庭廣眾之下，面對妻子提出的離婚要求，法魯克雖然瘋狂叫囂，但是也不敢如在家一般對妻子施加暴力，就在於害怕機場的員警等執法人員將其逮捕。可見，宗教激進主義在面對文明與發達的現代社會時，其實是充滿了恐懼的，它並不敢真的與現代文明的鐵拳對抗。
（紀錄片《印度的女兒》）
所以，要蕩滌宗教激進主義，根除文明世界的大敵，需要進行兩方面的努力：首先，對宗教激進主義在司法上進行打擊，對各種宗教激進主義行為絕不姑息縱容，小到家庭暴力、強迫早婚、向未成年人灌輸宗教激進主義思想，大到黑社會活動、恐怖主義活動等擾亂社會秩序的活動，都要堅決打擊；其次，徹底摧毀宗教激進主義的土壤，也就是從改變廣大女性的經濟基礎著手，改善女性的受教育條件，令其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以勝任更多的工作。當然，以上兩點，都是建立在整個國家的工業化的前提上的，如果沒有足夠的就業崗位來承接，即使女性受過教育，也會因為找不到工作而被迫在家待業，最終走回淪為男性附庸的老路。
（20世紀50年代，在工廠中工作的女工）
值得慶倖的是，中國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後，進行了廣泛而深遠的社會主義革命。自革命年代就開始在中國共產黨的控制區內進行的“婦女解放運動”，隨著全國的解放推廣到了全國的大多數地方，雖然這種解放有“動員更多女性投入生產”的現實目的，但是這客觀提高了女性的社會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即“男女同工同酬”也在1954年寫進了憲法。普及義務教育、國家經濟的工業化、男女同工同酬，種種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女性的地位普遍提高，“婦女能頂半邊天”成為了中國主流社會的共識。
（20世紀50年代的勞模）
但在反對宗教激進主義的同時，我們也要警惕“新自由主義”對社會的污染與破壞，迷惘、沉醉在物欲橫流的物質社會裡，甚至最終落入宗教激進主義的陷阱之中。例如電影中，由阿米爾·汗實驗的音樂人沙克帝·庫馬爾雖然本性不壞，但是卻在眼花繚亂的現代社會中迷失了自我，最終就連自己的音樂才華都失去了，只能創作出一些“三俗”的作品（這裡並不是說作品一定要“高雅”，而是指藝術作品如果只剩下了感官刺激，那麼必然是失敗的）。而在這些三俗的作品中，女性被其從另一個方向進行了“物化”，完整的人異化成了只有外表的“性感愛人”，與淪為“商品”只剩一步之遙。
（影片中在新自由主義中迷失的阿米爾·汗）
當然，這其實也是新自由主義對人類社會影響的外在表現之一，其內在依舊是對各國經濟的衝擊。在這種衝擊下，即使是在當下的國內社會，也出現了“婦女解放運動”的成果被侵蝕，部分地區女性地位有所下降的情況。而要抵擋甚至逆轉新自由主義對中國社會現有文明成果的破壞，除了需要維持在經濟、基礎教育領域上的各種具有“授漁”意義的對重要地區的説明以外，還要積極地打擊各種宗教激進主義思想，防止其破壞現有的文明成果，而不是打著“尊重不同”的旗號，容忍野蠻與落後的宗教激進主義大行其道。
雖然女性的地位看似只是一個社會的具體問題，但是實際上，女性的實際社會地位（這裡面的實際社會地位，指的是國內社會中大多數女性對國民經濟的參與度和女性自身的自由度）往往是一個社會發展狀態的“尺規”，我國曾經因為新中國以來的“婦女解放”，在這方面走到了很多國家的前列，而我國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眾多發展成就，也說明了這種解放並不是某種“揠苗助長”。但是任何社會發展的成果，若是後人不加以保護，那麼終究可能被破壞，被磨滅，而這將成為後人的恥辱和對前赴後繼才取得如此成就的前輩的絕大諷刺。
（周恩來總理與各地女勞模合影）
我出生在這個國家是我的無奈，如果我的子孫後代出生後我們的國家還是這個樣子，就是我們的無能了。
——阿米爾·漢
我們的前輩已經驅離了那種痛苦，但若是讓那痛苦捲土重來，那將是我們最大的恥辱。
——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