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呈現好轉跡象， 但是長期視角下的結構調整、增長動力再造、政策協調機制重構和國際經濟制度變革等， 尚在醞釀和發展進程之中。 中國需要多方面應對世界經濟復蘇進程中的風險
（目前世界經濟呈現好轉跡象， 但是長期視角下的結構調整、增長動力再造、政策協調機制重構和國際經濟制度變革等， 尚在醞釀和發展進程之中。 危機十年， 世界經濟的“新週期”尚未真正開啟。 圖/Reuters）
文/中國人民大學世界經濟論壇課題組
2017年所出現的世界經濟復蘇跡象， 不同於前幾年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復蘇基礎非常廣泛。
一、復蘇的特點與支撐力量
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中， 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實際GDP增速都明顯高於2016年。 歐元區更是實現了2013年以來的最大增速。 在主要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中國、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的經濟增速相較於2016年均有所提升。
主要經濟體的國內生產和需求、貨幣和金融條件以及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等方面均呈現積極變化，
其次， 全球貨幣和金融條件依然寬鬆。 美國貨幣政策的正常化步伐比市場預期要緩和， 歐元區和英國等主要發達經濟體的貨幣政策依然較為寬鬆。 中國和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的政策性利率維持在較低水準。 拉美和歐洲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政策趨於寬鬆， 政策性利率不斷下調。 寬鬆的貨幣條件、較低的市場波動性與樂觀的市場情緒結合在一起， 使得主要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融資條件都較為寬鬆， 共同推動全球流動性趨於寬鬆。 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企業部門， 利率水準和信用價差都處於近年來的低點。 較低的利率水準與經濟基本面因素改善結合在一起，
再次， 國際貿易政策環境趨於改善， 國際貿易增速顯著提升。 根據WTO的貿易政策監控資料， WTO成員國新推出的進口限制措施和貿易救濟調查的數量顯著下降， 所影響的進口規模也遠小於進口便利化影響的進口規模。 各國在資訊技術協定的擴展協定下推出的貿易便利化措施對更大規模的進口產生了經濟影響。 貿易環境的改善助推了國際貿易增速的顯著提升。 2017年全球商品貿易量的增速有望達到3.6％， 比2016年高出2.3個百分點。 相比於前幾年的積極變化還包括， 商品價格指數也止跌回升， 商品貿易增長在不同地區較為同步。
最後，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的跨境資本流入恢復增長。 2016年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的國外資本淨流入恢復增長，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跨境資本的淨流出狀況。進入2017年，對人民幣貶值和美聯儲提前縮表的擔憂逐步消退，加之全球經濟改善、國際金融市場條件放鬆以及新興市場波動性顯著降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的證券投資流入恢復增長。其背後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市場波動性下降、美元貶值以及利差的持續存在，助長了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收益追逐和風險承擔行為，隨著跨國和跨貨幣套利交易的收益空間顯著擴大，國際資本重新大規模流入新興市場股票和債券基金。
二、危機以來的全球失衡調整
在短期中，世界經濟所呈現的復蘇勢頭具有較為穩健的基礎。但其長期可持續性如何？這就需要回到多年以來世界經濟領域所關注的一個基本問題上，即全球失衡及其調整。這不僅影響金融危機的爆發概率，更重要的是影響宏觀經濟與金融的內在穩定機制以及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基礎。
2010年以後，在全球貿易失衡動態變化的過程中，產品貿易失衡規模大於總貿易失衡規模（見圖2）。這意味著在國別層面，產品貿易收支與服務貿易收支通常是互補的，並且服務貿易收支起到了逆向調整作用。具體分析美國、中國、德國和英國的貿易收支及其構成，可以看出：1）產品貿易餘額與服務貿易餘額在符號上通常是相反的；2）產品貿易餘額的規模通常大於服務貿易餘額的規模。在危機以後的經濟復蘇進程中，美國和英國的產品貿易逆差規模並沒有下降，甚至有所上升，服務貿易順差的增加使得這兩個國家的總貿易逆差規模維持相對穩定。德國的產品貿易順差進一步增長，甚至超過了危機前的水準，但是服務貿易逆差沒有明顯增長，所以總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張。中國產品貿易順差進一步增長，超過了危機前的水準，而服務貿易逆差的擴張抑制了總貿易順差的增長。由此可以看出，主要失衡國所出現的主要是服務貿易收支的逆向調整效應的強化。
在各國經濟增長背後產業結構有不同的特徵和動態演變路徑。在無形服務和有形產品這樣的二分法之下，各國產業結構存在明顯差異。在另一方面，人類需求結構具有共同的動態變化特徵，全球化進程的深入發展也進一步推動了各國需求結構的趨同。在這樣的結構對比關係中，某些國家處於產品相對供給不足和服務相對供給過剩的狀態，其他國家處於產品相對供給過剩和服務相對供給不足的狀態。國際貿易作為解決國內供給和需求之間結構性差異的基本機制，其有效性和具體表現依賴於不同產出的可貿易性程度。因為服務的國際貿易成本較高，超額供給難以全部轉化為出口，超額需求也難以全部轉化為進口。這就表現為較大規模的產品貿易失衡和較小規模的服務貿易失衡，產品貿易失衡的方向決定了整體貿易失衡的方向。
近年來的調整主要是通過降低服務貿易成本來實現的。通過雙邊和多邊貿易與投資體制的完善，降低服務國際貿易成本，提高服務產出的可貿易性。對於服務供給過剩的國家來說，這能帶動服務出口的迅速增長、服務貿易順差的增長和總體貿易逆差的降低。這裡發生的變化並不是資源的跨行業流動，而是相關行業產出的可貿易性的變化，特別是政策性貿易壁壘的降低。所以，這種變化不會導致就業創造能力下降、生產效率損失或正外部性損失，總產出也就不會降低。而且，隨著服務業的可貿易性的提高，服務業產出能夠擺脫國內需求的約束，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從而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為整體經濟增長提供更大的推動力。對於服務供給相對不足的國家來說，在這樣的調整模式中，服務進口迅速增長，有效緩解了國內供給對內需增長的約束，使得整個社會福利水準得到有效提升。
在服務貿易成本下降的背後是近年來不斷湧現的區域性貿易政策協調行動。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經濟體從全球層面的多邊行動轉向區域層面的雙邊或諸邊行動，力圖在地區範圍內構建新的國際規則，RTAs（區域貿易協定）的資料迅速增加。到2016年6月，所有WTO成員國都有生效中的RTAs。截至2017年11月，生效的、並且向WTO報告的RTAs有302個，其中226個是在2000年以後生效或重新簽訂後生效的。
在每年新增的RTAs中，涵蓋服務貿易的RTAs越來越多。並且，所有涵蓋服務貿易的RTAs都不是簡單的自貿協定，基本都包含經濟一體化條款。從政策協調的具體內容來看，越來越多的RTAs中包含競爭政策、投資政策、人員流動、國內法規以及TRIPS協定之外的智慧財產權等問題。電子商務和數位經濟壓縮了時空距離，能夠顯著地降低貿易成本。近年來，電子商務相關問題逐步成為RTAs關注的問題，RTAs中關於電子商務的條款迅速增加。在2014年至2016年生效的RTAs中，包含電子商務條款的超過了60％。這些行動顯著地降低了服務貿易成本。
三、需要關注的幾個風險
（一）產出缺口的動態變化可能引發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轉向。
由於潛在勞動供給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情況並不理想，主要發達經濟體未能扭轉潛在經濟增速的下降趨勢。在過去幾年中，在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下，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產出缺口顯著縮小。英國、德國和日本的產出缺口已經由負轉正。美國和OECD整體的產出缺口依然是負值，但是缺口已經明顯縮小（見圖3）。這意味著，即便主要發達經濟體進一步實施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政策的刺激效果也將會不斷下降。不僅如此，負產出缺口的縮小還意味著進一步的政策擴張更容易帶來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問題。主要發達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轉向的風險加大。
（二）收入差距的擴大加大了主要發達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風險。
經濟復蘇帶動了勞動市場的復蘇，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持續下降。但是失業率的下降並沒有帶動工資增速的提高，無論是工資增長速度還是勞動收入份額，均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準。伴隨工資增長率和勞動份額的下降，收入差距繼續擴大，並且呈現出不同於危機以前的特點。2008年之前，雖然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但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都經歷了明顯提高；2008年之後，收入差距繼續擴大，不同的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明顯下降。
研究表明，技術進步是導致發達經濟體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和收入差距擴大的最主要原因，貿易一體化的影響要小很多。對此，需要的不是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而是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等。但是在現實中，基於不同政策的實施難度差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通常更容易成為政府的選擇。特別是危機或經濟低迷時期，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的空間顯著縮小。進一步考慮到，如果進口競爭行業、行業所在地區或這些行業中的工人在政府決策背後的政治經濟過程中具有較大影響力，那麼，貿易保護主義就會成為政府解決短期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首選。這就意味著，在發達經濟體國內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和低收入群體收入繼續下降的情況下，存在貿易保護主義論調轉變為貿易限制行動乃至貿易保護主義全面抬頭的可能性。
（三）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可能導致金融條件的突變，進而引發債務風險與發展中經濟體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
（四）貿易和投資環境的改善缺乏統一且穩定的制度基礎，服務貿易擴張以及貿易失衡調整過程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各種單邊行動、雙邊行動和地區性行動不斷出現，自然有助於降低貿易成本特別是服務貿易成本，但是也增加了貿易環境的不確定性。首先，各種平行的地區貿易或投資協定意味著多重貿易規則體系的並存，並且由於不同的地區性貿易或投資協議之間缺乏協調性和統一性，這導致全球規則的分化和碎片化。以FDI為例，目前全球範圍內的FDI治理被分割成眾多雙邊投資協定和一些沒有統一範式的國際投資協定。其次，隨著地區貿易協定不斷擴展到多邊貿易體系尚未觸及的政策領域，由此帶來監管衝突和執行問題。國際貿易體系處於“兩極化”的風險之中，傳統貿易問題處於多邊體系的監管之下，而國內規則協調和其他新的貿易問題則處於多邊體系之外。第三，地區貿易協定雖然在深度和廣度上突破了多邊貿易體系，但是還不具備WTO的法律效率和組織性，也缺乏多邊體系來自規模和範圍效應的約束力和內在穩定性。
逆全球化、內向型政策導向和貿易保護主義導致整體貿易政策環境的惡化，威脅的不僅是服務貿易的增長，更是整體貿易的增長。各種在多邊框架以外開展的分散行動，在改善特定國家之間的貿易與投資環境以及規則協調性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帶來規則的衝突和矛盾，由此帶來額外的交易成本。由於缺乏多邊貿易體系的法律效力、組織性、約束力和穩定，在面對各種可能的外生衝擊時，地區性貿易和投資協定所推動貿易和投資環境改善的進程都是可逆的。這就意味著，貿易環境的改善尚缺乏穩定的、統一的和可預期的制度基礎，服務貿易擴張以及貿易失衡調整過程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
四、進一步的思考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進程中的幾個重要風險點並不是相互獨立的。主要宏觀經濟政策轉向特別是貨幣政策轉向會加劇全球債務風險和發展中經濟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貿易保護主義、國際貿易投資環境惡化與全球失衡調整的逆轉相互影響，甚至形成惡性循環。這些問題和風險意味著，世界經濟呈現好轉跡象，但是長期視角下的結構調整、增長動力再造、政策協調機制重構和國際經濟制度變革等，尚在醞釀和發展進程之中。危機十年，世界經濟的“新週期”尚未真正開啟。
對於中國而言，需要多方面應對世界經濟復蘇進程中的風險。對於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可能帶來的債務風險和跨境資本流動風險，中國在加快推進國內非金融部門去杠杆進程的同時，必須完善監控、調節和管理跨境資本流動的手段，提高調節和管控跨境資本流動的能力。
對於主要發達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全球貿易投資環境惡化的風險，中國需要認識到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和爭端將是常態化的。在此基礎上從三個方面進行應對。首先是要積極利用現有多邊貿易體系下的爭端解決機制；其次是要充分利用國內市場的制衡力量，合理地使用國內立法和相關規則；再次，基於自身的實力地位以及責任和擔當，多邊行動、地區性行動和單邊行動相互配合，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改善，為國際貿易投資環境的改善構建制度基礎。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世界經濟論壇課題組成果，執筆人於春海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編輯：蘇琦）
（本文首刊於2018年1月2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2016年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的國外資本淨流入恢復增長，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跨境資本的淨流出狀況。進入2017年，對人民幣貶值和美聯儲提前縮表的擔憂逐步消退，加之全球經濟改善、國際金融市場條件放鬆以及新興市場波動性顯著降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的證券投資流入恢復增長。其背後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市場波動性下降、美元貶值以及利差的持續存在，助長了國際金融市場上的收益追逐和風險承擔行為，隨著跨國和跨貨幣套利交易的收益空間顯著擴大，國際資本重新大規模流入新興市場股票和債券基金。二、危機以來的全球失衡調整
在短期中，世界經濟所呈現的復蘇勢頭具有較為穩健的基礎。但其長期可持續性如何？這就需要回到多年以來世界經濟領域所關注的一個基本問題上，即全球失衡及其調整。這不僅影響金融危機的爆發概率，更重要的是影響宏觀經濟與金融的內在穩定機制以及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基礎。
2010年以後，在全球貿易失衡動態變化的過程中，產品貿易失衡規模大於總貿易失衡規模（見圖2）。這意味著在國別層面，產品貿易收支與服務貿易收支通常是互補的，並且服務貿易收支起到了逆向調整作用。具體分析美國、中國、德國和英國的貿易收支及其構成，可以看出：1）產品貿易餘額與服務貿易餘額在符號上通常是相反的；2）產品貿易餘額的規模通常大於服務貿易餘額的規模。在危機以後的經濟復蘇進程中，美國和英國的產品貿易逆差規模並沒有下降，甚至有所上升，服務貿易順差的增加使得這兩個國家的總貿易逆差規模維持相對穩定。德國的產品貿易順差進一步增長，甚至超過了危機前的水準，但是服務貿易逆差沒有明顯增長，所以總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張。中國產品貿易順差進一步增長，超過了危機前的水準，而服務貿易逆差的擴張抑制了總貿易順差的增長。由此可以看出，主要失衡國所出現的主要是服務貿易收支的逆向調整效應的強化。
在各國經濟增長背後產業結構有不同的特徵和動態演變路徑。在無形服務和有形產品這樣的二分法之下，各國產業結構存在明顯差異。在另一方面，人類需求結構具有共同的動態變化特徵，全球化進程的深入發展也進一步推動了各國需求結構的趨同。在這樣的結構對比關係中，某些國家處於產品相對供給不足和服務相對供給過剩的狀態，其他國家處於產品相對供給過剩和服務相對供給不足的狀態。國際貿易作為解決國內供給和需求之間結構性差異的基本機制，其有效性和具體表現依賴於不同產出的可貿易性程度。因為服務的國際貿易成本較高，超額供給難以全部轉化為出口，超額需求也難以全部轉化為進口。這就表現為較大規模的產品貿易失衡和較小規模的服務貿易失衡，產品貿易失衡的方向決定了整體貿易失衡的方向。
近年來的調整主要是通過降低服務貿易成本來實現的。通過雙邊和多邊貿易與投資體制的完善，降低服務國際貿易成本，提高服務產出的可貿易性。對於服務供給過剩的國家來說，這能帶動服務出口的迅速增長、服務貿易順差的增長和總體貿易逆差的降低。這裡發生的變化並不是資源的跨行業流動，而是相關行業產出的可貿易性的變化，特別是政策性貿易壁壘的降低。所以，這種變化不會導致就業創造能力下降、生產效率損失或正外部性損失，總產出也就不會降低。而且，隨著服務業的可貿易性的提高，服務業產出能夠擺脫國內需求的約束，以更快的速度增長，從而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為整體經濟增長提供更大的推動力。對於服務供給相對不足的國家來說，在這樣的調整模式中，服務進口迅速增長，有效緩解了國內供給對內需增長的約束，使得整個社會福利水準得到有效提升。
在服務貿易成本下降的背後是近年來不斷湧現的區域性貿易政策協調行動。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經濟體從全球層面的多邊行動轉向區域層面的雙邊或諸邊行動，力圖在地區範圍內構建新的國際規則，RTAs（區域貿易協定）的資料迅速增加。到2016年6月，所有WTO成員國都有生效中的RTAs。截至2017年11月，生效的、並且向WTO報告的RTAs有302個，其中226個是在2000年以後生效或重新簽訂後生效的。
在每年新增的RTAs中，涵蓋服務貿易的RTAs越來越多。並且，所有涵蓋服務貿易的RTAs都不是簡單的自貿協定，基本都包含經濟一體化條款。從政策協調的具體內容來看，越來越多的RTAs中包含競爭政策、投資政策、人員流動、國內法規以及TRIPS協定之外的智慧財產權等問題。電子商務和數位經濟壓縮了時空距離，能夠顯著地降低貿易成本。近年來，電子商務相關問題逐步成為RTAs關注的問題，RTAs中關於電子商務的條款迅速增加。在2014年至2016年生效的RTAs中，包含電子商務條款的超過了60％。這些行動顯著地降低了服務貿易成本。
三、需要關注的幾個風險
（一）產出缺口的動態變化可能引發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轉向。
由於潛在勞動供給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情況並不理想，主要發達經濟體未能扭轉潛在經濟增速的下降趨勢。在過去幾年中，在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下，主要發達經濟體的產出缺口顯著縮小。英國、德國和日本的產出缺口已經由負轉正。美國和OECD整體的產出缺口依然是負值，但是缺口已經明顯縮小（見圖3）。這意味著，即便主要發達經濟體進一步實施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政策的刺激效果也將會不斷下降。不僅如此，負產出缺口的縮小還意味著進一步的政策擴張更容易帶來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問題。主要發達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轉向的風險加大。
（二）收入差距的擴大加大了主要發達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風險。
經濟復蘇帶動了勞動市場的復蘇，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失業率持續下降。但是失業率的下降並沒有帶動工資增速的提高，無論是工資增長速度還是勞動收入份額，均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準。伴隨工資增長率和勞動份額的下降，收入差距繼續擴大，並且呈現出不同於危機以前的特點。2008年之前，雖然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但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都經歷了明顯提高；2008年之後，收入差距繼續擴大，不同的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明顯下降。
研究表明，技術進步是導致發達經濟體勞動收入份額下降和收入差距擴大的最主要原因，貿易一體化的影響要小很多。對此，需要的不是貿易保護主義政策，而是國內宏觀經濟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等。但是在現實中，基於不同政策的實施難度差異，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通常更容易成為政府的選擇。特別是危機或經濟低迷時期，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的空間顯著縮小。進一步考慮到，如果進口競爭行業、行業所在地區或這些行業中的工人在政府決策背後的政治經濟過程中具有較大影響力，那麼，貿易保護主義就會成為政府解決短期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的首選。這就意味著，在發達經濟體國內收入差距繼續擴大和低收入群體收入繼續下降的情況下，存在貿易保護主義論調轉變為貿易限制行動乃至貿易保護主義全面抬頭的可能性。
（三）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可能導致金融條件的突變，進而引發債務風險與發展中經濟體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
（四）貿易和投資環境的改善缺乏統一且穩定的制度基礎，服務貿易擴張以及貿易失衡調整過程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各種單邊行動、雙邊行動和地區性行動不斷出現，自然有助於降低貿易成本特別是服務貿易成本，但是也增加了貿易環境的不確定性。首先，各種平行的地區貿易或投資協定意味著多重貿易規則體系的並存，並且由於不同的地區性貿易或投資協議之間缺乏協調性和統一性，這導致全球規則的分化和碎片化。以FDI為例，目前全球範圍內的FDI治理被分割成眾多雙邊投資協定和一些沒有統一範式的國際投資協定。其次，隨著地區貿易協定不斷擴展到多邊貿易體系尚未觸及的政策領域，由此帶來監管衝突和執行問題。國際貿易體系處於“兩極化”的風險之中，傳統貿易問題處於多邊體系的監管之下，而國內規則協調和其他新的貿易問題則處於多邊體系之外。第三，地區貿易協定雖然在深度和廣度上突破了多邊貿易體系，但是還不具備WTO的法律效率和組織性，也缺乏多邊體系來自規模和範圍效應的約束力和內在穩定性。
逆全球化、內向型政策導向和貿易保護主義導致整體貿易政策環境的惡化，威脅的不僅是服務貿易的增長，更是整體貿易的增長。各種在多邊框架以外開展的分散行動，在改善特定國家之間的貿易與投資環境以及規則協調性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帶來規則的衝突和矛盾，由此帶來額外的交易成本。由於缺乏多邊貿易體系的法律效力、組織性、約束力和穩定，在面對各種可能的外生衝擊時，地區性貿易和投資協定所推動貿易和投資環境改善的進程都是可逆的。這就意味著，貿易環境的改善尚缺乏穩定的、統一的和可預期的制度基礎，服務貿易擴張以及貿易失衡調整過程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脆弱性。
四、進一步的思考
當前世界經濟復蘇進程中的幾個重要風險點並不是相互獨立的。主要宏觀經濟政策轉向特別是貨幣政策轉向會加劇全球債務風險和發展中經濟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貿易保護主義、國際貿易投資環境惡化與全球失衡調整的逆轉相互影響，甚至形成惡性循環。這些問題和風險意味著，世界經濟呈現好轉跡象，但是長期視角下的結構調整、增長動力再造、政策協調機制重構和國際經濟制度變革等，尚在醞釀和發展進程之中。危機十年，世界經濟的“新週期”尚未真正開啟。
對於中國而言，需要多方面應對世界經濟復蘇進程中的風險。對於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可能帶來的債務風險和跨境資本流動風險，中國在加快推進國內非金融部門去杠杆進程的同時，必須完善監控、調節和管理跨境資本流動的手段，提高調節和管控跨境資本流動的能力。
對於主要發達經濟體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和全球貿易投資環境惡化的風險，中國需要認識到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特別是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和爭端將是常態化的。在此基礎上從三個方面進行應對。首先是要積極利用現有多邊貿易體系下的爭端解決機制；其次是要充分利用國內市場的制衡力量，合理地使用國內立法和相關規則；再次，基於自身的實力地位以及責任和擔當，多邊行動、地區性行動和單邊行動相互配合，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改善，為國際貿易投資環境的改善構建制度基礎。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世界經濟論壇課題組成果，執筆人於春海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編輯：蘇琦）
（本文首刊於2018年1月2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